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的父亲

黄晓群

不知不觉中，父亲去世已然快18年了。按照俗规，每年春节初一要去给他拜年，清明前要去上坟烧纸。除却有一年在京工作清明未回外，每年我都会去看望他两次。纵然知道早已阴阳永隔，但这既是必要的传统，也是我对父亲的一种怀念。今年我也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却因为新冠病毒的阻隔，没有回去给他拜年，清明节也不能上山祭扫。惆怅之至。只有将对父亲的零星记忆写下，化作一纸青烟，给他老人家带去儿子的思念。

父亲出生在那个积贫积弱、任人欺凌的时代。他是1937年生人，老家是红安永佳河黄家畈。儿童时期正值日寇侵华。我没有听他说过日寇的暴行，可能一则是当时年纪尚小，记忆模糊；二则老家偏僻，不值当鬼子去。再有就是我的记忆也在衰减。其实1938年武汉大会战，湖北打成一片。在据父亲老家20多里的麻城宋埠就有日本人的据点。少年时应该正逢国共内战，刘邓挺近大别山，白崇禧坐镇武汉围剿。记得父亲提过一句：桂系老兵枪打得准。当时，父亲家里一头一尾是女儿，中间6兄弟，他在弟兄中排行第四，长辈喊老四，同辈比他小的叫四哥，晚辈们要称呼“四爷”，穿越到现在该是何等威风霸气！当时就是动荡年代的一个乡间少年。

父亲家是中农成分，半干半稀的能饱肚子。许是祖父看他聪慧，在6兄弟中难得的只送他进了私塾，一年后因为大伯被抓壮丁，需要打点，再无余力供他读书，就回乡务农了。相比同龄人，算是认得几个字，以后也改变了他的命运。

记得小时候，唯一一次看见父亲醉酒（他酒量不宏，平时喝得少），躺在床上大呼小叫，讲他14岁就一个人从老家到京山做学徒，讨生活，多么不易。但我当时以一个孩子的直觉，认为他在夸耀自己。据他后来回忆，刚解放不久，他才14岁，就跟随同乡，从老家步行三四百里，好几天才到京山。其实按照过去计算年龄的方法，我想他那时最多13岁，也有可能12岁，搁现在还是个小学生。的确应该感到骄傲。

黄冈一直地少人多，一些人就靠手艺吃饭，有个说法是黄冈出三匠，即某县出木匠、某县出瓦匠，父亲家乡则出锡匠。所谓锡匠，俗称“敲（kao）白铁”。具体讲，其一是补。过去物质匮乏，家里有点锅碗瓢盆的铁器，都是传家宝，轻易不得丢。穿洞破皮怎么办，就得锡匠将化开的锡水补在破露处。其二是敲。就是敲锤镀锌后的白铁皮，做出蒸笼、烧水壶、脸盆等日用品。说起来简单，真正的技术活。一要接缝严密，不漏汤水；二要经久耐用，不怕摔打；三要好看美观，锦上添花。父亲就拜当时县城里手艺最好的同族兄长为师，学习锡匠手艺。

手艺人苦，做学徒更苦。刚解放时交通不便，县长都是骑马。14岁的父亲和师傅师兄就挑着担子，串乡走户，上门服务。挑子一头是煤炉子，上面挂着工具，诸如锤子、剪子、焊锡条等，一头则是做好的成品半成品，还有吃饭的家伙。走到哪，做到哪，也就吃到哪。因此，父亲除了学手艺外，对吃也能对付一下。虽然苦，但因为师傅是不出五服的哥哥，师娘也是好心肠的人，三年学满，顺利出师，没有受额外的罪。出师后，师傅也很开明，吩咐以后就还是按兄弟相称。此后，他的师傅我们就喊大伯，师兄就是二伯。父亲因为年轻，就被大伯的孙辈称为“年轻爹爹”，三家走的非常近。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他们才是亲兄弟。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底末，父亲都还保留着锡匠吃饭的家伙，在他调离工作十多年的永兴到陈集上班时，还拿出工具给同事做了些锡匠活，据说比街上的师傅做得好。这是我唯一一次看他的手艺。那以后，他就把工具送人了。

大约是五十年代中期的一天，县粮食局的一个干部来锡匠摊前修东西，问做活的二伯：粮食局招通讯员，愿意去不？二伯头朝我父亲一摆，答道：我又不认识字，他认识，让他去！而父亲识文断字，长得也精神，就抓住了这个机会，成了一个公家人。据他后来讲，解放之初，公家人可不如后来的铁饭碗吃香，工资也比不上他这已经出师的手艺师傅。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舍弃稳定的收入，加入异乡的革命队伍，我想应该他也有一腔热血吧。

父亲应该是有一些才气和能力的。参加工作后，很快成长为业务骨干，送到省粮校进修，不到30岁就在一个省级农场的粮食科主持工作。但他绝不会想到，这竟是他一生职场的最高点。他为人耿直，有些聪明，职场开端顺，年轻不知低调。有些小幽默，常开点不大不小、没轻没重的玩笑。加上出生农家，少小离乡，无人帮衬提醒。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实在不是一个混职场的料。更何况是在那个政治挂帅，因言获罪的年代。很快，他就遭到举报：彼时正值困难时期，要用粮食偿还苏联外债，要求把所有的粮食征集上去，包括口粮和种子。父亲心有抵触，执行不力，还私下里说这不是毛主席的做法。这就犯了大错，遭到批判，从省级农场的临时科长发配到一个公社粮管所当一般干部。可他依然不吸取教训，管不住嘴。文革开始后，又说了些不合时宜的话，对遭到造反派批斗的当权派表达了同情，被打成了保皇派。造反派把他绑在柱子上，用棍子打得奄奄一息。他的腰肾就是那时落下的病根。关键时候是另一派的革命群众救出了父亲，让他逃到了老家，才算躲过一劫。那年的冬天我出生了，父亲在给他的长子取名的时候，记住了革命群众的救命之恩，取名“晓群”。 父亲虽然被扣上“政治上不成熟”的帽子，年年要求进步却始终不得加入组织，但业务上却离不开他。他是粮食防化的骨干，干着最危险的工作，每年都要组织人员带上防毒面具对仓库里的粮食消毒防止虫蛀霉变，主要是喷洒剧毒“666”（上世纪90年代就禁产了）。每逢征公粮时，县局组织学习班，培训业务人员和助征员。这时候他又是当仁不让的老师。虽然如此，改变不了他在领导中的印象。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又从大公社调到小公社，母亲和我们四个子女也跟着兜兜转转。记忆中，我上过四所小学。最远的一所在近十里外的一道半山坡上，每天早上挎着书包，带着网眼兜子，里面是搪瓷碗装的米，走一个多小时到学校去。午饭就是搪瓷碗煮白米饭。晚上再走回来。最差的一所是利用一排农具厂的废弃车间平房改建的，车间只有两头和一面有墙，班与班之间和另一面墙用我们上山砍的荆条，裹上泥巴稻草做隔断，既不隔音也不保暖。坐在教室里能听三个老师讲课，寒冬腊月冷风从缝隙中穿过，加倍的动人。

改革开放，环境宽松了，领导换代了，父亲的业务才干也有了用武之地，四十多的他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二春，终于入党提干，当上了公社粮管所的主任。那几年我应该是上初中和高中，学习重，离家多，对他的工作知之甚少。只是在他走后的告别仪式上，单位介绍生平时，才知道他的工作也是出色，颇有些亮点，还上过什么专业名录。后来县局领导决定调他回城，担任一个新组建二级单位的负责人，负责对外粮食销售和物质供应，应该是照顾和重用。母亲也随调回城，还在县城分配了新的住房。一家人终于要过上好日子了。

父亲的一生注定是坎坷的。在他职业生涯即将发挥最大价值的一刻，还没到任就一病不起。现在回想，那时他还不到五十岁，有了干事的平台，正是施展抱负的好时候。这一病就再也没有回到工作岗位上。可想他心中的不甘和憋屈。记得是1987年春节的初五，他离家住进了沙市中医院。几个月后，病情得不到好转，转到武汉协和医院，确诊为尿毒症。开始时腹透，后来是血透，期间多次病情加重，下过几回病危通知书。总算是苍天有眼，组织关怀，还有母亲的精心照顾，在医院住了1000多天后器官移植成功。回家后，由于药物刺激、排异反应，一条腿行动不便，不到53岁就成了孙子口中的拜（足旁，bai）爹爹，外人眼中的黄老头。直到2002年冬月因肺癌去世。

心理学研究证明，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愿意记住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而选择性的忘记自己不想记住的东西。我认真梳理对于父亲的记忆，却实在是找不出一丝他的不好来。而且我对他的钦佩随着我年岁的增长而增长，越来越觉得他的不易，他的好。

父亲首先是一个正直善良豁达的人。他不到三十即遇大挫，近20年间不是挨斗，就是被整。但他从没有向命运屈服。到老都保持一颗正直的心。遇到不平和不公的事情，他依然是仗义执言，不愿息事宁人。不管挨多少整，对于工作，他都是兢兢业业，从不马虎。尤其难得的是，我从来没有在他的口中听到他抱怨那个不正常的时代，斥责哪个人整过他。相反，从他嘴里听到的总是幽默的话，看到的也是从容的微笑。

父亲是一个坚强的人。他挨打受整如何应对，我没有亲见，无从说起。但从他住院到去世应该有发言权。他住院1000多天，我没有看见他有过沮丧的神情，始终是微笑从容面对。我想，他也许是把软弱包在内心深处，积极的和病魔斗争。那时，两个姐姐都没有成家，我正处于高考前的冲刺，弟弟还在上小学。可想而知他如果不在，整个家的天就塌下来了。治疗尿毒症最终的解决办法是器官移植，如果找不到合适匹配的肾源，最好的维持办法是血液透析。就是从手腕到小臂处开口，从动脉中接出两根管子，连接到透析机上，一进一出，将血液中的毒素通过机器进行排除。由于病后抵抗力低下，随时可能出状况。那两年多，死亡的阴影始终威胁着他。有在一起并排透析没下机器就直接去世的；有大学毕业当老师准备出国进修却染病去世的（他的同屋，我的学长）；有大房二房轮班照顾的倒爷，因为受不了痛苦天天打吗啡上瘾去世的。他却从来不把痛苦传染给我，最多是让我打点最烫的开水，给他擦一擦因为无法排毒而皲裂干枯发痒的身子。后来他移植的器官没事，却确诊肺癌，日渐的消瘦，乃至呼吸疼痛困难。那一年的冬月，最后的日子我整夜的陪着他，他躺在里屋，我睡在客厅，也没有听他喊疼呼痛，最多轻微的哼几声。那是我人生中最冷的冬天。

父亲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年轻时妥妥的小鲜肉一枚，喜爱打篮球，下象棋，听汉剧，还曾上台说过相声。工作之余钓鱼，不管刮风下雨，乐此不疲。病愈后腿脚不便，其他的爱好都放弃了，只有每天拄着拐杖，后来好一点拖着病腿，一踮一跛的走一里多路到三角洲去下棋。下就下吧，还对自己的水平颇有信心，和人下胜负盘，带点彩。偶尔碰到做笼子的，输的惨了，也是胜亦欣然败亦喜。后来喜欢打麻将，捉“家麻雀”。一到春节家里来客了，筷子碗一放，就吆喝着上场，惹得母亲数落。然自他走后，家里的春节就再也没有那般热闹了。他喜爱美食，放现在是个吃货。由于经济条件限制，就只能在小吃上满足点口腹之欲。在武汉住院时，上大学的我每逢周日去看他，就指派我去跑腿，点名吃小桃园的鸡汤，五芳斋的汤圆，老通城的豆皮等惠而不费的小吃。回家后，给个三块五块的，要孙辈跑腿买西街的绿豆糍粑、钟鼓楼的安庆包面等，多的部分就是跑腿费。他最爱母亲做的红烧肉，油亮亮的可以吃好几块。可惜母亲勤俭持家，红烧肉做工麻烦，一年吃不了几次。他不但会吃，还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有时嫌伙食不好，就自己做一碗蛋炒饭，或面疙瘩汤，放进满满一大勺猪油。他的绝活是家乡的炒面。就是用寻常的挂面放进锅里，加入肉、大蒜、辣椒等配料闷炒，起锅后油而不腻，色香味俱全。他走后，我曾经尝试做过，均以失败告终。

父亲是一个好父亲、好爷爷。他和母亲都来自农家，都是兄弟姊妹中唯一拿工资的人。即便如此，养育四个孩子也是捉襟见肘。每次都得预支下个月的工资，寅吃卯粮。还要时不时给老家里的亲戚救急。我想他肯定藏过私房钱，也肯定落过母亲埋怨。但不管怎样，我们四个子女衣食无缺，身体无碍。也给了我们能给的最好教育。大姐初中就寄宿大伯家上县一中，我高中成绩不好又找门路转学转科。他大爱无言。大姐参加工作后，起初在公社下面一个管理区粮站工作，夜里有人入室盗窃（她宿舍里有一个废弃的保险柜），将她脸上连砍十四刀。早晨隔窗发现后，同事看她满脸是血，以为无救。说要保护现场，等着几十里的派出所出警。是父亲得讯后赶到，大声呼叫大姐的名字，砸开房门，急送到县医院，才保住了一条命。小姐是他最疼爱的女儿，一直内疚没有让她读高中上大学，初中毕业就考了中专。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想着给外地的小女儿通个电话。我则从小有些皮，绰号“屌三”，可想而知是个熊孩子，但从来没挨过他的打。后来高中时，他偶尔来县上出差，就给我带点零用钱。据他讲，有时候并没有告知我，在走廊外看到我在认真学习，感到颇为欣慰。弟弟小时聪明，后来父亲生病住院期间无人管教，迷上了游戏机，成了第一代电玩伤害者。他也没有严厉指责，而是搭上老脸给他找工作。在孙辈们眼里，拜（足旁，bai）爹爹肯定是最好的爹爹。跟着他有吃的，时不时还可落点小钱钱花，爸妈打过来时也是绝好的避难所。他给孙子孙女都起过外号。大外孙跟着他最长，调皮捣蛋，外号“毛健”；小外孙刚生下来瘦骨嶙峋，浑身没有二两肉，外号“蒿雀仔”；孙女长得白白净净，不吵不闹，他打麻将时在脚边放一个沙发垫，不管战况多激烈，都安然入睡，外号“憨憨”。如今他们都长大成人了：毛健成了热干面老板，有房有车，沉稳许多；蒿雀仔现在一身的横肉，和他大舅有得一比，也是上市公司的员工；憨憨长成了窈窕淑女，银行的客户经理，只不过小时的瞌睡还没睡够。

当决定写这些文字时，回忆过去，发现一个事实。一直以来，觉得自己作为儿子，尽孝上还是做得及格的。其实，对比父亲给我的爱，我无疑是不孝的。在他工作时，我从来没有关注过他的工作。在他生病时，我按时去看他，更多的是给自己改善了生活。记得那年在医院，大姐出嫁，母亲必须回去操持。委派我在医院顶三四天。好像是干到第三天我就快受不了，给他发小脾气。在他回家后，名义上我回乡工作是为了照顾他，实际上也多数在挥霍青春。吃肉的时候没带上他，钓鱼的时候没记得他，也不知道多挣点钱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抽好一点的烟，带他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关于他的生平故事，更多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我守在他床前，我有意问，他也愿意说，才知道这么一枝半叶。从继承的角度讲。我也差他甚远。我有他正直的心，却没有他刚直的骨；有他遗传的智，却没有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境。试想把我代入他的人生，做得肯定没有他好。

父亲，十八年了，我以为你不在我梦里出现，我对你的记忆应该模糊了，如同你的容貌。但当提起笔，写下去，我才知道，你永远在我心深处，从不曾离开。

待到封城结束，我再来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