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母亲——写在2020.4.4

yongling1128

每年清明节，我们都会去奉贤上海海湾寝园祭拜父母，在今年这个特殊时期，国家提倡网上祭拜，我想就用文字记录我们对父母的缅怀和思念吧。

我的父亲（1927.4.20-2009.4.21）和母亲（1932.2.21-2016.4.30）祖籍均为江苏宜兴，分别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1950年，即将大学毕业的父亲，弃笔从戎成为了共和国第一批雷达兵，投入到保卫上海的战斗中。

在外婆堂妹（父亲的舅妈）的介绍下相识相爱， 1957年在上海结婚。婚后，在上海市工商联工作的母亲因父亲的工作需要借调到北京工作，1958年又随父亲去四川绵阳创建当时国内唯一的机载火控雷达生产基地——即当时的四机部305军工厂，今天的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1959年在上海出生的我从小在外公外婆身边长大，1963年父亲陪同母亲回上海生我妹妹，从当年留影上看少不更事的我好像非常不情愿拍照。在我的记忆中自1963年后有11年的时间没有见过父母，其间只要有父母同事出差来上海，外公外婆总要想方设法带点东西给他们，小时候对于父母的印象只是从外婆平时的唠叨中略知一二，外婆常挂在嘴上的是父亲的书读得有多好，报考了交大、清华和一所私立大学（今华纺的前身）均以高分录取；母亲则从小聪明伶俐照顾弟妹，从市西中学初中直升市西中学高中，父亲转业时明明可以回上海工作，但为了专业非要去四川等等。对于母亲辞去上海工商联这么好的工作，义无反顾的跟随父亲去四川绵阳，外婆终其一生都耿耿于怀。

1973年暑假，我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第一次去四川绵阳看望父母，记忆最深刻的是在家属区墙面上看到打倒父亲的标语，名字上还加了Ⅹ…。再次去看望父母已是1980年我大二的暑假，那年我绕道西安和在西安上大学的妹妹结伴回家。当时父母调到成都科技大学工作不久，因父亲刚改行从事机算机专业教学，母亲又在大学校办厂任副厂长，印象中他们工作都特别忙…。

九十年代初期，父母退休回上海定居。开始几年父亲受聘于华东理工大学基础教育学院，母亲返聘于其同学的仪器仪表研究所，虽然当时都在上海，但我已结婚成家有了孩子又要工作，还是聚少离多。直到1999年我和父母分别在梅陇买了住房后，才有了更多接触交流和了解。虽然从那时起到父母亲去世只有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却使我明白了强势的母亲为何一辈子总是追随好脾气的父亲东奔西跑，用现代人的说法那就是纯纯正正的爱吧。相濡以沫互相扶持一辈子的父母，到了晚年出门散步还总是手牵手。

父母一辈子勤俭节约，在外人看来几近吝啬，但一直默默资助需要帮助的亲友、为四川汶川地震捐款、积极参与居委会组织的济困助学献爱心等活动。

父母对我们的爱是那么的无私。我至今记得，有一次儿子在托儿所里感冒发烧，我在上班，是母亲接回孩子带着去医院就诊，儿子长的胖，母亲抱不动就让他站在高处背着他回家；为了儿子要吃的点心，父亲抱着外孙去买，一不小心闪了腰…。

今天，当父母猝然离我而去，当我的孝心失去了归属，剩下的只有弥补不了的遗憾时，我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世事无常...。再回首，和父母相处的点点滴滴已然深深烙在我的脑海。在我们姐妹眼里，父亲和母亲是天下最伟大的父母！他们一生从没为自己打算过一点点，于公他们是兢兢业业为国家付出的一代；于私他们的全部心血都养育了子女！随着年龄的增长，愈来愈理解父母的不易，也愈来愈刻骨铭心的思念——这个世界上给了我生命、并倾其一生心血不求一丝回报的爱着、呵护着我的恩重如山的父母！此刻，我只能托付清风明月，将我无尽的思念捎给你们，只愿来生我们还是亲人，加倍补偿对你们的爱，花更多的时间陪伴你们。

最后随文附上十年前父亲逝死一周年时在母亲督导下我们姐妹编辑出版的《无愧的一生》中，由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荣誉副会长刘瑞挺教授的文章作为对父母双亲的纪念

编著教材的巨匠

2009年4月21日11时0分，史济民先生在浙江海盐突发心脏病病故，享年82岁。本来是刚刚过了82岁诞辰，又刚刚完成一本书稿的写作，得闲陪伴夫人出去度假，万万想不到却了生意外。接到徐皓华师母及令爱史永、史令发来的讣告，我们真不相信这是真的。

先生投向革命、为人正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先生投笔从戎、献身空军，为为我军雷达事业做出宝贵贡献；先生教书育人、诲人不倦，是众多师生爱戴的好学长；先生学识渊博、妙笔生花，为计算机基础教材的建设辛勤耕耘、硕果累累；先生与人为善、团结同志，是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的创始人和推动者。

对史济民教授的猛然仙逝，万分悲痛。不久前我还不断收到先生的邮件，互通情况。我们一直认为先生百岁无疑，后会期多。谁料先生驾鹤西去、天人永隔，吾辈痛感失去先生的误伤、为不能聆听教诲而唏嘘不已。史公济民永垂不朽！

教育世家承祖业

史济民先生，1927年4月20日生于江苏省宜兴县。祖父史公葆棣（1864-1943）是前清秀才，曾作私塾老师多年。父亲史公乃康（1901-1930）原为公立宜兴中学校长，母亲潘湘如（1904-1930）。父亲在同乡潘梓年等人的影响下，1927年5月在白色恐怖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参加宜兴农民秋收暴动，宜兴中学是重要据点。因起义失败父亲被通缉，只身流亡天津，以家庭老师为生。不幸感染肺结核病，英年早逝。当时济民先生年仅8岁。

  先生从未夸耀先烈之子的光荣历史，却对自已的教育世家深感自豪。先生回忆到：“我家从祖父起，至女儿史令已四代从教。”先生也讳言祖父对自已的影响，“我读初中时每逢放寒、暑假，他都要教我读古文，吟唐诗、学习书法和对联。受其影响，我至今仍欣赏写得好的文言文和旧体诗，吟唱诗、文，已成为我的一大爱好。”

   1937年先生刚考取初中，因抗战爆发而辍学。1938年他到上海英租界投奔舅父，舅父潘志漪在上海交通银行任外汇科科员。先生就读于江苏省立松江中学，1941年因日军占领租界再次停学。1942年又转入在宜兴复校的苏州中学，直至1945年毕业。先生回忆道：“我在苏州中学读书时，有两位曾经与父亲同过事的老师，常在我面前称赞父亲学识渊博、慷慨帮助穷学生的事迹。我从此发奋用功，连续三年在全校名列前茅，得到免交学杂费的奖励。1946年参加高考，我接连报考了交大、清华等3所大学，均以高分录取。”

投笔从戎雷达兵

1946年，史济民先生升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学习。交大4年，是他政治上的启蒙时期。在学生自治会的影响下，他经常参加学生运动，多次当选为班上的“系科代表”。1949年初自治会发起护校运动，他撰写了一副赞成护校的春联参加比赛。当时交大有3000多学生，该联在全校投票评选中获得第一。自治会把这对春联用大字书写，张贴在学校大门的两侧。他至今能默诵该联的内容：

以革命始，以反动终，四十年祸结兵连，国运任摧残，风雨飘摇辞旧岁；

为学业言，为安全计，三千子同甘共苦，校园齐保卫，弦歌嘹亮迎新春。

   这对楹联洋溢着先生挥斥方遒、喜迎解放的革命激情，也反映出他谙熟诗词、工整雕琢的文学修养。如前所述，他对古文的爱好益于祖父的培育。每逢寒、暑假，他都要跟祖你读古文、吟唐诗、学习书法和对联。因此诗、文吟唱一直是他的爱好，这也为他后半生献身于计算机教材工程打下了良好的文字基础。

  1950年2月6日，正当上海人民筹备欢度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轰炸了上海杨浦发电厂，使全市供电遭受巨大破坏。陈毅市长指示防空处（上海防空司令部的前身）立即组建雷达兵，并通过交大校党委借调电讯毕业班学生参加。史济民与同班的党、轩坚决响应，当天就奔赴防空处报到。

  当时，防空处的空中情报主要来自对监听哨营，靠监听飞机声来辨别敌机踪迹，防空警报严重滞后。他们报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从交大和上海国际无线电台请来专家，指导安装好一台日本制造的“四式”雷达，由同去的21位同学包揽值勤任务。“四式”雷达为远程预警雷达，其庞大的天线架在大楼顶上，最大测程可达300公里。那时舟山群岛尚未解放，来犯敌机多从舟山起飞。雷达开始值勤后，通常在100公里外发现敌机，跟踪到大约60公里即拉响空袭警报，再过若干分钟敌机才飞临上空，使军民都有足够的时间做好防空准备。对此史先生回忆道：“每当警报在头顶响起，想到自已保卫上海领空的战斗中起到了作用，自豪感就油然而生。”

   1950年5月11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在“四式”雷达提供的远程情报预警下，各兵种协同作战，上海首次击落了一架来袭的飞机，人民兴高采烈，敌人闻风丧胆。就在这一个月，他决心投笔从戎，从一介书生成为一名雷达战士。

鸭绿江畔蓝天哨

1950后5月，雷达营（当时称为电讯营）在上海成立，史济民与20名同学毅然参军。同年8月分配他到雷达连任技术组长，1951年6月参加抗美援朝，又先后担任志愿军空军雷达连机和通信修配配厂雷达组组长。虽然他所在的二区队常驻安东（今丹东）鸭绿江岩边，便也多次冒着炮火入朝修理雷达。1952年他荣获朝鲜人民军颁发的军功章。1955年连续两年荣立三等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4月转业。八年军旅生涯，使他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经过战火洗礼的空军雷达兵战士。

   在空军司令部工作时，先生曾多次在全军性的雷达技术人员、参谋人员培训班中讲课，并编写教材。1956年，他在空军“城市现代防空集训班”给一百余名将、校级军官讲雷达对空的勤务课，曾受到主持集训的杨成武、张延发二将军的当面表扬。

  在《雷达兵成立50周年纪念文集》等征文中，他深情回忆28年与雷达为伴的岁月，认为最值得纪念的是“有幸亲历了两个第一”：即在空军参加了第一个投入实战的引导雷达站的建设；在国防工厂参与了我国第一代空用炮瞄雷达的试制。

   抗美援朝中，史济民所在的雷达是“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司令（“空联指”）唯一的引导雷达站，其主要任务是准确测报敌、我机的位置与高度，保证我机在空战中抢占有利的位置（高于敌机500米）。当时在主要作战方向每天有数百架敌机来袭，不可能组织正规的试飞来校正测高曲线。他在一无资料、二无前人经验的情况下摸索出一个解决方案：首先按照雷达实际架设地形算出测高器在各个不同位置时的天线波辩图，综合成符合当前地形的测高曲线，然后交给观测员利用“空联指”提供的飞行高度，对计算出来的测高曲线逐点比较和校正。经过了多少次的试验，显著提高了雷达的测高精度，多次在击落敌机后受到“空联指”的表扬。他甘当无名英雄，从不争功。“空联司”司令员亲自下令让雷达站的观测员吃“小灶”伙食，以表彰他们提供的准确雷达情报。

雏鹰折翅悸忧心

这里我们不能不提1957年政治运动扩大化对先生的影响。他虽然没有被“错划”，但也莫须有地在运动中屡屡受到批判。

  正当先生努力工作、立功入党时，党号召参加整风运动，单位推选他参加空军直属机关知识分子座谈会。他在座谈会上并未多言，只是在宿舍里转述过在会上一些人的发言。“反右”开始后，有多名与会代表因发言而被打成右派。先生则被批为“传播右派言论”，受到留党察看处分。1958年4月先生转业地方，也可能与此有关。1962年空军对先生进行了甄别，组织销毁了个人档案中的相关材料，处分亦改正取消。但文化大革命中又炒冷饭，“漏网派”仍是一大罪名。先生在赠友人诗中有名“折翅雏鹰犹有悸”，即指此事。

  后来谈起此事，先生对我说：“我反右挨批，主要是科长的报复我在肃反中对他提了意风。反右前2个月，他就扬言我破坏了他的团结。我在知识分子座谈会上有个发言，他挑不出毛病，就硬说我传播了右派言论，一再鼓动大家揭发批判。我在会上顶了他一下，又说我对抗运动，正好当时空军与防空军合并不久，他利用雷达兵部主任很左和对我不了解，搞了许多小动作。后来听说，我刚刚离开部队，空军领航处和南京军事学院等单位就来人要我去他们单位工作。我转业2年，科长就因为生活腐化事发被开除军籍；913以后，雷达兵部也因为上了林彪贼船，成为空军中有名的黑线人物。”

   1958年4月他转业到了四川绵阳，在大三线的国防工厂从事雷达兵器的研制生产，一干就是20年，历任工程师、设计科长、职工大学副校长等职，继续战斗在蓝天哨兵的保障岗位。1960年在国防工厂开办雷达调试培训班，因成绩突出获得绵阳地区表彰，并因此出席一机部职工教育先进经验交流会作大会发言。

   1962年到1966年在国防工厂担任设计科长期间，济民先生又全程参加了我国第一代空用炮瞄雷达的试制，负责设计图纸审批、整机调试和组织试飞等工作，直至因文化大革命而中断。该雷达为空军第一代歼击机配套产品，技术资料由苏联提供。但开始仿制不久，苏联就撤退专家，停止供应器材，许多元、器件只能代用品解决。1963年关键组合试制完成，试飞通过后获得四机部表扬。但1965年整机试飞出现了问题，军代表认为是代用品不慎重所致，要求重新试制雷达，与工厂产生了分歧。

   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分歧被上纲为“反对解放军”，他也被批斗关押。文革后期该产品顺利通过部级鉴定，再次受到四机部的肯定。先生对我说：“文革挨批，主要是因为我反对军代表推倒重来的错误主张。时军方派来的文革工作组长（少将）要我揭发总工程师的反军言行，被我拒绝了，第二天就与总工一起被打成黑线人物，漏网右派仅仅是个陪衬。

  这时先生已决心离开兵器生产，1975~1978年到该厂的职工大学去教书了。

转行电脑鬓已斑

统观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前辈人才，大多数是从数学、物理以及电子学转行而来，无论国内外，概莫能外。因此史先生在半百之年转行计算机，那正是鲤鱼跃龙门，得心且应手，是非常自然的学术转移。完全不像史先生自谦所言：“我改行多，根基浅，......唯有以勤补拙，力求做一点事情，不辜负朋友和亲人的期望。”

   他在交大早年的电子学基础，他对雷达从研发生产到实战应用，从战地维护到创新改进，都使先生具有独到的计算机应用才能，再加上先生对中国文学的深厚功底，使他日后的事业蓬勃发展，越发不可收拾，真是新思维如泉水涌现，新教材恰繁华似锦。

   1975年先生被任命为长虹厂职工大学副校长，国庆节一过，职工大学第一期开学，从此开始了先生的高校教师生涯。

   1978年调入成都科技大学（现已与四川大学合并），他一直“双肩挑”，又工作了12年。先担任教研室主任，后又任硕士点导师组长，在校内、外主讲过计算机原理、软件工程、结构程序设计、数据库应用等课程，直接指导过硕士生3届6人。1985年受四川省电子大学会聘请，还在成都市“市、县级领导干部微机应用讲习班”担任主讲，在四川电视台播讲过“微机知识讲座，”普遍获得好评。

   近30年来，他与计算机教学特别是基础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据统计，从1984年至2004年20年间，他编写或主编了教材23种，其中21种已经在高教、电子、邮电和清华大学出版社等6家出版，共累计发行250万册。平均每年完成教材1种，每种教材印刷近12万册。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编写这些教材进的年龄跨度高达57~77岁。在纪念研究会成立20周年的2004年会上，一位使用过史先生教材的新疆高校教师动情地说，我回去后要对学生说，“我见到了教材的作者了，他是一位七十几岁的老人”。

   笔者曾经在1990年《教材通讯》第2期写过一篇“把原理、方法与应用熔于一炉”的文章，评价史先生当时的3本书《FORTRAN程序设计》、《数据库原理与应用》和《软件工程原理、方法与应用》。从宏观上看，这3本书自成系列，正好是进入软件殿堂的三部曲，形成一个有机的教材链。微观上每本书又从应用入手，让初学者有实际例子，然后再学点原理，学生很容易接受。近10年来，他为了检验计算机公共课教材规范化的可行性，在更大的范围内尝试编写了多种教材，从《计算机文化基础》、《计算机硬件技术基础》、《计算机软件技术基础》到数据库、多媒体和计算机网络，几乎覆盖了计算机公共课的所有领域。那种投入，那种执着，使人看到了他欲罢不能、不知老之将至的赤子之心。

功夫不负苦心人。从1992至2002年，他的21种教材中有6种7次获奖。

研究先行蔚成荫

史济民教授对计算机基础教育情有独钟。1989年他离开成都回上海定居。在接受华东理工大学返聘的12年间，连续承担计算机公共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在《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高校理工科计算公共知识结构与课程体系研究报告》与《高校理工科计算机公共课系列教材的研究》等10余篇论文，多次获得上海市教委优秀教学成果、教育科学研究成果等奖励，被全国和上海市有关学会评为优秀论文。

   1991~1995年，他被聘请为国家教委第一届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委员。率先在国内发表了“由知识结构入手推动计算机基础教育改革”的文章，提出计算机基础课可能包括8个主题领域与40个知识单元。从1984~1996年，他先后担任过全国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副理事长等社会兼职，从80年代带头宣传结构化程序设计，到90年代推动研究计算机公共课知识结构，到新世纪倡导建立的课程体系和规范教材，始终与广大教师并肩战斗，不遗余力。几乎每一次学术年会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每一本年会论文集都能读到他的文章。

   史先生最值得称道的是他对计算机基础教育知识结构与课程体系的研究

   首先是建立计算机公共课的概念，这一点意义重大。我们知道层次数学提出多年，但每层需开设哪些课程，每门课应包含哪些内容，见仁见智，尚无定论。原因之一就是三个层次一起抓，不得理清头绪。先生抓住计算机公共基础知识这个牛鼻子，先集中解决适用面较广的公共需求，这使基础课的规范化变得较为容易，使计算机能同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一样，早日产生比较规范的公共课教材。

   其次他确定了选择公共课知识单元的原则，即重在应用（立足于应用，把计算机看作一种工具，一种新的科学方法和新文化的传播者）。广度优先（不要求很高的深度，但涉及的面较宽）。公共需要（各专业普遍需要的公共知识）。加强基础（既防止贪多求全，又防止只讲操作）。在此基础上，对公共课的内容进行了总体考虑。

   按“主题领域—知识单元—讲课专题”来规范计算学科的教学，是美国《计算1991教程》的创举，比以往直接规定主干课或教学模块的做法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根据上述原则和观点，将公共课的知识结构描述为6个主题领域，31年知识单元，120余个讲课专题。

   为了体现计算机基础教学本身的特点，必须建立既不附庸于专业教学，也不跟着应试教育跑的课程体系。“与楼、理、化一样，计算机也是独立的学科。不同的是，数理、理、化早已形成标准的公共课（例如《高等数学》、《大学物理》、《普通化学》等），并有了比较规范的教材。结合知识单元的研究，上海三校在近几年中编写了一些新教材，对怎样把知识单元集成为课程体系作了有益的索。”

   作为课程体系方案的示例之一，它由4门课组成，即：第一层次的《计算机文化基础》；第二层次的计算机技术基础，设置三门课程：《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微机硬件技术基础：单机与网络》、《微机软件技术基础：环境与工具》。

   作为课程体系方案的示例之二，也由4门课组成：第一层次的《计算机文化基础》；第二层次三门课程：《程序设计与软件开发》、《多媒体计算机及其应用》和《网络知识与应用》”。

   正如先生自已所说：“积多年之经验，我逐渐形成了自已的追求目标，即ww知识结构人手研究建立高校计算机公共课课程体系，努力促进公共课主要教材的规范化。这此研究耗费了我多年的时间，它们与编写教材相辅相成，成为我退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他。”

遍历艰辛永存善

史先生曾担任全国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及荣誉副会长，四川省高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理事长及名誉理事长，上海市计算机基础教育协会顾问，曾经为研究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我与史先生相识25年，他大我10岁，既是师和长，又是挚友。在研究会多年共事中，我经常听到他谈论对某一门课的想法和观点，例如加快普结构化程序设计，要学一种数据库语音，重视环境知识和软件工程方法的学习，以及第一门课应成为沟通大学和中学IT教育的桥梁等。也经常与他探讨计算机基础课程体系及编写教材的特点，交流在编写教材中的体会，我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历届年会的合影照片中，基本上我都挨着先生坐在一起。每次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我总是尽量聆听他的教诲，从来不把琐事放在心中。

一生为善爱人民

回顾这25年的友谊，我反复思索；如果用一个字描写先生的人格魅力和个性特点，我想那就一个“善”字。先生慈眉善目，与人为善，朋友遍天下；先生善于发现问题；先生善于思考、善于提炼、善于概括；先生善于默默奉献，始终无怨无悔，正如他自已所总结的，“不论在军在民，顺境逆境，我主观上总是千一行爱一行，一心把工作做好。”他平易近人，团结同志，坚定地奉行“甘当绿叶、不争红花”的信条，他还把这一点概括为从事计算机基础教育的教师应该具备的思想品质。

   我愿意重温先生在2003年2月4日的一首诗：

  欣逢盛世喜连连，不觉笔耕鬓已斑。

  折翅雏鹰犹有悸，奋蹄老马岂须鞭。

  传播科技为兴国，遍历艰辛未改弦。

  莫道人生总苦短，晚霞夕阳倍鲜妍。

   善哉，先生的善，是正义的善，是对祖国的善、对人民的善，真善美的善。先生关没有离开我们，他仍然活在我们心中。让我以这篇文章的8个小题目，作为本文的结束：

   教育世家承祖业，投投笔从戎雷达兵。

  鸭绿江畔蓝天哨，雏鹰折翅悸忧心。

转行电脑鬓已斑，研究先行蔚成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