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均与茅台酒

中酒团

李先钧：1965年那场改变中国白酒的“试点”中国白酒权威沈怡方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新中国白酒产业是靠试点起家的！”在中国白酒行业，这是公认的事实——“试点”开启了中国白酒技术的大踏步迈进。而1965年国家轻工部科技攻关“两期茅台试点”，则堪称中国白酒试点工作的一座里程碑。这座里程碑上，镌刻着周恒刚、李兴发等人的名字。但是，有一个人，却差点被历史烟云湮没！事情还得从一个特殊的年代说起：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于粮食减产，地方国营茅台酒厂片面讲究节粮高产，导致茅台酒的质量有所下降。在一次非正式的评酒会上，由于历史原因，加上评酒方法不尽科学等因素，使茅台酒在这次评酒会上受到影响。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重视，亲自过问，批示轻工业部认真总结查找原因，恢复茅台酒国家名酒和名酒厂荣誉。一次周总理亲自批示进行的“试点”，由此开始——轻工业部连日加班整理出总结报告上交总理办公室，报告对这次茅台酒评酒成绩不佳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提出了对策措施。周总理用红笔仔细圈阅多处，并在茅台酒字样下面画上单杠红线，批注了意见。随后，轻工业部按照周总理批示成立了工作组，并于1963年派人到茅台酒厂调查情况。1964年10月，轻工业部食品局工程师周恒刚带领试点工作组到达茅台酒厂，试点工作正式拉开帷幕。其时，30岁的李先钧已经担任地方茅台酒厂酒库班长4年了。 那时候的酒库，勾兑和管库是一个班，酒库、包装、警卫班是一个党支部。上任伊始，“我把行李搬到酒库办公室，与酒库班的20多个职工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李先钧晚年回忆说。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茅台酒试点委员会”进驻茅台酒厂后，李先钧成为茅台酒贮存和勾兑实验小组成员。茅台酒厂副厂长、老酒师李兴发，每天就呆在酒库里，几近走火入魔。他一天要尝取五六十坛酒，最多一天要品尝上百坛。很多次，他因劳累过度而晕倒。陪伴李兴发的正是而立之年的李先钧。1964年冬，李兴发从家里带了三种酒，兴匆匆地赶到驻厂工作组宿舍。当他把三种酒让三位专家品尝，三位专家异口同声地认为三种酒的口味不一样。于是，他分别为它们取名，酱香味好，口感幽雅细腻的称为“酱香”；用窖底酒醅酿烤，有突出窖泥香味的称为“窖底”；香味不及酱香型但味道醇甜协调的称为“醇甜”。后来，这三种香型被证实为构成茅台酒香型的三种典型体。香型的确定，为茅台酒实现质量稳定打下了坚实基础。“那时，这个车间没有车间主任，没有什么酒师。是我组织和安排酒库班有关人员在副厂长李兴发的分管下，长时间的摸索得出酱香、窖底、醇甜三种香型酒……”在李先钧的自我鉴定中，他这样写道。众所周知，“自我鉴定”记入个人档案，是要经过组织审查的。李先钧参与见证了“茅台酒香型三种典型体——酱香、窖底香、醇甜”这一重大发现的全过程，当为定论。1965年，国家轻工业部在山西召开茅台酒试点论证会，正式首定了茅台酒的三种典型体的确定及酱香型酒的命名。当年11月，李先钧升任包装成品车间党支部书记那时的领导干部，流行“不脱产”。所谓“不脱产”，就是虽然当了领导干部，但仍然不脱离生产。李先钧这个包装成品车间党支部书记，仍兼着酒库班长。李先钧是怎么“不脱产”的呢?“根据三种香型酒，新老酒，浓度的高底，不同的口味等，分比例，小型勾兑，大型勾兑，严格质量……”现在有一些人神神叨叨的所谓秘方，其实就是李行钧这样的工作笔记，以及“两期科技试点”的总结及其技术要点。“1965年前，是用泥巴封酒坛。爱(容易)裂口、走气，对茅台酒质量影响很大。我和本班补坛组的同志商量用补酒坛的原料猪血密封酒坛，一不裂口二不走气，效果很好!”有资料显示：茅台酒的分型，是白酒界一场革命性的巨大变革，并成为中国白酒香型划分的雏形。后经周恒刚等酒界泰斗的悉心研究，1979年全国白酒评酒会上明确了中国白酒划分为五种香型———酱香、浓香、清香、米香、其他香。之后，这场中国白酒业掀起的技术革新热潮继续深入发展，香型更加丰富。这其中，时任茅台酒厂酒库班长、包装成品车间党支部书记的李先钧，也有一份功劳。(1616) 父亲成都空军退伍转业贵州工作，父亲的朋友是国酒大师李先均，出身平凡却拥有茅台酒厂一代工匠之名，他苦心钻研见证并参与茅台酒工艺成型全过程。 1975年5月，李先钧调任地方国营茅台酒厂制酒二车间党支部书记。但摆在眼前的现实是，自1962年起，茅台酒厂已经连续13年没能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和销售计划。其中，制酒二车间已连续7年没有完成生产任务。李先钧回忆刚上任时看到的情形：厂里猪圈林立、污水遍地。生产车间随处可见蜘蛛网、垃圾，生产缺乏激情，知识分子靠边站，内部管理混乱……“会议室里连凳子都没有”！与那时期的所有国企一样，遭遇十年浩劫，让生产管理几乎陷于停顿，该抓的工作千头万绪。好在，李先钧不为所动，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当时，制酒二车间共有16个班组，40%的班组存在问题。李先钧回忆说，“我出身贫苦，自小读书少，文化水平低。”为此，他把宿舍从厂办公室三楼，搬到了制酒二车间办公室，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坚持天天到班组了解生产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及时解决。发现重大问题立即召开支委会、办公会、酒师会（每星期一召开酒师会形成制度，本人亲自讲生产技术）、班长会，研究解决。”李先钧与老酒师郑丙兰一起，每天起早贪黑，“食堂、会议室的凳子，以及各班组的生产制度，都是在我的督促下逐步完善起来的！”制度还是哪些制度，但执行制度的人不一样了。如何解决矛盾、点燃生产激情，才是要解决的根本问题！食宿都在车间，每天工作都在14小时以上。车间有的领导，偷拿酒糟回家喂猪；有的职工偷运酒糟出去倒卖；有的职工在生产班偷了酒，公开用10斤的坛子摆在宿舍里喝……“我以大局为重，以工作为主，主动找他交换意见，指出乱拿国家财物的危害性，对他进行了耐心的帮助教育”。一系列工作旋即雷厉风行地展开，有如注入一针“强心剂”。1977年，李先钧腰脊骨折，还没有完全康复，他又回到了岗位上。“由于我以身作则，带领整个支委及干部战斗在一起，与全车间职工共同努力，完全甩掉了二车间落后的帽子！”第二年，一声春雷唤醒沉睡的中国。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国策。春潮席卷而来！1978年，成为茅台发展新篇章的元年。当年产量首次突破千吨大关，结束连续16年亏损，实现盈利6.5万元。职工敲锣打鼓地欢庆“胜利”。在李先钧的档案中，我们查阅到一份原始讲话稿：1978年7月19日晚，李先钧主持召开“车间祝捷鼓劲大会”。他说，“正确的认识来源于实践！今年的实践有务地证明，不管泥巴窖（茅台酒历史上曾使用泥窖发酵）、石头窖，既可出产量，又可出质量。今年全车间香型酒比去年同期翻三番多！”李先钧领导的制酒二车间，“甩掉了二车间落后的帽子，连续三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尤其是1978年、1979年，共超产100多吨茅台酒。香型酒大幅度增长，合格率大大提高！”1979年，茅台酒厂再度双喜临门，先是被贵州省委、省政府授予“大庆式企业”称号，又荣获国家最高质量奖——金奖。而制酒二车间，不仅被评为“大庆式车间”，还连续三年荣获厂流动红旗。李先钧回忆起早年的一些细节，颇耐人寻味。“开初酿酒工作时，我没有什么专业知识，只能边学边干，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只有成为生产的内行，才能更好地指挥生产。”为此，李先钧根据多年的生产酿造一线工作经验，结合生产管理实际，归纳总结了茅台酒生产酿造的一系列技术要点，并形成书面资料，供生产一线参考。不仅如此，对高粱磨碎程度、水分、母糟、尾酒、加曲量、窖底用曲、加曲温度、堆积等这些技术问题，李先钧也头头是道，如数家珍。在他的档案和工作笔记中，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记录和所思所悟。因地制宜，原本是茅台酒酿造的根本。李先钧的做法是，根据每个窖、每栋生产房、每个甑子等实际情况，进行研究。“如有的甑子需要蒸的时间长一点，有的需要蒸的时间短一点；有的窖池水分要轻一点，有的水分要重一点；有的生产房需要收糟温度高一点，有的要低一点等。我从实际出发，做了一些工作!”李先钧，在茅台酒厂转折关头，贡献了自己的汗水和智慧。他，正是哪个时代茅台酒工匠的代表和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