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面镜子

小宝

　　每年清明都回老家到祖山扫墓。看到满山的土坟堆变成了大理石幕，亲友建议我把父亲的幕也修一修，说干脆修个合墓，将来父母葬在一起。可我妈还健在呢！亲友又说了，这不就是做给活人看的吗？快九十的人了，修墓也不犯忌，当年秦始皇还不是活着的时候，自己给自己修墓？有道理，说做就做，到山下石匠铺看样品。

大理石墓，一般是地面上一块平台，平台上立一块碑，碑的两侧各一根立柱，是写挽联的。石匠铺老板拿出样联让我挑选，用哪一幅？

我一看，所有挽联都是歌功颂德、寄托哀思的，这没错。可用词都是“永世流芳”、“功昭后人”、“彪炳千秋”、“万代楷模”等极尽颂扬之意，我不敢用。真这么写，我活着的母亲，也不会同意。

　　我的父母，都是极普通的农民，就像满山遍野的小草。当然，这个群体，用“伟大”来称呼，一点不为过，但具体到个体，恐怕只有英烈才能用“万代”、“千秋”、“不朽”来赞誉。还是自己写吧，毕竟是父母，自己最了解：怀父清廉正直一世，念母勤劳节俭一生。

　　父亲是农村最基层的一名小干部——大队会计，大队也就是今天的村委会。用清廉正直来概括他，我想，我的家乡没有人不同意，包括与他关系不好的人。从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期，他一辈子在这个岗位上，账目清清楚楚，从未出差错。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他都清白过关，没有受到冲击。

有两件事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大约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初吧，我还没有上小学。我们村在武豹公路边上（武豹公路现在还保留了华师大东门至鲁巷光谷广场这一段，即虎泉街），有天晚上他从大队部回家，在路上看见从汽车上掉下来一根大木头，即从村子里叫上几个青年人，推着小队里的板车，把木头送到了大队部。那个年代，木头可是国家计划物资，多么紧俏呀，谁家不想要一点盖房子打家具？可父亲却说服大家把木头交公。

　　另一件事已经是我十多岁的时候了。一天晚上，大队的出纳（大约也就二十左右的青年人）在他父亲陪同下，来到我家跟我爸说，现金差几十元，但肯定说不是自己用了。出纳面临两个选择，要么自己闷声不响的把钱垫上，要么等查账查出，不说定他贪污，挪用的罪名肯定成立。那个年代，几十元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可不是小数目，自己垫不起，即使垫得起也不甘心。我记得清清楚楚，父子两面对毛主席像跪下磕头作揖，口里念叨：向毛主席保证，自己没用那笔钱。我爸扶起父子两，安慰他们别着急，慢慢回忆，是不是别人报销的时候付钱给错了；一边答应帮他查账。过了几天，父亲查出一条线索，钱的数目刚好对，就问出纳，这笔钱怎么付的？出纳回忆起来了用这笔钱的事，在用之前好像是预给了，用完后凭发票报销时又给了一次。但用这笔钱的人是大队的主要领导，这下就为难了。出纳肯定不敢找这位领导，如果他不承认，自己赔钱丢差事还背罪名。工作还得我爸来做。我爸在适当的时机与这位领导说起这件事，这位领导仿佛恍然大悟似的说是有这么回事，当时自己忘记了。要说那时的干部素质还真不错，要是他不认账，这位小青年出纳可就倒大霉了。

　　大队会计管着帐，用钱报销虽然要领导签字，可也有领导不知财务制度违规签了字，这时我爸就不给报销，得罪不少人，包括签了字的领导；大队会计还管着大队的公章，那时出门办事要开介绍信、证明，都要盖公章。证明开不开、公章盖不盖，又是我爸得罪人的时候。那些报不了消、盖不了章的人，会和我爸吵架，有时甚至吵到我家里来。次数多了，大家也理解了，毕竟我爸没有私心。

同情弱者、诚信秉直，会让人尊重和信任，也会让人不高兴甚至敬而远之。
　　最为我爸遗憾的有两件事，一是没有谋到一个公职，二是没有入党。这两件事实质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一个能解决，两个都能解决。
　　我爸小时候是很苦的。他1933年出生，8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上面还有一个大两岁的姐姐，我的爷爷带着他姐弟，种着两亩薄地，一间破草屋，还用木头撑着。那时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武汉，处在公路边的村子经常被骚扰，村里人叫跑洋人。后来我的姑姑出嫁了，我爸和我爷爷相依为命，熬到解放。我爸在那么穷的情况下能够读上两年书，完全得益于我的叔祖父的资助。
　　叔祖父是我爷爷的三弟，我称三爷爷，逃荒讨饭到武汉市城里，在武昌积玉桥银行找到一份勤杂工谋生，很是羡慕坐在柜台边扒拉着算盘的读书人。他给我爷爷讲，一定要让我爸读书，他愿意帮忙。恰好村子里来了一位逃难的年轻读书人，于是联合村里几家有十岁左右孩子的家庭，大家共同聘请这位青年人当先生。
　　这位先生收费不高，主要供他生活就行。除了教书，总在打听北方的火车通到什么地方。当知道火车已经能够到达河南信阳的时候，他就辞聘走了。
　　不到一年，武汉解放了。不几天，他骑着马来到村子，这时才亮明了身份，他是共产党员，与组织失去联系只好找地方隐藏下来。他打听火车能到什么地方，是借此判断解放军打到了那里。他找到我爸，要我爸跟他走。当时刚刚解放，好不容易日子安稳下来，加上我家就只有爷爷和我爸两人，我爷爷没有同意。后来这位先生再也没有来过，据说他所在的部队去解放海南岛了。如果我三爷爷知道这件事，也许会鼓励我爷爷让我爸爸跟随先生走，当然，那人生也可能大起大落。活着肯定是国家干部，死了就是烈士了。

　　我爸后来一直入不了党，表面上的原因，也与我的三爷爷关系极大。旧社会在城里做事的人，通常会攒点钱，在乡下买几亩地作为退路，我三爷爷也不例外。解放时，给他定的成分是小土地出租，也就是比小地主富农还差一点的土地拥有者，政治地位当然不如贫下中农。因此大队支部在讨论我爸入党时，总以这个为理由，要“再考验一下”。其实我三爷爷自己的儿子、还有我爸的其他叔伯兄弟都入党了，就我爸不行。次数多了，我爸也就想通了。在旧社会读书，我的先生就是共产党员，我那时就接受共产党的教育了。现在入不入党无所谓了，只要我跟着共产党就行了，“不是和尚，照样信佛”。

要说我爸的业务能力，在我们那一片的乡镇中，可以说数一数二。解放初期几年，各种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还是我的三爷爷，安排我爸去上财务培训班。在农村大队这一级，受过专业财会培训的人少之又少，所以农村合作化以后，大队会计是非我爸莫可。农村年终（农历春节之前），最忙的是会计尤其生产小队会计，要做年终决算。农民劳作一年，到底有多少收入，一个工分值多少钱，完全靠会计的一把算盘。

生产小队的会计是不脱产的，大队会计也只是半脱产，因此会计的帐多半是业余时间做。到了年底做决算，有的小队不能够在春节前算出很常见，这严重影响农民积极性。各级政府都很重视年终决算，我爸能把这件事做好，几乎年年受表扬。其实我爸的办法很简短，年终决算把各小队会计集中，这样可以互相督促帮助，而且集中起来办公不受干扰，工作效率快。

　　业务能力强的人，上级也想要。区、乡、社一级的财税、银行、粮食等部门，几次找到大队，要招我爸去。到了那里，就是转户口、拿工资，就不是农民，是另外一种身份了。这个时候，大队的领导又有话了：这个人我们也需要，那不能放。十几年来，一次次的想要、一次次的不放，最后一次是在1975年，公社粮食收购站要我爸去当会计，可我爸已经42岁了，年龄已经超过国家的招工招干政策了，要去只能是借。这次是我爸自己不愿意了，于是我的父亲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下去，从农村机构由大队变成村、工具由算盘变成计算器，虽然大家都尊称他老会计，但本质的身份是农民。

　　上世纪70年代末，原来在我们家对着毛主席像下跪的年轻人（非常优秀，多次评为武汉市优秀共产党员），已经成长为大队党支部书记，自然对我父亲信任有加，非常尊重。他多次介绍我爸入党，拿来《入党申请表》说，您早就考验合格了。这次又是我爸不同意了：只要支部认为我合格了就行，表还是留给年轻人吧。我爸自己关上了这扇门。

改革开放之初，大队为了能够走在前列，让我爸带队上北京，摸准政策，明白了"无工不富、无农不稳"的道理。他们回来后就办了几个厂，是第一批办集体企业的大队，成为那一带先富起来的农民。再后来那里拆迁，还建房还没有建起来，干脆在城里买了房，离开了农村，当然也离开了他工作了一辈子的会计岗位。父亲也老了，该让位给年轻人了。

2015年8月25日，父亲去世了。他离开原来的村子，已经十多年了。原来的村湾，也变成了街道、社区、小区，原来的左邻右舍，也不知住哪里了，我只能通知最亲近、还在往来的亲友。送葬那天，却来了原来的邻居，我并没有通知他们家，因为按照亲疏，他们家和我家除了同姓同村，也许要算到开村鼻祖那代才同吃一锅饭。不过还在农村老屋时，离我们家很近，前后门对门，是很好的邻居。他家是无意中知晓的，兄弟三人全来了，我很感激。
　　父亲新年后我照例要去回礼。这三兄弟的父亲早不在了，他们的母亲我称黄嫂，也是70多岁的老人了，我们聊起了往事。当然我是想通过回忆往事，知道她为什么叫三个儿子给我父亲送葬。她讲起这么一件事。
　　她年轻的时候，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全靠夫妻两挣工分抚养，还要贴补婆婆，家里生活比较困难。农民的收入当然主要靠挣工分，还有就是养家禽家畜，也就是养鸡养猪。养鸡最普遍，家家都养，小鸡的来源一是自己养母鸡下蛋让后让母鸡浮化，出来的小鸡由母鸡带；二是买人工浮出的小鸡，让阉割了的公鸡带，这也是非常多的。那年我家有两只阉割了的公鸡出现了要带小鸡的现象（不是所有阉割了的公鸡都带小鸡，只有当它出现象带小鸡的母鸡一样发出那种咯咯咯的叫声才愿意带）。有天来了卖小鸡的担子，我父亲对黄嫂说：黄姑娘，我买两窝，送一窝给你家，你只等小鸡带大后，把公鸡还给我家就行了。黄嫂当然是高兴地接受了，感谢的话也是说了不少。 不曾想这件事过去几十年了，她一直记挂在心，在我父亲人生的最后时刻，还了这么大的一个礼，父亲如果九泉有知，一定很欣慰。其实当年送给她家的，也就二十只左右小鸡，值不了多少钱。
父亲走了几年，我也回忆了几年。自己也是60多的人了，后面的路要怎么走，从父亲的一生中，要继承什么、改正什么？
　　父亲，是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