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博士风采 第二编第70辑 王君柏博士

石门县人文科学研究会

回乡散记

2015年7月下旬，回湖南老家看望老人，前后正好一周。天气炎热，每日不过就是在家闲坐打发时光。间或有人来聊天，尽量把来访者当成一个访谈对象，往往一谈就是数小时。偶尔也到邻居家坐坐，所到之处，都自觉当作一次调查，每日略作笔记，回无锡后，根据笔记，稍加整理如下，算是回乡散记。

1、星散的人口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村落，在我的记忆里，曾经是人口繁盛，百业兴旺，老有所养，幼有所乐，虽然物质生活还是很艰苦，但因为刚刚实行责任制，大家都满怀希望，认为好日子就在眼前。人是活在希望中的，希望使人精神焕发，做起事来，劲头十足，认为前途光明，幸福感也就大大提高。这次回家，在村子里所感受到的，似乎并没有这种充满希望的朝气，倒是处处显出暮气沉沉，虽然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幸福感并不强烈，尤其是展望未来，笼罩在人们心头的，多是不确定的阴霾。
在老人的帮助下，回忆了三十年前的人口，也就是1985年左右，刚分产到户不久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口，一共是132人，这些人中，老中青搭配合理，尤其是青年一代人，所占比例差不多是半壁江山，所以，那时感觉未来光明无限。（一个小的自然村，整个行政村将近一千人。）
而目前的人口，按照在村子里有田地的来算，排除通过高考等渠道出去而稳定在城市生活下来的人，是126人，但长期居住在村子里的，只有54人。而这54人中，基本以老幼为主。如果只算成年人，那么在村子里的成年人的平均年龄，超过60岁，也就是说，基本都是老人，至少是年纪不合适在外打工的人。另外的72人，绝大部分都到了广东、上海、天津等地打工。其余的，有两家在附近镇上做生意，有一家已经是国家工作人员，彻底脱离了村子，但还是在村子里有田地，享受国家的直接补贴。还有一家在河南稳定下来，从来没有回过乡，但似乎还是有回家的打算，因为村子里集资拉自来水，这家还是参与了集资。（还有两家是通过了高考的独木桥，远远的在城市里安了家）
老幼相守的村子，人们谈不上有什么希望所寄。老一辈，既是无可奈何，也是习惯了自己的故土。幼的一辈，不过是暂时寄托在这里罢了，待到十五六岁，也就开始东南飞了。外出的人，有的寄希望于回家养老，所以一般都利用多年的积蓄，盖了个房子在村子里。还有一部分，尤其是80后的一代，已经连回家养老的念头都没有了，利用几代人的积蓄，在县城，甚至在自己的镇上，买了套小小的住房，有的还只是可以住三十年的廉租房。乡下，确实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

2、即将荒芜的土地

因为劳力限制，村庄里的耕种方式，这些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是水田当旱地种。插秧割稻，没有几个劳力是难以完成的，请人帮助犁水田，或者插秧，一天要120到150元的人工费，还不大容易请到合适的人，于是逐步都改为种玉米，全村的水田，插秧的面积不到十分之一。问及吃饭的问题，都说种一季水稻后，可以管吃两年甚至三年，不足的时候，就到镇上买点来吃。显然，人口的减少，吃饭问题已经更容易解决了。
二是旱地的种植方式，已经全靠除草剂和农药了。过去都是犁地，锄草，现在都不用了，但这样连续多年种植下去，田地退化，土质板结，种上的庄稼更容易发生自然死亡之类的疾病，产量大减。老人们都自我解嘲：这哪里是种地啊。他们也深知这种方式不可持续，但没有劳力，又有什么办法呢？
三是种上茶叶或者油茶。采取简单的方法种旱地，也已经力不从心，就采取一种更省力的方法，种上茶叶或油茶，表示这田地还有主人，不可变为大家的牛马场。至于茶叶今后的市场需求，甚至是否能够把茶叶采出来，都没有来得及考虑。与其说是种植经济作物，不如说是因为种不了，又不愿意被他人占用，采取的一种暂时占田的办法。
四是田地周围的树木开始吞噬农田。因为人口越来越少，加上现在饲养猪的方式就是吃饲料，不需要柴火，甚至烧饭也都用上了沼气，而建筑用材也基本停止，因为盖房子的高潮已经过去。于是田地周围的树木肆意生长，农田往往成为一个个的林中小洞，结果是庄稼的光照不足，林中各种大小动物开始与人争夺粮食，小则松鼠、鸟雀慢慢的侵占，大则有野猪成片的蹂躏。
目前还有老一辈的村民苦苦支撑，往后的发展，基本可以断定，年轻人不会种地了，自然和人争夺田地的较量，将会以自然的胜利而告终。当然，人退林进，也未必不是好事，但村庄的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3、日渐凋零的老一辈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实行责任制初期的一代人，当时基本都是三十几、四十几岁，到如今，都已经是七十开外的人了。这一代人，早期经历了大集体时代，辛苦操劳还无所获，半饥半饱的过日子，子女众多，更是艰难度日。后期经历了改革与分田到户的责任制，感觉自己的劳动回报很直接，很有保障，就胼手胝足，起早贪黑，为自己的那个富裕梦想而竭尽全力，所以，这一代人是最辛苦、勤劳的一代人。
劳动惯了，也就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生活。长期习惯的生活，是难以短时间内改变的。村子里六七十多岁的老人，很少坐在家里享福，只要有最后一点力气，都是坚持劳作，认为白日闲过，就是一种罪过。子女辈将孙辈留在家里，爷爷奶奶辈再次充当一次父母辈，一把屎一把尿的带两三岁的小孩，接着就是上幼儿园，来回七八里路的山路，不择寒暑，每天跑两次，待到大一点，到镇上上学，奶奶们又合租一个小房子，算是陪读。并且，把孩子一送进学校，马上去找各种副业来做，只要能够赚几个钱，什么都愿意做。村子里的庄稼，也就是这些老人们种出来的，单独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太，种上二十斤玉米种的玉米，也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精力是有限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接二连三地，这一辈人开始凋零，大多都是劳动到最后，也就撒手西去。长期卧床的，少有。大概对于勤劳的人们来说，不能劳动了，也就自认为走到了头，甚至对住医院都持排斥的态度，认为是浪费了钱。更有少数老人，因为没有子女照顾，或者照顾质量太差，干脆自我做了了断！谁说农民不理性呢？城市里的人，还为了最后延续几天生命，不惜高昂的医疗费，往往也只能维持一种质量很差的生命。但乡村老人的这种理性，却还是让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虽然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可能是理性的，或者说是不得已的选择，但作为旁观者，还是为他们惋惜。
一座座新坟的出现，直观见证了一代人成为过去，他们在此劳碌了一辈子，最终发现后继无人，自己辛勤开垦出来的田地，正被繁茂的树木逐渐吞噬，他们心中的理想家园，不再是后辈们眷顾的处所，甚至有的坟头，也难得有人来烧一炷香了。

4、即将返乡的第一代打工者

与村子里一位四十六岁的中年男人聊天，他告诉我：今年过完年就不想出去打工了，但在家忙过一阵后，发现还是难赚到钱，于是又勉强出去找事做，还是去深圳，但是发现工作不好找，年纪渐长，技术有限，于是只能找到又苦又累，工资还少的事情，前些天太热了，就又匆匆回家了，说不想再出去了。
这是一个处于临界状态的人，正在回家还是继续打工之间徘徊，两边都感觉是鸡肋，都没有多少好事情了。其实，这正是第一代打工者的最终结局。年轻时候的精力与聪明才智，已经奉献给了城市，像一根甘蔗一样，被城市咀嚼过一遍后，汁水留在了城市，这个渣滓，最终难以在城市停留，大部分都还得回到生养他的这片土地上来。他们目前的年龄，大约在四十到五十五岁之间，因为这一代人所处的时代，大学教育还是精英教育，按照现在的大学入学水准，他们中很多都是可以上大学的，所以，这些人中，并不乏一些具有聪明才智的人，但时代弄人，他们并未获得多少成功，即便有，也是凤毛麟角。
为此，大部分都还是做了些准备的。利用多年打工的一点积蓄，差不多都回乡盖了个房子，虽然一律都是用水泥砖直接搭成，没有钢筋，没有柱子，但只要不发生地震之类的地质灾害，这样的房子大概还是可以住上几十年的。田地虽不少，但对这一辈人已经不具有多大的吸引力，早早的就吩咐家里的老人帮助种上了茶叶之类的经济作物，意思是回家后也不打算插秧种玉米了。他们的上一辈，把田地视为珍宝，甚至不惜与邻人大动干戈，到他们这一辈，只把田地当鸡肋，他们的下一辈，更是没把眼睛往这里瞅了。
想象一下，老一辈已经凋谢，这一辈回归乡村，对种田缺乏激情，下一辈不会做回归打算，将是一副什么样的乡村景象？或许还是像现在一样，又带着他们的孙辈，继续艰苦讨生活？没有了那份忍受艰苦的耐力，他们的子女辈能够赡养他们？从当前的趋势来看，是做不到的，因为教育的缺失，不愿意回归的这一代人，其实也很难在城市立足，从在镇上买廉租房的这些年轻人身上，看不到他们赡养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父母的能力。

5、前途未必光明的第二代打工者
我们总是宗教式的把希望寄托在后辈身上，对于已经开始陆续外出打工的年青一代，是否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实这取决于他们的教育状况与自己的精神状态，当然还有大环境的机遇。从村子里的一些小青年来看（九十年代及其后出生），虽然情形有差异，但总体而言，前途似乎并不光明。
首先是所受教育欠佳。大部分青年，都是父母在外打工，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带大，隔代教育，虽然物质上得到了基本的保证，但学业多荒疏，爷爷一辈的人与学校基本没有联系，更谈不上家庭与学校的有机配合了，于是多数初中不能毕业，少数初中毕业者，只能进职业技术学校，而作为山村的孩子，一进县城，俨然一个大世界，就只知道玩耍，唯有与外在打工的父母联系，索取生活费，手脚也开始大了起来，当越来越不能满足其铺张的生活时，就辍学了事，或者到处混，或者到外面的城市打工。
其次是吃苦耐劳精神不再。若果说第一代打工者还有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一面，可在第二代打工者身上，已经难以发现这些良好的品质，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傻，毕竟，他们并未经历他们父辈曾经经历过的苦日子。但他们的教育与阅历，决定了并不能轻松赚钱，开支与收入相抵，并不能有所积累。又对乡下的生活，横竖不习惯，铁定了心不再回到乡下种地，事实上也已经全然没了种地的经验，于是以谈朋友、结婚为名，裹胁父母甚至爷爷辈，倾其积蓄，在镇上甚至县城买得一套小房子，以为这样就成了城里人。将乡村仅有的一点资源，悉数灌溉了城市建设，自己没有经济来源，住上楼以后，将何以为生？
徘徊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不稳定群体。如果说第一代打工者最终将回归乡村，那么第二代打工者将是既融入不了城市，又回不了乡村的一代，虽然这一代也会分化，积极的会渐渐融入城市，消极的会退回乡村，但主流还是徘徊于城乡之间，他们是一个不稳定的群体。从村子里的青年就可以看出，有的成了混混，有的辗转开店而终无所成。而这些混混和失败者的代价，都需要乡村来承担，直接地说，外面无以为生，还是找自己的父母甚至爷爷辈哭穷求助，间接地说，这些在镇上游手好闲，或者开店跑车的人，还是从乡下父老的口袋中赚钱，甚至无所不用其极，采取欺诈哄骗的方式，榨取乡下老实人的那点劳动果实。亲眼见过有小青年冒充即将上大学的学生，兜售蜂蜜，一瓶不过40元的蜂蜜，硬是卖到150元，各种伪劣产品的下乡，也是这些子弟回报乡里的结果。
总的趋势是，人口回流将越来越少，费孝通主张的落叶归根的良性循环的乡村，始终不可得。少数优秀分子通过高考等渠道一去不复返，年轻一代虽难以进城，还是勉强赖在城市，不愿返乡。乡村的发展，后继无人，没有人的乡村，只有衰败，只有重新回归自然。

6、良风美俗的损蚀
在传统乡村社会，人口几乎没有流动性，人们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形成了费孝通先生所讲的乡土社会，虽然物质不够丰富，但社会有序，人与人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虽然也起干戈，但绝大多数时候，都处于运转良好的状态，毕竟，在一个熟人的社会里，坏人并没有多少便宜可得，名声不佳，也往往不受人待见。在此平衡中，良风美俗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使乡村的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也使人们的生活富有意义，对未来心中有数。但当前的农村，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的良风美俗，若不是还有一些古朴的老人支撑，可能就已经荡涤干净了。
孝道堪忧。一天与一位寡居的老太太聊天，谈及子女们的孝顺，她不禁潸然泪下，一口气讲了很多：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种了又收，得到几千斤玉米，又买饲料和了玉米一起喂猪，一年还挣个万多块钱，我把钱都存在女儿那里，她用我的钱都还了债，但说今后会都给我的。大儿子回来后，从不给我什么，虽然名义上是他负责赡养我，一回来倒是逼问我的钱哪里去了，动不动就要找我借钱，也给他借了些，可还是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认为我偏了心，把钱都给了他弟弟妹妹。媳妇总是吵，回家就到处找。是啊，他们应该有钱，自己在外面承包工程，光工程机械就花了多少万，可是回家就只找我借钱，再就是背腊肉出去吃。
在农村，老一辈和他们的下一辈之间，确实有着空间上的隔离，要尽孝道，基本谈不上，老年人都是自食其力，哪怕八十多岁了。能够相忘于江湖，对于老人来说，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惜的是，子女辈还是念念不忘父母的那一点点财产，总认为自己从中分到的一份是最少的，而不问自己为老人做了什么。更有甚者，新起的房子，有人不愿意老人一起居住，认为不干净，在屋旁另筑小平房，算是父母的栖身之所，老人偶尔到正房里走走，还引得媳妇的大骂，甚至拳脚相向，理由只是踩了脚印在家里。参加村子的丧礼，见子女在棺材前后，并无戚容，只是当作一个寻常事来办罢了。
两性关系混乱。过去的乡土社会，男女有别，夫妻之间虽然没有多少浪漫的爱情可言，但相敬如宾，互相有底线，倒是很平常的。但现在的村子里，从谈话中可以知道，中青年们，男女之间的关系已经很混乱。中年男女，因为人口流动关系，夫妻天各一方的，已经很普遍，但留守的一部分人，虽然有乡村人言之畏，还是不愿意难为自己，两两凑对的不在少数，更有甚者，部分稍有姿色的中年妇女，还把那有限的残山剩水当作资源，使得一些男人们围绕着团团转。而在外打工的一部分人，少了乡土社会中的人言之畏，更是随便。至于小青年们，自小因为父母外出，教育失调，在两性关系上，亦难健全，于是有十六七岁就私奔，过几天在外混不下去又回来的，有十六七岁就开始堕胎，甚至三番五次而无休止的，而男人则又是不同的男人。急剧变迁中，平静的乡村应对失措，不免阵脚有些乱，这苦果，也得他们自己慢慢去咀嚼。
婚姻不牢。一方面是上面讲得两性关系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婚姻质量，或许，也是互为因果。一方面，主要受到当前金钱为上潮流的影响，眼睛中金钱多了，感情就少了，加上置身于城市五光十色、变幻莫测的环境中，更模糊了男女们的视线。村子里好几个小孩，都是还不足一岁时，妈妈出走，出走的原因，主要是不能忍受贫困的生活，因为他们的妈妈，都是他们的爸爸在外打工时，一时认识的外地女孩，而现在，他们的爸爸又已经给他们换了几届妈妈。

7、现代化之树也结有苦果

现代化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改进了人们的福利，尤其是在城市，在东南沿海，现代科学技术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之深，无论怎样形容都是不过分的。在内地山村，人们的知识文化水平没有跟上科学技术进步的节奏，在适应现代化的过程中，难免进退失据，在村子里，我们看到现代化对他们的很多负面影响，小小一个村子，就尝遍了现代化的很多苦果。（鉴于现代化的正面后果是显而易见，在此不表，并非认为现代化只有其负面后果。）
垃圾处理难。随着大量的塑料产品、玻璃产品等的出现，以往那种自然循环的生活垃圾方式，已经难以奏效了，在循环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无法消解的多余之物。如大量洗洁剂、洗衣粉等，水直接排入自然环境，各种农药瓶、酒瓶、饮料瓶，连同其它一些无法自然分解的东西，都扔到自然环境中去，在家家户户的周围不远处，都有相对集中丢弃这些东西的地方，但在山区，地势有高低，这个丢弃地，可能就是其他人家的水源地，影响之大，显而易见。其它垃圾也开始集中出现，如随着养殖业的扩大，甚至个别的规模化，产生大量的动物排泄物，未经处理，直接排向自然，严重影响周边地区的水源，村子里的一个养殖户，就已经污染了地势偏低的旁边一个村落的水源，为此官司连连，上下不宁。
交通事故频发。因为是山区的村子，地势坡度大，而马路又是村民自己设计，自己动手修建的简易马路，路面差，弯度急，加上在农村跑的，大都是些三轮摩托车，经过随意的改装，也就开始既当货车，又当客车，驾驶者又无资格限定，谁高兴都可以买一个上路跑。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村子里，五年之内，发生交通事故无数，其中就有三起严重事故，一起是一村民乘车去镇上，半路翻车，当场身亡，一起是一村民开车去卖茶叶，翻车，当场车废人亡；一起是一家三口开车上路，车子冲下悬崖，当场死了刚结婚的儿子，媳妇重伤，腹中快临产的婴儿流产，自己重伤，虽然医治过来，但彻底丧失劳动能力。过去的肩挑背扛，固然是难以适应需要了，但机械给人带来方便的时候，附加这样高的风险，并且让农民自己承担，对村子的伤害是很大的。
打工者的精神健康。小小的村子里，有三名外出打工的妇女出现严重的精神疾病（因为未见其本人，不明白具体是哪类精神疾病，但从村民描述的情形看，大多与情感有关，如一个时刻怀疑有别的妇女勾引她丈夫，动辄对别的妇女大骂，甚至舞刀弄棒，构成很大的安全隐患，还有两个是无端的发怒，与周围的人发生冲突），而未出去之前，都是极为健康的。因为精神出现问题，长期需要到医院治疗，还需要有人伺候，打工不仅没赚到钱，还因此而致贫。而这三位只是其中最严重的罢了，只有不能正常生活了，农民才认为是个问题，为了尽量多挣钱，是不会考虑人际的误会不误会、心情愉快不愉快的。从一个宁静而与世无争的环境中，突然置身于一个变幻莫测、不讲人情、五光十色的世界中，自然有些人是不适应的，他们的喜怒哀乐，又有谁会去关心呢？联想到我们在城市调查中所看到的，农民工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住宿条件恶劣，社会交往基本没有，甚至夫妻异地，亲子远隔，如此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怎能保证人的精神健全呢？而他们从中得到的，居然是精神疾病和贫困，甚至连村子里的人，都仅仅将她们视为疯子，不大值得同情的。城里人在享受轻车广厦时，可能也不会想到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为了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付出与收获之间，总难平衡，“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事实上，她们也只能是“归来泪满巾”了。某位著名学者曾经说过，我们看见饥荒开始饿死人的时候，不能仅仅根据死人的数量来判断灾情的严重性，因为开始死人，就已经很严重了。小小的村子，就陆续出现精神失常者，我相信确实折射出外出务工的人们，遭遇了何种精神压力。
商业化、货币化渗透每个角落。过去的换工互助，现在成为直接支付工资的雇佣，按天收费，一点不含糊；过去走亲访友，带点礼品，或者自己亲手所做，或者到商店精心挑选，现在一律直接给钞票，并且已经成为人情的一种，不仅过去轻松的亲朋聚会之乐少了，反成一种负担，各自要在心里记住欠谁多少，或者谁欠我多少；在土葬习俗未改的情况下，过去周围的人一齐到场，热热闹闹、轻轻松松的就组成了抬柩队伍，现在总担心是否能够把个笨重的棺材抬上山，甚至职业化的抬柩人员已经出现，给钱办事，买卖而已。当一切都货币化，也就失去了往昔的人情与社区认同。
传统手艺的消失。农村过去在应付物质匮乏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的技艺，这些技艺既是对物质的极大节约，又塑造了大量生活中的艺术品。但在工业产品充斥的时代，这些都不存在了，或者至少是濒临消失。过去精巧的竹篾器具，古朴实用的石磨、不用任何铁钉胶水的桌椅，别致的蓑衣、斗笠等等，都渐渐被一些县城周围的所谓农庄搜集去了，为的是给食客们看一看，意思是已经进入博物馆了。取而代之的，一律都是粗糙的、无法自然化解的铁质、塑料制品。以前很多家庭的餐桌，直接以一块大的地面砖作为桌面，取其光滑易擦。过去红白喜事，都有村中的大厨，带领一帮人做出一桌桌美味的饭菜，虽然都是本地常用食材，却色香味俱全，规规整整4×4的十六碗摆放方式，现在却都消失了，美其名曰学城里，圆桌，浅碟加酒精炉，菜品则更不足道，甚至有煮整鸡蛋径直当作一道菜的。曾经被托尼称之为中国宝贵财富的民间手工艺，从此似乎走到了尽头，以粗俗代替精致，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呢？我们一再批判西方文化霸权，叫嚣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却忘了最基层的传统文化正在自我毁灭。

8、基层是否还有行政？
按照当前的行政体系，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的自治组织，不算一级行政单位，但事实上又存在一个行政村的概念，往往几个自然村被合并到一个行政村里，有什么对上和对下的事务，还是以行政村委单位进行组织。那么在当前，我们的村庄到底有哪些自治？又有哪些自上而下的行政？两者如何衔接？国家的政策，最终如何落实到村民中去，行政的这最后毛细血管是否畅通？
象征性的自治与行政：从村子里了解到的情况是，村委的自治作用，仅仅体现在村民之间有纠纷产生时，可能会到村委的人来评个理，但因为村委的人与不同村民之间的关系远近不一致，村委在裁决时，或多或少，存在偏袒现象，即使公平裁决，当事各方往往也认为存在偏袒，对村委的信任，一半只存在于关系更近的一方，往往不大容易达成纠纷双方都认可的方案，所以事实上所起的调节作用还是有限，其结果，村委一般也不大情愿出面调解纠纷。而行政，大概就只存在低保名单的确定之类的事情了，可以说基本无行政可言，与多年前需要催缴农业税、上缴提留款的时候大不一样了。这样，从积极的意义上理解，村民是完全自由的，不受干涉（比如村子里有嫁出去的女孩，在娘家超生，而无人问津），从消极的意义上讲，村民就是完全自生自灭，贫富、强弱、智愚、多寡，都一任自然法则摆布。
分裂的村委：在村委几个成员之间，居然也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尤其是书记与村主任之间，各成一派，凡是对方拥护的，我就反对，势同水火，全然无视村民本身的迫切诉求。书记以其母系、父系亲属都是本村居民，亲属范围较广，所占势力也就不小，而村主任也是靠了亲属范围较广的优势，得以获得这一位置。所以虽然行政不多，但凡是涉及些许小利，都分裂为两个阵营，互相过不去。典型的比如，在修一条通往一个自然村的简易马路时，因为工程是由村主任牵头，书记一系就出现了钉子户，路不能通过，最终以大打出手，强行通过而告终。在乡村，家族与村务之间，难免会出现这种不愉快的冲突，但如何超越家族局限，以一村为务，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
漠视民生：正如上面所言，象征性的行政，导致村民的自生自灭。仅就道路而言，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由国家组织修路，有一条路从村中穿过，但各自然村，一直没有摆脱肩挑背扛。直到本世纪初，各村的老一辈村民，哀叹再也背不动、挑不动了，自发组织修个简易公路，男女老幼齐上阵，以一个冬季之功，勉强修通简易路，但在山区雨水冲刷下，总是路难行，大卡车进不去，小三轮摩托车总是跳跳蹦蹦的跋涉。而这一自发工程，没有得到行政村的任何协助。在全国乡村道路硬化的大背景下，是可以由村出面，通过打水泥路而领取相应的资金的，可还是没有人牵头。当然，村委的成员，都住在过去修的马路边上，并无迫切的需要。
最下者与民争利：如果仅仅是让村民自生自灭，也许还算一种无为而治，但现实是，村委利用自己手中仅有的权力，还有与民争利的趋势。比如该村的一名村委，自己想到另外一个自然村旁边的河里开辟砂场，就动员该自然村集资打水泥路，即在原来的简易路的基础上铺上一层水泥。动员大家出工、出力、出资，对富裕一点的几户人家，采取拉赞助、借贷等各种方式，让其把仅有的一点积蓄倾囊给他支配，最终的结果，是他个人通往河边的简易公路修通了，水泥路只从主公路出发的地方，象征性打了几百米，村民最初以为是村委为民办事，最后明白目的在砂场，该村委利用修通的路，让去河边拉沙的卡车，按车收钱，很快自己的大楼房就建起来了。
村级行政路在何方？作者初中时代的同学，年富力强，文化程度在村里就是很高的了，高中毕业，曾经有一段时间可能也被哪个方面看中，入了党，在村委干了两年，但最终还是广东打工去了，问其原委，说只能打杂帮忙，干不上事情，而他的家族背景，就非常寒微了，父母双方都没有什么亲属，这就是没有群众基础吧？而小村里的另外一个四十岁的村民，为人正派，乐于帮助邻里，口碑不错，自己勤俭持家，日子过得也红火，听说最近正在入党，村子里有各种说法，说他可能会接班，意思就是可能成为行政村的书记之类，而这人的“群众基础”，也只能是一般，以前面的高中生经历来看，其实也未必能够如愿。在各自为家，相互之间无合作，更无以己之力带动周围村民，无人思考村子整体发展的情况下，村子就是一盘散沙，散沙中难以产生真正的意见领袖。无论是行国家之政，还是组织一村之自治，均成问题。

9、乡土是否还可以重建？

早在七十年前，费孝通先生就提出了乡土重建的问题，认为在当时，乡土正被城市化的浪潮所冲刷，一切资源都被开矿似的挖起运走了，乡村衰败，不可持续。其实，乡村真正的衰败，城市化的巨大威力，到今天才显露无遗，今日的乡村，才真正衰败而需要重建，但仔细思考，我们的乡土是否还可以重建呢？
城乡共生应该是基本方向。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至少国内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市场，再一味追求浪漫的田园风格，是难以做到的。发展中，城乡关系到底是相辅相成，还是牺牲乡村而繁荣城市，在费孝通早年就一再讨论过，他的结论是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是牺牲乡村而繁荣城市，并且这样最终导致乡村的衰败、溃烂，以致城市的繁荣终将走不远。通过我们自己在乡下的见闻，通过一些专门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言论，我们知道，乡村的衰败确实是一个趋势，并且越来越严重，而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乡村的各种资源（尤其是人才）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而向农村反馈的，虽然有，但远远不及流出的多，长此以往，就导致了牺牲乡村以繁荣城市的格局。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发展工业，利用外汇购买国外的农产品，并且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但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农产品的自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乡村的发展，似乎不能任其衰败下去，现在的村民，粮食不够，还可以到市场上买点来补充，但一任发展下去，将来还能以能接受的价格买到吗？或者再退一步，即使最终都城市化了，不考虑乡村的荣枯，也需要乡村的人口都能够在城市很好的适应下来，稳定下来，不致于像拉各斯那样，农民涌向城市，形成一个巨大的贫民窟，社会问题更加突出，而我们当前的趋势，确实有大量的人口尴尬的处于城乡之间。所以，城乡发展的相辅相成，城乡的共生，应该还是发展的基本方向。
城乡共生要求资源的循环是平衡的。资源一方面是物质方面的，一方面是人口（或人才）方面的。游牧时代，人们逐水草而居，这是人口追逐物质资源，但这多少还是有一些主动性的，而我们现在，年轻一代出去打工，成了迫不得已的一种选择，因为只有到城市才能赚到点钱，从这个意义上看，还是人口追逐物质资源的，人口越是外流，尤其是优秀的人才的外流，越是导致城乡之间失去平衡，而物质资源是随人口而流动的，于是出现了物质追随人口而去的趋势，不是有很多的农民，千辛万苦培养一个大学生，结果孩子大学毕业了，留在了城市，还需要父母省吃俭用，凑钱帮助买房子吗？或者退而求其次，如上所述，在镇上或县城也要买个劣质的廉租房吗？这就是人与物一并流向了城市，正应了费孝通那句话，“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不仅大学生不会再回来，就是目前在乡村教书的教师，乡村医生，也想尽办法到县城，甚至更大的城市。在这样的洪水冲刷下，乡村的田野能不越来越贫瘠吗？
重视地方是留住乡村人才的关键。演变到今天这个局面，似乎都是市场的作用，确实，不能否认市场再配置资源上的巨大作用，也不能否认其合理性。但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从正式体制到一般社会心理，都只强调中枢的作用，从区域发展来说，城市分为各个不同的层次，从一线到三线四线，最后无足轻重的就是乡村了，反过来，人口也就向高层次城市流动，在小城市都不够气壮，更遑论乡村了。直白的说，就是乡村没有机会，没有地位，没有希望，而这不仅仅是市场决定的。虽然用人为干预的方式来挽救乡村，未必是很好的办法，但改变我们对地方的不重视，恢复到城乡并重的路子上去，最低限度，不牺牲乡村以繁荣城市，将是必要的。这就要求乡村医生、教师乃至一切乡村人口，都有机会在本地获得一个受人尊重的、体面的生活。而机会来自制度的安排，一方面，要让人才愿意下基层，一方面，要有一种机制，让在大城市里工作的优秀人才，有机会为家乡做贡献，有些地方的乡贤委员会的组织，是值得借鉴的。只有人们将眼光盯在地方，从地方就可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而不必一定到中心（镇上、县城、省城、北上广等）才能得到认可，人才的分布才会趋于相对均衡。
以真正的民意代表来代表地方。在资源不是单向向城市流动的前提下，以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表来代表地方，使地方事业能够有所推进，其实，在当前的农村，最需要各种合作，很多事业都需要具备知识和经验的人士来推动，比如教育、医疗、养老等等，若照当前这样下去，将越来越糟糕。当然，自上而下的重视，物质资源的反哺，也是必要的，今日媒体报道的山西近万名机关干部到村任第一书记事实，也充分说明基层缺乏组织力，运转不灵了。但自上而下的关照，毕竟还是一种外来力量，只有充分发挥本地的积极性，才能真正走出衰败的困局。一般而言，自上而下的力量，难以准确获悉老百姓的真正需求，而老百姓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却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些需求。当老百姓认识到是为自己而奋斗时，往往都是很积极的，凝聚力是很强的，作为自上而下的力量，在于挖掘、配合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一句话，充分尊重民意。

附记：
因为指导学生做暑期社会调查，学生问及每个人搜集的材料如何整理，就匆匆写下了上述文字，算是给他们做一个榜样。不料在网络社会里，这些文字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传了出去，并且迅速传播，覆水难收。其间，有“天熹策论”和“人民日报”两家微信平台征求我的同意，要加以推广，其实事实上已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了，因为已成事实。我自己也深知这个典型最多只是管中窥豹，所以在被动要求推广时，要求加了一个作者按语：“中国农村是一头庞然大象。这里看到的，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个毛细血管，又只侧重问题的一面，远未达到盲人们实实在在抓住的一条腿一根尾巴的层次。想必读者不会把它看作一头悠然进食的大象。也正因如此，作者希望能与摸到大象不同部位的人，交流一下各自感受到的温度、形状和气味，以期拼凑出一头完整大象的轮廓。”
之所以采取这种散记的叙述方式，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针对学生，不宜采取学术化的语言进行理论分析，毕竟本科生并无多少理论素养；二是希望学生能够尽量搜集鲜活的素材，不做理论的提炼，这样便于各地调查材料的汇总。当然，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一直对费孝通的写作方式比较喜欢，希望尽量采取他那种方式去讲一个学术问题。或许正因为这种浅显的叙述方式，导致了网络的热炒，一时被转载几百处，很多平台的浏览量都在短时间内超过十万，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但这也提醒了我们，通俗化的写作，是有其必要性的。
从我组织的学生们的调查来看，虽然也确实有很多共性的东西，但全国各地的情况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并且，为了保险起见，我又亲子对无锡郊区的一个村庄，以及苏北平原的一个村庄进行了初步的调查，从而认为，差异的最大原因，在于土地价值，即越靠近城市，越是发达地区、平原地区，土地的价值越高，土地上的农民也越容易融入城市，城市周边的村庄，甚至迫不及待的等着拆迁。反之，则只有衰败。因为越是有价值，就越能够吸引更多的资本投入其中，越没有价值，本地原有的资本都会流失，再加上人才的流失，更是出现两极分化。
为了更具有代表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将会整理搜集上来的材料，这些材料来自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安徽、北京、山东、江苏等省，大部分是学生搜集的资料，虽然不一定完整，但还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

个人简介：

王君柏，1972年11月出生于石门县壶瓶山镇长岭村，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毕业，目前就职于江南大学法学院，任教授、副院长。

研究成果

主持《潘光旦费孝通社会学思想研究》（国家社科基金）等多项社科调研活动，参与国家社科基金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项、教育部项目两项调研项目。

主要论文及著作：

1，在《武汉大学学报》、《中国农业大学学报》、《湖南社会科学》、《江南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直面乡村的失落：理性派抑或乡愁派》、《变迁中的湖南农村》、 《略论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思路》、《荀子的解蔽思想及其社会学方法论意义》20余篇

2，专著与合著：

出版专著《不确定性情景下的心理预期与行为选择》、《社会心理学》、《追寻中国社会的自性》、《传统社会思想与当代核心价值建构》、《国学及其现代性》、《乡土与现代之间》，合著《现代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撰写8万字）、《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编》（明清卷 负责23万字的内容）等8部。

几句感言

受石门前辈王杰先生的邀请，让写个简单的个人介绍，反复推辞不得脱，只好坐下来写一下自己的平凡经历。普通人的经历，其实都差不多，尤其是在这样的承平时代，只要根据上面那一行字的简历，就可以猜想出就是那几个脚印：农家野孩子、读了点书、认真工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发生，更没有英雄的史诗，但对于目前还留守在农村的孩子来说，或许有一点点说教的意义吧？

一、农家孩子

从石门到壶瓶山，不知道要拐过多少道弯，爬过多少山，而从壶瓶山再往南坪方向，就没有一步平路了，我家就在这中间。那时候壶瓶山还叫泥市，到南坪的路是上世纪70年代末才修，叫做泥南公路。但我家离马路还很远，远到我到八岁才开始读书，因为从家里到学校，要走山路，不到这么大，一早一晚的走路就吃不消。当然，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小时候不想上学，每次有老师家访动员去上学，我就溜得不见踪迹。
最终说动我去上学的，是村小学的一位民办教师，叫车赛玉，出名的严厉（我们叫火色很），现在想来，多亏她说好说歹把我弄到学校里去，不然现在就要错过在《石门博士》上扬名的机会了（一哂）。但因为是一年级的中间到学校去的，并没有学习拼音，以致从入学起，成绩就总在最后面，虽然一学期就是薄薄的的两册书，但还是感觉如坠云中，压根就没搞清那点内容。所以每到放学的时候，严厉的老师总要把成绩差的留下来，虽然不讲课，也不辅导，留下来纯粹算一种惩罚。但坐一会儿后，老师就会冲着我说：某某你就回去吧！不是因为我比其他的同学好一点，而是因为太差，留也是白搭。
但在村小毕业的那一年，也就是四年级的第二期结束的时候（村小只办到四年级，现在干脆只有幼儿园了），有一天早晨去学校，老师叫住我说：某某，你这次考试得了第一呢！意外，太意外了，从来没有的事，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莫非是其他同学比我更迷糊？但有了一个第一放在心底，到中心小学去上五年级时，就感觉自己不一样了，结果事实上也不一样了，成绩居然越来越好，老师还拿了我的作文当范文在班级里念，小小的虚荣心得到很大的满足。就这样在中心学校寄宿一住五年，到初中毕业。我们那一届，打破了该校的历史记录，空前绝后的居然有六人考上石门一中，我就是其中幸运的一个。
1989年秋天，一个人从大山深处辗转来到石门县城，老爸虽然很愿意、也很想送送，但路费太贵了，不易张罗。第一次到这么大的城市，感觉看到了大口岸，因为村子里的人很少有到县城的。
石门一中三年，并未真正开阔多少眼界，回头想想，也确实孤陋寡闻得可以。无非就是上课，飞奔跑食堂排在最前面打饭，晚自习与监管的老师互相窥探，最高兴的时间就是就寝前的一小会儿，可以天南海北的神侃，也有被政教处的老师抓出去的时候。说孤陋寡闻，是说没有看多少书，就是几本教材翻来覆去的看，虽然有一个图书馆，但一次也没有进去过，更不知道怎么进去，即便听说里面有郑洞国老先生捐献的什么书，那时候也并不觉得比一顿红烧肉更稀罕。但三年中还是有很多难忘的事情，比如惹得班主任怒火中烧的课间教室里的追赶，比如英语课上整篇背诵许国璋英语“项链”篇的藤野先生（据说他在第一卷《石门博士》中已经登场了），比如我自己阑尾炎痛倒在行政楼前，被朱盛求老师发现并通知班主任送医院的经历，比如认识了那么多到今天还是最好朋友的同学，等等。但一句话，还是个地道的农家孩子，高三毕业的时候，侥幸榜上有名，得了个大学上。

二、广阔天地

1992年秋天，还是只身一人，辗转来到了长沙，进了湖南师范大学。进校就军训，有一天发了图书馆的读者证，在比我熟悉情况的同学带领下，去了逸夫图书馆。第一次大开眼界，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书！阅览室里，窗明几净，非常小心的找了本书赶紧坐下，生怕打扰了别人。想想几天前还在家里下地干活，此时置身静谧书斋，真感觉自己已然是个雅人了。自此，一扇窗户徐徐打开，正应了某位哲人讲的，成了一个从洞中走出来的人。
四年本科，学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并不能引起我太大的兴趣，虽然也确实有几位博学多识的老师，带来不少的知识上的享受，比如逻辑学老师胡泽洪，历史唯物主义老师刘湘蓉，都是腹有诗书，不紧不慢的娓娓道来，让人忘记外面的蝉鸣鸟叫。在自己泡图书馆的过程中，有一天看见一本日本东京大学富永健一编写的《社会学原理》，坐下来才读半小时，就觉得有兴趣，于是一发不可收拾，采取滚雪球的办法，一股脑儿读这一类的书，甚至连美国约翰逊写的大部头《社会学理论》，都读得津津有味。现在想，当年或许也有装的成分吧？能够懂多少呢？一个大山上走出来的农村青年，家里又贫困，平时学校里的各种舞会、歌会，又插不进身去，只好读书权作遁途吧？记得写毕业论文时，写了个什么涂尔干社会学方法论的题目，其实那时根本没有搞懂，可能老师也没有懂更多，顺利通过了。大四考研究生，冲着南开社会学的名气，毅然决然的填了南开，结果居然以当年的最高分毫无悬念地录取了。
南开三年，也算读了不少的书，虽然难免也很杂乱，总归还是有几本不错的书吧。印象比较深的，有引我入门的那位东京大学教授，给我们多次讲课，并领略日本英语的荒腔走调，有乐国安教授那闪烁着智慧的眼神，有资料室孜孜不倦编卡片的韩老师（正是从韩老师那里借了帕森斯的英文原著到宿舍里看，看了几行就找不到主谓宾结构了，帕氏著作的句子，长达三四十个单词不断句，读起来太费劲，只好宿舍放几天就去还了），有过节的时候在导师家里包饺子，听导师对着电视唱“我从山中来”，有同宿舍的同学苦苦追求女朋友不得而嘤嘤哭泣的，当然也有自己追女朋友不成功的尴尬，等等。最终，以一篇关于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的论文，混得了一个硕士学位，那是1999年6月。
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三年，其实是在工作两年后才去读的，但这三年时间，到底是年纪不小了，读书的时候，理解能力明显好得多，尤其重要的是，导师格外对我青睐有加，导致我的自信心节节攀升，所以人大三年，算是心情非常愉快的三年（或许也与博士一年级时的新婚有关？又一哂）。本来是冲着沙莲香老师的中国民族性研究去的，结果到了以后，让我搞点新名堂，研究经济心理，于是只好强以为知，各种补课，好在三年毕业的时候，整出一个文章来，评阅老师和答辩老师都说好，其实可能都是看身后的老虎，并不是我这狐狸真有啥可称道处。

三、教书生涯

其实硕士毕业后就来无锡轻工大学工作了两年，2001年才去读博士，2004年回来，学校已经变为江南大学，于是开始一心一意的教书生涯。（当然也曾经做过一些思想斗争，是去上海的几个学校，还是信守承诺留在原单位。最终还是农民的局限性束住了自己的脚，被上海的房价吓倒了，退而信守承诺。）
对于教书这个事情，我一开始就不反感，觉得跟人打交道，总归比跟物打交道要好。

毕竟自己的知识还是很有限，上课总是进行充分的准备，把上课当作一个继续学习的过程，教学相长，原来不是一句空话。但一开始即便如此，还是感觉捉襟见肘，好在学生其实并不是很在意，更不太能够知道哪里有多大个漏洞，一学期一学期的下来，倒也相安无事，甚至师生之间有相得之处。最明显的证明，就是有一年系主任决定改革，指导本科生的论文采取学生选老师的方式，这简直就是一次民主直选，选我的人达到全体学生的四分之一，一下子使事情玩不转了，最后只好草草宣布改革失败。

当然，还有更让人虚荣心得到满足一些事情，比如获得全校“我最喜爱的老师”的称号，这是民间组织为主的评选，很能让人飘飘然，甚至比拿那些有较大金额的官方奖金更受用。唉，山里的人，还是那么容易满足。
边写边看下面的字数，很快就接近三千的指定字数了，只好打住。（突然发现写这种唠唠叨叨的废话很快，甚至写三万字都很容易吧？看来是老了。）

致谢（博士论文后记）
磕磕碰碰的终于走到了这里，一路有仿徨、有痛苦，也有喜悦，一路又遇到多少关心、支持、爱护我的人，回首这一旅程，感慨颇多，感激更多，没有这些人的帮助与鼓 励，就连到达现在这个地方也是不可能的。
在文献搜集与理论梳理的过程中，我的南开同窗江国平在大洋彼岸帮我搜集了大量的学术前沿的文献，通过电子邮件源源不断地传递过来，美国南达科他州立大学心理学系的王晓田教授也将他的部分研究成果提供给我参考，而当我就我所研究的主题向北京 大学心理学系谢晓非老师请教时，她也热心地给我提出了一些问题。在论文开题时，中 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郑明身教授、中国科学院心理学所的张嘉棠研究员，还有贾春增教授，都帮我认真分析了课题的重点与难点，指出了很多问题，也给予了很大的鼓励。在 实证资料收集阶段，得到了李相春、庞青夫妇的慷慨帮助，不仅提供了彩迷调查的方便， 还提供了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的 99 年调查报告，以及其它大量二手资料；无锡调查中，在资金上得到了江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而在平时的学习中，更得到社会学系老师以及师兄弟们的帮助。我希望借此机会，表达我对他们诚挚的谢意。 而由近及远，我得特别感谢以下几位对我帮助最大、影响最深的人：
首先是我的导师沙莲香教授。跟随先生三年，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循循善诱、什么是扶掖后进的拳拳之心，更理解了学术薪火相传的文化深意。先生很忙，但对我们学习、研究的进展了如指掌，这与她和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是分不开的，经常采取座谈、上课、课题切磋甚至就餐的形式进行交流，即使远在国外，也以电子邮件的形式不时的沟通。当我有所松懈时，她就给出一个目标并规定一个最后期限，而当我学得很疲惫时，她说你回家看看吧；当我感到气馁时，她说你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而当我有点得意时，她说你这个想法也不是没有人论述过；当我高谈我的宏伟蓝图时，她说你应该去做点实际的调查，看中国人究竟是如何想的，而当我纠缠于某一具体问题不能自拔时，她说你 把你论文的详细三级目录拿来我看看……一切犹如春风化雨，而这一切又是先生多少心血所系、希望所系。学业之外，先生在为人处世上的言传身教，将使我终身受用，在日常生活琐事上无微不至的关怀，也将永远是我美好的回忆。
其次是我的爱人丁玮女士。相识五年以来，她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与鼓励，两人一起结伴而行，乐趣与信心胜过了单调与恐惧，一路欣赏着美景，轻松愉快而又不耽误行程。虽然我有我的追求，她有她的事业，但我们相互鼓励、互相鞭策，两人的世界，温馨、甜蜜而又充实。三年以来，虽然也可以偶尔回家看看，但总还是离多聚少，更多的时候 只能寄希望于南风吹梦。三年期间，她既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又要料理家里的一切琐事，尤其在第二学年，我们女儿的到来，虽然一下增添了很多的欢乐，但也增添了很多的责 任与忙碌，而我则将这些一股脑儿交给她来承受，现在女儿都能说“爸爸好”了，而我总觉得欠她们俩太多。
最后是我的父母。我家地处湖南西北落后的山区，虽然山水优美，但这里的人们要维持一个很平常的生活，也不得不把一年到头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在忍劳耐苦中打发日子。父母都是本分的农民，自己受了缺少知识的累，也就把我们上学的事当作压倒一切的大事，无论经济上多么难以应付，只要我们自己还没有打消读书的念头，都还是尽一切努力去张罗学费。我的同辈们能够初中毕业的，都不多见，而我们兄弟则一直上到大学，我更是一路直通车到硕士研究生毕业。而在这一不寻常的后面，正是以他们不寻常的艰辛为代价的，这种艰辛不仅城里人所无法想象，就是我们乡里的其它勤劳的人们，也不得不为之愕然，并产生一些敬意。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无论如何，待论文答 辩结束后，就回家看看。

王 君 柏
2004 年仲夏于中国人民大学品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