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虎渔五柳

　　北宋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因直言得罪当朝宰相吕夷简被贬饶州，妻子李氏刚刚病逝，自己又身染重疾，真是祸不单行，屋漏偏遭连夜雨。就近担任县令的友人梅尧臣特作《啄木》诗、《灵乌赋》，劝慰范仲淹少管闲事，自寻逍遥，说啄木鸟捉食林中害虫，但却常常遭遇杀身之祸；乌鸦报凶，总是遭人厌恶。范仲淹感谢梅饶臣的厚意，回赠同名《灵乌赋》，斩钉截铁地说:乌鸦报凶，意在预警，直言进谏是为民请命，“忧于未形，恐于未炽”，“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这就是刚正不阿、威武不屈，一腔忠烈与刚正的范仲淹。

　　范仲淹不到2岁时生父去世，母亲贫困无依，改嫁朱家。范仲淹发奋读书，博通儒家经典，胸怀大志，26岁时进士及第，步入仕途，先后在地方、中央担任过很多职务，最终成为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范仲淹特别注重兴修水利，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任泰州西溪盐仓监时，征调民众4万多人，重修捍海堰，历时5年完成，新堤长达200华里，不仅促进了当时的农耕、制盐，还为后世“捍患御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地老百姓名之曰“范公堤”。

苏州江河湖汊密布，每逢久雨霖潦，积水不退，导致良田委弃，农耕失收，百姓饥馑。范仲淹知苏州，因地制宜“修围、浚河、置闸”，开浚昆山、常熟之间的5条河流，将积水导流太湖，注入大海。此后一直到元、明两浙值守，都沿用此法治水。

　　范仲淹洞察国家的内忧外患，力主改革图强。当时宋王朝北、西北有辽、西夏侵扰，内则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下。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条改革纲领，主张澄清吏治、改革科举、整修武备、减免徭役、发展农业生产。除府兵法外，仁宗悉数采纳，诏告天下，开启庆历新政。次年，范仲淹又上疏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事项，并奏请扩大相权，兼管军事、官吏升迁，进一步拓展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吏治历来都是治国理政的重头戏。范仲淹主张撤并部分郡县，精简官员，把严惩贪腐与改善待遇相结合，认为不可罢免职田，否则，“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复浊，何以致化”。不把人人大公无私作为制度的基础，符合人性常理。

庆历改革虽然失败，但它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也彰显范仲淹杰出的政治智慧。

　　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奉调西北前线。他审视战场地理环境、敌方游骑兵善于运动战的特点，推行浅攻近筑的战略战术。要害之地修筑城寨，建烽火台，构筑以大顺城为中心、堡寨相互呼应的防御工事体系；取缔按照官职带兵旧制，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建立营田制，解决军需问题；提拔才干将领(如狄青、种世衡)，加强军事训练，锻造部队战斗力。不仅如此，他力推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怀柔政策，彰显政治家的韬略。

范仲淹积极防御的治边方略使西北军事防务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彻底扭转了好水川之战(宋军主将葛怀敏及15部将战死，丧师万余)的颓势，1044年，北宋与西夏缔署合约，和平重现。

1067年，宋夏战端再开。神宗漠视范仲淹的浅攻近筑战略战术，数战数败。直到宋哲宗亲政后，再次启动大规模的浅攻近筑军事行动，大败西夏。

成败与胜负，都证明了范仲淹的军事智慧。难怪毛泽东曾说: “中国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是文武双全，不但能够下笔千言，而且是知兵善战。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文如其人。范仲淹认为文章事关风俗淳化、国家兴衰，主张宗经复古、文质相救、厚其风化，反对柔靡之风。其文章立足点在于政而不在于文，价值取向与扬雄、王勃、韩愈、柳宗元及宋初复古文论一样，具有历史意义和复古精神，对宋初文风革新有积极作用。

政疏逻辑严密，彰显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的政治思想。杂记名篇《岳阳楼记》融记叙、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文采飞扬，精湛无比，“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思想，更是让人高山仰止。

诗歌创作继承了“为情而文(刘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的传统，反对当时的盲目模仿和无病呻吟，内容广泛，题材丰富，诗意醇真，艺术手法丰富多样，迥然不同于晚唐体、西昆体及当时的白体，成为宋初诗歌由唐音转为宋调的重要一环。

宋词与唐诗并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两座高峰。范仲淹仅存词5首，但首首脍炙人口。《渔家傲·秋思》反映边塞生活，表达了作者抗侵固边的决心以及外患未除、士兵思乡的复杂心情，开启词作贴近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创作方向，引发后来的豪放词、爱国词，开辟了崭新的词作审美新境界。

　　范仲淹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正统的教育思想，把“兴学”作为培养人才、救世济民的根本性措施，不遗余力。当时科举选才，没有国家层面的先期育才，这无异于“不务耕而求获”，他主张朝廷“劝学育才”。庆历新政就包括科举制度改革、完善教育系统、加强学堂管理。

范仲淹地方任职时间长，每到一地，无不兴办学堂。他提倡明师执教，经实并重。师道是教育的重心，既要优选教师，又要培养教师。教学内容以经为宗，兼授算学、医药、军事等，培养实用型专业人才。

为母守丧期间，范仲淹应晏殊之邀执掌应天书院教席。他勤勉督学，以身示教，创导时事政论，书院学风焕然一新。

晚年创办义庄，包括义学，开创免费初级教育之先河。

　　范仲淹有三句流芳千古的名言: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诗言志。言为心声。这三句话，是作者范仲淹崇高人生境界的真实写照。

范仲淹出身清贫，成语“划粥断齑”就是源自他少时苦读的故事。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范仲淹胸怀大志，掷筊问卦，“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保国安民是他一生一世的追求；他不是迂腐的书生，更不是草莽、刺头，他是斗士，他是贤臣良将，他是平凡的圣者，他身体力行，一辈子都致力于践行精忠报国、勤政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官场的游戏规则是按部就班走程序，四平八稳抱乌纱；一事当前，瞻前顾后，左右掂量，明哲保身。范仲淹毫不信奉这种城府、世故，不平则鸣。皇上、太后有失，他犯颜直谏。奸臣佞人营私，他直言进谏。无欲则刚。无私者无畏。范仲淹之所以敢于这样做，在于他唯忠唯公，绝不萦怀自己的荣辱，绝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上资政晏侍郎书》)。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对待职务升降的态度，对待财富的态度，最能体现一个人的修为。范仲淹从来不阿谀奉承，从来不钻山打洞，即使数次遭贬，也毫不萦怀，一扫封建文人常有的悲戚。何等的豁达！

范仲淹的清廉、齐家的严苛有口皆碑。“卖马接娘”、拒收朋友赠送的生活费和美食、劝勉儿子儿媳婚事从简、赞扬儿子卖粮卖船接济石曼卿、将朝廷的赏赐悉数送给将士，都是真实的故事。1050年，61岁的范仲淹以自己全部积蓄设立义庄(1000多亩义田、占地200亩的义宅、1所义学——今日之苏州中学)，以义田租佃收入接济族人，提供基本口粮、衣料，提供房屋租赁、借贷、私塾教育服务，资助婚丧嫁娶、参加科举考试，亲自拟定的义庄章程契合现代财团法人的治理机制，是中国古代版的财产信托。(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范纯礼分别官至宰相、尚书右丞，谨遵父训，增捐田产，修订、完善制度，加之后续子孙陆续捐赠，义庄田地多达5300亩，存续800多年，始终运作良好，成为我国历史上成功的第一个非宗教民间慈善机构)。进士及第后，范仲淹认祖归宗，曾遇到部分族人阻挠，设义庄纯属以德报怨。在奢靡成风的北宋官场，一辈子粗茶淡饭、两袖清风，以致于晚年“田园未立”，居无定所，临终《遗表》一言不及私事。所有这些，又是何等的豁达！

淡迫明志，宁静致远，无私忘我，豁达泰然，既是生活艺术，也是处世智慧，更是人生的格局与高度，它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官阶升迁，金银闪耀，美食诱惑，皆似秋风过耳，无需挖空心思汲汲以求，得之亦无需沾沾自喜、得意忘形；降职贬谪，捐粮施财，亦如秋风过耳，无需戚戚复凄凄。正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孟子认为:君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终生之忧，则无一朝之患；“乐民之乐，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把乐与忧上升到为王之道，主张君王以民为本，关心民间疾苦，与民同乐，与民同忧，方能赢得大众的拥护与爱戴。苏轼说:“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这是主张忧乐对等，利患相称，反对不劳而获。范仲淹不仅强调与民同乐，与民同忧；而且强调还要忧君，更要先人后己，先忧后乐，境界自然比苏东坡更高一筹。范仲淹忧乐观的落脚点是为士为臣之道，他给自己设立了非常高大的人生目标，并努力践行，兢兢业业，操劳一生，毫不动摇，毫不懈怠，终成正果。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奔走呼号“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子美先生，可以与之媲美。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是范仲淹称赞严子陵的话，我们把它回赠给作者，再贴切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