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心愿

刘新桥

　　今天是父亲节，我将去年发表在《天门日报》的一篇文章翻出来，用以纪念已故的父母亲。

父亲的心愿

我是一名乡镇公务员，住房问题一直让父亲焦虑不安。那是1984年底，我和妻子、女儿挤在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床铺、衣柜、摇篮、炉灶、办公桌椅等物品占满了房间，有时父亲来看望我们，屋里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在走廊里歇一会。父亲关切地对我说：“回老屋去吧，虽然上班远一点，但总比这里宽敞啊。”老屋在多祥镇张刘村七组，是一幢破烂不堪的砖木结构的房子，离镇机关约3公里。父亲从教育战线退休后，一直同母亲住在那里。为了工作方便，我谢绝了父亲的好意，一家三口蜗居在一起。

1988年春末的上午，我买了一点菜去看望父母，只见大门锁着。我向湾里人打听，才知道父亲三天前就到湖南买渔网去了，母亲天刚亮就到沉湖给种田大户锄草去了，来去三十多里，能赚二十多元。隔壁乡亲告诉我，父亲常在嘴里唠叨“我的桥儿一家住得地方太窄了,下雨到处漏，屋里发霉臭。”父亲外出前当乡亲们说“我虽然没做过生意，但也要闯一闯，赚了钱帮他们做房子。”听了乡亲们的传话，我闷闷不乐地离开了老屋。

几个月后的一天早上，有个赶集的乡亲告诉我：“你的父亲回来了。”我放下手中的事情，直奔老屋。父亲正在堂屋里整理渔网，看上去比先黑了一些，瘦了一些，但精神很好。他告诉我“由于经验不中，只赚了几百块钱。这次多进点丝网，肯定能多赚。”我劝他在家休息，保重身体。他说趁现在能够动，赚些钱大帮小贴。父亲初衷不改，又买了许多渔网堆在家里。我要帮他把货物送到船上，那时襄河里有从岳口到仙桃的轮船。父亲说“货物不多，你又很忙，不要送。”我知道他启程的日子，早餐后就骑自行车来到老屋。母亲告诉我：父亲挑着担子往刘家河船码头去了。我骑车追赶，快到襄河堤边，我看到父亲戴着一顶旧草帽，穿着一件白衬衣，很吃力地挑着两袋子渔网往前走。他的衣服汗湿了而紧紧贴在身上，背脊骨弯成了一把弓，两腿颤抖抖地迈着小而快的步子。我冲上前去拦住了父亲，看到他嘴里喘着粗气，汗如雨下。我二话没说，接过父亲的担子，感到很沉重。我也很少挑东西，扁担压得肩膀痛。我咬紧牙关，翻上大堤，又下河坡，将渔网挑到了船上。汽笛一声响，父亲挥手叫我回去。我站在襄河边，心中翻滚的浪花象河水一样逐船而去。可是没过多久，父亲沮丧地回来了。原来，父亲在湖南被人用假币骗走了全部货物，血本无归。他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可是迟迟得不到破案的消息。历经这次打击，父亲脸上的皱纹增加了许多，头发全部白了

1989年三月，我的儿子来到世上，镇领导照顾我，分配了两间办公室，而且还搭建了一个小厨房，总共35平方米。父亲来了，我同他喝点小酒，心情很愉快。但酒后父亲又忧愁起来，他对我说“两个孩子长大了，要分铺，这房子住不下啊。”我说：“到时再想法吧！”父亲说：“现在有些人种湖田，两年就能盖楼房。你承包一块地，我帮你照看。”在父亲的支持下，1991年我同一个战友在总后沉湖基地园林场承包了100多亩湖田，用来种西瓜和棉花。父亲在田头搭了一个窝棚，日夜守护在那里。有次我给父亲送给养，他戴着一顶破草帽正在挖腰沟。我递给他一瓶水，他边喝边指着满田西瓜对我说：“西瓜长得好啊，估计亩产不会少于8000斤，可以净赚80000元，棉花收入不会低于20000元，你和你的战友都可以盖个平顶房了。”父亲摇动着手中的破草帽，心里充满了美好的憧憬。我看他的帽子太破了，提议换顶新的。父亲说：“别看这顶破草帽，对我来说是个宝，当作帽子可遮日，当作垫子可防潮。有时用它做扇子，有时用它做提包。”父亲出口成章，绘声绘色地讲述着种田的喜悦。可是，7月2日一场大雨，把父亲卷进了痛苦的汪洋。那天降水280毫米，我赶到那里，看到窝棚进水了。父亲蜷缩在床角，手里抱着一个尚未成熟的大西瓜，默默无语，目光呆滞。百年不遇的暴雨连续下了三天，一个一个圆圆的西瓜象小孩的脑袋在水中沉浮，向人们发出“救命”的呼喊，两尺多高的棉花只有顶部的几片叶子露出水面，象不会游泳的少女在水中苦苦挣扎。沉湖又回到了40多年前的模样：大水茫茫，一片泽国。洪水退潮后，我们采取了很多补救措施，到年底结帐时，还是亏损了3000多元。

卖网被骗，种田被淹，我的住房梦何时能圆。镇政府理解机关干部的苦衷，于1994年七拼八凑盖起了一栋单元楼。当我搬进三室一厅面积达75平方米的住房时，父亲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好事成双，在华中网局工作的弟弟买了私房，请父亲到那里去休息。那年夏天，父亲在弟弟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回来时，父亲满面红光，银发闪亮，穿着整洁，身体微胖。妻子说父亲的风度象个南下干部，父亲说：“我同南下干部打土壕，分田地，要是再南下，就到湖南广东去了。”讲起革命历史，父亲滔滔不绝，谈论起房子，父亲又心事重重。他说：“新华（我弟弟）的房子，冬暖夏凉，可以长期居住，而你住的房子保温性能差，退休了可能要让给在职干部。那时如果没有去处，就把老屋修整一下，还能遮风避雨。”父亲的话让我寝食不安，难道退休后，我还要回到摇摇欲坠的老屋吗？我的同事中，有的买了商品房，其钞票多数来源于家人的创业。有人说开网吧赚钱，而多祥街还没有一家网吧。三姨妹愿意出资一半与我联手经营，而我缺乏资金，父亲知道后赞助了5000元。电脑买来了，网吧开业了，可生意并不好，加上设备经常出故障，每天收入还不够交房租和电费。妻子下岗后没日没夜地守在那里，而我忙于工作而无法顾及。实在撑不下去了，只好将网吧低价卖掉了，我亏损了8000多元。妻子下岗多年了，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全家四口的生活与孩子们的学费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父亲安慰我说：“不要急，我现在走不动了不能帮你，但我的退休工资用不完，多攒一些帮你做房子。”

父母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补贴我们。可是年过古稀的两位老人疾病缠身，经常就医。父亲高血压4次中风，母亲心脏病6次住院，微薄的退休工资捉襟见肘。为了帮我，父母把开支压到了最低限度。母亲在台前屋后种了一些蔬菜，基本自给。每周我送去一点晕菜，开支由父亲支付。母亲把肉炒熟，放在吊蓝上，隔几天才吃一次。有次我到党校学习去了，两周后买了一条鱼去看望父母，顺便在那里吃饭，母亲端出了香喷喷的粉丝烧肉。我问：“哪来的肉？”母亲回答：“还不是你上次买来的。”一斤肉，吃了半个月，父母真是舍不得吃。而我去了，总要变着花样为我改善生活。父母舍不得穿，多少年不买新衣服，一双袜子补了一层又一层，一顶草帽戴了一年又一年。大姐夫送的一双海军靴父亲穿了20年不舍弃。农村许多人用电用气做饭炒菜，父母却坚持烧柴禾。母亲到处扫树叶，拾稻草，捡别人丢弃的桔杆。父亲将家里的废旧树木锯成段，劈成柴。凡是能够省钱的地方，父母都想到了，做到了。每当孩子们回到老屋，父亲就给一些钱。在父母的支持下，我的女儿完成了大学学业，考上了公费研究生，儿子也长成小伙子了，准备参军。

2006年除夕，吃饭过年饭，在武汉工作的哥哥给父亲打来了电话，一是向父母问好，二是报喜。哥哥全家搬进了新居，房子有140平方米，设施齐全，装修豪华。哥哥请父母到那里去享受和体验现代化城市生活，父亲高兴地说：“一定去，一定去。”放下电话，父亲对我说：“他们都有私房了，你还没有块砖片瓦，怎么办哪。”我说等工资涨了，收入增加了，房子会有的，到时请你和母亲住在我家里。父亲说：“我们年纪来了，恐怕难得等到那一天了。”正月初四下午，父亲外出散步，不慎摔了一跤，大面积脑出血，再也没有醒过来，享年76岁。

天门工业园与多祥镇合并5年后，也就是2013年，党委和政府为了解决机关干部的住房问题，采取集资建房的办法，兴建了两栋单元楼，价格比市场上要便宜一点。我在银行办理了按揭贷款，儿女支助了一些钱，我们买了一套房子，三室两厅还有车库。我在心里默默地说：父亲，您的心愿已经实现了。我的住房从15平米到35平米，然后搬进了75平米的单元楼，再到今天的150平方的私房，每次变化，都表明了改革开放使人们的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党的十九大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的“中国梦”描绘了美好的蓝图，今后的日子山更绿，水更清，生活更加甜蜜温馨。

作者 天门工业园

刘新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