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铁山摩崖石刻亦称“小铁山摩崖刻经”、“匡刻经”，位于邹城北铁山之阳一倾斜45度的巨大花岗岩石坪上。 石坪南北长66.2米，东西宽16.4米，面积1085.68平方米。刻石正上方有阴线刻巨龙、云气、佛光图案。佛光图下镌字，右侧刻佛教《大集经》，左侧刻《颂文》，经文下部刻《题名》三部分。<br></div>邹城的北朝刻经久闻名于世，此前已有“四山”与“八山”之说。八山是指山东的北朝摩崖刻经已见之于八座山岭。这就是:泰山、水牛抄山、徂徕山、尖山、铁山、葛山、岗山、峄山。这八座山峰除泰山、徂徕山和汶上水牛山外，都在邹城市境内。其中位置相对特别集中、不出三十华里范围的尖、铁、葛、岗四座山峰，又有“四山”之称，史称“古邾四山摩崖”。<div>铁山、岗山摩崖石刻1988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br>邹城的铁山、岗山、葛山、尖山、峄山摩崖刻经（简称邹城刻经），是北齐、北周时期著名僧侣书法家刊刻在花岗岩石壁的佛经和题跋文字。其书法艺术隶楷相间、方圆兼备，古朴雄浑，被古代书法家誉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四山刻经对探讨我国北朝时期汉字隶楷演变及书法艺术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对研究中国宗教文化也是极为罕见的zhidao资料。千百年来邹城刻经引起众多书法家的喜爱和推崇，许多金石学、书法理论典籍相继著录。近年来，在邹城相继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北朝摩崖刻经全集》和论文集，每年有大批中外书法家来邹城考察、观摩北朝刻经。</div> 《大集经》南北长33.55米，东西宽12米，经文共17行，940字。由于风化剥蚀，现能辨认795字。经文内容为佛教《大集经·穿菩提品》。字径一般在40至60厘米间，最大者78厘米，最小者30厘米。字体以隶为主，然篆楷亦浓，又夹行草。用笔以圆为主，个别笔画辅以方笔。被誉为“通隶楷、备方圆，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br>《颂文》 部分，上篆刻“石颂”两大字，每字字径近1米见方，是颂文的标目。今“石”字仍较完整，“颂”字仅有“公”旁可辨，“页”字已残缺不清。颂文2行，614字，已残毁177字，现存437字。每字径22厘米左右。其内容有对铁山摩崖的位置、地理环境的记述；有对铁山刻经经主西汉丞相匡衡的后代匡吉吉于北周大象元年(579年) 请大沙门名僧安道壹敬写《大集经·穿菩提品》”的记述；有对经文周围刻画的祥瑞图象的记述； 还有对刻经书法艺术的高度赞扬之语。 以颂文中“寻师宝翰”、“敢辑遗训”之词句分析，颂文的作者当系安道壹的弟子。<br>《题名》原应10行60字，现仅存6行44字。据《邹县续志·金石志》及清代拓片，题名为□任城郡/功曹南平阳县/功曹大都维那/赵郡李巨敖/宁朔将军大都督任/城郡守经主孙洽县令/东岭僧安道壹署经/齐搜扬好人平越将军周/任城郡主薄大都维那/闾长嵩/，以其中“东岭僧安道壹署经”一句，当系安道壹为刻经的题名。 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便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开来，成为我国儒、释、道三教之一。东汉末期出现了摩崖造像，到了北朝末期的北齐时代，在佛教文化的传播中，开始出现了摩崖刻经。即把佛教信奉的某部经典全部或部分章节，刻于摩崖石壁、山岭巨石或碑石之上，这一形式在我国延续了一千余年，不仅丰富了佛教文化的内涵，成为当今重要的佛教遗迹，而且也是研究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br>摩崖刻经，顾名思义是把经文刻在摩崖之上，大自然为摩崖刻经提供了天然的物质载体和特大地展示空间。把佛经刻于摩崖，从文化地理环境上看，集中出现于鲁南一带也是顺理成章的，这一带是儒家文化发源地，历史文化底蕴丰厚，作为一个统一的文化区，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 铁山位于邹城市市区北部铁山公园内，是一座东西走向的花岗岩小山，海拔146米，铁山之名缘于道家铁拐李。传说当年铁拐李曾在此传道，因佛道之争，在铁山半腰经文上蹴就一个大脚窝，至今清晰可见，铁山由此得名。<br>铁山刻经是一整块花岗岩石坪，南向，石面倾斜约45度，刻面平整，上部较陡峭。刻经石面南北总长66.1米，南北宽16.4米，总面积1085平方米。刻石正上方刻有“石图”即《石颂》记述的“六龙上绕、口莹五彩之云，双龟下蟠、甲负三阶之路”，整个铁山刻经为“龟趺螭首”的巨幅石碑，碑额为六龙缠绕，云雾翻腾，中间为巨字“大集经”题刻，刻经下部为阴刻的双龟图案，具有龟趺的象征。铁山刻经远望是一座山，近看是一座巨碑，近年被学术界赞誉为中国最大的刻经碑。 邹城北朝摩崖刻经与泰山经石峪、东平洪顶山等刻经书法艺术面貌都非常接近，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然而它所表现的艺术格调，蕴含的艺术特质，却给书史留下光辉的一页。摩崖刻经之所以不同于书法艺术的其它形式，在于它是“自然的书法”。它以天地为背景，借山峦为材料，展现于大自然的空间，与自然景物融为一体。他的创作过程是书法艺术和自然环境相结合的过程，二者的结合就是艺术美和自然美的统一。 邹城刻经，字大如斗，历来被书家称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杨守敬说：“擘窠大字此为极则”。康有为说：“（邹县）四山摩崖，通隶楷，备方圆，高浑简穆，为擘窠之极轨也！”以邹城刻经为代表的隶楷刻经书法艺术，在我国书法美学史上所表现出来的独特审美内容，显现出魏晋以来佛家简约玄淡、超然绝俗的风骨。书丹者在奇峻活泼的真书时代里，融入隶书审美价值的更新与升华，既保留了隶书开张洞达的气势，又合理地吸收真书的峻厚，收到安详、简约、含蓄、静穆的效果。每处刻经作品“若有道之士，微妙圆通，有天下而不与，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气韵穆穆，低眉合掌，自然高绝”（康有为语——编者注）。远望若高原走马，空阔从容；近观似尊尊佛像，静穆端庄。再衬以山林峭壁，与佛教义理融为一体，其场面博大，气势恢宏，为我国书史一大奇观。僧安道壹被誉为魏晋时北方的“书圣”，他与南方的“书圣”王羲之同为双子星座，无怪乎铁山《石颂》中有“精跨羲（王羲之）诞（韦诞），妙越英（张伯英）繇（钟繇），如龙蟠雾，似凤腾霄”的赞语，不为过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