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路人打听邮筒的所在

毛歌

<p><br></p><p>《文化苦旅》第一版是1992年3月出版的,作者余秋雨写“后记”的时间是1991年夏,那一年余秋雨45岁。我有这个版本,也算是是一种读书的幸运。30年后的今天,余秋雨已经74岁,我也从1991年的26岁到了现在的56岁,比余秋雨写《文化苦旅》时候的年龄还要多十年。</p><p><br></p><p>一晃就三十年过去了。从湖南到四川,从韶山冲到成都市,再从中国到新西兰,在奥克兰搬过好几次家,很多东西都扔了,也有一些东西跟随着自己,不曾被丢失和被遗忘。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就是这样一种不曾被遗弃的事物。所以,当我今夜从书架上取出来,想阅读的时候,竟然有一种沉重感。我不急于翻读,甚至连这个念头后来都消失了,我看着封面那四个很大的字,用手指去触摸,后来我只是再读了“后记”,再读了他写的“自序”。1990年代初,距离后来的手提电脑时代还有很长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是需要用一支真正的笔在真正的纸上面进行写作的,余秋雨是走一程写一程邮寄一程,“向路人打听邮筒的所在。”</p><p><br></p><p>现在读到这样的文字,你会觉得很美,有一种怀旧的印象。你也许有很多年不曾往邮筒里投递任何信件了,如果突然间问起你所在的社区哪里有个邮筒,你会顿陷尴尬和紧张:邮筒在哪里呢?你会侧过头朝对面卖烟酒的老板喊到““老王啊!你晓不晓得附近哪个角落里有邮筒啊?”对面会抛过来一句话,老王头都不回,“莫宝里宝气啊,如今眼目下,哪个娃儿还用邮筒啊!”</p><p><br></p><p>去年途径成都,特意绕道而行玉林村,据说那里有个很有名的女诗人,想去看看。后来人家告诉我,女诗人已经离开玉林村了。我沿着集市往里走,想不到在一个小巷子的砖墙上,看见了好几幅画,是关于中国邮政历史和四川成都邮政往事的。我拍了很多照片 ,觉得画画的人很用心。后来去市区一个朋友家,小院子门口的邮筒早已生锈,各种广告贴在上面,彼此重复,但是,邮筒自身那种足以经得起岁月的墨绿色则依然令人有一种敬畏的感动。</p><p><br></p><p>今天这个时代,你要写一篇文章,可以用手机或者电脑完成,如果普通话标准,甚至都不需要打字,只需要讲就好了,写好了,一封电子邮件就可以发过去,不需要任何邮资,马上发出去,对方马上就可以收到。人们可以不再买书,寻着电子书的说明,你就可以找到你想要读的某一本书,你都不需要听见手指翻书的声音,不需要你用食指粘着口水一页一页往下翻读,你可以听完一本你愿意听的书。我相信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应该也有朗读版本的,也有电子版的,如果你用三四个小时听完这本作品,我可以肯定的是,你压根儿就没有听进去半个字,你只是听完了一本书,这是全部,这和你听完另外一本书没有区别。</p><p><br></p><p>一本由投递进邮筒的文章最终出版的作品,虽然发生在三十年前,但是,三十年后你要读懂这样的文字,你就得至少用手触摸一次邮筒,你要听见那种一封信落入邮筒里面的声音,除此之外你还得做好往后看的准备,你不要以为读一本过去的书是轻松的事情,过去很多年的《诗经》,抵得过如今无数所有滥用情感的情诗,后者甚至是不配的。《文化苦旅》,无论从文学写作上,还是从旅行的角度上,对我们今天的阅读都是一种艰辛的挑战,原因有很多种,而邮筒的消失则具有了一种深刻的象征主义色彩。</p><p><br></p><p><br></p><p>(图文原创,毛歌微信号:maoge1965)</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