难忘东尹村知青生活

  河北省栾城县楼底公社东尹村是我当知青插队落户的村子,在那里我生活了两年零十个月,有些知青在那里生活了三年多或者更长时间。

2018年夏季,“尹村知青”群发起征集当年照片活动,准备制作一本东尹村知青影集。群内知青纷纷响应,四十多年前的照片一幅幅呈现在人们面前。

青春时光是最美好、最珍贵的。1975年一批风华正茂的城市知青来到东尹村,经历艰苦的农业劳动,深入体验农村生活,了解了农村,锻炼了身体,增长了才干。自1978年开始,知青们上学、回城陆续离开东尹村。现在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面对当年的照片,许多人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知青生活对人的一生有重大影响。当时我写了一篇网络文章《难忘东尹村知青生活》,发布在凯迪网上。因时间久远,一些人和事可能记得有出入。一些新知青我不熟悉,叫不上名字,文章中无法提及。所有这些均请大家谅解,主要目的是想给大家留下一点念想,增加一点自豪感:当年自己曾经是东尹村知青,吃过苦,受过累,努力过,奋斗过,问心无愧。现将该网文制作成美篇作品,以求扩大影响。


(一)东尹村知青点

东尹村位于石家庄市正南15公里左右,有12个生产队,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子。东尹村自然条件优越,粮食高产,是比较富裕的村子。1975年河北化工学院联系东尹村作为本校职工子女下乡插队的村子,同年四月,知青们来到东尹村。

大队为知青点建了食堂,安排专人做饭。知青分到各生产队,暂时住在有空房的社员家里。村内有供销社、卫生所、小学,可以满足村民生活需要。

东尹村有两条东西方向的街道,村中央地势较高,大队部就建在那里。在村子周边有自然形成的环绕水沟和水塘,下雨后村子的积水排到水沟和水塘里。

各生产队均有一处派工场地,在场地旁边的树上挂着本队的“钟”。“钟”的种类五花八门,有钢轨,有水车轮盘,也有真的钟。各队的钟声不同,社员能分辨清。听到本队敲钟,大家都到钟底下的场地,等候队长派活。

生产队出工每天三次,早晨、上午、下午。出工不按钟点,按自然时间。夏、秋两季农忙时节,晚上也要干活,一般干到晚上十一点结束。

农村没有节假日、星期天,只有下雨天不出工,算作休息日。农闲时社员有事可以不出工,不记工分。在农忙时,社员有事必须请假。


东尹村成批来的知青主要是1975年、1976年、1977年毕业的石家庄市高中毕业生(河北化工学院职工子女),中间陆续有一些零星来的,各生产队还有一些到亲戚家落户的知青。东尹村知青最多的时候是在1977年秋季,达到了上百人的规模。

1976年春季,东尹村知青点在村西开始建设。知青点由两排东西方向的平房和一排南北方向的平房组成。两排东西方向的平房前排住男生,后排住女生,每两人一间房。一排南北方向的平房位于东西方向平房的西端,作为食堂、仓库、办公室。

修建知青点时,要求各队按定额将砖从大队砖窑拉运到现场并卸车。从各队抽知青当小工,为砌砖师傅供砖、供灰浆。

知青点建了院落,在院子里竖起两个篮球架,修了篮球场。上级给知青点分来一台14英寸北京牌黑白电视机,有重大新闻或有好节目时,在院里播放。

知青点的带队干部由河北化工学院安排,每人任期半年。首任带队干部是有机系主任牛茂金老师。牛老师家在河南农村,熟悉农村生活,工作认真,平易近人,得到全体知青和东尹村大队的赞扬。后继的几位带队干部老师都尽心尽力,对知青负责。东尹村知青点从成立到撤销的几年时间,知青工作一直正常开展,没有发生一起极端事件。这与几任知青带队干部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只是由于年代久远,已经不记得他们的名字。

1975年四、五月份,知青点安排知青每周半天政治学习,按规定在生产队记工分。有的生产队对此有看法,不给知青提供方便。农忙后这一做法取消,后来一直没有恢复。在农民看来,不干活就不应当记工分。生产队干部参加大队、公社的会议,耽误干活的记工分,不耽误干活的不记工分。知青一般不愿得罪本队干部,既然队上不愿意,就正常出工,对知青点说队上不放人。


(二)麦收

麦收对知青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栾城县小麦高产,每年的麦收从6月上旬开始直到7月中旬结束,一个多月时间每天劳作十几个小时,经常晚上加班干活。天气热,伙食单调,劳动强度大,干活时间长,一连串的考验在磨炼着知青们的意志品质。

早上三点多钟,天还黑着,生产队出工的钟声敲响了。今天是今年割麦子的头一天,到了地头,天刚放亮。队长说:“每人一垄,割到地头收工。”一垄包括几个纵列,小麦播种时等距播一垄,隔上一定距离再播下一垄。

知青们和社员一样每人割一垄,很快就被社员拉在后边。队长过来一边教割麦、打腰的技术,一边帮知青割。割到地头的人越来越多,队长招呼大家过来帮助没有割到地头的少数社员和知青。

上午太阳出来后温度升高很快,汗水很快浸湿了衣衫。割麦子为了防止麦芒扎胳膊,防止镰刀割到脚,需要穿长袖衣服,穿布鞋或球鞋。草帽只能遮住面部,在阳光炙烤下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困难可想而知。

知青们早就盼望着麦收。听社员讲过,只要通过了麦收考验,当地农村吃苦就算过了关。多数知青在上中学时下过乡,经历过麦收。但那都是小打小闹,远比不上现在面临的农村麦收场面。学生和知青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有老师照顾,干活能干多少算多少,后者自己不要照顾,并要求自己向社员看齐。

知青干农活的体力、经验、技术、工具都不如农民,但有热情和决心,有吃苦的准备,有向社员看齐的动力,加上有年轻的优势,度过了最初不适应的一段时间之后,多数知青已经能够完成分给自己的干活定额,干活越来越像样,越来越得心应手。

接下来是更加艰苦的打场。当时小麦脱粒机全靠人工送料,几个人排成一排,依次将麦捆打开摊平送进脱粒机。脱粒机后边有人将麦粒、麦秸挪走。向脱粒机送料是个苦累活,需要带口罩、风镜。最前边的一个人有危险,不小心手臂会被卷入脱粒机。这个岗位一般要轮流干,以免因疲劳发生事故。队上一般不安排知青干脱粒的活,怕出危险不好交代。

对知青来说,打场的困难在于拖得时间太长,往往要干到晚上十一、二点才收工。实在是太睏了,干活时就想着能睡上一觉。一到中间休息,知青们在场上找个地方躺倒就睡。

在1975年的麦收中,东尹村的知青们努力锻炼自己,经受了考验,赢得了生产队干部、社员的认可。


这里要着重写一下女知青陈秀清。陈秀清是我的高中同学,童年在山西老家度过,小学六年级时转到石家庄市裕华路小学,初中、高中在石家庄市第15中学上学。陈秀清一直是一名优秀的学生,十分好学上进。在1975年的麦收中,陈秀清一直坚持在脱粒机旁干“掏籽”的活,就是用木锹将麦粒从脱粒机下边移动到外边。这项工作一刻都不能停,不然就会影响脱粒机正常工作。陈秀清干上这个岗位后,一直不让别人替换。她想挑战一下自己,看自己能否坚持下来。她干活的吃苦精神得到生产队干部、社员的一致认可。

1975年麦收结束后,东尹村大队表彰先进,多名知青被评为生产队、生产大队劳动模范。




(三)农村政治运动

那些年农村和城市一样,政治运动不断。东尹村有了插队知青,每次政治运动都离不开知青的参与。批林批孔、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学大寨、堵资本主义的路、搞战备、文艺演出、出黑板报等,都有知青参加。

大队晚上开大会,内容是批林批孔,学大寨,各生产队上台发言的几乎都是知青。上台发言,出黑板报,这些对知青来说比较容易做到,我就曾经做过这些事。

我参加过一次大队搜查四类分子家的行动,印象深刻。到了一户四类分子家,这户四类分子的子女对随意搜查十分不满,说:“你们翻我父亲的东西可以,翻我的东西就是不行。”带队的人不想把事情搞僵,象征性地翻了一下就招呼大家离开了。

还有一次大队要规划取直街道,一户的房子碍事,大队组织人要强行拆房。这户人家全家挺身护房,站在房顶、梯子上,誓与房子共存亡。一个二杆子民兵用十字镐刨了一下房角,这户的女主人立刻躺倒在地,说是急昏过去了。事情只好草草收场。

当时在提倡阶级斗争的大环境下,用搞运动的方法完成上面布置的政治任务。人们的法律意识普遍淡薄,不懂得私人财产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只有公安部门持搜查证才能搜查公民的家庭。在一些人看来,四类分子不算公民,对他们可以随意对待;地富子女只能老老实实,可以让他们吃一些亏。

1979年国家更改了农村全部地主、富农子女的家庭出身,摘掉了全部四类分子的帽子。这部分被压制了三十年的人群终于有了和大家一样的身份。


(四)知青担任生产队、生产大队职务

东尹村知青担任生产队职务最多的是记工员、出纳、妇女队长。我当过记工员,在我的印象中闫伟、串胜利当过出纳,张庆昕等三名女知青当过妇女队长,女知青闫鹤立当过大队民兵连副连长兼文书,张京根当过民兵排长。

选知青当记工员是看中知青没有农村家族背景,不会偏向谁。我所在的第九生产队记工方式,先采用每天晚上在生产队场院记,后来改为在出工休息时记,按时誊到上墙表格里,大家随时监督。记工员每天加一个工分作为报酬。

选知青当出纳,与选知青当记工员的原因相似。每个出纳配一个小箱子,里面放账册和现金。会计做了凭证,当事人将凭证拿给出纳,出纳按凭证交付现金。

闫伟是我的高中同学,在第四生产队当出纳。闫伟房东家的女儿是四队记工员。我曾见过四队记工员在中间休息时逐个找社员记工的场景,问得很详细,早晨、上午、下午、晚上干的什么活,用小字做出尽量详细的标记,防止有人过后翻后账,说某一天干了什么活忘了记。我将四队记工的情况反映给九队队长,队长也认为这样记工更好一些,于是九队也采取了四队的记工方式。

选知青当妇女队长是看中知青的引领作用。知青带头干好了,社员还好意思不干好吗?知青经过一年的劳动锻炼,已经能够和社员完成同样的劳动定额了,有些知青干活比一些社员要实在。让知青当妇女队长,主要目的是使妇女干活有人带,有人管。这项工作可以锻炼女知青的才干,只是自己要付出更多的辛苦。

 (五)九队知青

我在九队,熟悉九队的知青。张玉琪和我一起分到九队,住在同一户社员家,后来搬入知青点两人同在一间宿舍。张玉琪的父亲是河北化工学院化工厂(以下简称化工厂)的一位老工人,母亲也是工人。张玉琪下边还有一个上初中的弟弟。

张玉琪在化工厂知青子弟中很有影响力,有时会主持正义,打抱不平,为弱者出头。我与张玉琪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下乡的第一年,我不大注意周边的人际关系,在九队干部、社员中没有关系比较近的人。冬季知青点发了采暖用煤,每人600斤。张玉琪搬到另一个社员家住,将600斤煤拉到那个社员家。我一人在队上原来安排的一家住,是位于村边的新房,主家不在这里住。我不会用炉子,经常炉子晚上熄火。张玉琪知道这种情况后,与自己住的主家商议,同意我搬来一起住。我的600斤煤给新主家拉了一部分。怕原来的主家有看法,偷偷拉走,不提此事。

盖新知青点给各队安排了拉砖定额。我是九队知青组长,与张玉琪商议怎样完成任务。各队各显其能,有队上安排大车拉的,有用大队拖拉机拉的。张玉琪说,我们没有那么大的面子让九队或大队出车,只有自力更生了。他找队长和饲养员商议了一下,队上安排一辆牛车,驾辕的牛老实有劲,不会欺生。队上帮助套好车,由知青自己赶车,自己装车、卸车。

我叫上九队的三个女知青,张玉琪赶车,一共五个人到砖窑拉砖。一上午拉了两趟,顺利完成任务。村民和知青们看到知青也能赶牛车,纷纷称赞。

我和张玉琪的宿舍位于知青点前排靠近过道的地方,去食堂正好路过宿舍门前。不少新知青将碗筷放在我们宿舍,有时打上饭端到我们宿舍吃,这里成了知青吃饭交流信息的场所。

张玉琪可能对知青点有自己的看法,回城后一直没有与大家联系,没有加入“尹村知青”群。听说他回城后在石家庄铁路分局机务段从事电力机车方面的工作,现在应当已经退休了。我十分想与张玉琪见上一面,分别四十年,不知道他现在的样子。

梁久辰家在石家庄市的一个城中村,他从小参与劳动,熟悉农活的干法,了解农村的习惯。他也属于化工厂的子弟。

梁久辰到九队时,麦收刚开始。他干农活比我和张玉琪在行,一招一式像个熟练的社员。梁久辰有做饭的技术,在知青点帮过一次厨,就被选中长期当知青点炊事员。

九队的菜园种得不错,经常分一些蔬菜,有时还分猪肉。九队对知青一视同仁,和社员同等对待,分菜、分肉都有知青的一份。分给几个知青的东西放在一起,由我主持做二次分配。肉和细菜平均分配,大路菜拉到知青点食堂。刚开始时我们向食堂交的菜较多,后来发现多交顶多得到几句表扬。有的队菜园种得不好,很少分菜,从来不向食堂交菜,只有包括九队在内的两、三个队经常交菜。九队知青找我提要求,分了菜应当让知青本人处置,送给自己的房东或者关系不错的社员,比送到食堂划算。我答应了本队知青的要求。梁久辰经常不在九队干活,他指定一家社员接受分给自己的那份菜或肉。


周宁是九队的女知青。周宁的母亲是化工学院的一位数学老师。1976年上半年,周宁的母亲在九队劳动半年,对九队的干部、社员、知青评价颇高。周宁1976年夏季高中毕业,需要下乡,周宁的母亲想让女儿到九队插队,找了化工学院相关的人,周宁被顺利分到九队。周宁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子女,思想单纯,身体单薄,不熟悉农村。周宁干活很努力,与其他知青和社员的关系处得很融洽。1977年周宁随家长出国定居在新加坡。东尹村的那一段生活,给周宁的母亲和周宁本人都会留下深刻的记忆。

和周宁住在一起的另外两个九队女知青是李振阁、刘丙君。李振阁来自石家庄市的一个城中村,会干农活,在处事上比周宁强很多。刘丙君的情况不太熟悉。九队来了女知青后,我想将记工员的工作推出去,就动员她们当。最后周宁、李振阁两人当了记工员。两人轮流记工分,每人一个月,有时也相互串换着记工。

1977年九队分来一名男知青张建国。张建国的父亲是化工学院的汽车司机,开解放卡车。张建国虚心向老知青请教,努力适应农村环境,和大家相处很融洽。

在九队集体插队的知青共七人。还有两个落户在亲戚家的知青,不归东尹村知青点管。1977年周宁离开后,1978年我也离开了九队。

九队知青当年通过艰苦努力,赢得了本队干部、社员的认可。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曾经的九队知青,你们还好吗?我们在东尹村第九生产队度过了几年青春岁月,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我们会永远记住那段经历。

  (六)其它生产队的知青

佟元冲是八队知青,他性格随和,讲话慢条斯理。在知青点食堂帮厨是个既受累又容易发生矛盾的活,知青们都不愿意干。元冲在这个岗位却干得得心应手,很受大家欢迎。他善于钻研一些干活的窍门,比如怎样拉风箱才能火力旺,怎样操作才能在打稀饭时稀稠一致。

七、八月份,地里的棉花棵长得很快,会生出一些支杈,如不及时打杈,养分被多余的支杈消耗,棉株就结不出棉桃。东尹村各生产队普遍采用分垄到人的办法,在地头插上写有社员人名的木橛子,限期完成棉花打杈。元冲动员有空闲时间的知青,利用吃过午饭的时间帮助自己完成分配的打杈定额。元冲的人缘好,知青们都很乐意帮他的忙。我也是帮忙人中的一个。人多力量大,不到一小时,分到元冲名下的两列棉花就完成了打杈。

赵谦是六队知青,膀大腰圆,力气很大。在干活中他经常和社员比着干力气活,比如扛一百多斤重的口袋登梯子上房,扛两百斤重的麻袋装车、卸车等。他是知青中的大力士,闻名整个东尹村。赵谦曾经和几个知青一起,在东尹村砖窑干过一段时间。

赵谦后来招工到华北油田,在华油总医院工作,并在任丘结婚成家。我上的是石油院校,毕业后也分在任丘。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华油百货大楼门前有人叫我的名字,我一看原来是赵谦。没想到当年在一起的知青几年后会在任丘见面,两人聊了许多。后来赵谦提前退休回到石家庄,全家搬到石家庄生活。

串胜利是五队知青,1975年插队。他有一个弟弟串胜国,也是1975年插队,比哥哥晚来几个月。大家习惯将哥哥称为大串,将弟弟称为小串。串胜利有比较多的生活历练,干活、处理事情比较得心应手。

下乡第一年,知青点发过几次零用钱,我用积攒下的钱买了一套浩然写的长篇小说《艳阳天》上、中、下三册。一天串胜利来九队找张玉琪,在我们的住处看到了该书,便提出借去看。我只答应借一本,还回来再换另一本。串胜利半个月归还,书保护得很好。

那几年市面上没有几本能看的书,人们发现一本好书,往往会抓住不放。我在四队知青闫伟的住处发现一本张抗抗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分界线》,是写北大荒知青的事。书是房东家借的,不便再次借出。我就在闫伟的住处抓紧看,从傍晚一直看到黎明,正好看完,赶上早上出工。

我在东尹村入团的介绍人是串胜利、闫伟。他们两人对我帮助很大。当时入团还要搞外调,堪比现在的入党。能在东尹村入团,是自己努力、知青帮助、组织培养的结果,这种荣誉应当永远珍惜。

郭明、佟莹在十二队。郭明上学时一直是班干部,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在知青点当过一段时间食堂管理员。佟莹家和我家都是1965年从保定搬到石家庄的,佟莹的哥哥佟宣和我大姐是初中同学,毕业后一起分到石家庄市无线电五厂。

1976年冬季,东尹村有一批当海河民工的指标,郭明、佟莹报名参加。当海河民工在生产队记工分,有进场补助,吃饭管饱,既能挣工分又能节省口粮。只是干活较累,完不成定额不能收工。

我欠知青食堂一百多斤玉米,以后还会欠得更多,食堂找过我,要求想办法解决。当时凡是出工比较多的男知青一般都欠食堂粮食。当海河民工可以节省口粮,补上亏空。我也想去,但家长坚决不同意。我说,郭明、佟莹去了,家长说,必须有伴才行,如果张玉琪也去,你俩就伴可以去,不然不要去。我担心粮食亏空,家长说,亏的又不是你一人,到时候自然有办法解决。这样我就没有去成。

郭明考上了河北医学院,毕业后分在石家庄省四院,长期从事病理研究,曾任省四院病理科主任。退休后郭明发起建立“尹村知青”群,为东尹村知青相互联系提供了方便。

我上学走时亏知青点食堂的两百多斤玉米由九队出了,我亲自用小车拉到食堂。九队对于我来说是有恩的,我应当永远记住。



六队知青肖志国性格随和,办事可靠,干活不惜力气,很受社员欢迎。在东尹村我与肖志国交往不多。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次我回家看望母亲。听母亲说隔壁刚搬来的住户是东尹村知青,姓肖。傍晚隔壁邻居回来了,我去看了一下,立刻认出是肖志国。肖志国与同是东尹村知青的田丽结婚,暂时住在田丽找的房子里。田丽的父亲和我父亲曾是河北工读师院进修部的同事,两家都是1965年从保定搬来石家庄的。东尹村知青中结为夫妻的不止肖志国、田丽这一对,衷心祝他们幸福美满。

2009年我到河北宾馆参加赵谦儿子的婚礼,与不少东尹村知青见了面。临分别时,肖志国对我说:“欢迎常回石家庄看一下,这里是你的家。”话语不多,十分暖心。

肖志国是“尹村知青”群的积极参与者,我就是通过肖志国加入的这个群。肖志国在东尹村插队时入党,熟悉东尹村知青的情况,热心为知青办事。最近群主郭明号召大家上传当年东尹村知青的老照片,安排肖志国负责收集整理,准备最后出一部影集。几天时间,群友积极响应,上传的老照片不断。老照片记录了当年真实的自己,年轻、青涩、朴素、健康,值得永远珍惜。这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有东尹村全体知青的支持,有经办人的热心,一定能收获满满,将精美影集呈现给大家。

我能叫上名字的知青还有:刘枢文、王建国、冯英刚、高新生、李希科、李健、刘斌、屈克、刘邦怀、陈铁、许银高、王同霞、常智宏、曾立星、贾慧群、张庆昕、李丽萍、王惠兰、杨君芳、王念慈等。更多的知青叫不上名字,多数是1976年、1977年下乡插队的,平时接触较少。现在大家可能已经从各自的工作岗位退了下来,享受幸福的退休生活。祝大家退休生活丰富多彩,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七)河北化工学院的老师们

东尹村知青点一直得到河北化工学院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学院安排得力干部带队,多方联系,促成建点第二年就建成了正规的知青住房。自1975年下半年开始,学院安排一批老师到东尹村劳动锻炼,分到各生产队,与社员一起下地干活,每半年换一次人。

东尹村知青点一直保持着一种文化氛围,这是众多知识分子家庭和化工学院影响的结果。1977年高考消息公布后,化工学院立即安排相关教研室编写复习提纲,并在 11月份抽优秀教师组成高考辅导组 ,到东尹村知青点辅导。

知青们忘不了数学闫老师(闫鹤立的父亲)在知青点食堂黑板上讲解数学题的情景。闫老师讲课很有激情,富有感染力,讲课中他与知青交流,问什么地方还没听明白。闫鹤立家和我家在一个单元,我父亲和闫老师认识。那次闫老师还来到我的宿舍,专门讲解复习提纲上的几个难题。

物理肖老师是个中年女老师,一米七的大个子,青岛人,上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曾在山西大学教过普通物理。肖老师负责讲物理中的电学部分。肖老师讲课功底扎实,条理分明,深入浅出。在与知青交流时,有人拿出文革前的物理高考试题向肖老师请教,肖老师在黑板上稍作演算就得出了正确答案。肖老师就住在我家旁边的一栋楼,父亲找过肖老师,肖老师让我有问题可以到她家里去问。

我家的邻居龚发文老师,1957年毕业于河北大学物理系,龚老师的爱人吴淑玉老师,1959年毕业于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化学系。在1977年准备高考的日子里,我经常向龚老师、吴老师请教。两位老师对高考十分热心,有问必答,对我帮助很大。


东尹村知青在1977年高考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录取人数在全县知青点中名列前茅。这其中有东尹村知青的努力,也有河北化工学院老师的功劳。

(八)知青感悟

知青生活对大家来说,是锻炼还是耽误?收获大还是失落大?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回答。

自1974年起,下乡知青执行国家新政策,就近下乡,统一安排带队干部,统一建设知青点,下乡两年后可以陆续回城。东尹村知青点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建立的,这就注定了我们不可能经历老知青遇到的那种艰难困苦。即使这样,我们仍然遇到了一些困难和不适应。一般下乡两、三个月后,知青已经能够融入农村,习惯知青生活。

从经济收入上讲,东尹村正常出工的知青一年可以有100元左右的分红,和城市工厂的学徒工收入相差不多。只是没有节假日、星期天,干的是比较苦累的农活。国家规定:自知青下乡插队之日起计算工龄;下乡考上大、中专院校的,上学期间连续计算工龄。我就是这一规定的受益者。我退休时41年工龄(1975年至2016年),比我的大学同学多了7年工龄(3年下乡加4年大学),退休金相应也要高一些。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沾了下乡的光。


年轻时有一段艰苦生活的历练,对人的一生有好处。一些在东尹村待的时间比较长的知青可能会抱怨说:知青中考上大学的都混得不错,留下的都不同程度受了耽误。这可能是事实。1978年3月我离开东尹村后没有回去过一次,对后来知青们的去处,知青点的情况一无所知,没有发言权。每个知青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体验,对知青生活做出自己的评价。

当年东尹村知青全面融入农村生活,以社员的身份参加农村的一切活动。大队文艺宣传队、大队砖窑专业队、大队盖房专业队、海河民工、唐山震后重建、生产队副业生产、农村社员自建房屋拉土垫房基地等,都有知青的参与。绝大多数知青的干活能力和干活态度已经得到东尹村干部、社员的认可。闫鹤立发起在群内用复制粘贴的办法完善当年各队知青名单和单项名单,群内知青踊跃参与,两天之内一份比较详尽、可靠的名单诞生了。知青们从这份名单中,便于回想过去,便于回忆曾经在一起的知青。遗憾的是,有几位知青已经因病去世了。


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二十岁左右的知青成了六十多岁的退休老人。回忆知青生活,是要记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曾经努力过,奋斗过,经历过艰苦劳动的磨炼,曾经亲身体验过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生活,那段历史应当牢牢记住。


“东尹村知青”是值得自豪的称呼,“尹村知青”群是东尹村知青的精神家园。

附录:

东尹村知青岁月的那些人和事:
1.知青点的带队老师们(河北化工学院的老师们):

牛茂金、张少义、谷振凯、陆焕堂、李士均、张广振、张文成、孙宗厚

2.知青中的亲兄弟、亲姐妹、亲姐弟:

串胜利、串胜国;

陈秀清、陈 铁;

李丽萍、李 丽;

李秀芳、李秀文;

杨永红、杨宝江;

王丽英、王胜芳;

李 谭、李跃林;

李宝暖、李宝良

3.知青中喜结连理,成为夫妻的:

肖志国、田 丽;

张京根、王亚萍;

刘占忠、徐丽娜;

翟吉清、刘兰茹

4.知青在下乡插队期间的历程:

1)知青中当出纳员、记工员的:

王同霞、秦文庆、闫 伟、串胜利、徐丽娜、周 宁、李振阁、佟 莹......

2)当妇女队长的:

曾立星、张庆昕、张瑞静

3)当大队妇联副主任的:陈秀清;当民兵排长的张京根、陈铁;当民兵妇女连长兼秘书及大队广播员的闫鹤立。

4)当生产队饲养员的:

曾立星、杨君芳、徐丽娜

5)当大队农场技术员的:

李丽萍

6)当海河民工的:

串胜利、刘邦怀、佟莹、郭明

7)到大队砖窑干活的:

赵谦、佟莹、郭明、董建刚、牟超

8)赴唐山参加震后重建的:

高新生、刘枢文、郭明、佟莹、串胜利、刘邦怀

9)在大队宣传队的:

贾慧群、郭 明、李丽萍、张庆昕、王惠兰、杨福玉、陈秀清、常智宏、张丽珍、王丽华、冯彩英、许银高、罗 敏

10)在大队做宣传板报的:

张瑞静、刘彪牛、田 丽

11)在知青食堂当过管理员的:

王同霞、肖志国、陈秀清、王建国、郭 明、王亚萍、李 健

12)参军入伍的:

赵卫忠,牟超、许银高、串胜国、陈铁

13)到县文化馆的:

刘标牛

14)当东尹村中小学老师的:

吴黎华、张瑞静

15)在东尹村光荣入党的:

肖志国

16)知青们参加演出的大戏《朝阳沟》《红嫂》;小节目:姐妹们喜晒战备粮、对口词等。

17) 77级、78级高考榜上有名的:

贾慧群、郭明、张庆昕、屈 克、秦文庆、曾立星、王惠兰、闫鹤立、范振增、张丽珍、付向华

5.1975年~1977年在河北省栾城县楼底公社东尹村下乡的全体知青名单:

一队(9名)

女知青:

曾立星(1975) 李丽萍(1975) 闫鹤立(1975) 李卫红(1976)

李淑贞(1976)

男知青:

李  谭(1976) 翟吉清(1976)(已故) 孙亚成(1976) 刘邦怀(1976)

二队(8名)

女知青:

贾慧群(1975) 陈秀清(1975) 李宝暖(1975) 刘兰茹(1976)

男知青:

屈 克(1976) 许银高(1976) 吕建衡(1976) 付建刚(1976)

三队(7名)

女知青:

王同霞(1975) 王慧兰(1975) 杨君芳(1975) 程彦萍(1977)

男知青:

陈 铁(1976) 安国强(1976) 罗 敏(1976)

四队(8名)

男知青:

闫 伟(1975) 李希科(1975) 王 盈(1975) 白素义(1975) 刘会亭(1977)

女知青:

王丽英(1976) 王丽华(1976) 冯彩英(1976)

五队(8名)

串胜利(1975) 冯英刚(1975) 王建国(1975) 李跃林(1977)(已故)

女知青:

张丽珍(1976) 张国珍(1976) 张秀英(1976)(已故) 吴黎华(1977)

六队(8名)

男知青:

肖志国(1975) 赵 谦(1975) 刘彪牛(1975) 张限平(1977)

杨宝江(1977) 李宝良(1977)

女知青:

李  兵(1976) 李秀芳(1976)

七队(7名)

男知青:

张京根(1975) 刘枢文(1975) 高新生(1975) 李秀文(1977)(已故)

女知青:

王亚萍(1976) 张秀菊(1976) 李  丽(1977)

八队(8名)

男知青:

佟元冲(1975) 串胜国(1975) 牟 超(1976)(已故)

女知青:

张庆昕(1975)  王念慈(1975) 常智宏(1975) 吕月英(1975)

王胜芳(1977)

九队(7名)

男知青:

秦文庆(1975) 张玉琪(1975) 梁久辰(1975)(已故) 张建国(1977)

女知青:

周 宁(1976) 李振阁(1976) 刘丙君(1976)

十队(7名)

男知青:

李  健(1976) 刘占忠(1976) 郑建林(1976)

女知青:

温丽萍(1975) 徐丽娜(1975) 张瑞静(1975) 张英霞(1977)

十一队(9名)

男知青:

董建刚(1976) 武雪林(1976) 龚英林(1976) 赵卫忠(1976) 范振增(1977)

女知青:

田 丽(1975) 杨富玉(1975) 杨永红(1975) 张国珍(1975)

十二队(6名)

男知青:

郭 明(1975) 佟 莹(1975) 刘 斌(1975)(已故)

女知青:

付向华(1976) 陈 玲(1976) 高宝英(1976)

知青信息由“尹村知青”群友提供,由闫鹤立发起并整理,完成于2018.8.28. 美篇照片源自“尹村知青”群和互联网。在此向提供照片的人表示感谢。


(同名网文2018年8月23日至25日写于任丘、河间,2018年8月29日至31日修改于河间。美篇制作2020年4月16日完成于廊坊万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