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的那场战争

雪白雪红62116020

　序言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历史上有纠结有战争，但很多时候都是和平友好的。有一首越南歌是这么唱的：越南中国山联山江连江，共临东海，我们并肩战斗有力量……共饮一江水，早相见晚相望，清晨共听!雄鸡高唱。

　　记得70年代初，我们刚刚上了初中，越南战争打得如火如荼。周末我们有时候会到五华山的父母机关办公室去看画报。那个时候文艺生活很贫乏，就是画报，也只有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越南画报，朝鲜画报，阿尔巴尼亚画报——偶尔可以看到罗马尼亚画报。

当时流传“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枪枪炮炮，阿尔巴利亚电影莫名其妙……”越南画报印刷质量不是很好，就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好画报，我们对越南画报看得很仔细。1970年的越南画报就有什么二征夫人反抗汉朝统治的起义怎么怎么样的蛊惑性宣传。当时我们很奇怪觉得宣传不是称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吗？怎么大汉族在历史上就一直压迫京族呢？我们问办公厅，民政厅的有知识的大人们，他们也摇头晃脑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在初中的历史课上的很好，老师们也不乏表扬。有了兴趣就去翻看〈汉书〉，大致对二征夫人起义有了初步的了解。当时的新闻纪录片，越南访问中国和周总理接见的画面特别多，联系越南画报的宣传，看到镜头里黎笋和范文同，这两个人好像很虚伪，但是又不敢说——毕竟少不更事儿啊。

伏波将军马援征战岭南实际上有两次—— 维汜（曾蛊惑百姓，后被杀）的弟子李广纠集徒党，攻下皖城，杀皖侯刘闵，自称“南岳大师”。朝廷派谒者张宗率兵数千人讨伐，又被李广打败，于是派出马援。马援组织诸郡兵马一万余，击斩李广等人。

不久，交阯女子征侧、征贰举兵造反，占领交阯郡，九真、日南、合浦等地纷纷响应。征侧便在麊泠趁机自立为王，公开与东汉朝廷决裂。刘秀任命马援为伏波将军，扶乐侯刘隆为副将，率领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趾。部队到合浦时，段志去世，刘秀命马援兼领其军。于是，马援统军沿海开进，随山开路，长驱直入千余里。

建武十八年（42年），马援率军到达浪泊，大破反军，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马援乘胜进击，在禁溪一带数败征侧，敌众四散奔逃。

建武十九年（43年）正月，马援斩杀征侧、征贰，传首洛阳。朝廷封马援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马援犒赏三军，大发感慨，三军将士齐呼万岁。

接着，马援率大小楼船两千多艘，战士两万多人，进击征侧余党都羊等，从无功一直打到巨风，斩俘五千多人，平定了岭南。马援见西于县辖地辽阔，有三万二千多户，边远地方离治所一千多里，管理不便，就上书刘秀，请求将西于分成封溪、望海二县。马援每到一处，都组织人力，为郡县修治城郭，并开渠引水，灌溉田地，便利百姓。马援还参照汉代法律，对越律进行了整理，修正了越律与汉律相互矛盾的地方，并向当地人申明，以便约束。从此之后，当地始终遵行马援所申法律，所谓“奉行马将军故事。”

建武二十年（44年），马援率部凯旋回京。刘秀赐马援兵车，朝见时位次九公。

马援一战奠定了岭南交趾郡安南方面的几百年的和平安定。老百姓很感念他的功劳经常有一些寺庙祭奠他。就是桂林这个地方也有伏波山，伏波公园。一说起伏波将军，大家都认为指的就是马援——尽管伏波将军这个称号，好几个朝代的皇帝还授过其他人。

二战胜利后，中国军队按战区划分负责接收越南的各项权利; 在接受日军投降后卢汉上将的第一方面军密切监视法军的一举一动。

刚刚获得自由的法国，就要来剥夺其他民族的自由。从1945年10月开始，他们频频派人赴重庆，要求中国将越南交还法国，遭到中方的拒绝。1946年3月，法国政府扬言：“中国军队没有坦克、大炮、飞机、军舰，装备很差，法军决定集中远东所有海陆军力量，将中国军队赶出越北。”

3月6日凌晨，9艘法国军舰靠近越南海防海岸。法舰见岸上中国守军摇旗阻止，便率先开炮，炮弹命中中国守军弹药库，引起爆炸。中国守军用机枪扫射，无法阻止法舰前进。后发射6枚火箭弹，全部命中目标，造成法舰一沉两伤，其余法舰见势不妙，仓皇溃退。法国远东舰队司令阿巴努亲自拜会国军第130师师长王理寰，表示道歉，并承诺军舰驶出10海里以外。越南人民得知这一消息后，奔走相告，他们高举中国国旗，欢呼万岁。

海防抗登陆战的当天中午，法国被迫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并与胡志明达成初步协定，承认越南的独立地位。5月初，中国军队全部撤出越南。

然而，法国愿意承认越南独立，只是迫于其他盟国的压力，尤其是中国军队在越南的军事存在。达成协议也只不过是缓兵之计，一旦中国军队撤出越南，法国就立即撕毁协议。1946年12月，法国发动了对越南的全面进攻，越南由此开始了长达9年的艰苦抗战。中国此时也陷入国共内战之中，再也没有心思去管越南的事了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的回忆录里边，专门提到黎笋的亲信、意识形态书记黎德寿，带他去越南博物馆参观解说所谓中国历史上对越南的侵略，特别是二征夫人起义的全过程：他满怀狐疑沉痛的分析了中越关系，认为中越结盟这件事必须仔细考量，因为让他参观反复宣传中国侵略压迫的这个事情，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特别是在谈判中，黎德寿经常让他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经常向他暗示，中越友谊不是那么回事儿……

中国国务院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也证实了这一点：范文同每年率团访华就是要钱要枪要粮。他们对周恩来总理穷追猛打，经常提一些过分的要求。周总理用毛巾烫脸彻夜给他们说明中国的处境，越南人不依不饶，说什么毛伯伯都说了，“广大的中国领土是越南的可靠后方，伟大的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硬逼着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装备部长苑化冰，在军援、经援上翻倍的数字上签字，一派强盗嘴脸。

　抚今思昔

　西南边境的战争一晃都过去几十年了，我们从当年的青春活泼青年进入了花甲之年。林则徐被贬斥到新疆时曾说：我与天山相对笑，两头晴雪共难消”—— 他说的是落难的封疆大吏，一夜愁白头的事儿，似乎与伍子胥过韶关一夜愁白了头的传说相嘲；生活愁苦命运多舛的人可不就是这样吗？

1976年国家经过大变故以后，千头万绪待从头收拾旧山河，重新来安排；中央层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新复出，邓、陈等人重新执掌军政大权。国际层面新老朋友也要重新排序，越南南北统一后，中越关系逐渐恶化，边界冲突不断，黎笋当局不顾中越传统友好，背离胡志明中越友好的传统路线，迫害人民军创始人之一的大将阮志清，国家领导人黄文欢。公开在舆论、教科书上全面反华，出兵柬埔寨，叫嚣全民万日战争，甘当超级大国的打手和马前卒。其实早在1977年年初，越南开始了排华动作，不断驱赶华人华侨，1978年达到顶峰，在4月至7月间，被驱赶的华人华侨达到16万之多，在此过程中，很多华人同胞遭到无故殴打甚至遭到枪击，不少人遇难。

1978年的6月29号，越南加入苏方的经济互助会，正式成为了其中一员；同年的11月3号，苏越双方签订所谓的友好合作条约；12月20号，越南出兵柬埔寨，兵力达到20万之多，东南亚的局势风起云涌，中方对此提出警告，但是却被越方置之不理。

 1979年的1月7号，柬埔寨全境几乎被攻占；1月29号，中方领导人邓小平抵达华盛顿进行访问，2月5号结束以后，从西雅图飞往东京，2月8号安全返回。

在此同时，中方分别在1978年9月、11月22号和12月7号举行了三次作战会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进行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命令广州军区和昆明军区担任作战任务，会议结束以后，两大军区各部队开始朝着广西云南的中越边境秘密部署。

 12月31号，经过一致讨论，决定扩大作战规模，将部队进攻的对象由边境县城升至北越重要城镇。1979年的1月23号进行了最后一次作战会议，确认还击决心以及行动方案，要求各参战部队于2月15号前完成所有准备工作，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作战任务，痛击越南。

2月14号，中方发表了关于对越还击、保卫边疆的通知。政治处主任张道宇亲自来我部，铿锵有力的宣布了国防部命令——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国家行动。

2月17号凌晨4点，随着一声令下，万炮齐鸣，中越边境的夜空亮如白昼，沉寂的大地地动山摇，对越还击战正式拉开帷幕。〈79年初邓小平访美，中美领导人全面衡量了国际形势重新调整了战略部署，实际上达成了对越惩罚的默契。美国卫星给中国提供了中苏边界中越边界的一手资料〉。

当年2月17日，中国在广西云南方向对越南打响了被称为自卫还击作战的战争，云南方向由开国上将杨德志将军指挥三个军从河口和金平出击地打击越南。（战端一开杨德志将军因病回北京治疗，以后直接荣任总参谋长。前指是由第一副司令、也是开国少将的张鋕秀将军实际指挥和部署——顺便提一下张将军执掌昆明军区帅印将近8年）

我们作为昆明军区的战略工兵团，为十四军，十三军和十一军构筑前线指挥部，架桥、排雷、军用急造公路等重大工兵业务，我们这些当年的小知青而今的小战士也裹身其中随大军前出边界纵深越南老街浦娄、柑糖一侧……

　　在不到约一个月的战争中，我亲眼目睹了万炮齐鸣和越南方面的焦土累累，在前出越南最大的磷矿基地甘棠磷矿收缴战利品的路途中，我亲眼看到了在水田中被炸得四脚朝天的水牛、村旁农舍死去的猪和鸡、还有远处山梁边四处丢弃的毛毯、花花绿绿的棉被以及僵卧的尸首；大弹坑旁边的小弹坑，分别是152炮130炮122炮、82迫击炮——甚至火箭炮轰击过的伤痕。〈战友赵家林说……比血肉模糊更难忘的，是战场上的恶臭，腐烂的尸体和死牛死马的味道混合在一起，比任何恐怖片更加恐怖。我在看战争片时常常会想，恶臭扑鼻是任何艺术作品都无法表达的，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

我临时配发的是一只54手枪，上了膛，装满了子弹，我的任务是登记收缴的各种战利品，有成捆的钢筋、木质板材、有拆卸下来的各种电机、电器完全是花花绿绿的万国牌,还有一辆印着吓唬老百姓的有越军军徽标记的苏制嘎斯69的吉普车，应该是越军团级指挥员的座驾!我们的杨技师开着溜来溜去，不小心还得罪了后勤处长姚裕明。

我做完了文字工作，很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二愣子劲头提着手枪到工棚里边去查看，越南工人苦得很，吃的是木薯饭，有的锅碗瓢盆还没来得及收拾。用的药品居然是天津制药厂出产的，有一套组合工具箱上面印的居然是Made in Romania的文字,我正在辨识英文，不远处传来两声闷响，抬头一看，原来是两个14军的散兵在那里对着断壁残垣扔手榴弹实弹玩儿，看见我还嬉皮笑脸的做了个鬼脸。

负责此次行动、正在开着吊车的的指导员被爆炸和腾起的烟雾惊了一下，四处搜寻，一眼看见我一声大叫：……那边有地雷有特工，你怎么敢跑那么远，赶快给我回来!——的确，我在修理所负责文书工作，再怎么样也轮不着我上前线去登记战利品，我在蚂蝗堡的修理基地憋的难受，作为一名军人一名战士，仅仅只闻过硝烟，没有看过战场的残酷和血火，这无论如何是我不能忍受的!

经过几次向所长纠缠和请求，这位1米80的东北大汉、内心却保守到谨小慎微的老军人，才勉强让指导员带我去前线，行前再三保证：保证完成任务，保证服从命令，保证听从指挥，张指导员和我是四川老乡，他也怕我出个三长两短，无法回去交代。再说我们团也是出了人命的——营长李培孟，因为排雷英勇牺牲；昆明兵张葆华当时被地雷炸断了腿，后来因为地雷破片引起的败血症也牺牲了。

云南方向战果没有广西大，牺牲也相对较小：根据前线指挥部的通报——云南方向歼灭性消灭越军第三四五生产师，师长只带几个小喽啰，渡河狼狈不堪逃跑，其他人员非死即伤，要么就是被俘虏。击溃越军316A师，这个金星师是越军的主力部队之一，黎笋亲自下令他们去柑糖磷矿挽救败局，阻止摧毁他的经济重地，但是他们在主要公路线上遭到我13军39师下属一个加强营的阻击，居然攻不过去，拖走了七车尸体，机枪连排长阿尔子日指挥的一个火力阻击点就毙伤了敌军上百人——这个主力师的阵地战攻击波确实不怎么样，牠在抗法抗美战役中的功绩，在这里居然一败涂地!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军战役战术也有问题：316A师北上时我军就有所察觉，以十三军的强悍兵力，至少不应该是击溃仗，当看到316A师在代乃地区连一个加强营山头都攻不破的时候，就应该明白它是什么东西，前线指挥部立刻就应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调动主力2翼包抄至少消灭它2/3的兵力，那时说重创也不过分，能够全歼当然就更好了!张志锈将军打得过于谨慎，还没有吃掉他一个主力师的胃口，我们知道同登消灭了他的一个英雄团，鬼屯炮台炸死了他800多精壮人员，谅山的奇穷河两岸布满了越军首都第3师残部的尸体，308师也被打残了，越军痛了好多年呢!

316a师一看前面山头攻不过去，甘棠磷矿也被我军炸的差不多了，他立刻沿原路返回，逃得比兔子还快!——当然在黎笋集团的严词责令下316a师迂回到黄连山桠口和安沛的主要通道边布防，与我军担任侧翼掩护任务的l49师又发生了一串战斗，损兵折将两千人，而149师只伤亡了6百人不到；〈这个149是好生了得，当年在中印边境就打出了威风，它是18军的主力师，原来的番号是陆军第52师。后来调回成都军区当战备值班师，如果149师与13军的任何一个甲种师配合实施钳形行动，那316A师的末日就到了〉而我军打到铺娄、沙巴一线接到上级紧急命令就不再推进了——云南方向令行禁止，广西方向许世友上将还想往前再拱一拱……（最开始中央军委责成总参作战部研究作战构想时，还筹划了除东西两线之外的“第三路线”。这一条攻击线原计划由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查玉昇少将指挥，配属50军、54军，由普洱、西双版纳一线进入老挝，〈这两个地方大军实际已经进驻〉过境直接穿插至越北腹地，将整个越南“拦腰斩断”。如此一来，越北的敌军就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典型的瓮中捉鳖打法。

这是一招致命的奇兵，“腰捅一刀”一旦成功，整个越北战役将提前结束。两路夹击之下，战果也会更大。但是在对越反击战临近打响之前，这条“第三路线”却被中央军委坚定地否决了。

这是因为不能把战争打得太大!

在军委最初定下对越反击战的总战略时，曾强调“有限时间，有限纵深，速战速决，歼敌速回”。通俗地讲，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创越军，打击其军事力量，这也是最后整个对越反击战只进行了28天的最根本原因。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越南，而是其背后站着的苏联。一旦越战拖延时间过长，将南线主力陷在战争的泥淖里，北边的苏联很有可能趁火打劫。所以对越反击战最核心的战略，就是对越南“有限惩戒”，然后尽快全身而退。

但如果“第三路线”实行，越战就不可避免地扩大化，这是“一剑封喉”的杀招。将整个越北尽数拿下，战果虽然空前，却会在更大程度上刺激苏联，逼迫其采取措施。所以遵循“不能把战争打得太大”的总原则，这一路线并不合时宜。摩拳擦掌的大部队，就只是像长途野营拉练一回，这些二线的广大指战员只能是抱憾终生。

　　我在谷柳大桥边遇到了我的知青伙伴，亲密战友维克多。他们的英雄连队在谷柳大桥完成桥墩装填炸药最后摧毁大桥的战略行动，老兄一脸凝重：简单明了的告诉我，他和他的连队的工作任务——由于担心回不到昆明和父母重聚，他要我有可能回昆明去，向他父母说明他在这边儿的情况，说到动情处，还充满了哭腔。我再三宽慰他，没有事儿应该可以一起回去的、班师凯旋!——其实他在战争中受到的刺激比我强烈比我大，李培孟营长被地雷炸死身亡后，因为是直接首长有相当的感情，他亲自背营长下战场还期望紧急抢救，鲜血浸透了他的征衣，这样的生离死别，他怎么不可能想到战争的一切可怕后果?维克多小学是少先队的大队旗手，初中高中的优等生，下农村是知青集体户的户长；在部队也是作为干部苗子培养，代理过营部书记，他也只是在我面前才流露出内心的恐惧和软弱，说实话，我也被他的情绪感染到，深深感觉到战争的残酷和无情，以及我们知识青年对战争的无奈。

我也亲眼在蚂蝗堡车站看到前线运下来的59式坦克残骸——整个炮塔被激烈的爆炸掀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主车体内斑斑的血迹，还有烧焦的断肢在里面，山地丛林作战根本不适合坦克车队的开进，进攻孟康县城，我军就有7辆坦克遭敌摧毁，而且手持反坦克榴弹的竟是一群越南民兵妇女，步兵兄弟抓到他们以后，坦克兵战友们对她们恨的是咬牙切齿，巴不得用坦克车把她们拴牢拖死，但是步兵兄弟坚决把她们押往战俘营。——除了这一伙越南妇女外，我还看到另外两起俘虏：一个是骨节粗大的越南红头瑶的部族首领的老婆，她可能原来有京族的血统，所以拼死抵抗我军，后来被村民绑送交给我军，因为村民们受大京族的压迫生不如死，早就怀恨在心，我军打进来开仓放粮，他们欢喜的不得了，又带路，又报信，又指认越南奸细，这也是对民族压迫的一种强烈反抗！

可能这个女匪比较重要，有一个当官的带着小语种翻译和警卫过来山腰车站就地审问她，这一切都很正常，不正常的是他那个看起来像干部子弟的轻浮警卫员，拿着一把铁把冲锋枪四处比划，枪口甚至对着自己人，那个女匪眼睛炯炯有神，不时盯着那把铁把冲锋枪，如果她冲过来夺枪，抠动扳机的还不一定是那个草包警卫员！

那位首长好像也意识到什么，大声呼喊看不下去的那个警卫员：“……枪口朝下！”——我在战场看到的干部子弟起码有一半都很差劲，只有王炳祥这样拼命获取军功的人是少数例外……

还有一个体壮如牛的沙族越军士兵，他腹部中弹，全身汗臭血臭烘烘送到我们的急救卫生所抢救——大概有血债吧，医务人员懒得管他，熬了一天一夜后呻吟声音十分刺耳，我们的伤员抢救完毕，才轮他上手术台，手术后能下地了，即刻就转送到俘虏营，他的眼神中毫无感恩之心，与我们对视十分凶蛮。我想这样的家伙应该戴脚镣手铐吧——当然喽，俘虏营的感召政策厉害得很，还没有听说谁戴脚镣手铐的！

但是的确有人喜欢战争，我们修理所和团训练队挨得很近，训练队教官游在富，平时不苟言笑，不苟言笑只是他的外在表现，有的人觉得他高深难测，我跟他聊开了，原来他内心是壮怀激烈，特别渴望用战争来证明他的才艺，甚至在和我聊的高兴处，手指关节在咔咔作响，我都感觉他要飞出去了……

很多人都还记得开战前摇摇欲坠的中越友谊铁路大桥上有一节车厢，中方广播宣传说这是一节装满烈性炸药的列车车厢，越方随时准备引爆挑衅中国，至少炸塌河口县城的一半房屋，我们的团队来到界河边，看到那架在半空的可怕的车厢也是有些将信将疑。在这种危机可怕的关键时刻，作为老工兵出身的游在副教官挺身而出，坚决请战，要去排掉这个大车厢里边的所有爆炸物，据我所知，请战担当这次任务的还真没有第2个人!我们的小知青程桦听到枪响就瑟瑟发抖，我们的老所长刘同仁，在152炮火炮发出雷鸣般的响声时，颤抖之余竟然下意识紧紧的抓住了我的手!

那天晚上游教官内心是怎么挣扎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第2天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满脸笑意，平日里苍白的脸上淡起了红润，嘴角微微翘起——不无得意的告诉我，根本就没有什么爆炸物，只是在车轮底下埋有几颗反坦克地雷，他和战友们“憋着一屁一泡尿就把它排除了”，他十分轻松的对我这样说，他真的轻松吗？那可是身家性命啊!

战后他荣立二等功，后来被谢振华政委钦点，担任楚雄军火库的正团职上校主任，完成了贵州放牛娃一生的梦想!比起现在有些腐败分子，他的付出可真是实实在在啊。（下面这一段是老战友刘辉提供的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工兵第七团战史：中越铁路大桥位于河口县城南侧，横跨南溪河，与越南老街相连，修建于1903年，1910年通车。为混泥土、钢架结构铁路公路两用桥。长140米，大桥中间为中越国界，大桥中间为窄轨铁道，汽车可跨铁轨行驶。由于历史的原因，先后于1940年9月10日、1947年7月12日、1979年2月17日三次被毁，三次修复通车。1978年8月30日越方将一棚车推上大桥中部，并在棚车前后架设了铁丝网和栏杆，单方面封锁大桥，中断铁路。战前推测，棚车内可能装载着炸药或其他爆炸物。

1979 年 2 月 17 日凌晨，中国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奉命向越南被迫自卫还击，当日越军将桥梁越南部分炸毁， 2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工兵第七团奉命派出作训参谋游再富率 7 连 7 班战士，在连长吴金奎、 保卫干事赵庆举的共同指挥下，冒着敌人的炮火，冲上棚车，发现是一辆空车，在进一步排查中发现车轮下有7 枚越军设置的防坦克地雷，当即将其排除，为铁道兵抢修大桥扫清了障碍。（衷心感谢老兵博物馆，特别是刘辉老战友——老兵影视博物馆）

边界民心的情况——对于当时的越南老百姓而言，由于越南的经济非常落后，所以很多老百姓的生活都非常贫苦。对于这些百姓而言，物资方面的援助能够给予他们最大的帮助，所以我军的参战官兵为这些越南群众发放了大量的粮食和生活物资。

仅云南省军区为例，他们向越南百姓发放了50多万斤缴获的粮食，同时还耗资16900元从国内采购了大量的生活物资，分发给贫苦的越南群众，这些越南群众都并不愿与我国为敌，他们不愿意接受黎笋集团的统治，拒绝拿起武器与曾经帮助过越南的中国为敌，所以这些都是我军积极争取的对象，而对于那些拿起武器攻击我军的越南人，我军则坚决予以消灭之。

我军在越南开展的群众工作最终为我军带来了什么好处呢？以13军为例，这个军在越南作战期间一共有49名越南老百姓为他们带路，有64人次越南百姓向他们报告越军情况，13军通过这些百姓的帮助，找到了越南军队的4座弹药库，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而124师的一个连在攻击高平时，一名曾经被战士们帮助过的老人带领解放军战士抓获了三名越南的武装人员。还有一些越南百姓，从自己微薄的口粮中挤出一部分，提供给我军掉队和受伤的战士，并且积极帮助他们返回部队，还有的越南百姓为我军提供越军雷场的位置，挽救了大量我军官兵的生命。

这种作战方式实际上体现了我军的仁慈和宽厚，虽然是越南挑衅在先，但是我军却并不愿意使战火殃及越南无辜百姓，也正是凭借着这样的群众工作，才能够使得我军在越南作战获得胜利。

　　越南这样说

从越军角度反映了我军采用的“牛刀杀鸡”战术，即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正面突击和迂回包围、穿插分割相结合的打法，以强大的炮兵火力为后盾，充分发挥大兵团运动战的优势，对敌实施各个击破，成功地粉碎了越军在边境浅近纵深地区的防御体系，攻占了所有预定夺取的战区重要目标。老街市，是原黄连山省省会，越西北地区的重要门户；高平市，是高平省省会，是越北地区的战略要地；柑塘市，是越西北地区重镇，那里的磷矿是越南出口创汇的主要来源之一；谅山市，是谅山省省会，越南首都河内的门户。1979年3月5日，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撤军越南。从战后的通报看，中国完成了牵制越南和打击它的战略目地，摧毁了北越的很多战略经济军事要地，特别是拿下谅山威胁河内，对方惊慌失措，下令全国总动员，而中国巧妙转身，让它空忙一场。按中央的分析，50年内将无战事——历史事实果然如此!

1995年3月，越南国防部军事历史院编纂的《越南人民军50年》一书，由越南人民军队出版社出版。该书是越南军事历史院为了纪念越军成立50周年而编纂的一部最为权威的越军大事记，全面、详细地记述了越军50年（1944年12月至1994年12月）的成长、战斗、建设和发展的全过程。

越军权威资料披露，越军在1979年中越战争中的战绩

其内容包括越军在各个时期的实力编成、组织序列、军事活动和越党中央、中央军委有关军事（军队）工作的决议、指示以及军事战略调整等重大事件。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一、越南人民军50年大事记。二、主要机关和单位简史。三、建设和成长过程中的主要数据。这是越南当时最详实、最权威的一部军事工作大事记，对于研究越军的历史、现状以及军队建设方向、作战指导思想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因此我军组织力量将其翻译成中文，于1996年4月出版。

在这本书的第272页，记载了有关1979年中越两国边境战争的内容，其中包括了越军方面统计的战绩。全文如下：

越军权威资料披露，越军在1979年中越战争中的战绩

“2月17日，中国出动60多万军队，数百辆坦克装甲车，数千门大炮，在广宁至莱州的整个北部边界全线对越南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经过30个昼夜(2.17-3.18)的英勇战斗，我军民消灭和重创了3个团、18个营，击毁和击伤550辆军车(坦克装甲车280辆),击毁115门大炮和重型迫击炮，缴获大量武器.”

按照自情自报的原则，自己的情况自己最清楚，我们把越军宣称的上述战绩和我军战后统计的损失数据进行对比之后，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越方的记录并没有对战绩进行严重灌水夸大其词，有的数据甚而至于比我军的统计数据还要少。下面就逐一进行解析：

越军权威资料披露，越军在1979年中越战争中的战绩

越军称“消灭和重创了3个团、18个营”。按三三制的编制原则，将18个营折合成6个团计算，越军认为共消灭和重创了我军9个团。当时我军参战的步兵团均为战时甲种编制，每个团下辖3个营，每个营5个连（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1个炮兵连），另有5个团直属连，合计20个连，总兵力在2700人左右。即便我们往最高限度估计，按照9个团全部损失进行计算，总和为24300人。（当然，我军没有任何一个步兵团被全歼，实际上伤亡最大的步兵团，战斗减员率为28%）而根据我军战后统计，东西两线参战兵力为55万人，实际战斗减员率为5.7%。那么二者之间还存在7000人的差额。——按昆明军区的统计资料：东西两线，我军共阵亡2万余人，上述减员率实际包括了非战斗因素的病亡意外我军炮火误伤等等情况。所以越军的统计还是比较接近于真实的情况。

越军权威资料披露，越军在1979年中越战争中的战绩

越军称“击毁和击伤550辆军车(坦克装甲车280辆)”。这一仗，我军共投入了7个坦克团又1个坦克营，合计参战各型坦克近700辆。据战后统计，我军参战装甲车辆战损239辆，其中有48辆坦克因为损坏过于严重无法修复，最终只能报废。在这一项的统计上，越军高估了自己的战绩，但数据相差并不大。而轮式车辆的损坏则超出越军的统计不少，不计算总部和两个军区直属的12个汽车团，仅就6个野战军的参战车辆损坏数据而言，就已经达到了483辆。

越军权威资料披露，越军在1979年中越战争中的战绩

越军称“击毁115门大炮和重型迫击炮”。当时我军参战的迫击炮中，口径最大的是步兵团直属迫击炮连的1971年式100毫米迫击炮（为6门制），并无120口径以上的重型迫击炮。而师属以上大口径火炮的战损（非越军所称击毁）则为199门。越军曾经在其博物馆中展出过1门107毫米火箭炮，铭牌显示是316A师在黄连山省的战斗中缴获的，这纯属捏造，我军在该方向作战的13军师属火炮无一丢失——越军按苏军的所谓概念法统计，实际违背了战埸的真实情况，所以有的统计也有水分在里边。

越军权威资料披露，越军在1979年中越战争中的战绩——另外越军在1979年2月底，还是有一个小团，越过边界过来骚扰中国。事发后，负直接责任的广西军区立刻命令边防部队和民兵“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快的速度夺回阵地”，从军区边防1团抽调一个加强营支援板烂。宁明县所属的南宁地区，立刻对辖下11个县市下达动员令，组织民兵参战，南宁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先后赶到板烂前线统一指挥。宁明县武装民兵团接到命令后，1小时内集中了1个民兵步兵连、2个民兵炮连、1个民兵炮兵连开赴110公里外的板烂地区。

当然，可能在东线指挥部高层看来，要收复国境还得出动野战部队，但一时无兵可调只能让边防部队与民兵顶上去，就算不能收复也要阻止越军进一步推进。2月24日，460团向中国发起主动进攻第二天，配属东线作战的第二批参战部队成都军区步兵50军先头部队148师448团抵达崇左县江州集结地域。

25日晚21时，广州军区命令50军148师并指挥广西军区边防1团5营支援板烂作战，先期歼灭越军338师460团，待军主力抵达后再歼灭338师炮兵208团，并要求战斗于2月27日7时打响以配合谅山作战。从命令来看，许世友这是要将越军338师留守亭立的部队一锅烩了，看来真是惹急了。

接到命令后，148师先期抵达的442团与炮兵团连夜向板烂开进，并计划以442团配属边防1团5营沿公路两侧担任主攻，正在赶来的443团为第二梯队、444团为预备队，炮兵团编成炮兵群支援步兵作战。26日，442团全员抵达板烂地区，开始勘察地形准备作战。

在野战部队开赴板烂地区的同时，面对已经反应过来并得到加强的中国边防部队和武装民兵，越军460团已经占不到任何便宜，开始处于劣势。到25日下午，久攻中国边防部队和民兵阵地不下的460团，在察觉到中国野战部队抵达后，抢掠、焚毁几个村庄后撤回越南境内。

也就说，当148师442团于2月27日打响战斗时，实际执行的已经不是收复国境而是歼灭越军460团的任务。可能正是如此，27日7时战斗打响后两个小时，广州军区即改变了作战命令，442团、炮兵团及边防1团5营仍负责板烂地区作战，已经抵达板烂的443团与正在下火车的444团配属55军参加谅山战役。

接下来的战斗，与1980年代的中越边境拔点作战极其相似，到3月2日442团攻入越南境内，仅用两个多小时就攻占了越南一侧制高点542高地。此后，直到3月11日442团及配属部队奉命撤回境内，越军460团都难以越雷池一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偷鸡不成蚀把米。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在历史研究领域，应高度重视对当事各方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证鉴别，万万不可只从单一的角度出发，偏听偏信。唯有广览史料，对照分析，认真查证，我们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大军班师以后，我们团一分为二，维克多他们所在的英雄8连炸电厂炸谷柳大桥有功又因为英雄的营长而集体荣立二等功光荣 回玉溪归建，而我们修理所因为繁重的工程机械修缮任务，还要移师麻栗坡地区配合修筑国防防御工事的很多工程兵部队，完成战勤保障任务，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边界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我曾到位于船头的国营农场去看望我们的战友们，1979年的麻栗坡前线完全是处于守势，我亲眼看到山头上咄咄逼人的越军阵地上架设的黑洞洞枪口直接对着我们的农场、公路，还有桥梁，民居；如果不是忍无可忍，我军是不会集结军师规模的军事力量断然进行反击的!

战后阳光照进部队：上级通知青年知识军人可以参考报考各级各类学校，赵家林维克多和我分别在玉溪和麻栗坡参加地方1979年成人高考，维克多以云南省文科第3名的资格，考入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我在麻栗坡前线的帐篷里，通过努力也考取了云南师大历史系——此照就是我参加高考的准考证。

　我来说一说　

我在陆军学院的图书资料室查阅资料时，对基层部队选编而来的战术资料和越军将领的情况比较感兴趣，其中有一个边防连队穿插迂回的情况，令我印象深刻：有一个中越边境一线的边防连队，由于地形熟悉，上级指令他们到老街附近的敌人退路的必经之地的公路搞伏击，他们准时按上级的部署及时到位设伏。1979年2月17日万炮齐鸣后，越南老街省守军仓皇逃窜，逃亡队伍中裹挟了大量的车队，还有各种人员物资，由于惊慌失措，乱成一团人喊马嘶，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战斗力。边防连长立刻下令进行火力准备，在这关键的时刻，指导员贪生怕死，以所谓党支部书记的身份下令任何人不得发射一枪一弹，他与连长在阵地前大吵，连长脑袋一热下令跟我冲，回头一看，没有任何人跟随他，只好转过身来，恨恨连声，眼巴巴地看着越軍的慌乱队伍，还有政府官员家眷什么的溃不成军的在眼前一波一波的逃走……不仅错失良机，还错失千金难得的战机!

战后这位贪生怕死的指导员被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连长也判了几年徒刑——也不能说他冤枉吧，军事指挥员居然没有权威性，让一兵一卒跟自己冲锋也是十分悲哀!这个案例的探讨似乎要说什么两长制的弊端，但是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似乎又使这个讨论进行不下去!〈以前高层遇到这个问题，就会直接赋予军事首长以决断权——比如彭德怀比如林彪，他们在紧急时刻都是一身兼二任，好像粟裕和陈赓也有决断权——打一江山岛时，张爱萍以参谋长的身份全权特命指挥〉

越盟成立之初，黎笋和范文同作为胡志明的文职助手、阮志清和武元甲作为军事助手，当然黄文欢，文进勇、黎仲讯这些人也在越盟的军队核心圈子内。从黎笋回忆录中看，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以中国和法国主导的日内瓦会议时，当时分划北纬17度线，约定越南南方和北方的治理，他就对中国决定性的分量和作用，甚至周恩来总理本人心存芥蒂，连胡志明都会审时度势，黎笋却想蚂蚁吞大象，螳臂挡车、自不量力。后来卖身投靠前苏联也是有原因的。他利用胡志明主席年事已高，身体多病懦弱，甚至娶亲安度晚年的愿望，也动用政治局决议否定…说什么胡主席威望高娶老婆会伤害越南人民的感情——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又把亲华派逐一架空，甚至害死阮志清大将，中间派长征，孙德胜 、阮氏平、邓尘诗这些人也没有什么权利；让亲苏派把持党政军各个大权要害部位，最后完成极端民族主义的赌博 ——既然他是一个赌徒，那他就不可能赢。

就中越关系史而言，有两件大事是让越共耿耿于怀的：一是在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反复劝说北越接受北、南分治的《日内瓦协议》；二是在越南战争进行期间，中国与美国逐渐开始实现和解，并积极推动美越签订了和平协定。这两件事，虽然是基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是现实条件下对越南最为有利的方案。但越共看到的，是在取得战场优势的情况下，两次放弃了国家统一的机会。这对越共的影响极其深刻，尽管在公开场合仍“高度评价”，但私下里却是相当不满的，认为中国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了越南。后来黎笋掌权，对于来自中国的压力非常愤怒，他较早就成了越共的亲苏反中派。也就是说，中国在长达20多年的援越过程中，在越共高层也“培养”了一批反对力量。

胡志明小道扩建早期，缺乏卡车等运输手段的北越只得在巴特寮游击队的协助下，动用大象来运输重型物资。我们要说的是：越南通过胡志明小道向南方渗透，同时也把自己的军事政治势力渗透到了老挝和柬埔寨。

援助宿命：中国一直向北越提供大规模的援助。但在北越看来，美国介入越南战争不只是阻止越南统一，更是在围堵中国；北越是保卫中国的第一道防线，越南人在前线流血牺牲，中国出钱出枪支援北越是理所当然的。因此，黎笋、长征、范文同等人每次到北京索要援助时，都理直气壮，狮子大开口，没有什么“感恩”心理。

深层次分析，中国大力援助越南，虽然有推动世界革命的因素，但更是国家利益所需：如果整个越南被法国或美国占领，必将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其逻辑与朝战爆发时的情形相类似。基于此，中国一定是把自身的战略利益放在第一位，并运用援助这个工具，试图对北越施加影响。而在中越战略利益发生冲突时，中国不惜得罪北越以维护自身。例如在北越强烈反对之下，仍坚持推进与美国的和解。双方在上述心态和国家利益格局下，中国援助的物资和资金再多、援助的工作做得再好，都很难让北越领情，甚至还处处防范中国“控制”或“出卖”越南。相类似的，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最终也反目成仇。红色阵营之间的这种援助关系，难道是一种宿命？

倒向苏联：苏联最初对援助北越并不热心。但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中苏关系全面恶化，削弱和遏制中国成为了苏联战略中的重要一环。自1965年开始，苏联在援助北越问题上开始与中国展开竞赛。由于苏联财大气粗，武器先进，从1968年起在援助越竞赛中开始占上风。北越也正好利用中苏之间的争斗而从中渔利，以获得最大程度的援助和战争资源。

越南统一后，双方关系开始变得微妙，中国开始逐步减少了对越援助。而苏联出于围堵中国和南下印度洋的需要，继续大规模援助越南，还租用了金兰湾军港。

奇怪的是武元甲大将，按理说他和中国同志的感情也很深，在在越北边界战役、奠边府战役中，他犹豫再三，差点坐失良机。是中国顾问团直接搬出了胡志明主席作出决断才打赢了奠边府战役，也帮他成就了越南军事家的美名，对此他沒齿难忘每次访华都要和中国顾问团的老同志们什么陈赓大将、韦国清、罗贵波等人叙旧谈亲。而且直言不讳的说：在陈赓大将手下，他最多只能当个团长!

但是在黎笋集团公开反华的关键时刻，他又显示出犹犹豫豫的性格，在这一点上他不能和毅然出走的黄文欢同志相比〈黎笋主政越南之后，推行亲苏反华政策，遭到很多越南党内人士反对，其中包括长期担任越南驻华大使的黄文欢。1979年7月，黄文欢利用去柏林治病的机会，转道去了北京。8月9日，黄文欢在北京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黎笋当局的错误路线，散发了《致全国同胞信》，随后又在8月30日揭露出一个更大的秘密，即黎笋篡改胡志明的遗嘱。

黄文欢强烈质疑黎笋在胡志明遗嘱上动了手脚。他谈到胡志明逝世前，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在旁守候的政治局委员，曾讨论应齐集到胡主席身边听取最后的遗言，但被黎笋以胡志明不清醒、说不清楚为由阻止。政治局委员们听取胡志明最后遗言的愿望未能实现，也从未听黎笋说过胡志明早已立下了书面遗嘱。但在胡志明逝世当天，黎笋在政治局委员面前，突然拿出了一份约有三、四页的打字文件，说这就是事先准备好的胡志明遗嘱，并请人宣读。这份遗嘱末尾一边是胡志明的签字，另一边是黎笋的签字。

几天后，这份遗嘱发表在报纸上，还刊登了胡志明的一段手迹。但黄文欢看到，这份遗嘱不是当天黎笋出示的那一份打字文件，而是另一个不同的铅印文件，而且只看到胡志明的签字，没有黎笋的签字。对于不公开全文遗嘱，而采取这样方式公布，黄文欢强烈怀疑这是因为原文已被黎笋阉割或篡改，因而只刊登一段手迹，以鱼目混珠〉。

当然喽，我们中国宽怀大量，在中越关系改善时，老武又成了一个标杆性的人物——穿着他的白色大将礼服作为越南国家和军队的代表，第一个站在亚运会和天安门国际友人的观礼台上。至于文进勇、黎仲讯，甚至黎德寿之类，我们就不提了吧!——哪怕他沾了基辛格的光得过诺贝尔和平奖。

　痛定思痛

　从越南军事历史部门的学术专家认为：1979年2月，令世界瞩目的对越自卫还击战拉开帷幕，信心满满的越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被打的晕头转向，最后输掉了这场战斗。事后，之前在越军军事历史研究部门担任副院长的胡康博士，就对此一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写了一份关于1979年北部边境战斗指导艺术文章，从军事学术角度对1979年的这场战斗进行了客观分析。

胡康博士写道：起初越军并不打算急于投入战略预备役的力量，也不打算撤回在柬埔寨的兵力，而是以当地人民为防御，以第一军区和第二军区地方力量为主，并补充一些后方力量，同时制定逐步投入调动战略预备兵团备战计划，为之后战斗规模的扩大做好充分准备。

在这样的作战指导下，中越边境前线的越军和人民共同面对对方的进攻，一起消耗对方的有生力量，摧毁对方的战争工具，从而迫使对方调整战略，投入战略预备役参与战斗。实事求是的说，中方的人数众多，武器和装备占据优势，并且接连攻占老街、高平、柑塘、谅山等重要城镇。

当谅山失守以后，越方决定投入战略预备兵团，结合当地的武装力量，打算进行反攻。同时越方紧急让第二军以最快的速度将所有兵力全部集中在河内，并同时在边境前线建立第5军。而第1军的各个主力部队和空军等部队都厉兵秣马，随时准备参与战斗。

在越方看来，越南国土南北狭长，战略回旋余地不够，边境第一道防线要是没能守住，就会对国内的工业基础形成威胁，河内的安全堪忧。而北部边境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必须要依靠有利地形进行防御，为接下来的全面战斗赢得充分准备时间。

还有一点，越军认为中方刚结束那段时期，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而且已经许久没有实战，虽然兵力众多，但是战斗力不足为虑，就是是6个师南下也难成气候。因此判定中方没有足够的把握对越南进行打击，从而错误地判断了中方作战的决心。

况且越军并非单打独斗，其背后还有苏军的支持，在战斗打响一周后，越军始终认为中方参战兵力不过几个师而已，（实际上是他们眼睛惊讶的掉在地上、能够横扫越北的的9个军）严重低估了对方的实力和规模，认为凭借第1军和第2军以及民兵的力量就足以抵挡住进攻。

在接连遭受打击以后，越军这才慢慢意识到形势有多严峻，于是赶紧进行全国动员，加强防御力量，同时还调回了在柬埔寨的主力部队，用以拱卫河内。只不过这些主力部队要么不敢出手，出手就被打残，最后迟迟不敢追击反扑，尾随我撤军的部队没有超过团级规模，在老街方向还没有营级的规模；我军的确有交替掩护上的疏漏，但是越军仅仅偷了一个营的“冷宝”，〈原来50军的150师以为掩护任务应当十分顺利，但是没有想到448团的2营却遭遇了突发情况，因为对战况不了解、战场周边预案不清，道路不熟，他们犯了41军某团进攻作战时犯下的致命错误，居然被一个团的凶悍越军伏击，由于人数上比较吃亏，所以这个营的一连和八连就被打散了。当时他们两个连队的情况十分危急。

经过一番激战之后，8连几乎已经到弹尽粮绝的地步，整个连队最后所剩人数仅200人。连长冯增敏看到这样的情况十分着急，如果苦战下去，最后必然全军覆灭，经过一番纠结之后他召开临时党支部紧急会议商议后决定投降（说明投降的决定也不是他一个人，而是由集体“领导们”作出的），就这样连带连长和全连的二百余名士兵全成了战俘。然而同样陷入绝境的1连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他们连长下令誓死抵抗，第1个率先突围壮烈牺牲，全连最终结果可想而知。全连最后只活下来两个战士，并且两人都身受重伤，许世友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十分震怒——既然中央军委认为战略目的已经达到，反追击的负面新闻影响效应是不能允许的。

投降后被交换回来的冯连长被送上军事法庭，结果引人争议。得知我军士兵被俘虏之后，我国派出军队进行多次援助，但是炮兵全面回撤，地面部队不容易形成拳头，加上越南死缠烂打、却不肯轻易放手，经过多番协调之后双方决定以和平方式进行战俘交换。就这样连长冯增敏和其余士兵被解救了出来，但是他回国之后却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因为当时不少人认为他投降的举动十分不妥，1连既然能够奋起反抗，那么8连同样也可以，但是冯增敏却选择了投降，因此很多人觉得他有失军人风范。最终冯增敏因投降一事被判10年刑期，（他其实比那个怯场畏战云南边防指导员判的要轻，因为军法官们也有分歧，——战士的命也是命!而且深知战争残酷的军法官也是人哪!.!——最后选了个折中方案）出狱之后他也一直顶着懦夫、变节等称号，他不仅要承受内心的煎熬，还需要忍受别人的指责，日子并不好过。

当时有人采访他为什么要做出投降的决定时他表示，当时一番苦战下来他们几乎已经没有获胜可能，如果坚持下去，全连剩下的二百余名士兵也很有可能会牺牲。那是活生生的二百条生命，他们也有自己的亲人和家庭，所以他实在不愿看他们与亲人生死分离，于是才决定投降。

对于冯增敏的解释一部分人表示理解，但有一部分人依旧认为他是因为胆小怕死不敢作战才投降的，这一切的解释都是他的借口，无非是想为自己开脱。毕竟当初抗日战争期间我军和日军相比在武器装备上落后不少，以少胜多的战役也不在少数，所以人们认为他投降的决定过于草率，让人无法接受。

这一事件争议很大，此次战役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指挥的失误，50军的三位副军职高级将领都受到了处理，或降职或提前退休，所以具体到下面的连级主官冯增敏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当时作战指挥他有不足之处，但是他的顾虑也是情有可原，毕竟二百余名士兵也是普通人，一旦全部战死，受打击的将是二百多个无辜家庭。战争是残酷的，与之相比我们才知道今日的和平来之不易，所以一定要加倍珍惜。〉就在后来的舆论上大吹大擂，这其实也是为他们的失败上一块遮羞布而已。连这位姓胡的都认为只是小小的战术胜利，无关战役大局。在河内地区拼凑的部队和柬埔寨调回的部队， 看到了所谓主力308师和第3师的下场。也看到了345、346师的灭亡,借他们100个胆子，从柬埔寨回撤，号称百战百胜的304师也不敢跟中国正规军正面较量，何况粗中有细的猛张飞许世友还有杀回马枪的习惯，你放马一个师过来试试——他派一个团尾追张万年率领的一个后卫师，张师长大怒：不仅动用他全师的炮兵群，还请求军炮兵群，对尾追的越军来了一番狂轰滥炸，结果可想而知，越军丢弃了上千具尸体，再也不敢追赶张师长的部队了。就是这位张万年因为对越还击作战的赫赫战功当到了军委副主席、官拜上将。

因此胡康博士认为越军的失败，最大原因就是轻敌，错误判断形势。如果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投入主力部队，并严阵以待，充分准备，那么结果很难说。

越军实力确实不俗，但是其主要的战术特点是游击作战，大规模的兵团协同作战经验欠缺，一旦进行正规的攻防大战，正中我方下怀，在这一点上，中方小群多路、分进合击、点面结合的游击作战和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大规模兵团协同作战堪称典范，并且越战越强，越打越好。因此越南军队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输得更惨。越南军队6大主力当中的第3师和第30 8师就是接到死命令要在同登、东溪、高平 和谅山拼死抵抗，结果遭到歼灭性打击!属于建设兵团生产师的345、346师基本上就血本无归了，346师的大校师长战死，（一说是 避战钻山洞）345师的师长基本上是只身逃走，无兵无将的光杆司令。战前，越军前沿部队6个师、12个团的兵力在距离中越边境50公里范围内展开，重点扼守从谅山、高平和老街通向河内的三条交通干线，其中以对河内威胁最大的谅山地区为主要防御方向，集中了2个师、4个团的兵力。当我军合围高平之敌346师时，越军一直未予增援。谅山地区之敌则始终没有调动，而且逐步得到327师、337师（均是战前由生产部队改编的步兵师）等部队的加强。

兵力部署前量后轻，没有形成纵深梯次的防御体系，也没有足够的战役预备队。在中越边境战术纵深内越军部署的兵力，占其北部地区作战部队总兵力的七成；在战略纵深内只控制第1军的3个师作为战略预备队（第1军是越军组建的第一个军，毫无争议的战斗力最强的头号王牌部队），拱卫河内地区；而战役纵深除了生产和训练部队外，没有机动力量。当其前沿部队被歼灭或严重减员时，除第二军区调动316A师作横向运动增援柑塘之敌外，一般只是逐次地增调由生产部队改编的步兵师填补。在整个战争中，为了确保首都地区，战略预备队第1军一直未敢动用。

战术上，以阵地防御为主，结合运用侧后袭扰。越军前沿部队凭借工事对我军进行正面阻击，并强调打坦克，竭力阻挡我军向纵深发展。正面作战失利后，则不断派出小分队和特工部队，迂回到我军翼侧或后方，袭击我运动中的部队和运输补给线，以牵制和迟滞我军行动。

利用复杂地形，分散独立作战。越军有打游击的传统，况且边境地区地形复杂、山高草深林密洞多，当其部队被我军分割包围后，通常迅速化整为零，凭借预先构筑的坑道、自然洞穴和有利地形同我军周旋，并不时用奇袭方法消耗我军。

空军、 海军作了参战准备，但未敢用于支援地面作战。我军自卫还击作战开始之后，越军空军、海军均进入战争状态，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并从南方调来数十架飞机、4个导弹营、1个高炮团和若干舰艇，以加强河內和北部沿海的防御。但越军害怕我军反击，在我军空军、海军未直接支援地面作战的情况下，也不敢主动派飞机出击或支援地面部队，而且不敢越过国境线。

从1979年作战的实践来看，越军不善于打正规的阵地战和运动战，但由于经过长期游击战争的锻炼，在战术上有一定指挥经验和战斗能力，特别是小分队独立作战的经验比较丰富。在部队被打散后，一般能各自为战，牵制对方。可是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很差，不善于组织师以上兵团的协同。因此，在和解放军交手的历史上，越军从来没有取得过哪怕一场团以上战斗的胜利。

——所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越军316a是在西线避开我军的锋芒，总是转进、防御、被动挨打，还美其名曰：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其实也是避开了被全歼的厄运，又多活了几年。从这个角度看，316a师的战略。还是成功的。起码师部直属队、4个主力团中的两个主力团的全建制还在，在一线作战部队中相比那些被全歼被重创的部队运气还算好的了。

各方的说法

邓小平同志访美归来后，中央分析认为：苏联在中苏边境的兵力严重不足，进攻中国需要从欧洲调兵，而这得一个月才能完成。”而这，也是中越战争只持续28天的原因。。

与此相对的，若即刻停止战争，则会暴露出苏联的“外强中干”，让他们的盟友对其失去信心。对此，基辛格曾指出：

“在越南，中国使河内看到了苏联协防承诺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中国暴露了苏联整体战略涵盖能力的局限性。”

而这，也有利于中国突破苏联苦心经营的“中国包围圈”，形成突破口。

与此同时，我军的及时收手，也成功地实践了一次有限战争。印度学者巴克什认为，中国开创了一种新的战争模式，即“惩罚模式”，对冲突规模进行了限制，在核背景下进行有限的常规冲突。

而英国军事学家谢尔福德·彼得威尔则将我国的这种作战形式称为“教训模式”。从一开始，我国便将目标和战争的进行限制在两国的边境冲突以内。

在这次战斗中，我国使用的都是常规武器，而没有使用核武器、生化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甚至连空军都没有直接使用。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摧毁的，大多是越南军队的有生力量以及专门针对中国而修建的防御工事。而所缴获的大量战利品，本来就是我国在中越蜜月期间，无偿援助给他们的。与其说是“缴获”，不如说是“回收”。

　不来军校又如何

　经过4年的学习，我拿到了历史学学士学位，毕业分配到昆明陆军学院历史教研室当了一名教员。

维克多在北京大学拿到了图书馆学学士的学位，他在北京大学知名度很高，又是新长征突击手，又是优秀三好学生，还是班长，我觉得他的起点不错，一而再再而三在劝他留在北京发展，他是一位孝子，坚持要回云南来，结果也分到昆明陆军学院图书馆摊了一名管理员。

学院干部处找他谈话，听着就令人不爽：说什么你在部队只是一个司务长副排职，我们把你摆正，又给你提一级，让你当副连级的管理员，已经是重用你了……还有喝醉酒的干部处长李祖坤和调配干事邱文，说的就更难听了!

说到底，军队对有文凭的知识青年干部并不是很待见，就算是余秋里当总政治部主任对这个问题也无可奈何。

两山战役展示　

　1984年两山战役打响，陆军第十四军打老山、〈40师广大指战员在14军前指的指挥下，对入侵我老山地区的越军实施了进攻，经过艰苦卓绝的连续奋战，歼灭了守敌，收复了老山、662.6高地地区60余个高地。基本歼灭越军313师122团1营、2营，重创其3营、226团4营、818团7营、457炮兵团10营和11营、168炮兵旅4营。共击毙越军1320余名，俘虏12名；击毁各种火炮78门、坦克歼击车4辆；缴获60毫米以上口径火炮13门，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受到中央军委的通令表扬。

这一仗，40师的对手是越军第二军区313师。该师于1979年3月在河宣省北光县组建，由于成立之初部署在河江地区西昆岭山区一带，所以别称叫做“西昆岭师”，下辖3个步兵团（14团、122团、266团）1个炮兵团（457团），时任师长阮雄良。

多年之后，老山作战时担任313师副师长兼参谋长，退休前任第二军区副参谋长，开始是上校，最后是少将，亲历了作战全过程（越方称之为渭川前线、河江战场）的裴尼乐，接受了一名越军家属的采访，就老山之战讲述了他作为一名职务较高的亲历者的看法。

采访者问道，别的部队的士兵都认为老山地区（越方称之为1509高地）失守是313师的责任，你怎么看？裴尼乐坦率地回答，是的，当时是313师在那里防守。

为什么会打败仗？裴尼乐解释道，首先是因为老山地区地形条件特殊，组织防御非常困难。具体说来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这里是边境线上的骑线点，前面没有防御阵地，主阵地直接处于中国军队的威胁之下。第二、越军没有防御纵深，从老山一直下到清水河，要走很远，才有一个二线阵地。第三、受到山地地形条件的限制，支援防守的战术手段也不多。这他眼里，这些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此一旦解放军集中兵力发起攻击，阵地就很容易失守。

其次是对解放军的情况完全不掌握，遭到了突然袭击。他说，我们无法判断敌人的意图，不知道敌人有多少兵力，采用什么打法，攻击方向在哪里，我们简直是束手无策。

除了地形不利和敌情不明之外，裴尼乐毫不避讳地承认，老山地区失守的根本原因在于实力悬殊，在力量强大的解放军面前，越军的实力明显不够。说到个人责任，他的回答也很坦诚很直率。他说，我有缺点，但实际上换别人指挥，我相信结果也很难改写。〉

第十一军打者阴山，战果都还不错。十一军的廖锡龙师长打者阴山战果很好——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较大的成果（据说为烈士准备的百口棺材都没有用完），所以后来连连升官，他当十一军军长时，我正好去大理古城的十一军军部搞教学辅导，他一只手牵着谢志德，一只手握住我的手感觉廖军长平易近人，比我们那儿的赵坤、李思怀强多了；他风度翩翩，有点儒将的气质，他后来调成都军区当主管前线作战的第一副司令，而后当司令；又在这个位置上经过总参谋长傅全有的推荐调总后当了部长，离职前是与刘源将军搭档。

我们的战友李五一，跟着书画家、副师职教官李书芳上老山采访118团团长张又侠，当时老山攻防战进行的很艰苦，官兵们既要防偷袭防特工还要被烂裆病和皮肤病困扰，都穿着大裤衩讲话也十分粗野，骂骂咧咧。他们的老山行感觉非常不好!拍回来的录像可圈可点处也不多……。

为了避免部队长期待在老山产生厌战情绪，中央军委决定部队搞轮战训练，前后有好几个軍调到云南前线搞轮战值勤。各个军的表现也参差不一。客观地说，14军的战果最大，暂且不说全歼老山守敌，特别是粉碎7.12越军的加强师规模的破袭，当日毙敌3000多人在中越两国军界引起的強震动；〈……据当时的越军前线指挥部司令、越军第二军区少将参谋长黎威密表示——，“当时天已经快亮了，我们一开火，他们就全部开炮，27个炮兵团，还有4、5个师炮兵群向我们开炮，还有火箭炮，因此我们无法前进。早上4点开火，打到下午4点，那时已经无法再前进夺回1509（即老山主峰）了”，于是对前来督战的越军总部中将副总参谋长黎玉贤说，“我们无法夺回了，计划有可能流产，建议您下令撤军。他再向上级报告，上级也说那也只能如此了。所以4点半，我下令撤军。”

黎威密承认，越军这次大规模反扑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解放军的炮兵火力太过强大，部队在猛烈火力打击下无法前进，无奈之下只能选择撤退，但是他严重夸大了解放军炮兵的实力。7月12日作战，解放军参战的师属以上大口径炮兵为16个营加2个连，共计216门火炮（492管）。大口径火炮和团营属火炮一起，组成了多层次大纵深的绵密火网。根据火炮性能，对越军必经的道路、桥梁、岔路口、隘路和可能展开兵力火器的地段计划了火力，在那拉方向由远至近设置了四道拦阻线。

战斗过程中，师炮群和团炮群从远到近，团营属炮兵由近及远，实施相向交叉射击。各种口径的炮弹像下冰雹一样倾泻到地面上，在剧烈爆炸所产生的破片和冲击波面前，徒步进攻，毫无掩体藏身的越军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能是坐以待毙。山崩海啸的绝对炮火优势，不仅予以了暴露于野外的越军步兵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在精神上完全打垮了他们。

据统计，炮火消灭的越军数量占歼敌总数的六成以上。大多数越军士兵还来不及和我军步兵发生近距离战斗，就被炮火毙伤或者打散。从当天3时到19时，我军炮兵共消耗各种口径炮弹1261吨，用猛烈炙热的火海吞噬了越军的人海，打得他们尸横遍野，为支援步兵坚守阵地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14军参加老山首战4个月，一举收复老山各阵地，并击退了越军发动的从加强营、加强团到加强师规模的三次大反扑，轮番迎战越军精锐部队步兵313师、356师、312师、316师，均予敌以重创，共计毙伤俘敌副团长以下7200余人，其中有一位上校副师级向我军投诚（这个副师级不是临战前携带全套作战计划前来投诚的那个师作战科长兼副参谋长——此人名叫阮春山，他效力于步兵341师，建立于越战后期。这支军队在越南的战史上是立过军功的，曾经先后在越战和侵柬行动中，获得过越南的“人民武装力量英雄”称号。是越南当之无愧的英雄部队。

到了1982年，该师被调往了越南河北省（后被拆分为北江、北宁两省）地区驻防。此地离我国边境不远，本是作为战略机动部队，随时准备支援法卡山等阵地的。但是因为阮春山看不惯黎笋当局的做派，以及对华友善，所以决定向我方投诚，他携带的作战机密，应该说给我军提供了第1手资料。

这一举动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逼得越军紧急对341师进行了整顿。）并缴获击毁大量武器装备，沉重打击了当面之敌，打出了国威军威。这个当面之敌，越军第二军区对十四军，怕得要死，恨得要命，越军司令武立中将夸下海口自己又食言（什么打不下老山誓言不为人；一定要拖垮昆明军区之类——深知中国厉害的越军总参谋长黎仲迅大将一再宽慰武立说“不是你的错，要是提前进攻三五个小时就好啦之类的话”）、因而郁郁寡欢，最后得病而死。

这里也要说一说越军的所谓六大主力之一的316a师：他在1979年的作战中，可以说完全辜负了黎笋集团的所谓“苦心”，为了救甘棠磷矿，他沿公路北上结果在代乃这个地方遭到中国军队的阻击，一个山头都攻不过去：还死伤了几百人可以说是一败涂地。转进到黄连山垭口和浦楼地区，在与中国149师交手过程中，损兵折将千余人也可以说是一塌糊涂；1984年实行所谓的北光计划，316a师没有了a的标号，显然已经不是甲种师的配备，进攻战绩也不是很好，一个团几乎打光了！可以说是一无是处，这三个“一”导致316a师在越南军队后来大规模的裁军中直接从所谓主力师中完全裁掉，取消番号，不光彩的退出了战争的历史舞台！中国军队教训越南也给越南军队留下了耻辱。

——顺便提一下：十四军还是出大官的，薄一波对老部队的底子情有独钟，以中顾委常务副主任的身份一个建议，十四军政委荀友明就成了中纪委委员，邓小平在世的时候提了一句话，原来14军军长何其宗就当了总参的副总长；84年参战的副军长王祖训，最后当到了军事科学院的上将院长；师长赵中祺，当到了军改后西部战区的第1任上将司令员；更著名的119团团长张又侠，随着步步提升不仅是总部的上将还就是现在的军委副主席。

第14军凯旋归来，受到了云南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被誉为威武之师、“丛林猛虎”。后来拍了一部电视剧《凯旋在子夜》，就是以第14军部队为原型的，可是由于当时一整年宣传不到位，好像还被别人盖过了风头。时任军长刘子波平调到昆明陆军学院当了院长，没有授予到军衔，他是有怨气的，可是这股怨气撒错了人，没有人对此跷大拇指。粟裕的大公子栗戎生也以轮战部队67军军参谋长的身份到过前线……就不说了吧。

号称天下第一军的陆军第一军军长傅全友就是轮战中打得不错，他的丛林作战法、对越南敏感的河江省会的声东击西等等突出表现，经过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的战地考察铺垫了他成都军区司令，兰州军区司令、总后勤部长（他在职位提出的斤半加四两，彻底颠覆了普通士兵的王八饮食——就是所谓一斤粮半斤菜，四两肉），最后当到总参谋长的仕途。付全友写了回忆录，他在回忆录中对云南老山战场花了篇幅有所写道，虽然不是浓墨重彩，但是有兴趣的战友们、朋友们还是可以读一下——〈傅全有回忆录〉

——中越战争没有动用空军，当时中国空军参战也只能动用米格19的主力战机，最多用到米格21战机，这两种战机在世界前列航空界其实已经被淘汰了，当时我们少量的米格21还是宝贝，只有两个航空团（2月17日，战斗打响的第一天，广西方面和云南方面共出动170批567架次歼击机，白天不间断地带弹巡逻。整个自卫反击战期间，共出动3131批，8500多架次，平均每天112批，304架次。即便是在夜间，复杂气象条件下，也组织技术水平高的飞行员巡逻，还有意组织高速歼击机做高空大速度飞行，以显示我军威。

我空军“挽弓待发,先声夺人”的做法，迫使越南空军飞机头3天一架也未敢起飞。第4天后，才断断续续地起飞了一些飞机，大都在远离战区的空域活动，越军指挥机构还不断警告其空中飞行员：不能飞到那边去！不能飞得太远! 掌握不好很危险。

天气稍差一点，越空军就借口不飞了，还强调要疏散隐蔽。越空军见我空军不出境，就严格要求其飞机也不可出境，不要靠近我机。

自卫还击战期间，我空军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广州和昆明军区的领导同志都说，这是我们头一次在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地面部队也将此作为战斗动员和鼓舞斗志的内容之一。

对空军这一级来说，在空军指挥所对参加大规模合同战役的空军部队实施指挥控制这也是第一次。

空军指挥所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建立以来，一直主要是掌握日常战备和防空作战情况，空情的显示和指挥活动主要在主室进行。这次，增辟了两个方向室，分别掌握和处理南北两个方向的情况。）

可见我们军队装备的落后。1984年华北大演习西方看清了我军的现役装备，愿意提供先进或者相对先进的军事装备改装我军前线部队，他们的目的是希望我军能抗衡苏军，分散西方的压力，也就是所谓的祸水东引。所以有当时国家副主席王震率队前去英国考察垂直起降飞机等重要的军事先进装备；后来老山作战中，我军开始装备辛柏林炮瞄雷达，令相对疲弱的越军炮兵群，吃了更多更大的亏。记得越军特工花费吃奶力气偷袭中国炮兵的辛柏林阵地得手后，我们陆军学院的教官和学员中引起一片片哗然，〈辛柏林是一种近程的迫击炮侦察雷达。由英国电乐器工业公司研制的第二代迫击炮侦察雷达，主耍用途是迫击炮定位和根据空中、地面炸点进行校射。辛柏林雷达于60年代开始研制，1973年开始装备英国陆军，随后装备联邦德国军队等北约16个国家。该雷达的主要特点是重量轻，包括电源在内全重才390公斤。定位和校射精度高，距离探测精度为±50米，理论最大作用距离为20公里，对82毫米迫击炮的探测距离可达10公里，对120毫米迫击炮的探测距离可达14公里。

我军使用辛柏林雷达，通过探测越军迫击炮的弹道并进行解算，就可以精确判断出敌军迫击炮阵地的位置，从而引导我军火炮进行反击。由于辛柏林雷达性能先进，反应迅速，经常有越军炮弹尚在空中飞行，还未落到我方阵地，中国方面的反炮兵火力就已经出膛的情况，打得越军很是狼狈。

越军为了夺回老山战区的战场主动权，经常出动特工队潜入我境执行破坏、袭扰任务，袭击军事目标、绑架边民，“辛柏林”雷达被袭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1984年7月4日深夜，越军第821特工团406营7连的一个特工排，秘密潜入我境，以逐点观察、逐点推进的方式，用了一昼夜时间，于5日拂晓秘密潜伏到预定集结地—白石岩山洞。5日敌对白石岩地区的我方阵地进行了24小时抵近观察。6日0时30分左右，越军的4个特工班闯入我方阵地，一个班袭击我160毫米重型迫击炮阵地，一个班袭击我第41师122团9连3排阵地，作为佯攻。以另外两个班从左右翼偷袭我辛柏林雷达阵地。2时30分敌同时开火，十分钟结束战斗，我方牺牲10人，伤49人。偷袭越军敌亡1人，伤10人。敌完成偷袭后，沿原路线撤退至出发阵地，于当日6时前按原渗透路线撤至境外。

越南特工队的这次袭击事件，国内《兵器知识》杂志曾经采访过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何其宗中将，谈及辛柏林雷达遇袭事件时，作了如下描述：“我们进口了辛伯林炮位侦察雷达，大概十几万美元一部，性能相当好，就是专门侦察迫击炮的。但后来损失了一部，是越军派遣特工，潜入我境内炸毁了雷达。这座雷达由我军一个班昼夜武装保护，出事那天晚上，换岗哨兵叫醒该上岗的战士后就去睡觉了，但换岗战士并没有真正起来去站岗，而是答应一声又睡过去了。结果越南特工溜进来炸了雷达，敌人对雷达的破坏并不彻底，显然不知道要害在何处，经修理后，这台雷达又继续投入了作战。越军可能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因为在我们侦听敌台通报中，他们讲“摧毁了共军的一个通讯台”。

越军特工队的破袭行动无论从战斗准备、战术手段还是对武器的运用来看，都堪称特种作战的经典之作，敌人在战斗中只使用了手榴弹、定向雷、单兵火箭和塑性炸药等爆破武器，给我人员和技术装备造成较大损失，也隐蔽了作战企图，我军阵地人员直到当日6时还以为爆炸声只是敌人的炮击。

尽管在这次袭击战斗中得手，越军还是无法克制我军炮兵压倒性的火力优势，越军只有少量苏制“冰雹”火箭增程弹因射程较远能够成一定威胁，无力改变其在炮战中被动挨打的局面，在随后的7·12越军大反扑中敌人就吃尽了中国炮兵的亏，死伤数千人。〉后来军委紧急调中苏边界的辛柏林雷达过来增援，依然保持了对越军炮兵的打击优势!

空军也完成了战斗轰炸机机翼下空对地的导弹装载，如果再次发生7.12这一类加强师级规模的反扑，空军已经做出空袭越军第二军区所在地安沛和第二军区前线指挥部河宣基地的的空袭安排，这样必然使战争规模扩大。此时的越军再也无力做出师以上规模的进攻和反扑，所以中越边界的战争又达到了某种平衡。后来越南的改革派阮文灵，杜梅等人上台，中越高层在成都举行会谈，决定改善两国关系，战争就画上了休止符……

再提顾问团

陈賡兵团解放大西南以后，越南立即提出中国军事顾问团支援抗法斗争。王砚泉师长亲自组训了越军主力308师。该师在奠边府战役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决胜作用——1979年该师与我军在谅山正面相遇。被打的丢盔卸甲，一败涂地。1996年王将军作为中国军事顾问团成员访越，双方非常感叹……!

　一言难尽的越南

　越南这个国家从历史上看，你说她倔强也好，他不屈也好跟法国打，跟日本打，跟美国打，最后发展着跟中国打你说他又占到多少的便宜呢？无非就是一个战争的恶性循环嘛！

越军上将朱文晋曾在高层会议上说：……兄弟吵架红红脸，不要打架嘛……抗法战争胜利后，越南人民军于1958年仿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衔制度重新授衔，朱文晋时任党中央军委委员、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被授予上将军衔。后离开军队、任党中央委员和模仿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起来的两个民族自治区之一越北自治区（另一个为西原自治区，但在位于北纬17度线以南的越南南方，故实际上未建立起来）的党委书记、行政委员会主席，国会常委会副主席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越南华侨事务委员会书记，投身于抗美斗争和争取越南统一事业，成为越共重要领导人之一。

也许是因为民族的原因，朱是一个很亲华的将领，故后来受当权的黎笋系统亲苏派排挤。

1976年，越共召开了四大，时年只有65岁的朱文晋被告知年龄太大必须退休了，荒唐的是年龄比他大得多的黎笋却连任总书记，而且一直干到86年病死。朱文晋退休后，在越华人华侨开始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压迫。

1983年，朱文晋作为越军的主要缔造者，却在寂寞中离开了人世，但其追悼会却相当低调，只相当一般中央委员的规模。 ——追溯起来，越南人民军的缔造者阮志清大将、黄文泰大将。也不受黎笋集团的待见，阮志清大将的突然死亡甚至黎笋脱不了干系，所以说起来，黎笋到底是一个阴险毒辣，两面三刀的政客——他叫嚣的“万日战争”实际上给越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所以在黎笋病死时，越南人民普遍反应是十分的冷漠和冷淡。

1979年就是短短的一两个月，小小的越南就有10万军民就像春天开败的野花一样凋谢在越南北部山区的崇山峻岭之中；除了少数是反华恶棍以外，大量的是亡命的炮灰和可怜、无辜的山民：以后将近10年，又有上万的越南青壮年命丧黄泉、死于非命，1984年7月12号这一天就有3700越军丧命于老山前线！其惨烈的状态已被双方军队记录下来。

他们是像苍蝇还是野狗一样的死去，我心中充满了悲凉……中国有一句古话：一将功成万骨枯!还真没有听说越军的哪位团级师级甚至军区一级的指挥官，因为杀中国人有功而升官发财，任越军总部的高级将领?反倒是1979年作战的中方师级指挥官，张万年后来当到了中央军委的副主席；. 团级指挥官廖锡龙后来当到了总后的上将部长；. 排长李作成是现在的陆军总司令。1984年老山作战的张又侠团长是现任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军事科学院的前院长王祖训，也是老山作战的高级指挥员。还有西部战区的第一任上将赵宗岐司令。两山作战时只是中级指挥员。

越军确实有一个金星英雄是狙杀我军几十名指战员的狙击高手，什么名字我忘了，就在他们大肆吹捧为英雄的时候，我军组织了一个狙击分队，在丛林中立马就把他打成了肉筛，也算是为烈士报仇雪恨、迎头痛击越军的嚣张气焰吧。

——记得我国的天下第一军轮战老山时，小小的麻栗坡县也承担不起大量烈士的尸骨，后来是把骨灰带回江浙呀！大国尚且如此，小小的越南死得起那么多人吗？就算他死得起人，生产经济又靠谁来发展呢？近现代时期，越南没少遭受战火的摧残。二战时期，日本占领越南，并对越南的稻米、橡胶等资源进行了大肆掠夺，一度导致200万越南人被饿死。二战后的30年里，抗法战争、抗美战争又相继使越南遭受重创。1975年南北统一后，越南当局又不顾自身的经济情况，继而大肆进行扩军，并发动了对柬埔寨等国的侵略战争。旷日持久的战争，让本就落后的越南更加贫困。黎笋集团的扩张野心一直不能得逞，不得不感叹说：我们离天堂太远，可是离中国太近——显然中国就是戳破他们大印度之那梦想和阻止他们妄为的一大不可逾越的障碍，也难怪他们要歇斯底里的反华排华。越南还是最大的难民潮制造者，几百万难民驱赶到世界各地，强迫国际社会接受他们制造的苦难——笔者就有亲人在云南省难民办亲自接收了上万的越南难民分别安排到云南各地州的国营农场；我们在北海的侨港镇路海大酒店住宿时，亲眼看见当年的越南难民在桥港镇重新成家立业，置办自己的事业，大多数人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有的成了千万元户大多数人都生活得不错。

这几百万难民逐渐融入当地的社会、成为当地居民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当然不会认同越南当局的倒行逆施，也一直对黎笋范文同当局怀有恶感。他们在各地的抗议活动对越南当局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难堪，失道寡助的越南当局在国际社会也十分孤立。

80年代初，越南维持着一支100万人的庞大军队，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50%以上。与此同时，越南还在中越边界、柬埔寨等地进行战争。庞大的军事投入，长期的战争消耗，压得越南喘不过气来。80年代中期，越南已经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此时，越南当局只有弱化军事对抗、扩大和平交流，方能扭转经济颓势。在此情况下，推行革新开放就十分必要。

苏东阵营的变化，让越南所获得的外援减少

南北统一后、革新开放前，越南由于推行地方霸权主义，而遭受了诸多国家的联手制裁。那段时期，越南失去了大量的外国援助，只能拿到苏联和东欧经互会国家的有限支援。其中，苏联每年向越南提供一定数量的武器零件、机器、石油等产品，以维持自身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地位。而越南虽然可以获得来自苏东国家的援助，但难解决自身经济建设的需要。

越南人民真的要感谢改革派——是他们毅然决然的停止战争，发展和平发展经济，痛定思痛，阮文灵和杜梅确实比狭隘民族主义的黎笋和范文同要高明，他们主持的比较开明的越共当局断然裁军60万，将这批人投入经济建设和发展——使得军事穷兵黩武转变为越南经济有生力量，这样才使得越南的国民经济蒸蒸日上，令多少国家刮目相看，朝鲜的金家父子想学学不会，并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现在越南是仅次于泰国的世界上第二大稻米出口国、服装加工和出口贸易的强国之一；如果越南上层统治集团明智辩理，坚持长期中越友好，他得的好处和便宜还多了去了！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由于黎笋集团长期的毒化宣传，越南社会的反华仇华情绪确实很有基础，越南的政治改革急剧的向西方靠拢，中越对抗的不确定性确实存在，就是因为经济利益，民族和国家摩擦的原因，有的战略家预言中越在北部湾或者南海必将有一战！

这次席卷全球的疫情中，越南的小动作不断，投机嘴脸昭然若揭，一旦外部环境存在越南当局自以为有利的风吹草动时，他就会张牙舞爪蠢蠢欲动！但是他的国力 、 军力、体量和各种系统工程的种类比远远和我国不在一个层级 。

戴季陶当年有一句名言形容中日关系：“中国强大日本就是一个低眉顺眼的小妾，中国贫弱，日本就是破门而入杀人放火的强盗！”越南当然还不能和日本相比，他要来南宁吃午饭，到昆明喝茶只能是痴人说梦。但是国际关系中只有永久的利益，没有永久的友谊和朋友，我们对中越关系也要有清醒的认识！ _

　中越大裁军　

由于实施军衔制，对我们这批既有军龄又有文凭的大学生确实不利，要么改文职，要么接受很低的军衔，思前想后，大家纷纷考研离开这个地方，我也曲线转业，正好碰到百万大裁军这样千古难逢的机会。

中国裁军百万以后越南也接着裁军60万，以人口比例计算，越南的裁军是这个好战国家史无前例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这批兵员投放在社会经济当中，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越南经济的起飞就没有悬念了。还有战场变商场以后，中越睦邻友好可能会持续超过一个世纪，当年的马伏波，后来的镇南关，甚至我们宣传的所谓老山精神可能真的只是一个历史名词了!

中国军和越南师

中国有十大主力军，越南有六大主力师，他们分别是316A师、第3师第308师，第304师，第312师、和第1师。

其中79年第3师和第308师精锐先遣团在广西方向几乎被全歼。316a师在云南方向遭到三次打击后被裁撤。

这三个师都被中国的13 、14军训练过。王砚泉将军就是组训308师的元老。

这里就简单说一说，越南的316a王牌师西线吃大亏的事儿。

1979年2月末越军148团作为316A师的先头部队，为了给其师指挥部梯队、174团、187炮兵团开路，可真是打红了眼，从第一次冲锋起，几乎每隔20分钟就发起一次连排级冲锋，而且每一次冲锋阵型、路线、火力配置都不一样。

但解放军39师每次都能及时化解危机，在越军开始发起冲锋的时候，能利用炮火拦截的，就尽量使用炮火；当越军进入枪械射程时，就用炮火切断越军退路，使用各类枪械阻击越军；当越军进入手榴弹杀伤范围时，就用手榴弹、安装延时引信的反步兵定向地雷等火器阻击。

情况紧急时，解放军39师前沿阵地步兵可根据情况需要，暂时撤出阵地，然后让高地主峰的兄弟部队使用猛烈的火力居高临下扫射突入阵地的越军。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军316A师各梯队不断抵达代乃地区，其炮火的密集程度越来越高。该师148团见强攻不行，便采取了偷袭的方式。

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越军之前动用连排级兵力发起冲锋，这次采用班组级兵力进行偷袭，解放军39师也有奇兵。

当39师前沿阵地观察哨发现越军以3至5人为一组，利用植被、弹坑等障碍物掩护，悄悄摸向116团2营的一处阵地时，该师也派出斥候分队，采用攻守结合的战术，破解越军316A师的偷袭。

越军148团过于依赖机动车辆，所以，全团兵力主要集中在越北10号公路及周边开阔地。此时，要是随便派几个战士带上轻机枪、火箭筒等火器，爬上一些无名小山头，就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战果。越军步兵遭遇袭击，虽然可以随时钻入道路两旁的密林躲避，但卡车、大炮这些东西，可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就在解放军39师各处前沿阵地步兵化解越军148团偷袭的同时，该师各斥候小分队也开始发威。斥候分队的战士们，有的使用轻机枪，有的使用小口径迫击炮，有的使用火箭筒，不断朝着越军的停车场、炮兵阵地、人员集结地等场所开火。

斥候小分队的战士们偷袭得手后马上就撤出战斗；由于接二连三遇袭，而且找不到对手的具体位置，越军148团无心恋战，于2月23日下午点左右，不得不撤出代乃地区。

经统计，2月22日下午5点至23日下午6点，越军148团先后向解放军39师设在代乃地区的前沿阵地发起34次冲锋，用兵最多一次是2个步兵连。然而，越军每一次冲锋都被解放军39师的战士们击退。

解放军39师各部累计击毙越军148团931人，俘虏4名士兵；此外，缴获大小口径火炮6门；机枪23挺；步枪33支；击毁越军卡车4辆和部分作战物资。

这是不是一个吹出来的王牌师?

越军148团慌忙逃窜不久，越军316A师其他梯队也迅速掉头逃向沙巴地区。

解放军39师由于是在保障37、38师侧翼安全，所以没有乘胜追击，便宜了越军316A师主力。但已经让316A残部知道什么才是山地战。

不过，越军316A师毕竟是吹出来的王牌师，烂泥扶不上墙。刚溃逃到沙巴地区没多久，与2月24日的时候，就遇到了解放军原成都军区第50军149师。

解放军149师原本是解放军西线兵团的预备队，全师将士正愁着没仗打，接到追击越军王牌316A师的命令后，迅速沿着越北10号公路出击。结果，在沙巴地区与越军316A师遭遇，双方主力随即展开决战。

结果王牌对王牌，越军316A师被歼灭2000余人，（我军伤亡600人）加上代乃战损兵力，全师损失超过三分之一。就连其师长阮少雄少将也差点被解放军俘虏，其身边的勤务兵被俘。让越军引以为傲的316A师因兵员损失惨重，丢失大量武器装备而暂时无力再战。

首都第3师在同登和高平地区已经被打的只剩残兵败将退守到谅山。虽然谅山有很多纠合起来的乌合之众和很多越南地方师的番号。真正能打的还是只有第三师残部和308师这个先遣团。在我军两番万炮齐轰下，越军土崩瓦解，不管越南宣传多么的英勇顽强、拼死抵抗，实际情况是溃不成军，死的死，散的散。整个谅山地区已经在我军的完全掌控之下，而且东线部队已经布置了一个强大的口袋阵，只在河内方向过来的所谓援军钻入圈套——最后的问题是它敢来吗？

　　陈赓手下有几员爱将，他们是陈康，李成芳，王砚泉，吴效闵，胡荣贵，梁中玉等人。援越抗法时胡志明指定要陈赓大将组团援越。时任14军40师师长的王砚泉一马当先，亲自组训了越军的骨血308师。〈其他的304师，312师，320师，316师由其他野战军组训，其中的师级干部，文进勇、黎仲迅，双豪、朱辉岷等人授了大将军衔：文静勇和黎仲迅先后当了总参谋长，朱辉明当了总政治局长；双豪主持过总军委的工作〉这几只部队参加了越北的边界战役和奠边府战役。与其他按日内瓦协议，从南方过来的313师等5个师一起，在抗美救国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其中的6个师被誉为越军六大主力师。

1979年中越边界战争中，首都第3师和308师遭到歼灭性打击。316a师在云南方向遭到几次打击后被裁撤，两山轮战时，见到过313师304师等所谓主力的身影，（304师号称百战百胜，曾在柬埔寨战场横扫柬埔寨军队）但他们也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也是损兵折将。

1996年，王砚泉将军被越南国防部邀请，作为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军事专家组组长访越，大家说起308师和316a师的命运，不胜感叹……

　同志仍需努力

　我曾在自己的座右铭中写道，四十功名尘与土，八万里路云和月，屈指算来，我去欧洲去美洲，20来个国家算来算去也只有4万多公里，离8万里还差一半呢，就算是在国内最远，也只到过承德避暑山庄，在山海关这边看到了长城，闯关东下东北还没有落到实处呢，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古代有诗曰：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莺啼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虽然是怨妇诗，可也引起我们对薛仁贵征东之类的联想……东北是辽金故地、女真人发迹的地方、老工业基地，也是解放战争最先胜利的地方，人生已经过大半，居然还没到东北去走走看看，还有内蒙新疆，不去的话肯定遗憾!

　战友之路

　几十年来，经过无数次的军改和整编，我们的老团队已经不存在了，如果一定要追根溯源，还是老战友，刘辉说得清楚。我只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工兵第7团后来并入了陆军第14集团军工兵团，后来14集团军又与广西的一个集团军合并成为了75集团军，工兵团经整编变成了工化旅〈下辖两个工兵营，一个舟桥营，二个防化营，，战勤保障能力十分强大，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客观上也与过去的历史做了切割〉，五五年军衔制第1批校官，我们数不上几个，上个世纪的80年代的校官可有一大堆，大校就有将近10个，我都不记得名字了，只知道工兵教研室有两个工七团来的李姓大校——一个是李国章，还有一个胖嘟嘟的李七号；可是将军数来数去就那么一个：那就是1974年入伍的贵州兵杨成曦，他被军务股选中送到连队锻炼，累的死去活来，几乎不想干了。回到机关担了保密员好日子来了，他又很沉得住气，从来不跟老乡们来往，从来不出去遛馆子，用古人的话说，沉稳而有大气。他的履历贵州兵倒背如流：排级保密员，工兵部连级保密机要员；住校毕业后任坦克旅营教导员，组织部副团级干事、处长、副部长、某山地旅政委；军区组织部部长、13集团军政治部主任、14集团军副政委、云南军区政委；这个时候吆喝56了了，也会和朋友们打麻将了。但是军委来考察云南边防工作总的做的不错，他又升任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张又侠很欣赏他不拉小圈子，不搞小集团的一贯作风，当张又侠升调总装备部长的时候，又向军委推荐他到中央军委纪委当任第二书记，官拜陆军中将，现在年纪到限了，好像到全国人大和刘源上将搭档做了军队委员吧。——这个人生来就是当官的料，做到了大军区副职也是实至名归吧!

走学术路的赵家林，中国人民大学本科毕业后读了研究生，后来又到日本去读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在丽泽大学留校当经济科讲师，助教授副教授、教授，现在也退休了。

维克多后来换专业读了云南工学院的研究生，毕业以后也是留校任教，后来成为昆明理工大学城市环境与规划管理的教授，我省一批具有特色的小城镇就是他执笔规划的，他走上了所喜爱的学术之路。

电影组出来的刘辉，多才多艺，喜欢影视文学之路，作品很多，粉丝也很多，他创办的网站很受广大年轻军迷的喜爱，自己也成了网红高手，吸晴无数，吸粉无算!在这个年纪还能和小年轻们打成一片，真是值得我学习啊!

　碧水青青軍何在

　以前有个舟桥86团常驻江川，便于在抚仙湖进行战备训练。在中越战争中舟桥86团架桥铺路也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精简整编后，舟桥团缩编为75集团军的一个舟桥营，七八十年的装备彻底被更新了。看着这湛蓝的湖水，舟桥团的影子在哪里呢？就剩我们这些老战士在怀旧吧。

关注中老国际铁路通车的重大意义

2021年6月，中国把价值500亿的老挝铁路基建工程项目完成了，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各国的震撼，尤其是越南因为嫉妒心理作祟，恶意揣测中国基建“用心不良”。

这条铁路让中国和老挝的客运和货运便利了不少，将中国云南和老挝万象之间的经济交流变得更加方便快捷。

而这条铁路也给老挝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搭上中国高速发展的快车后，必然会让老挝出现翻天覆地的新变化。

老挝在国际社会上的身影可能没有其他东南亚国家那么耀眼，因为他身边环绕着柬埔寨、越南、中国，相比之下，自然就关注度不高了。

老挝的近现代史也是充满战争和动乱的，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终于成立新政府，因此，老挝的经济发展时间并不长，这也就导致了其国内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产生。

老挝当然也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宝贝”，比如名贵的木材远销世界各地，不过，老挝的基础配套设施不足以支撑这个行业快速扩大。老挝政府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下定决心修建一条横贯老挝和中国的铁路。

不过这个想法因为资金有限导致根本难以成为现实，老挝举目四望竟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伸手帮忙的。这也很正常，毕竟国际上那些大的建筑公司都是为了挣钱去的，谁会往里搭钱干项目呢？

就在老挝心灰意冷的时刻，中国挺身而出！出人出工又出钱，老挝政府感动得不得了。这个铁路项目也就稳步推进地上马了。只是中国帮助老挝是发善心吗？这可是500亿，不是一个小数目。中国方面考虑的自然不会这么简单。

首先这500亿里肯定得老挝政府出一部分，这样铁路就是两国合作完成的，另外，铁路中的所有技术都是中国项目团队说了算，可以说，这种方式还能够帮助中国基建培养一批人才，再者，也能通过技术材料来控制资金。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这条铁路把中国和东南亚交流的通道给打开了，老挝可以把木材运到中国，中国也能把自己的商品运送到东南亚国家，可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这样的工程我们虽然要投入不少资金，不过获得的回报也是很丰厚的。

中国和老挝国土相邻，且在老挝发生地质灾害时，兼顾了老挝人民的安全，正是这种真心实意为对方考虑的心情，让两国有了合作的前提。不过到了真正施工的时候发现，这铁路修建起来还是有不少难度的。

首先来说老挝的工业并不发达，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工程材料需要从中国境内跋山涉水地运送到越南，其次，老挝和中国在铁轨设计上出现了分歧，当时中国团队要把铁轨间距设计成国际主流的标准，不过老挝国内更加倾向于设计米轨铁路。

虽然老挝习惯于这种铁轨，并且东南亚也有几个国家在使用这种铁轨，不过建成后并不能支撑老挝货运的需求。在双方长时间的商讨之后终于决定用国际通用标准，“万里长征”这才走出了第一步。

紧接着第二个难题就立马出现了，老挝境内战后遗留的炸弹非常多，这给修建铁路造成了很大的安全隐患，而老挝虽然之前也进行过排弹工作，只是因为炸弹数量太多太密集，导致依然残存着大量的危险炸弹。

中国施工队伍只能一边忍受着酷热的天气，一边还要打起十二万分精神来注意安全。而且老挝地形复杂，桥梁建设经常会遇到地震留下的断层和缝合区，根据这个特点要求，铁路需要具备抗震性和很高的安全系数，这对中国铁路建设团队来说是一个很严肃的考验。因此说这条铁路是中国基建队伍用生命给趟出来的一点也不过分。

中国基建队伍也曾经有过动摇，这样的投入到底值不值得，不过看到老挝人民朴素而又艰苦的生活，中国的建设队伍咬着牙坚持了下来，最终在2021年完成了铁路的建设工作！

这条铁路对老挝人民太重要了，有了这条铁路就能把木材运往世界各地，他们手里的宝贝就能够成为改善生活的经济来源了，老挝政府和人民无不欢欣鼓舞，而且在5~10年内老挝能够摘悼联合国定位的“最不发达国家的帽子”；这也是中国“一带一路”的初心所在。

未来这条铁路也将成为东南亚国家和世界交流的窗口，带动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迅速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