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随想

锦湘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侯，我还只9岁。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1966年“5.16通知”发布后没多久，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在全国风起云涌地开始了。我所在的永兴县城仿佛一夜之间变了天似的，县城的街道上充斥着臂带红袖章，胸佩毛主席像章的人。街道两旁的屋墙、电线杆以及一些房屋的门板上，都贴满了大小不一，五颜六色的标语口号。而在县城的繁华地段——墟坪里，即现在的干劲路与县正街交叉的路口处（那时还没有北大桥，干劲路还没打通，只在此处形成一个断头的丁字路口），街道两边各自竖起了一长排大字报墙。一边从原新华书店门口延绵至工农兵旅社门口，另一边则始于原邮电局门边，讫于原冰棒厂门前。两条大字报墙高有3米，长约50余米。每天这里都站满了人，有看大字报的，有贴大字报的，还有在这里搞辩论的。辩论的那些人，火药味十足，一个个争得脸红脖子粗，唾沫星乱飞。争到高潮时，甚至推推搡搡，拉拉扯扯，以至发生殴斗。这时，只见这里一堆人，那里一堆人，推来转去，如同洪水激流中的数个旋涡，在那里打转转，场面甚是热闹。

我那时还小，弄不明白这些大人一天到晚到底在争什么，而且争得这么投入，这么煽情，这么激烈。但就是觉得好玩，觉得这里热闹。每天吃过晚饭后，我就身不由己，如着了魔似地赶到这里，一头钻进人堆里 ，随着那些辩论的人群茫然地移动。没有辨论时，我就饶有兴趣地看起了墙上的大字报。

开始的时侯，对大字报的内容我也不甚明了。只对那些漫画着迷，感觉有趣。那些漫画，至今回想起来，我都认为有水平。当时被点名打倒的走资派人物，用漫画描出来的时侯，其夸张的手法，简洁的线条，形象的描绘，简直惟妙惟肖，让人掩鼻喷笑。后来大字报看得多了，也渐渐明白了一些事情。

除了墟坪里这个地 方，还有一个地方也是当时县城里聚会活动比较多，时不时出新闻的地方，那就是县文化馆。那时的县文化馆位于先锋小学旁边，进大门后是一块用围墙围起来的很大的空坪。跨过第二道门厅，则是一栋雕梁画栋琉璃瓦覆顶的阁楼式建筑。从第二道门厅至阁楼，由一段斜坡阶梯连接着。斜坡中间地面上敷设着一块很大的汉白玉雕刻的飞龙，阶梯两旁则是汉白玉砌筑的扶栏。据老辈人说，五十年代时，县城里的俊男靓女们经常会聚集在这里唱歌、跳舞、幽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里便成了文化革命成果的展览地。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这里举办的忠字展览。进入大门后，只见坪地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忠字: 有木质的、陶瓷的、钢铁的、砖石的、松枝扎成的等等，大大小小，五花八门。走进阁楼大厅，又是另一番景象。大厅中，墙壁上挂满了形形色色的忠字: 金色的、银色的、红色的、花色的、平面的、立体的、贴着反光纸的、扎着小灯珠的，可谓色彩斑斓，应有尽有。其制作的技巧，花费的心思，真是巧夺天工，无所不用其极。

这里后来还举办了一次盛大的忠字舞比赛，那情景，那场面，至今仍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

对此，以今天的眼光和思维，去看待和审视这一举动，似乎有些不可思议，认为是种愚昧。但如果能够历史地去对待和思考这一问题，我觉得也能释怀和理解。因为当时的人们是怀着一腔对领袖的热爱之情，然后以这种质朴的，原始的方式来表达而已。

县城的文化大革命与全国的形势一样，也在不断地演绎变化着。各种造反派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这些组织有本县的，但更多的则是从郴州、长沙等地发展引进过来的。比较有名，势力比较大的有“湘江风雷”，全称为“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省无联”，全称为“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工联”，全称为“长沙工人联合会”。然后还有“高司”，“青年近卫军”，“文攻武卫”，“便江纵队”，“龙王岭战斗兵团”等等。那段岁月，经常是这派被打倒，那派又起来。恰似“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

在这股拉旗结派的风潮中，我有幸也赶了一趟末班车。那是文革进入第二年，1967年的六.七月间，我们居住在胜利街（现在叫西正街）的5个小伙伴，在一位李姓老大（名字现在想不起来了）的带领下，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烈火金刚”的造反派组织。那时成立造反派组织，也还是有章程，有审批程序的，并不是想象中的拉一块大旗就可以的。李老大大概17岁左右，其余几位在12至15岁之间，我最小，还只10岁。那几天，我们5个人天天忙于筹备成立组织的事，起草章程，办理审批手续，制作旗帜，雕刻公章。诸事完毕后，我记得就干了两件事，一是又发展了十余个成员；二是贴出了一张打倒我们那个街道居委会主任的大字报（这个主任还是我一位小学同学的母亲）。然后，再无下文。那位李老大（此时已是司令），贴了大字报后，便一个人怀揣“烈火金刚”的组织公章跑到外面串联去了。一去数月，什么时侯回来的我们也不知道。据说那时侯全国各地都设有造反派组织接待站，只要有盖了造反派组织公章的证明或介绍信，便有人接待，免费提供食宿。如果诉说自己经济拮据，还会为你提供钱粮帮助。而且坐火车也可以不要钱，只要证明你是串联的造反派人员，就可以免予检票上车。所以，我们那位老兄乘此机会，丢下我们几个小弟，一个人浪迹天涯，周游全国去了。此事至今想来，实在令人唏嘘，让人扼腕兴叹。

如今，文革已成历史，对文革的评价，目前各方说辞不一，尚无定论（我这里指的是民间）。但我想抛开其是非功罪不说，仅就其壮举和气概而言，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试想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用一种自我救赎，自我改造的方式，敢于将自己统治的国家机构打乱，社会秩序打乱。而且其规模是波澜壮阔的，遍及国家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个角落，触及到了每个人的思想灵魂，行为意识。不少家庭之中甚至还出现了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各为一派，互相打派仗的乱象。然而，尽管是这种天下大乱的局面，在领袖的一声号令之后，全国便立马海晏河清，天下太平。这种气魄，这份胆量，这种能力，我想纵观人类历史，除了中国共产党，除了毛主席，再无比肩之人，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人类历史上扩疆拓土者虽然有成吉思汗、亚历山大、凯撒、汉尼拔等英雄豪杰，其征战的业绩令人肃然起敬。但他们绝无能够将江山社稷玩于股掌之间的那份胆魄和谋略。此时，我想起毛主席在总结红军长征胜利会师时说的一句话“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而文化大革命又何尝不也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

我庆幸自己人生没有虚度，在有限的生命中也赶上了这第一次。

写于福州

2017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