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会博物馆里的中国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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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摄影、编辑 — 报子胡同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简称大都会博物馆）是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每年接待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其200多万件永久藏品“涵盖了全球每个角落的文化，代表了从史前到当代5000年的文明史”。与其他两大博物馆不同，大都会博物馆并非国家级博物馆，而是由私人创办的非营利性组织。

大都会博物馆共藏有中国艺术品1.2万件，其中有很多文物都是绝无仅有的精品，我们还是先从几件堪称镇馆之宝的中国文物说起吧：

中国佛教雕塑

这个画廊中首先展示的是5-8世纪中国佛教的雕塑，石雕作品说明了信仰与信仰之间的早期交流。主要是与印度佛教以及艺术，文化和哲学有关的雕像。

佛教是根据悉达多（Siddhartha Gautama）的教义创造的，他生于公元前五世纪，现在被尊为历史悠久的释迦牟尼佛。佛陀是有达到了完全理解或启发世界的状态的，并且不再受到约束的处于惊人的世界的。菩萨也是开明的人物，但是具有同情心，可以帮助他人启蒙。

在外国僧侣的指导下，佛教学习中心和翻译在公元2世纪之前在中国就已经建立起来了，相信佛教可能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在中国广为人知。虽然在第二和第三陵墓中发现了佛陀的早期雕像，但是自从公元纪元开始，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雕像的广泛生产和传播开始于三，四世纪之前，当时中国正处于分裂（尤其是北方）状态，经常受到来自中亚的非汉族入侵者的控制。东北最偏远的半游牧民族是其中最成功的人。他们中的征服者，从386到534统治中国北方为北魏王朝。许多该画廊的作品可以追溯到他们的统治的时期。

后期的作品的展出是从第七和第八世纪开始的，中国再次分裂。在隋朝（581-618）和唐朝（618-907）朝代，一个统一的中国逐渐形成并得到蓬勃的发展。

身穿薄衣有着强大体格的人物雕塑来自印度，在此原型的基础上，那些专门反映中国特色的人采用了不同的习惯，从而出现了身穿长袍的更瘦身材的佛像。此外还有其他雕塑借鉴并融合了这两种传统。这些雕塑中的许多作品都表明它们是专为公开展示而雕刻的，无论是在城市或更偏远的地方。在洞穴庙宇中发现了许多起源于印度的人造建筑，这些都可以在著名的丝绸之路上找到，它们贯穿整个中亚。

一些山洞庙宇是为个人修建的，其他是一些大型化的，有多个山洞，充满彩绘的精美的雕刻。位于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是这种大型化的石窟的代表。此外还有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它拥有2,300个大小不一的洞窟。在大都会博物馆的这些画廊里的展品除了给出了佛教神灵的梵文名称，还给出了其相对应的中文名称。

大都会的中国佛教雕塑是美国本土，甚至是整个西方最大、最全、最精的亚洲艺术品收藏地，位于亚洲艺术展厅。

你可以看到由石头、青铜器、木头和粘土制成的风格各异雄伟的雕塑，每尊雕塑后面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

其中两座被称为镇馆之宝菩萨像格外引人注意，一个是Avalokiteshvara 观音菩萨，是北齐（公元550-577年）来自于山西、高14英尺的砂岩雕塑，颜料和佛像的痕迹依稀可辨，

另一个是7世纪初的阿弥陀佛（Amitabha）像，这是一尊有近1,400年历史的佛像。

这尊7世纪初的坐佛，造像生动细腻，宛若真人，双目有神，表情祥和，呈跏趺坐姿，身披袈裟，袒右肩，衣纹褶皱自然写实，流畅生动，袒露的胸部肌肉平滑光洁，充满弹性。

袈裟表面均残留敷彩痕迹，佛像裸露的肌肤处可见较为明显的贴金痕迹，袈裟表面残留鲜艳的红，蓝敷色。大都会的签注上标注佛像来自河北正定大佛寺。

此外大都会博物馆还展示了中国各个年代精心制作的雕像：

观音菩萨，元朝（1271-1368年），

发现于河北，约制作于1282年，是用柳树雕刻而成，单一的木刻结构。该雕塑后面的奉献室是用一块木头封闭的，木头的背面刻有可以追溯到1282年的作品。有趣的是，木头还有一个小凹痕，曾经用来固定镜子。

水月观音菩萨，明朝（1368-1644年），

发现于河北，制作日期为1385年，柳树雕刻而成，有石膏的痕迹，整块木头雕刻而成。人物属于一小组可以确定日期的木制雕塑，这是由于铭文还提供了有关其生产和预期用途的罕见信息。铭文出现在背面的板上，该板上曾经是奉献材料的密室的一部分。尽管铭文的一部分已磨损，使阅读起来有些困难，但它指出该雕塑是在1385年由一位名叫辛忠文的个人指导生产的，辛忠文与东安村的居民共同赞助了该雕塑的创作。

此外，碑文上还提到了被称为“木雕师”的艺术家冯小忠和他的儿子，并继续解释说该雕塑是为寺庙建造的，是道路的守护者。

木雕观世音菩萨，五代（907—960）或辽（907—1125）

整块柳木雕刻而成，有石膏和颜料。伴随着菩萨的这一雕塑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三联画的一部分，三联画显示了佛陀的侧面是两个这样的人物。柳木在北方经常被用于建造佛教雕塑，并且会在木雕上涂有明亮地绘画。身体的体积感，沿着肩膀掉落的辫子的精心渲染以及绑在胸前的围巾是十世纪和十一世纪佛教雕像的典型特征。

文殊菩萨，北宋（960-1127），

由整块木头雕刻而成，菩萨左手握着的卷轴将人物标识为灵性智慧的化身，文殊菩萨，通常以中式手卷或印度式棕榈叶手稿的形式出现。

水月观世音菩萨，辽（907—1125）

观世音菩萨的最显著的代表形式是菩萨坐着，右膝抬起，左腿在身体前交叉。姿势代表了水月的表现，被理解为对他净土或个人天堂神性的描绘。观世音菩萨的净土原名波塔拉卡山，最初被认为位于印度南部某个岛屿。

但是，到明朝（1368-1644）时，这个神话般的天堂已迁移到普陀山，普陀山是中国东部浙江省沿海的一个岛屿，到那时它已成为重要的朝圣地。这座千手观世音菩萨雕塑展现了辽朝时期生产的作品的丰满之体形。细小的特征和微缩的嘴巴为特征。

善财童子，明（1368-1644），

由整块菩提树的木头雕刻而成，涂有颜料；一个站着的年轻人举手表示敬意的雕塑经常代表一个年轻的朝圣者，名叫Sudhana，他遍历南亚和东南亚，与学识渊博的大师和天菩萨一起学习，以寻求宗教发展。在中国，苏达那经常被视为菩萨观世音菩萨的侍从。

石雕菩萨像，金代（1115—1234）

弥勒佛立像，北魏（386—534）

佛像身体修长，双手双脚向左右大开，呈堂堂之姿，薄薄的袈裟贴紧身体，突出强调强健的体魄，

铜观音菩萨像，明（1368—1644）

观音菩萨石像，隋（581—618）

菩萨，北宋（960—1127）

观音菩萨，北宋（960—1127）

狮吼观世音菩萨，明（1368-1644年），

由涂有颜料的整块白杨树雕刻而成，Avalokiteshvara（慈悲的菩萨）和Manjushri（智慧的菩萨）可以被辨认，因为两者有时都出现在狮子的头上。因此，据说它们采用了Simhanada的形式，即狮子的吼叫，是指启蒙时刻的强度。在这里，狮子的横卧姿势和菩萨的侧向姿势表明，此雕塑代表Simhanada Avalokiteshvara，尽管头饰没有像坐佛的像，这是Avalokiteshvara的标准识别属性。

石雕阿南陀（Ananda），唐（618-907），

这尊阿南陀的雕塑可能是较大图像组的一部分，其中将包括菩萨与菩萨和监护人的陪同。该人物站立在前面，手中握有一个无法辨认的椭圆形物体，该物体紧扣在腰部。这个模糊的物体类似于莲花芽，但似乎太大而无法开花。

六世纪以后，阿南陀是两位在中国佛教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的僧侣之一，另一位是比阿南陀年龄大并且以其超自然力量而闻名的迦叶（Kashyapa）。他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门徒。阿南陀（Ananda）也是佛陀的表弟，曾担任释迦牟尼的私人侍者，记忆力最强，文殊菩萨曾经赞誉他：

相如秋满刀，眼似净莲华，

佛法如大海，流入阿南心。

众所周知，她还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今天僧团中能允女人出家，这都是阿南陀的功劳。

在大厅的中央我们见到了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享誉世界的《三彩罗汉像》（老年），辽（907—1125） ，1912年初发现于河北易县八佛洼的睒子洞，

《三彩罗汉像》（青年），辽（907—1125） ，发现于河北易县八佛洼的睒子洞，

据统计，这组易县睒子洞内的辽代三彩等身罗汉像一共16尊，在偷盗搬运的过程中至少毁坏了3尊。目前，可查的存世罗汉像收藏在世界各地博物馆中，共有10尊。据说其中有8尊经由德国收藏家帕金斯基之手运到海外，大都会博物馆就收藏了其中的两尊。

图为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其中一尊《三彩罗汉像》，

参见：大英博物馆里的中国文物





易县十六罗汉像是手工塑形、施釉的三彩釉瓷器，他高度写实的面相平静而严肃。虽然其体量比真人尺寸略大，却在人体比例和结构上拿捏的甚为精确。塑像面容古朴祥和，袈裟自然下垂，漏出手和脚。

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两尊易县罗汉品相完美，在展厅中相对而视。大英博物馆所藏的罗汉像结禅定印的双手最为出色。西方人认为，这些罗汉像是极为罕见的中国写实主义雕像，就艺术和技术水平来说，堪称中国佛教造像的巅峰之作。

上图为德国人帕金斯基（Friedrich Perzyński，1877-1965）1912年寻宝时候拍摄的睒子洞，下图为Eileen Hsiang-Ling Hsu博士2008年拍摄。（图片源自网络）

鎏金铜佛大日佛（Buddaha Vairocana)，辽（907—1125）

鎏金铜佛大日佛（Buddaha Vairocana)，唐（618—907）

五髻文殊菩萨，辽（907—1125）

千手千眼佛，大理（938—1253）

东方持国天王（鎏金青铜），大理（938—1253）

观音菩萨，大理（938—1253）

西汉陶甬

舞女，西汉（206BC—AD9）陶甬

Buddaha Dipankara 燃灯佛，北魏（公元386—534），来自于山西，雕刻于公元489—495之间，砂岩材料。

戴着非凡珠宝的大型菩萨雕塑体现了六世纪下半叶中国雕塑的某些风格和图像创新。从菩萨的脖子上悬挂下来的惊人的宝石吊带落在两条长长的珍珠状串珠和多面珠子中。安全带的某些元素（例如三角形吊坠）可以追溯到更久以前的中国文化元素。其他，例如珍珠凸圆形宝石，则源自中亚的传统。这种装饰精美的人物雕塑的出现，后来成为中国佛教艺术的标准，证明了六世纪下半叶对观世音菩萨的热爱与日俱增。珠宝可能是指莲花经中的一段话，其中包含赞美历史悠久的释迦牟尼佛和观世音菩萨伟大的同情心。

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唐朝（618—907）

出土于河南，通过头饰上不同的符号可以辨别，右边是观世音菩萨（头上有小佛像），左图，戴花瓶的象征是大势至菩萨。

菩萨头像，北齐（公元550—577），雕刻年代大约在公元550—560之间，来自响堂山石窟，砂石材料雕刻而成。

北齐（550—577）观世音菩萨头像

佛头像，来自山西天龙山石窟，唐（618—907），

唐代（618—907）石佛像

飞天石刻，唐（618—907）

石佛雕像，雕刻于东魏（535—550），来自于河南。

观音菩萨像，北齐（550—577）

唐代风格的石观音菩萨像

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有西方最大的中国佛教文物收藏。参观二楼的亚洲艺术部，走入206厅时一幅巨大的壁画赫然入目。这就是原来位于山西广胜寺被称为大都会博物馆镇馆之宝的《药师佛佛会图》。

元（1271—1368）壁画《药师佛佛会图》，或称《药师佛》，来自山西省洪洞县广胜下寺，亚洲区最大的展品（15米*7.5米）

《药师佛佛会图》壁画是如何来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呢？关于剥画出售的经过，《重修广胜下寺佛庙序》说得十分明白：

“去岁（1929年），有客远至，言佛殿绘壁，博古晋雅好之，价可值千余金。僧人贞达即邀士绅估价出售。众议以为修庙无资、多年之憾，舍此不图，势必墙倾椽毁，同归于尽……”，遂以1600块大洋作价，卖给文物贩子，最后辗转流传至美国。

这幅壁画最早由美国著名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家Arthur M. Sackler收藏。他很喜欢中国艺术品，购买了大量的中国文物。同时，他还捐款建造了许多博物馆，以他的名字命名，用以展出中国艺术品。在90年代，他还给北大文博学院捐了一所博物馆，仍以他的名字命名，只是前面加了北京大学四个字。

他的艺术品的来源有两个；一是去中国购买，二是从古董商的手里购买，常常是会买下一位收藏家的所有中国艺术品。五十年代以后，他开始捐献中国艺术品给各个博物馆了。1964年， Sackler以纪念他父母的名义将这幅大壁画捐献给了大都会博物馆。据Sackler声称，他是从广胜寺购买了这幅壁画。

据考证壁画中央应为药师佛，按照佛像造像的规矩，如果表现如来佛说法，那么佛的手印应该是施无畏印或说法印，可是大都会博物馆藏壁画的佛像并没有施无畏印或说法印，而是右手举起，掌心向上，施的是与愿印。由此证明这尊佛不是正在说法的释迦牟尼，而是药师佛正在施愿。

《本生经》的故事说，在久远的过去世，电光如来住世时，有一梵士养育两子，一名日照，一名月照。这位梵士修行成佛后，即是药师如来。跟随他一起修行的两个儿子，则修成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成为药师佛的重要辅佐。这就是在大都会博物馆藏《药师佛佛会图》壁画上，药师佛端坐正中，左右两胁是日光菩萨和月光菩萨的由来。

《药师佛佛会图》

巨型壁画《药师佛佛会图》绘于元代，即公元13—14世纪，（迄今已有700—800年）具有十分宝贵的历史文物价值。从艺术的角度看，这幅壁画继承了中国民间壁画艺术的优秀传统又融入了中国佛像绘画的技法。佛像的造型沿袭了唐以丰满肥胖为美的审美情趣，药师佛及日光菩萨、月光菩萨的脸庞，皆圆若满月，慈眉善目。由“法像”展示其慈善、宽容、智慧、禅定的内心世界。

除端坐正中的药师佛身着袈裟，袒露前胸外，其余菩萨神将，都是穿着类似中国士大夫那样的长袍宽带，显得俊逸潇洒。衣服的皱褶自然生动；衣服的质感薄如蝉翼。凸显秀骨清像名士气韵。我们虽然不知道这幅壁画的作者是谁，但从壁画的风格及艺术成就可以看出，它继承和发扬了自魏晋南北朝僧佑、戴逵，到唐代“画圣”吴道子的佛像艺术的传统技艺，堪称艺术珍品。

唐朝（618—907）壁画

孝文帝上朝图，北魏（公元386—534），出自龙门石窟宾阳洞，大约完成于522—523年之间（高208.3厘米，宽393.7厘米）

浮雕以孝文帝为中心，形成前簇后拥的礼佛行进队列。画面构图严谨，错落有致且和谐统一，形象地展示了1500年前，北魏皇室贵族崇尚佛教，列队礼佛的恢宏场面，是北魏社会宗教生活的生动再现，更是佛教造像汉化的代表之作，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四面塔》，北齐（550—577）

高241.3 cm， 这种四面塔在中国留存较少。此塔为天龙山风格，始于北齐时代，在唐朝兴旺起来。

内壁刻满小型佛龛，展示不同的姿势和衣着的变化，它们象征着许多佛陀在宇宙中的内在存在。外壁雕饰缠枝花，花枝衔在门上方的四足龙口中，门旁有力士拱卫，门上方有一排小佛龛。塔中基座上供奉弥勒。继承了龙门石窟的优良传统。

荷莲子悦和五百罗汉，东魏王朝（535-550）创作日期为533-543之间，石灰石材料，发现于河南。

在《碑经》的决定性插曲中，在此碑石的上半部进行了戏剧性且复杂的处理。辩论场景发生在被风吹拂的风景中，如中间和背景中的树木所指示。 坐在右边的窗帘和带穗子的凉亭中，有十四个人参加。文殊菩萨由三十位侍者陪同。站在中心的两棵树的两侧，是僧侣沙里普特拉和一个女性形象，他们共同代表了场景中最戏剧性的时刻：沙里普特拉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女人，然后变回原来的形式，以展示性别的无常和无关紧要或任何其他存在状态 — 佛经的要点之一。这也是博学的Vimalakirti击败智慧菩萨的众多时刻之一。

在辩论现场的上方，一位佛陀坐在有两名菩萨参加的圆柱状壁之中。在下面，两个和尚跪在精致的香炉的两侧，该香炉由一对女象柱支撑。站在监护人和香炉之间的两个人物一个拿着鸟，另一个拿着头骨，这是中国佛教雕塑中的标准图像，代表两个印度苦行僧。碑石正面刻有长而特殊的深刻字样，表明它是由虔诚的社会委托创作的。

《北魏石刻佛像》

北魏碑版及北魏前后书风相近的魏碑石刻书法的总称，包括墓志、造像、碑碣及摩崖石刻等。北魏石刻总体上说表现出粗犷质朴、天姿纵横的风貌，用笔方峻、峭厉，不修边幅而自有情趣，是中国书法中又一审美典型。也有人把北魏石刻称为“魏楷”

陶壶，西汉（206BC—AD9）

来自河南省洛阳地区的陶器。蓝色野兽的动画戏曲性的描述了露出牙齿的怪兽。在陶壶的另一侧是一只大步漫游的老虎，具有出色的，有耐性的黑色笔触，完美地再现了西汉王朝的功绩。

壶壁飞天的怪兽代表天狼星（Sirius），图案猎象征性的显示了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狩猎过程。

唐朝时期的墓志铭

阿斯特中国庭院（The Astor Chinese Garden Court）

这是仿造一个明代的文人庭院而建成的。它的各个构成元素，从窗户到喷泉再到精巧堆叠的岩石，都浑然融为一体，令人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阿斯特庭院位于亚洲艺术展厅（Asian Art），虽然不大，却很精致，是专供人静思的地方。

仿照17世纪中国庭院的风格，借以传统的工具和样式打造而成，假山、水池和稀有的楠木错落有致，

相邻的接待室装饰有明朝的硬木家具。走进这里就仿佛穿越到了明朝，

钟绍京楷书《灵飞经》，唐（618—907），

抄录佛经是佛教和道教一种神圣的奉献精神，也是一种传播信仰，抄写佛经需要特制的笔墨。抄录佛教经文要符合拥有优雅和流利的笔触的要求。

这幅作品是由玄宗皇帝（712-56年）的女儿玉珍公主于公元738年委托书法家钟绍京

所书写的，具有盛唐时期的精致的宫廷风格。字体平衡而和谐，笔触和圆点书写完美，反映出清晰娴熟的技巧。清书法家兼

理论家董其昌（1555-1636）将其视为

唐代最好的现存书法典范之一。

观世音菩萨像 轴，五代（907—960）

五朝（907-960），绘于公元910年，

来自甘肃敦煌第十七洞的绸幛，丝绸上的墨水和颜色保存完好。观世音菩萨在这里被描述为逢凶化吉的救世主。卷轴两侧的场景显示《莲花经》中所述的危险。善与坏男孩站在莲花宝座下面，拿着卷轴。

底部的捐献者按职业划分，跪在他父亲右边的地位稍低一点。

北魏（386—534）弥勒佛金铜立像，出土于河北正定。

这是现存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北魏晚期两尊弥勒佛造像中的一尊，二尊造像均为立佛的造型，头上为发髻，面容清秀，庄重文静。右手上举施无畏印，左手下垂施与愿印。身着僧衹支，衣纹舒展流畅，流露出“秀骨清像”之飘逸感。

其中另一尊北魏正光五年（524）午猷造弥勒佛镏金铜像制作得更华丽繁复，除背光外，还有飞天、菩萨、狮子、天王、弟子等人物形象。但是它的佛像造型与这一尊几乎完全相同，可见是当时流行北魏的标准范本。

各持乐器翩翩起舞的八尊飞天环绕在舟形背光二侧，形态各异，优美华丽。法座下方中央是一尊大力士正在奋力托起一博山香炉，法座二侧侍立有二菩萨，形成了“弥勒三尊”之经典佛像。

雕刻精细的石棺床，北齐（550—577）

来自山西的石墓门，唐朝（618—907）

唐三彩

三彩骑马俑 唐代（618—907）

唐三彩骆驼

唐三彩马夫，高65.4cm

《马夫与三彩马》 唐代（618—907） 彩马，

《胡人骆驼俑》唐朝（公元618—907），七世纪晚期的泥塑，造型生动。

鎏金香炉 唐代（618—907）

陶瓷，

西方对中国陶瓷的欣赏始于八世纪，当时某些产品因其美观和适和饮茶而受到赞誉。陶瓷的研究在18世纪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当时同时受到对许多主题的研究和分类的兴趣激发的景德镇御窑主管唐英（1682-1756）等学者出版了五本开创性的著作 —《瓷器的历史和生产》。

唐的外国朋友之一是Pere Francois-Xavier Dentrecolles（1664-1741），一位耶稣会的牧师，被指派在景德镇开设一座教堂。 Dentrecolles还翻译了中国对医疗实践和补救措施以及茶叶和丝绸种植的描述等著述。他还在瓷器的制造工艺上写了很长的文章，这是西方首次研究和描述这种材料的生产。

欧洲的瓷器传统的发展始于1708年的德国小镇迈森，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对中国瓷器的科学分析与审美欣赏并驾齐驱，并根据装饰中的主要颜色将涂有彩色珐琅的中国瓷器分为几类。例如，绿色占主导地位的瓷器被称为粉红色蜡染（绿色家族），而粉红色调占主导的陶瓷则被称为饥荒玫瑰（粉红色家族）。

中国学者使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搪瓷的调色板和釉的颜色。例如，釉上涂有珐琅的瓷器通常被称为“素三彩”（普通三种颜色），而粉红色为主的瓷器有时被分类为“洋彩”（外来颜色）或“软彩”（柔和颜色），月光釉的中文术语是“天蓝色”。

财神，清康熙（1662-1722），景德镇陶瓷制品。

根据他们所戴的帽子判断应该是财神。中国的众多的神之一的财神被认为是源自先秦时期的历史人物，后来被神化并受到尊敬，他具有创造财富和吉祥的能力。

乾隆年间的花瓶

才女花瓶，清康熙（1662—1722），

才女们正在享受对艺术的追求，瓷器上涂有彩色珐琅，釉面透明的景德镇瓷器，

仙桃石榴花瓶（景德镇瓷器），清乾隆（1736-1795年），

其釉彩涂有透明釉，画中精美的粉红色说明了18世纪初期新颜色的发展。从铅亚砷酸盐中获得的不透明白色，以及略带淡淡的淡粉红色被添加到调色板中，并与现有颜色组合以创建一系列的丰富多彩的色相。

龙云花瓶，清乾隆（1736-1795年），

青瓷雕花瓷器产于江西景德镇，

向皇帝提供珊瑚植物场景的大盘，清雍正（1723-35年），

瓷器上的干饼上涂有彩色搪瓷，产于江西景德镇。

供品大盘，清雍正（1723-1735），

瓷器上涂有彩色珐琅的干饼，产于景德镇的瓷器，这张大盘子上的题材可能出自于16世纪以后在中国广泛使用的木刻版画和书籍中发现的相似的场景。

清康熙年间（1662—1722）花瓶

清康熙年间（1662—1722）花瓶

后记：中国文物是怎么流向海外的

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欧美列强的“考古学家”、“收藏家”及“寻宝者”开始向遥远的中国看去，开始了他们长达一个世纪的大搜寻。他们为本国各大博物馆添置了大批中国各个时代的珍贵的文物。

中国文物严重流失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时期:

清末民初；这一时期，清政府腐败无能，大批文物被列强掠夺、瓜分，大家在历史书上都学到过，比如1860年英法联军瓜分圆明园等珍贵文物，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掠走颐和园等地的珍贵文物。

日本侵华期间；这是中国文物流失的高峰期，很多日本兵疯狂掠夺、盗挖中国文物，运往日本。另外，外国古董商也趁火打劫，在河南安阳，古董商成天守候在墓穴旁，鼓动老百姓去挖商代的青铜器，这些文物带回美国后，一件就能卖几十万美金。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之前；那时，政策规定乾隆以前的文物不许出口，而乾隆以后却允许出口。导致嘉庆、道光时期的很多官窑瓷器、书画以极低的价格流向海外。

改革开放之后；不法商人以香港为中转站，大量走私文物，内地的文物到了香港，随后流散到了美国、日本、东南亚、挪威、丹麦等国。其中，流失最为严重的是佛像与壁画，全部来自佛寺或石窟。

大都会博物馆当时聘请了长期生活、工作在中国的美国人福开森做代理人，他与中国鉴定家、古董商交往密切，自己也收藏了大量的中国文物。他对大都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收购了西周的一套青铜礼器。

上图：西周祭祀礼器“青铜柉禁”

禁长87.6厘米，宽46厘米，高18.7厘米，禁上所置酒器最高47厘米。禁面上和周围放置了十二件青铜酒器，在国内外均十分罕见，极其珍贵。现为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公认的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图片摘自网络）

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途径复杂而多样，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①艺术史学者亲自前往中国非法盗取；

②聘请代理人搜集、劫掠中国文物；

③从古董商处购买中国艺术品；

④本国收藏家的捐赠。

那么对于他们搜刮中国文物的行为，到底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掠夺，还是像他们所说的在战火中为保存艺术品作出贡献？是至今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但是无论怎样，它们最终催生了中国古董市场在欧美的蓬勃发展。

作者在大都会博物馆前留念

（文字及图片版权归作者所有，部分展品介绍参考大都会博物馆的说明，引用请注明出处，谢谢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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