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返城路

江国枢 34651363

　　当年去西林县插队的知青中流传这么一句名言：“得回南宁，扫街都做，得回南宁扫街，要祼跑南宁一圈也做……”。返回南宁家乡成了许多西林知青日思夜想的梦。但返城之路不易……

西林版《南京知青之歌》视频

坎坷返城路

时间到了公元一九八三年十月，惠玲调来西林县近5年了。我想起了学长李阳波在惠玲调来西林县前的一句话。

我们在1977年底结的婚，1978年10月女儿在南宁出生。当时面临一个颇难决定的选择：是我调去惠玲的军垦农场（在浦北县张黄公社），还是惠玲调去西林县。去浦北，经济较发达、离南宁近些；去西林县路程太远、太落后、太艰苦了。

就在我们两难之际，在我回南宁期间差不多天天都会遛达过来家里的学长李阳波知晓了我们的难处，他郑重地对我说“国枢，我算过你们的八字、看过你们的手相，你们这几年的运数在西方。让惠玲去西林，几年就回南宁了，最多5年”！

（学长李阳波，出身中医世家，对中医学与周易学的研究都相当有造诣。）

　　尽管这几年惠玲从来没跟我说过回南宁的事，但我相信她一定会记得学长所说的“最多5年”那句话。女儿都5岁多了，岳父每一封来信都在埋怨我把惠玲调到西林县。惠玲不提是怕增加我的心理负担。看看5年即将过去，对调回南宁半点腥气都没有，我心里想看来这次李阳波学长算不准了。

（我在西林县工作和生活的几张照片）

　　就在我对“最多5年”这句话失去希望的时候，我接到家中来信。信中说在广西“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运动”（以下简称“处遗”）中，中共南宁市委为我父亲全面平反，错划为资本家改正过来，推翻在文革中强加于我父亲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并为我父亲补开了追悼会。

　　南宁市的“处遗”工作组在作出上述处理后，问我母亲还有什么要求。我母亲说，“钱我一分都不要，我儿子国枢是因父亲问题去的西林县，我要求把他们夫妇调回南宁”。于是，南宁“处遗”工作组责成我父亲的单位南宁市建一公司将我们夫妇俩调回来（好多年后，我们才知道，由于丁惠民他们云南上海知青跪地请愿要求返城的举动，国家有政策让知青返城，南宁市也有相关政策：从南宁去外地插队的知青，不论是否参加工作，只要有接收单位，一律允许返城）。

　　不久，我接到了家里寄来的南宁市建一公司给西林县相关部门的商调函，嘱我提交一份调动报告一并送去县里相关部门。我想：哗！看来李阳波学长所言不虚。我对“最多5年”重新产生了新的希望。

　　我将申请调动的报告与南宁市建一公司的商调函一并送上去西林县卫生局，黄捷克局长倒是爽快地提笔签上“同意”并嘱刘智干事马上送去给主管卫生工作的黄和都副县长。

　　不料第二天，在县卫生局上班的惠玲下班回家带来的消息泼了我一头冷水：县里答复，我的调动问题要通过县委常委开会通过。

我的妈呀，我只不过是个普通的住院医师，怎么要通过县委常委？慌乱之后我想起了1977我跟着时任县委宣传部长刘承亮去那劳公社斗皇大队搞“社教”工作的情况，刘部长对我印象不错，现在刘部长已任县委副书记了。

我满怀希望找到刘副书记请他帮忙。刘副书记满口答应了。可是不久就有回复：县委常委开会不同意我调动。唉！刘副书记满口答应的事怎么会泡汤？事后有知情者告诉我：常委会上第一个反对的就是他！无语，这可能他对我印像太好，爱才心切吧！

　　我怀着懊恼的心情迎来了1984年的春节。

　　记不得是年初几了，这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我定晴一看，竟然是大学时的好友方永辉同学。原来方同学新婚燕尔，陪夫人到西林县省亲来了，他夫人竟是黄和都副县长的女儿。 我心中的希望一下又提升起来了，连忙委托方同学向黄副县长说情。想不到，第二天方同学来说，黄副县长竟然丝毫不给第一次见面的女婿面子，立马回绝：“哪里得呢？县里不会放他走的！”

　　我心情很是不好，烦燥万分。在外不好发泄，只有回家一面踱步一面骂粗口！惠玲担心地说：“不要这样，我们不回南宁了好吗？我调来西林就没想过能调回南宁”。她怕我气坏了身体。

　　一天在路上我碰到了插友学长卢松成以前的几个徒弟，见了这几个徒弟，我心中一亮，因为其中有县委黄书记的宝贝儿子亚波，他们拜学长卢松成为师学武术，他们该叫我师叔。我把我调动情况向亚波说了，希望他能为我向他父亲求情，帮我一个忙。亚波一口答应了。

（学长卢松成与徒弟们练武的照片）

　　黄书记的夫人严亚姨也在县医院工作，因平时我与亚波走得比较近，她对我特别好。我委托亚波求情的几天后，严亚姨找到我，说亚波找爸爸求情时，黄书记也是一口回绝了。后来亚波发脾气，一整天不吃饭，严亚姨觉得事情严重，出面责怪，並要黄书记帮我一个忙，放我一马。见到夫人出面，黄书记终于松口了，说：“好，帮吧，叫小江再打个调动申请。”

　　我很快再写了一份调动申请由严亚姨交给黄书记。

　　这下我心情好了许多，书记出面帮，应该无大问题了吧！我甚至都在考虑整理行李回南宁了。

　　过了几天，县卫生局通知我去局里一趟。

　　到了局里黄局长对我说：这次县委常委开会讨论我的调动问题时绝大部份常委还是不同意，最后是黄书记发话：他爸是民主人士，若南宁市政协出面就放他走吧！看来书记也只能帮到这份上了。黄局长说，你要能让南宁市政协出一份公函才有希望离开西林。

　　我一听头就大了，浑身如掉进冰窑，一下全冷了。我父亲1975年受迫害去世，而从1966年开始政协已不再有活动。快二十年了，现在南宁市政协的人谁还认得我父亲？

　　回到医院与插友们一说这情况，大家都不住的摇头。插友xxx说：“丢xx，去西关路（南宁市刻章一条街）叫人私刻一只蕃薯章！”我一听立即否定了，不说那是违法的，就是要刻，我们连南宁市政协的章都未见过，如何叫人刻？这行不通。

　　不管如何，还是把县里要南宁市政协出面才肯放人的意见告诉家里。但我已不敢抱任何希望了，看来南宁是回不去了。

　　过了半个月，我接到家里寄来的一封挂号邮件。内有家人的一封信及一份南宁市建一公司给西林县的一份商调函。家信中说南宁市政协出面了！

　　后来才知道，听说西林县要南宁市政协出面的要求时，我妈妈拖着病体找到同是南宁市政协委员的父亲的大学同学范伯伯，范伯伯得知情况后安慰我母亲：“‘处遗’后，原南宁市政协的老领导都回到领导工作岗位，他们都会记得江文海的，一定会出面的！”

　　果然，范伯伯带我母亲找到市政协陈秘书长时他爽快地批上字盖下章。

　　我回到家叫来插友们告诉大家：南宁市政协出面了！

　　大家打开南宁市建一公司给西林县的商调函，翻到未页，看到在未页空白处有一行字：江文海同志生前确为我市历届政协委员。落款处确实盖着南宁市政协的鲜红大印。我看到这鲜红大印，心里很高兴。但隨即听到几个插友同时说：不对头，就这么几个字，只是一个证明，怎么能说是出面？县里肯定通不过！插友xxx说：“加几个字上去！”我说万一加上去被发现了不是完蛋？插友xx说：“不加肯定通不过，加了发现最多也是通不过，不发现不就通过了吗？加才有点希望。”

　　我一听也是道理。当年许多知青为了回城装病：如拍X光片时在背上贴上一点烟盒锡纸让X光片肺部出现阴影、吃麻黄素提高心率以便确诊甲亢、在验小便时刺破手指滴血进尿中出现血尿、在测血压时屁股离开櫈面让血压升高，这些造假并未危害他人危害社会，只是为了返城。

　　加字吧，这次只是为了回城造假不算什么大问题，我自己安慰自己。

　　我决定加几个字上去，于是便开始了各种准备，找来多支笔、各种牌子的墨水、反复试笔迹的大小、颜色的深浅等。接着埋头几天模仿公函上的笔迹练字，最后有把握了就加上了“请给予照顾。”五个字。

　　加完字后，我自己都惊呆了！字加得毫无破绽，与原来的字迹浑然一体，天助我也！我把加上的字给大家看，大家都一致表示：告诉是加上去的都看不出来。 南宁市政协的批字变成了“江文海同志生前确为我市历届政协委员，请给予照顾。”我信心十足地去到县政府找到黄副县长交给他。

　　过了几天，黄副县长叫人通知我到他办公室，对我说：“小江，不回南宁啦，留在西林有前途”。我连忙说，我母亲年纪大了，又患肺气肿、哮喘，我要回南宁照顾她。黄副县长见我态度坚决便到公文櫃拿出一封好的信件，说这是商调函，你自已拿去寄挂号吧。

挂号邮件寄出去了，我焦急地等待着南宁的消息。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两个月都没消息。我心里很忐忑，不知出了什么问题。

　　忐忑中，四月的一天，家里来了两个客人，拿出了介绍信，原来是百色地区民族卫校的管人事的一个干部及外科教研组的组长，说明来意：据学校黄添锡、王国增两位老师推荐，邀请我去百色地区卫校当外科老师。我一考虑，南宁这边几个月都没有消息，回不了南宁，到百色也是个好办法，于是我答应去百色民族卫校。

　　但是卫校两位老师回去后两个月过去了也是没有消息。

　　直至六月中旬终于接到南宁家中寄来的调动通知书。

　　家中的来信中说了为何拖了几个月的原因：南宁市建一公司将商调函上报市建委时，主办人员把商调函弄丢了！母亲拖着病体去市建委催了好多回，最后是在找不到商调函的情况下办的手续。

　　戏剧性的是在接到南宁调令的第三天，我又接到了百色地区民族卫校的调令。

　　这使我陷入两难之中：是返南宁还是去百色？返南宁，回到我父亲的单位南宁市建公司下属一个工区的医务所当一个红汞医生，我喜爱的外科专业就完全丢掉了，去卫校起码与外科专业沾点边。我苦苦思索了几天拿不定主意 ，问我爱人，她说：你自己定，你决定去哪里我们就跟去哪里。

　　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为了三个女人，牺牲自己。是的，我从1969年到西林离开家近十六年了，这十六年来无法孝顺母亲，现在母亲年老有病，我该回去献孝心；我爱人当初放弃回南宁的机会嫁上西林，我要带她回去还给她父母；我女儿快六岁了，即将要入读小学了，南宁的学校的条件相对要好些。为此我应该返回南宁。

（与“三个女人”的合影。）

　　历尽艰辛后，1984年6月，我们真的如学长李阳波所说的“最多五年”的时间内回到了阔别近十六年的南宁，与亲人团聚。

（当年的“联络图”-调动证明。）

（1984年调回南宁后在家中与母亲及兄弟姐妹们团聚，终于不再是背井离乡的沦落客。）

（1986年春节家人在南宁市人民公园合影。）

附文：我的生辰八字与到西林插队

我出生后身体瘦弱多病，老妈特别迷信，便拿了我的生辰八字给算命先生算命，测算结果说我五行缺木。于是，家里人给我起了个带“木”的“枢”字作名字。自此后我倒也是平安无事。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宋彬彬带头掀起改名疯，许多同学也跟着改名了，我也改了名字（所改的名字太幼稚太难听，不好意思公开）。记得去拿户口本到派出所改名字时，老妈子虽不敢阻拦却是满脸不高兴。
　　1969年3月我被安排到西林县插队，老妈子终于发话了：“帮你算好的名字你不要，这回见鬼了吧，名字没了木，老天都要安排你到有木的地方，快去派出所把名字改回来！”我乖乖地去派出所把名字改了回来。但为时已晚，我到了西林插队。我发现一起上西林的插友中有不少人的名字都带“木”字，如松、彬、樑、新等，我当时天真地想，莫非这些插友们五行也缺木？
　　在西林插队的日子真是难熬，特别是当一起来的插友们招工、招干、去读书纷纷离去，剩下我一个还是插队知青时，真是度日如年啊。插友们知道我五行缺木的故事后，纷纷给我出主意：改名字，一个木不够，改为“森”之类的木字多一点的字。但我依旧长久地“吃金鱼屎”。1973年春，在一次聚会中，有一个插友跟我开玩笑说：“江国枢,我发现一个木字最多的字，改为江国杂，杂种的杂，有九个木。”我生气了，你骂我。事后心里想，能够离开西林当杂种也无所谓！奇怪的是，开了这个玩笑之后不久，我果真离开了西林去读大学。
　　1977年，从学校毕业后我“社来社去”又回到西林，我心里想：愿当杂种都不能离开西林，老天没眼。从此，我便打消离开西林的念头，把老婆也调上了西林。
　　1983年，我发现了一个木字最多的字 “染”，三九二十七个木字！在一次插友聚会中我开玩笑地宣布改名为“江国染”。
　　信不信由你，宣布改名为“江国染”后不久，南宁就有好消息传来:在1983年的“处遗”运动中，中共南宁市委宣布当年“四清”时，我父亲被划为资本家属于错划并宣布推翻“文革”中强加于父亲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为我父亲彻底平反。当时父亲因受迫害已去世多年，市委工作组问我母亲有什么要求，我母亲说：“一分钱我都不要，我的枢儿是因父亲问题去西林的，只要求调他回南宁。”市委工作组责成父亲单位将我们夫妻俩调回南宁。经过艰苦的努力（调动经过的艰难在此不再赘述），我终于在1984年回到阔别十五年多的南宁，回到亲人的身边。
　　自此之后，在一段时间里我对算命取名字笃信不疑，甚至亲自去学习并掌握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