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感怀，慎终追远。

九如

              清明     唐.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今天清明，天气好。从马宿岭扫墓回来，在街上漫步，十分冷清，万人空巷。市民都去马宿岭，贺嘉山了。

父母的坟茔在马宿岭。父亲过世时，正是家道艰难的时候，父亲每月50多元的工资虽然恢复了，但政策还没有落实，扣发的工资还没有着落，60多岁的父亲，不给退休，安排在桥头华盛昌卖油漆店后面仓库分包染料，父亲把一桶桶的各色染料，烧碱用天平分包好，送到前面店面来零售。父亲的工作地点我去过多次，阴暗，潮湿，见不到阳光，周围都是打开的化工染料桶。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化工产品的气味，长期毒害患老慢支父亲的肺，严重损害他的健康，缩短了他的寿命。

1971年，父亲在传染病院住院一个多月后，坚持要回家。我用人力板车把父亲拉回来，父亲就卧床不起，当年11月30日晚饭后，父亲带着外孙还没有出世，小儿子还没有成家，孙男还没有看到的遗憾，撒手人寰。

母亲5岁到父亲家做童养媳，几十年照顾身体孱弱的父亲，生育了9个儿女，夭折了三分之二，仅剩下二男一女，三个孩子。母亲娘家是南昌县岗上乡茶园村的雇农，外公死得早，她是家中长女，家境艰难，抱出去做童养媳，还特意找个读书的好人家。祖父是前清邑庠生（秀才），广福乡澧湖村的教书先生。

总是听到一字不识的母亲说出贤文中的一些句子，我猜想是小时候在这个教书先生家中耳濡目染学来的。

母亲的勤劳极少见。50年代到60年代初时，母亲在居委会任本小组的居民组长，并兼任居委会管文教卫生方面的主任。 

每到周末就摇着一把铜铸的手铃在辖区内的大街小巷用南昌方言吆喝，呼唤居民出来打扫卫生。母亲工作负责不怕得罪人，有人在甘棠湖洗涮便桶、痰盂，她看到了会出面干涉，进行教育。五十年代小九江市是全国卫生城市，应该有母亲的一份辛劳。母亲工作积极，任劳任怨，每年的先进总少不了她，家中的墙上贴满了各种奖状。记得有一张是省级的，奖状的字还是黑金丝绒的。不记得是省卫生厅还是省防疫站颁发的。现在来看就是得到了省级的表彰了。

50年代电影院票房率低，电影院每上映一部新电影，会到居委会来推销电影票，这是属于文教方面的工作，就由母亲来承担，母亲把电影票拿来向住户推销，收上钱来再交给电影院。母亲记性好，虽然不识一字，应该交给电影院的票款和该退回的多余的票，从不短缺。为此母亲得到了全市表彰。还在表彰大会上发言，并把母亲发言时照的照片和事迹在烟水亭展出。母亲后来多次说，没有把那张照片要来。据说还登了报纸，听叔叔说，在南昌报纸上看到过母亲的这个事迹。

去年我到市图书馆把那些年的《江西日报》翻出来查阅，没有找到母亲这个事迹的记载，不知道当时是登的什么报纸。

清明祭奠、追思亲人。回忆亲人品德中的闪光点，发扬光大，在人世间好好做人，为先人争气，才是对亲人最好的祭奠。人当然不是十全十美的，作为后人发扬先人的光荣传统，积极克服先人脾性方面的不足，给儿孙做出榜样，才能对得起生育、养育了我们的一代父母。

               又到父亲忌日时

今年11月30日是父亲去世45周年的日子。多年来总想写些文字纪念父亲。父亲一生受病魔折腾，晚年又遭“文革”折磨，更加重了病情，66岁便撒手人寰。

     1971年下半年我从农机厂基建队调进金工车间做车工，住在向阳闸机房中。父亲吐血在传染病院住院，吐血止住后，坚持要回家。回家后，父亲就卧床不起了。父亲临近大限的日子，母亲对我说，父亲这两天不太好，你要天天回来。我在金工车间做定型产品，加工阀门的阀体，白班，夜班轮换着上，上白班，下班后我都回来睡，母亲睡在父亲脚下，我睡在靠窗户的小床上；做夜班，我清早起来都要回去，吃了中饭后，再回厂里上夜班。

那天上夜班，七点多钟的时候，同屋邻居周家的小弟骑着自行车到我厂里，告诉我父亲去了，我赶忙擦了两把油污的手，坐在周小弟的自行车后面啜泣着，匆匆回到家，进门嚎啕大哭。父亲的遗体尚有体温，已经从床上移到我睡的小床位置的竹床上，哥坐在父亲身边递给我一个口罩，要我戴上，我拒绝了。从小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父亲没有把病传染给我，现在人走了更不会把这个吐血的毛病遗留给下一代。

父亲爱我，从不责打我。在三中读初一，夏天放学时，偷躲着到甘棠公园八角亭下学游泳，被父亲从家里赶来抓到了，手里拿着柳条，说要打我，高高的举起也不落下，把我赶回家去。那时候甘棠湖每年都有人因游泳溺水而亡，有一回和父亲从孤溪埂经过，有游泳淹死的人的遗体躺在湖边石墩上，父亲特意让我去看，以此警示我不要再游泳了。

公私合营后，父亲作为资方人员，在百货公司的文具门市部做营业员，每天都要到9点后，店面门板上了，才下班，我常常晚上到店里去接父亲回家，父亲经常带我去吃一角五分钱一两粮票一碗的清汤。

“文革”开始，我买的《中国历史常识》几本小册子不见了，父亲说，看到主编是吴晗，他交上去了。解放前夕父亲经营书业，家中留有一套线装书，读中学时，我打开看才知道是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父亲也把它上交了，我觉得甚是可惜。

到66年9月份，九江地市委的领导，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走资派，组织九江中等学校刚刚成立的御用红卫兵,对全市资方人员进行了两次抄家。来抄家时，父亲坦然得很，家中本来就一贫如洗，完全没有黄白之物，母亲一对金耳环在家中生活拮据之时,都拿到银行兑换了。为抵御严寒，防止父亲冬天老慢支发病，65年母亲给父亲做了一件羊皮里长大衣，这件唯一值钱的衣服，父亲只穿了一个冬天就被抄走了。百货公司的革命派，见抄不到值钱的东西，就把父亲关押起来，追问家中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父亲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说，我儿媳手上还有一块手表，值些钱，百货公司的革命派，把父亲押回家，要我到正在医院住院的大嫂手上把手表摘下来，拿来上交。这块瑞士手表，还是哥在北京人民机器厂工作时，单位抽签得到的购买卷买的，花了一百六十多元，哥订婚时送给了嫂子。当时这种手表是个稀罕物，被强夺走后，不知道好了哪个乌龟王八蛋。

七零年暑假，伟大领袖和副统帅在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山上革命领袖们在啰唣，山下革命喽啰们把父亲关押起来，还担心手无缚鸡之力的父亲去“破坏”。营业员不让做了，父亲六十多岁，也没有退休的说法，被安排在百货公司五交化华盛昌商店的后面，一个又黑又暗的染料仓库里，把大桶的染料，烧碱，用天平分装成小包，再送到前面门市来出售，在这有强烈刺激气味的环境中工作，加重了父亲老慢支的病情。一年后，父亲就离开了这个折磨了他一生一世的世界。

父亲在病榻上对母亲叹气说，有三件遗憾的事：一是没有看到孙男，二是没有看到外孙，三是小儿子，我，还没有成家。

一年后，我的大外甥，伟儿出世；两年后，我侄子，三儿也降生；三年后，我也在下放地和同是一道下放、家里也是商业资本家成份的知青结为伉俪。

今天，父亲唯一的闺女，我姐，来到深圳我儿子的家，抱起我孙子深情地说，这是万士珍（讳父亲名）的曾孙。

仅以此文纪念父亲逝世45周年。

1979年，旅居加拿大的堂兄季衡哥（共曾祖父），专门来九江探望六婶（季衡兄称母亲六婶）。季衡兄大我28岁，在加拿大病逝。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陆老百姓还鲜见彩色照片，这张在九江孤溪埂甘棠湖边的照片，是季衡兄拍摄后，带回加拿大，在德国人开的洗印店，冲洗后，寄回国内的。

季衡兄抗战后从南昌二中考入国民党空军，后随国民党败退到台湾。退役后先到香港定居，后移民加拿大温哥华。购买一店铺经营日常生活用品。为减少开支，以资助亲人，店铺坚持不雇员，自己经营。七九年国内改革开放之初，即回大陆探亲。堂兄父母已病亡多年，唯有一病体老兄尚在。于是找到当地侨办，以华侨名义，把病兄户口从宁都迁到南昌，安置好兄长，并每月寄三百元美金供生活，医疗所用。七九年季衡兄已是五十八岁。自此之后，每年春节都寄五十美金给母亲拜年。

八三年季衡哥又来九江，探望母亲，这张照片，母亲抱着我儿子在家里，也是季衡哥拍摄，当时我正出差景德镇，未能一晤。

母亲说季衡哥小时候，十分聪明伶俐，比其兄要强胜百倍。

堂嫂叶氏，广东人，育有两女，长女49年生人，次女59年生人。

季衡哥七九年后和我哥常有书信往来，季衡哥谢世后，堂嫂也来函讣告之。

1985年，在下放地，向阳农机厂宿舍前和母亲留影。

                我的小学生涯

    一九四九年四月，在解放军隆隆的炮声中，45岁的母亲在南昌产下了我，高龄的母亲，生我已经没有了奶水。父亲在九江开书店，家中生活艰难，哥一九四六年到九江读初中，想去考同文，父亲说，同文读书要银洋，家里没有。哥只好去考九中（当时九江一中叫省立九中）。

    母亲说我是吃米糊大的，还说我小时候，头长得大。我猜想因为没有吃到奶，缺钙长成了个大头娃娃。以致我青少年时代，身体羸弱，初中毕业时体检，身高1.43米，体重26公斤，初中、高中读书时，成了体育补考专业户。高中时，一中学生时兴打排球，我是没有资格参加班级排球队，我发球，球都打不过网。在学校午睡时，睡在桌子上，背后的骨头，按着痛，可见是骨瘦如柴。

     开始读小学，母亲为什么不送我去公办学校，而送到私人办的学校去读？我现在只能猜测：公办学校年龄要七岁足，年龄未到不收，母亲当时已担任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没有闲空在家照看我，于是提前把我送到私塾去读书。开始是到一个庙里（估计是都天庙），一个女教师教，一次附近发火灾了，小伙伴都跑出去看，我不敢去，老师为此表扬了我。有个同学叫汤克健，因为调皮，女老师打他，后来在一中读书时，汤克健比我低一班，文革时，六七年8.29在船上，作为机枪手，被岸上井红司的子弹击中身亡。

        后来又到丁官路莲花池边上一个张姓人的厅堂里上学，一个满头白发黄梅口音的石姓老师教，厅堂里摆了几张八仙桌，有高年级，也有低年级学生，就是复式班教学。上高年级课时，我也在偷听，一回老师给高年级讲省略号，第二天提问，六个点是什么符号，高年级学生答不出，我在边上回答：省略号。老师也没有表扬我，只是批评了高年级学生。后来私人办学都收归街道，这个石老师办的学校收归湓浦街道了，叫湓浦小学。占据一个有钱人黄姓人家的大院子。就是现在九江五中之前的校址。

石老师据说办学有方，调到公立学校去了，不久又听说因为在国民党军队做过什么事，被抓起来了。

读到三年级开学要自带板凳，教书的老师走马灯似的更换，大都是一些初、高中毕业的学生，暂时没找到合适的工作，临时来做代课老师，有个姓戴，长得帅气的男老师，儿童歌曲：《小马小儿郞，背着书包上学堂》都是他教会的，还有对夫妇老师，男的姓崔，女的姓金，叫金光姬。金老师朝鲜人，教我们语文。一回学生调皮，要受处罚，而我因为一篇作文写得好，处罚被免了，五十多年后，我在老年大学教电脑，金老师也来学电脑，金老师当然不记得我了，但我还记得金老师。

湓浦小学当时只有初小，五年级我就分配到双峰小学去读了。五年级当时有四个班，我在五（2）班，班主任是黄宝瑰老师，我师专毕业后分配到市教研室，才知道黄老师是小学数学教研员徐振华老师的夫人。五八年大跃进的余风，在六零年吹到了教育界，小学要有跃进班，我们五（2）班要作为跃进班，考中学，也从别的班补充了些成绩好的同学来，记得有同屋的邻居周泽惠，后来成了音乐教育家的罗艺锋（西安音乐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周泽惠中学也到三中就读，罗艺锋初中在九大附中，后来到一中读高中，比我低一班。

五年级跃进班，语文，数学当然要补上六年级的课程，六年级数学课程由当时双峰小学的教导主任李建国来补教。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我师专毕业分配到市教研室，李建国老师在市教研室，市教师进修学校担任教务主任。

小学升学考试在柴桑小学进行，只记得语文考试是命题作文“记一次有意义的劳动”。考完了，也不知道考了多少分，只是接到录取在九江二中（现九江三中）的通知（当时九江二中叫九江大学附属中学）。

我的小学教育，在四年私学，一年双峰小学的五年学习中结束了。感谢母亲把我提早送到私塾去读书。倘若按部就班，七岁入小学，读六年小学，我高中毕业就不是六六届，而是六八届。九江一中六八届的学生，都下放到武宁。命运又会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

母亲在武汉大学，我姐宿舍外留影。母亲41岁时生一对龙凤胎。我姐先出生。后孪生的兄弟夭折。迷信说法，孪生龙凤胎，要龙先出来就平安。我家三兄妹，哥52年考上清华，去北京上学了，我姐只有七岁，我三岁，我家不象别人家，兄弟姐妹众多，我和姐仅两姐弟，从小相依长大。我唯一的姐，去年十一月七日，患脑疾在深圳谢世，享年七十五岁。终于和父母做伴去了。  

幼时和姐合影，时年大概1954年春节。我穿了一双母亲做的新棉鞋，身上的衣服也是新的。

解放前夕叔父一家人合影。承淑姐尚坐在婶婶怀中。

父、叔兄弟情深

我叔，万鸣盛（讳叔父名）先生，祖父楫臣公幼子。母亲五岁到万家为童养媳，和叔父从小一起长大，有姊弟之情。常听母亲唠叨，叔叔聪明能干，十八岁就在东家开的书店做经理，还常说，叔叔善待人接物，见了客人，腰都是软的。曾听叔父说过，著名画家傅抱石，江西新余人，落魄时，在南昌和叔叔经常交往，傅抱石嗜酒，叔叔也能喝。经常和傅抱石在一起喝酒。

抗战结束后，父亲带着家人逃难回到老家，父亲失业了。从老家乡下扛着一床被子，到南昌找胞弟谋生。叔父在南昌经营书业，和上海书局有很深的业务往来。九江当时书业是空白，于是介绍父亲到九江和他的同仁，师兄弟经营书业，据当年同文一些学子说，刚到九江，开始在学校门口摆地摊，后来业务发展，在大中路离西园巷口西边，相隔几个门头处，开了一家书店，店名：正气书局。以文天祥《正气歌》诗名为店名。书局成立，集资合股，叔父劝父亲入股，以图生活有保障，总股本十三股，父亲只占一股。经理钱信梅，副经理闵公庭——叔父师兄，所占股份或多些，叔叔在正气有股份。父亲在正气做会计兼营业员。店中有兄弟二人，南昌岗上熊家人：熊大英，熊大华，兄熊大英有股份，弟熊大华没有股份。共产党来了后，熊大英成了商业资本家，熊大华成了工人阶级，后来成为百货公司管理人员。

父亲忠厚老实，不善言辞，身体又不好，屡受人欺。依仗叔叔在江西书业界威望，人脉关系，才能在正气书局立足。

母亲出身农家，深知土地是农民命根。父亲，叔父成年两兄弟没有分家，父亲，叔父在外面闯荡，赚了些钱拿回来，母亲买了二十八亩田地。土改时，乡下人要到九江揪母亲，经过南昌被叔父拦下，说田地是自己买的。于是工商业兼地主的成份就落到了叔父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