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时,我的家庭极其穷困,除了极度缺衣少食,经常处于挨饿和受冻的状态外,还有就是生病无钱医治。

 

那时的农村,虽然大队里有赤脚医生,人民公社有卫生所,县城有医院。但是,我们家的大人、小孩如果生病了,那是绝对上不了医院的,就连赤脚医生那里,也是很难得去看一次(因为看病要收费,而我们家贫穷得连一元钱有时都拿不出来)。我们兄弟姐妹多,共有6个小孩;而我们家只有父亲、母亲和勉强算半个劳动力的大姐,在生产队里能够出工挣一点工分,其他几个孩子都是张口等着要吃的。除了工分(通过挣工分来换取生产队里的粮食以养活一大家子)外,家里再没有其他任何收入。母亲养的几只老母鸡在下蛋的时节,我们也根本舍不得吃,全都被母亲拿去公社里的供销社换来一点生活必需的日用品,如食盐、菜油、煤油(那时山里面还没有通电,晚上只能用灯芯草点煤油灯来照明)、砂糖、粗纺棉布等。因此,生病去医院医治于我们家而言只能是奢望了。

 

如果家里人生病了,大人就基本是硬扛着随它去;小孩呢,也是听天由命,丢在家中听之任之。实在不行了,就采用那时我们那一带农村地区普遍流行的风俗(或许这之前就流传很久了):“叫吓”(吓在我们当地土语发音“he ”),或者说“叫魂””。所谓“叫吓(叫魂)”就是:大人相信孩子生病了是因为受了野地里鬼魂的惊吓,把自己的魂魄给丢在野外了;于是需要大人特别是孩子的妈妈到野外去一路呼喊孩子的名字,以便把孩子丢落的魂魄给找回来,于是孩子的病就会好起来。如果“叫吓(叫魂)”以后,病还是没有痊愈,那就只好去远处深山里寻找民间“老郎中”的土中医了。

 

记得我从5、6岁开始,持续多年必定会在每年的6、7月份发一次严重的“打摆子”(长大后我读书了才知道医学上叫“疟疾”,至今我留下了脾脏肿大的毛病)。年年发作,定期发作,好像约定了似的雷打不动。生病的那些天,我整个人高烧发烫,浑身像筛罗似的颤抖发冷,然后就是昏睡,并进入迷幻状态,这样会持续好几天,有时会达一周多时间。白天,家里大人都去生产队田地里干活了,无法照管我;收工以后,父母急忙赶到家,发现我鼻孔还在出气,就知道我没有死。可是,家中没有钱医院还是去不了啊。那就只能继续在家里躺着,看看命大还是命薄。

 

于是,在病中的每天黄昏,一束血色的残阳从土墙上的木质小窗透进黑暗潮湿的房间,我迷迷糊糊听到我的母亲,在野外,在山坳上,沿着土路,一声声凄厉无奈和彷徨中参杂着希冀的拖着长调为我“叫魂”的声音:“伢勒,快来家哦!”、“伢勒,快来家哦!”……在为我一声声“叫魂”的同时,她左手端着一碗水,右手用一双筷子沾着碗里的水沿路点洒(这种仪式到底是什么寓意,我始终未问过母亲,或许母亲自己也根本不知道,而是老一辈人早就那么传下来的);从山上,从田野里,从草丛中,从树下,一直叫到我昏睡的床边。至今,我还会偶尔在梦中梦见这个场景,整个人会惊醒过来。可见,当时我生病时母亲为我“叫魂”的情景,给我童年幼小心灵的刺激和影响是多么深刻!

 

叫了魂,如果病还没有好,那就只能去找“土郎中”了。记得8岁的那一年,我生了一场大病。在生产队收工后的一个夜晚,天空乌黑,没有月亮,没有灯光,只有几颗淡淡的星星在遥远的天边眨着鬼眼,时而几只萤火虫在身边飞舞。父亲背起病中的我,光着脚板,踏上了崎岖蜿蜒、高低不平的羊肠山路,往几十里外的一个村庄而去,因为那里有一个人们传说的用土方能治好病的老“郎中”。在那个老“郎中”家号了脉搏,望了舌苔,看完病,配上他老人家平时上山采挖的中草药,父亲又背起我在一片茫茫夜色中走上了回家的路。

 

跨过细细窄小的田埂,趟水过了一条河后,进入大山里。走啊走啊,父亲在漆黑的夜幕中(由于没有钱,买不起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当走到一个四周遍布土包的山岗时,就是走不出那里,总是绕来绕去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印象中,伏在父亲背上的我能够感受到他喘着粗气,似乎是大汗淋漓。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父亲最后背着我走出了那座大山,找到了回家的路。多年以后,父亲有一次跟我闲聊时说:那晚他长时间绕不出来的地方,是一片埋葬孤魂野鬼的乱坟岗。我当时听了,头发差点竖了起来;而父亲呢,只是“嘿嘿”对我笑了两声,就再也不说什么了。

 

约四、五年以后,听大人们议论说邓小平复出了。又过了一年多,万里大胆地在我们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家按人口数量分到了承包的田地。从此可以自由安排耕种,并有了自己家的丰沛的收成,粮食除了够吃,还有更加多余的可以拿到农贸市场上去卖。我们家总算彻底告别了那个没得吃、吃不饱的饥饿的日子,以前那些年父亲到处所借的欠人家的粮食,我们家在承包制后用丰收的稻谷只花了短短两年时间就全部偿还清了。多余的粮食卖了以后,我和弟弟们的读书学费也有了保障,家人生病了虽然一时还上不起县城里的医院,但是可以去村里赤脚医生和乡卫生所医治。从此,母亲拖着长长音调、显得凄厉的为我“叫魂”的日子也永远结束了,当然民间“老郎中”那里有时还是去的。

 

再后来,我离开家乡去外地求学和工作,走南闯北、从西到东、奔波不停,算来离开那个小山村将近40年了。不知道现在村里的孩子们还看得到这样的母亲为子女“叫魂”的场景吗?我想,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脑海中难以漫漶,而在如今的现实中已经永远成为历史的一幕具有深刻时代烙印的场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