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患者历险记（一）

长江龙

公元2020年2月1日，岁次庚子正月初八，常言说“要得发，不离八”，谁知偏偏就是这“大发”的日子，厄运降临到了我的头上。
早晨，我正准备开启客厅的空调柜送暖。没想到老伴却拉开了阳台的窗户，只觉得，一股阴风袭来，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颤。“呀，是我怎么恶寒了呢？只怕会有感冒哟”。果不其然，到了下午，真的觉着浑身酸软，热烘烘想睡觉。一量体温，37.6度，属于低烧，于是我立即去“马应龙药店”买了一盒《感康》。第二天发烧症状有所缓解，但开始伴有干咳，并无意中发现嗅觉失灵，此时我还在深呼吸几次后戏言，“这下可好了，到处都是新鲜空气”。于是，立即向儿子通报了这一情况（嗅觉的事不在通报之列，是后来才知嗅觉失灵与冠毒有关）。
那几天，正是新冠肺炎肆虐的疯狂期，武汉市的传言沸沸扬扬，到处医院的发热门诊人满为患。儿子听我有发烧现象，立马有了联想，并送来了《连花清瘟胶囊》、《布洛芬胶囊》、《白+黑》、《急支颗粒》、《胸腺肽》等药（儿子是中、西药师）。吃药后，症状有所缓解。但晚上还是发烧38.5度。
3日，儿子担心我染上新冠肺炎，就带我到和平街卫生服务中心初诊，医生查过指血后说没问题。此刻我心里的石头落地，觉得十分轻松。谁知回家后的当天夜里，又开始发烧了，体温逼近40度，并干咳不止，腹肌抽搐的发痛。服药除《布洛芬》能退烧外，其它药则效果甚微。
4日早晨，儿子又来要我和老伴一起，到儿媳所在单位的老年病医院以家属的名义做CT检查（非对外医院可随到随做）。检查结论，我就是新冠肺炎患者。为了不传染家人，我立即申请社区隔离，当即将我送到了仁和路“汉福林宾馆（武汉店）”隔离。
宾馆门前，一番酒精喷洒消毒、体温枪检查、氧饱测试、核酸检测后，我拿到了261门匙。
推门入室，眼前二十多平米空间显得有些阴暗，好久没人光顾了，床上的被子发潮，厕所水管破落，几个插座无电，找不到开水瓶和开水壶。拉开窗帘望外，淫雨菲菲，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好在室内空气还算新鲜（因我嗅觉失灵）。
离开农村到城市40多年了，虽然乡音未改，本质未变，但生活习性多少有些“修正”。于是我一边打开空调，一边通知儿子送电水壶和被子。一边使劲回忆农村夜晚打麦场上睡草堆，抢修湖坝睡田埂的情景。由此觉得，这条件已经很不错了，况且这都是国家花钱，有什么理由挑肥拣瘦呢！就这样，心情平和了许多，欣然住下。
　　隔离，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人限制在规定的空间活动，不得与外界接触。每天只能定时下楼领饭。
　　隔离期间的饭菜没得说，一日三餐有晕有素，有鸡蛋、牛奶、水果等等，营养丰富。开始两天，我总是以光盘行动相报，但因持续发烧，外加拉肚子。渐渐地对饭菜开始生厌，直到2月6日，粒米难进，浑身乏力，大有支撑不住的窘迫。
　　汉福林宾馆隔离点，没有医生，只有卫生员，除了统发的中药汤剂外，没有人询问病情，更没人能采取任何治疗措施。一切由被隔离者个人提出申请，隔离点再派车去定点医院。
　　鉴于此，我申请去了武钢二医院，只见那里排了好长的队。后来方知从隔离点来的有专门窗口挂号，待我挂号后才知道，这里只做核酸检测，不解决病症。
　　从测试处出来，自愿者的车早已回了酒店，正执行其它任务，要来医院接人尚需久等。有气无力的我，站在绿化带的石径上，顶着细雨寒气，一种无助的悲催感油然而生。好在我有儿子还听指挥，于是即令其开车把我接回了酒店。
　　咳嗽依旧，通宵不停；体温逼近40度；平均1.5小时喷射般拉一次黑便；呼吸开始急促。
　　7日上午，我随志愿者的车来到武汉市第九医院发热门诊，儿子也来帮我办理就诊手续。
　　发热门诊在四楼，接诊处排起了长队，走廊里塞满了东倒西歪的男女老少。足足两小时后才轮到叫我就诊。好在我的CT片核酸检测等各项检查资料齐全，很快，医生便开了两天的吊瓶药以缓解症状，等待入院治疗。另外，再次做了核酸检查。
　　注射室里，人员密度更大，排椅上人挨着人坐着蔫头搭脑的患者，透着无奈的苦像。经常还出现需要抢救的骚动。那场面，我看即便是健康者也很难避免交叉感染。点滴，我排队好久才见一空位。坐下来输液，点滴期间，儿子找医生借了测血氧饱和度的指夹对我进行测试，结果86。这时，看得出儿子的眼神有些恐慌，“爸，没关系，坚持住。”听得出，他是在安慰我，说着便出去找医疗器械店买了两个充了气的氧气包，和一个小型制氧机。回酒店后细细地吸氧，一夜无恙。
　　八日上午的输液照例排队，直到下午才完成。回酒店时门卫测氧饱和只有70。这时，儿子二话没说，叫我上车，立即折回九医院急诊观察室。（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