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当年大串联那些事

理工知青男

聊聊当年大串联那些事

大家都知道，当年的“文革”是以红卫兵运动和大串联而开始“蓬勃发展”的。我作为一名高中生成为了这一过程的亲历者。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了，好在我那时有记事的习惯，从中可以窥见幼稚的我们——那群青年学生的真实心态和经历。

“防新冠”期间，锁步宅家，偶翻记录，整理如下：

1966年我们去崂山县棘洪滩秋收回校后，又开始了学习讨论，讨论学习的生活。

9月5日中央发出通知：组织外地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革命师生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并规定，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支出。其实在此之前，全国已经开始串联，通知的发出，使大串联在全国出现高潮。

青岛“8.25”所引起得轩然大波，日渐平复；青岛市委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已成定局。但在群众中，仍然两种观点争论不休。我就是支持市委的观点，并且仍然十分坚定。

所谓青岛“8.25”事件，就是“围攻青岛医学院”事件。

8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8月25日早晨，市面广为流传一张传单，呼吁全市革命人民行动起来，制止青岛医学院学生打人，落款是“市立医院革命群众”。于是当天青岛医学院的周围，被很多“宣传16条”的工人队伍，高呼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抬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标语牌，团团地围了起来。第二天，是“8.25”事件的延续——“8.26”事件，依然是工人“围攻”学生。

“8.25”事件之后，事情越闹越大，马路上素不相识的行人，也都一簇簇的议论着、争论着。市委门前，天天人山人海开辩论会……

几天后，山东省委撤消了张敬焘青岛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取而代之的是李元荣。

张敬焘在青岛人民中口碑不错，很多人都不服气，终于发生了再次震惊全国的“9.1事件”。

9月1日青岛郊区农民、学校、机关的群众，举行大会，要求恢复张的职务，紧接着，就有谣传的“中央来电”：同意恢复张敬焘的职务。接着，群众对“三大院校”（青岛医学院，山东海洋学院，山东化工学院）示威游行。

9月7日，毛泽东在青岛副市长王效禹给“中央文革”的报告上作出批示：“……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于是，大翻盘了……

因“支持学生”而一炮打响的王效禹迅速走红，先是市革委主任、再是省革委主任、最后终于闹腾得——进了监狱，这是后话。

三大院校的学生，深入到各个中学，调查对“8.25”的看法。也到我们班来了几次。我在几次调查会座谈会上，都谈了自己的“倾向市委”的观点。

每次来调查的人都要把发言人的名字记下来，我也不在意——几个月后，青岛市委垮台，我担心起来，唯恐他们找上门打我的“保皇派”，幸亏始终没有来。

我们的串联，就正和“8.25”的争论密切相关着。

那时，市委工作组已经撤走，每一个学校只留下一名观察员。

一天，在教室里学习讨论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又面红耳赤、各不相让地争论起青岛的文化大革命来了。正好，这位观察员在一旁“观察”。争论好久，我们谁都说服不了谁，就请这位观察员谈谈她的看法。

这位观察员是位女同志，态度娴和、沉静。她先友好地问了我们的姓名，然后指着我说：“我同意他的观点。”她把自己的观点谈了出来。

有了支持者，我们占了上风，他们还是不服气。观察员离开后，我们又扯到别的话题上了。

谈到串联，我们振奋起来。一阵心血来潮，也不争论了，几个人一联合，就呼呼隆隆跑到二楼党支部办公室，找书记邹本德交涉去了。

邹本德是一位复员军人，战争中失去一只胳膊。我们找到他提出外出串联要求，他感到很为难。学校抓得很紧，没有一个出去的。他说：“你们出去了，其他人也要走，怎么办？”我们再三要求，且侃侃而谈应该走的理由，他被缠得没有办法，最后说：“你们去问问观察员吧。”

那位观察员一见是我们，马上痛快地答应了。这种痛快，连我们都没有预料到，我们心里充满了感激，一出门，就欢欣雀跃。

第二天我们就出发了——第一站的目的地是长沙。李爱春、单亦敏、武振业、薛晨光、李忠文、朱卫国和我，共七人。

我们一走，学校的“防堤”被冲破了。于是，各年级的学生，犹如闸不住的洪水，一泄而出。没几天的时间，学校里就空空如也了。

青岛－济南－蚌埠

10月16日，乘着下午2点40分的青－浦列车，开始了我们的旅行生活。

车上，外出串联的学生非常多，拥挤不堪。几乎每节车厢都坐了四层人：地板上，座位上，靠背上，行李架上。

走道上坐满了人，行动相当困难。要走动，必须四种器官密切配合，才能通过：嘴要不停地吆喝，眼要仔细地看着，手要谨慎地扶着，脚要准确地迈着。尽管如此小心，还往往落脚之后，传出人们“唉吆”的嘘声。一听到这声音，便知道踩着人了，马上满面堆笑：“对不起”。人们并不计较，“唉吆”之后，不再说什么了，大家都已习惯了。

我是坐着，还是站着，早就记不清了。根据“无能”这一点分析，应该是站着的居多，即使坐着，也是坐在地扳上。

列车到济南，已晚点两个多小时：正点是夜间一点到，结果早上四点才到。临时决定，在济南下车。

在车站领取了乘车证，被分配到济南市第一机关招待所。

上午，大家出去。我买了两个相框，准备回家后镶毛主席象，在青岛买不到。——后来，这两件东西，简直成了累赘，频繁的上下车，不敢挤，还得仔细保护着，后来终于在上海被压碎了，只剩下八根如同小木头棒似的边框。

回来后我感到很疲惫，按照惯例，我是要“小憩”一下的。但这次坚持和他们一起出去了。

我们信步走到省委大院。里面大字报多得很，席棚上、墙壁上，触目皆是。人很多，忙忙碌碌的，不时走进一队队唱着歌的学生。

一打听，才知要召开“声讨以谭启龙为首的山东省委的反动路线大会”。

会还没有开，我们出了大门，没走多远，来到“英雄山”。我们拖着沉重的双腿登上山顶，发现正在修建纪念碑，四周围着铁丝网，只好复折回来。

回到省委大院时，大会已经开始了。站了一会，还是没听明白，且内心对这会甚不以为然，于是就不告而别了。

上午，到趵突泉观光。由于太疲劳，连金线浮耀的金线泉，为乾隆皇帝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都觉得无甚趣味，“不过如此而已”。

当晚7点上了火车，要去蚌埠。

车里拥挤不堪。我这时已疲惫到不堪设想的程度，于是央及他人，征得同意后，钻到座位底下躺下。

座位下面空间很小，不能翻身，但心里却已经满足得很了。这比起站着，不知要舒服多少倍。虽也觉得有伤大雅，也顾不得了。这样，在隆隆的列车上，我们度过10个小时。

第二天早晨5点左右，到达蚌埠，天还没有亮。我们被分配到“蚌埠大旅社”去住，只准住一天的时间。

蚌埠－南京之行

已经是10月18日了。

上午，我和武振业、薛晨光闲逛，到淮河观光——尽管很疲惫，但凡到一地，只要有“光”，则是非“观”不可的。

淮河，我对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除了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外，还有一点不值一提的缘故：与我的名字相关。

淮河，这条中国历史上的“害河”，曾给两岸人民带来多少灾难， 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被英雄的人民驯服了，驾驭了。此刻，它正横亘在我们面前，静静地，然而却浩浩荡荡地流去。河水碧然，江帆飘然，真所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远望一架钢铁桥梁，凌空飞架在江上，一列列车正轰鸣而过。置身于此，不禁浮想联翩，心旷神怡了。

我们高兴地跑到河边，忘记了几天的疲劳。武振业高兴得要在河边洗脚。这时，一艘轮船开过来，原来一平如镜的河面，忽然掀起浪头，冲向岸边。我们惊慌地退后，武振业躲闪不及，被打湿了鞋。看着他的狼狈象，我们哈哈大笑起来。倾俄，浪平水静。

蚌埠不大，但也别致——这是我的印象。

下午1点钟，我们离开蚌埠，晚上7点，到达南京。分配在南京2中住下。

我已很不适用这种生活，日记记着当时的情况：“这几天的列车上的生活和游击生活，使我头晕眼花，萎靡不振。”我确实在“疲于奔命”了。

尽管“疲”，有“命”还是要“奔”。他们商定，明天下午离开这里，我自然得随和着。

第二天（10月19日）一早，我们踏着烈士的足迹，怀着庄严肃穆的心情，走上雨花台。

雨花台是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地方。在那里，成千上万的先烈献出他们的生命。

我顺着山路走着，心中充满敬意。我想，过去革命先烈就是沿着这条山路走向刑场的……

我仔细地瞻仰了“烈士历史资料陈列室”，凭吊了烈士陵墓。好多处山坳都立着“烈士殉难处”的标志。如果不是这标志，有谁会相信，这风光明媚的地方，曾是腥风血雨的杀人场。

山的高处，屹立着一座雄伟的纪念碑，正面有毛主席的手书“死难烈士万岁”。不少人在捡一种小石子，我一问，才知道是捡雨花石。

雨花石是红的，晶莹剔透，这不正是烈士的鲜血吗？

看着这一切，我的心很沉重。反复回味着毛主席的话：“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来消灭革命。他们认为，杀人越多，革命就会越小。但是和这种反动的主观愿望相反，事实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接近于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共产主义是不可抗拒的。”

从雨花台回到住处，李爱春他们刚从中山陵回来，眉飞色舞地讲述他们如何到的中山陵，中山陵如何壮观。我很想去，但时间是来不及了。

晚上七点，坐“马笼”车到上海。

上海

列车载着我们正向着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驰去。

说实话，这样匆匆离开南京，我不太满意，满腹依依不舍之情：那烟波浩淼的长江，单为它，古今就产生多少脍炙人口的诗篇，而我竟匆匆而过，来不及多看一眼；那矗立江中的钢铁大桥（南京长江大桥），象巨人一样的“横空出世”，眼看南北两岸伸出的巨臂就要握在一起；还有那中山陵，雨花台……，走得这么急，来不及多看，甚至来不及看，真令人遗憾。

我们坐在地上，互相依偎着。秋风吹来，凉气袭人。别人都把行李当座，我的行李内有象框，不但不能坐，而且还要小心保护。

上海快到了，我们探出头瞭望。

远处的点点灯光，慢慢地向我们迎来，渐渐的成了“万家灯火”——上海到了。

这时是清晨3点。

１

下来火车，天正黑。接待站把我们分配到“勤建中学”，天太早，我们先到一家旅馆歇脚，天亮再说。

马路上已有公共汽车了。我发现了有轨电车，原来是这个样子：四四方方的象个大箱子，车头前一个灯，背上挑着一根电线杆，就象“独眼龙”兼“独角龙”，怪模怪样的，走起路来还“当当”地敲着钟。——青岛只有无轨电车。

我们在旅馆里休息到6点，然后找到坐落在郊区的“勤建中学”，安顿就绪。

上午，我们到南京路附近逛了逛。上海确实繁华得很，马路两旁的摩天大楼，把街道遮蔽得阴沉沉的。人群熙熙攘攘，各种车辆首尾相衔——真是“车流如水，人流如龙”。

我满怀好奇地逛商店，所经之地，无所不到。但囊中羞涩，仅仅是“点点货”而已。最吸引我的，是无线电商店，这里的半导体零件，比青岛多得多，仔细的欣赏，简直就是一种享受，经同学一再催促，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对那些五光十色的服装，布料我是眼也不瞥一下的。总觉得它离我很远，或者简直不相干。

漫步在繁华的街道上，我有一种感觉：上海的繁华，还是有些畸型的。一方面是摩天大楼，一方面还有贫民窟般的矮小木板房。无疑，这种畸型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造成的。我感慨地想，要彻底改变这种弊端，还不知需要我们多少代的努力。

回来坐错了车。我看到有一路车，经过勤建中学所在的路（好象是太行山路）就坐上去了。谁知，这条路特别的长，下了车，我们走了一个半小时，才到“家”。

太疲倦了，所以下午在睡梦中度过。

２

第二天，10月10日。

上午，我和薛晨光一路打听，好容易才找到“虹口公园”。我对于公园，并不多感兴趣，之所以费力去找，是因为伟大的文化革命的旗手鲁迅先生长眠于此。

鲁迅墓前，是一尊黑石雕成的鲁迅象。他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书，注视远方，神态安然，就象在书房中思考。他的两眼，射出深邃、犀利的目光，“横眉冷对千夫指”，一切形形色色的魑魅魍魉，在他的目光下都现了原形。他的嘴边，挂着一丝冷笑，这是对敌人的蔑视，对整个旧世界的蔑视。他的头发，倔强的竖立着，正象他的性格……我望着他那平易，然而高大的形象，毛主席的话语，萦绕心头：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石象的后面，是他的陵墓，墓的正面，有毛主席题写的：“鲁迅先生之墓”。

我怀着肃穆的心情，久久地默立着。

我们参观了“鲁迅纪念馆”。很多展品向观众展示了这位伟大战士的一生，展示了他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发展到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全过程。

看着每一件展品，我久久难以平静。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在黑暗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他战斗一生最简要的写照。“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野发春华”表达出他对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寄托着多么殷切的期望。“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抒发了他蔑视旧世界，向旧世界宣战的英雄气概。“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与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这位铮铮铁骨的战士，对革命的下一代，是多么的温存、体贴，寄予多么大的希望。“我吃的是草，挤得是奶和血”表达了他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我想，鲁迅身上，蕴含着一种多么崇高的精神。现在文化大革命正需要这种精神。

出了“虹口公园”，我们急急忙忙在附近的一家饭店吃了点饭，急急忙忙奔向徐家汇车站。按预定计划，下午到“上海重型机械厂”参观万吨水压机。

车站上等车的人非常多，正大摆其“长蛇阵”，我们不禁为难起来。忽然发现李爱春、李忠文他们排在前头，眼看就要上车了。他们也看见我们，焦急地招呼。于是，我俩便在人们的抗议声与呵斥声中，挤进队伍，上了车。我虽知这种做法近于“厚颜无耻”和“死皮赖脸”，也顾不得了。上了车，才知道，他们已经等了好几个钟头了。

工厂的工作人员热情地带领我们去车间参观，车间工人正在紧张地工作着。这个厂，有大大小小的各种水压机，我们先参观小的水压机，以后，才来到一个很大的车间。

一台高大的水压机，正按照人们的意志工作着。工人的吆喝声，哨子声，机器的轰鸣声，组成一幅热烈动人的劳动画面。

我轻声问旁边的人：“这就是万吨水压机吧。”那人简直不屑一顾，“这哪里是万吨水压机？万吨的比这大多了，这才是××吨的。”我一听，感到自己太无知，马上感到很惭愧。

最后，我们才来到“万吨水压机车间”。

万吨水压机，的确气势不凡，就象一幢大楼，矗立在高大，宽敞的厂房里，象照片上的一样。不同的是，立拄周围，象挂门帘似的挂满了铁练。听介绍，这是防止炽热的锻件灼烤机体。

我想，全世界这样的水压机才二十多台，我们能制造出来，这是毛主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方针的伟大成果。

我们要求能否开起来，被宛然谢绝，多少感到有些遗憾。

３

10月22日上午，我们去了上海交通大学。

满院子都是大字报和熙熙攘攘的人。

我仔细地看，抄。

那些大字报中，至今能有印象的，是一份要求将“职员”成分归入“红五类”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引经据典地论证完毕，大声疾呼：“红五类快来认兄弟啊！”

对这张大字报的口气和态度，觉得挺可笑，但对其观点，正中下怀，暗叹那水平高得可以。几个“职员”出身的同学，如武振业、薛晨光——当然也有我——都看了这张大字报，都为其观点所折服。

中午在院内的小卖部买了几个面包权作午餐。

下午，上街胡逛，至一偏僻处，在一小商店，买到了我久购而不得的45w电烙铁头。（我和建柱买了个45w电烙铁芯，但一直没有烙铁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高兴地和白捡的似的。

４

在上海的最后一天（10月23日），过得有点枯燥无味。

武振业的一个叔兄在“解放日报”工作。武振业要找他，邀我们一起去。我想，他的叔兄，与我何干，可李爱春等想去，理由是可问他一些文化革命的问题，我只得附和。

先到报社，一问，没上班在家里。一路打听，转弯抹角找到武叔兄家。

武叔兄正在家中，见到我们这群不速之客，先是一楞。武振业说明来意，他好象终于记起有这一门亲戚，把我们让到屋里，给每人倒一杯白开水。几句客套话后，我们就询问他文化革命的问题。他很谨慎，话很少，所谈也没有什么新鲜东西。片刻，就无话可谈了，呆若木鸡的坐着。良久，时已近午，我们起身告辞，他说，“吃了饭再走吧。”

他送我们出来，建议我们到“中山公园”去玩玩，并自愿当向导。

公园无甚趣味，很快我们就出来了。

临分手，他说，“下次再来找我啊。”

下午，我们回到住处。我一看，我放在背包里的象框被人踩碎了。几个外地学生正在地铺间打闹着。

我愤怒地向他们提出抗议，他们说，根本没从我的地铺经过，而且还嬉皮笑脸的。

我气愤地把碎玻璃扔掉，把边框用绳一捆，正好一把。“真倒霉， 好几块钱买了些这个。”但这个包袱总算卸掉了。

晚上7点，离开了上海。

长沙

从上海到长沙，中途需换几次车，第一换车站是杭州。我们坐的沪－杭“马笼”车。车厢简陋，没有座位，我们全都坐在地上。

车厢没有厕所，在车厢的边角处放了两只木桶，周围用麻袋围起，男女都在里面解手。

没多久，忽然有人惊呼：“啊呀，怎么回事，我的背包湿了！”

原来便桶满了，“满则溢”，便溺在地上大流特流，把人们都赶到一边。

终于，清晨4点，到达杭州。

出了杭州车站，我们在车站广场等车。车站的建筑挺高大，房顶是具有民族风格的琉璃瓦，翘檐。这里的东西很便宜，一种四四方方的豆沙馅的糯米糕，才四分一块，我买了两角钱的，早餐问题就解决了。

上午10点28分，我们乘上去株州的列车。11点多到达株州，安排在工商联故址。当晚5点50分，又乘“马笼”车去长沙，晚上7点，到达长沙。

接待站把我们分配在湖南省计量局。

我们乘着汽车，出了市区，到达湘江边。车开到轮渡船上，轮船慢慢的向对岸开去。往外一望，只见苍苍茫茫，水波连天。江岸江中的灯光，倒映在江面上，金光浮耀，就象无数条金练在抖动。我们兴奋极了，忘记了连日的疲劳，笑着，议论着，赞叹着。

是啊，我们风尘仆仆不远千里，来到毛主席青年时代战斗生活过的土地上，来到了毛主席曾经博流击浪的湘江边，怎能不激动呢？

湖南省计量局的同志热情的接待了我们。他们的真挚和热情，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个人。

我们被安排在一个有四张床的房间里，两人一张床。屋子很干净，有蚊帐。这个条件，在“大串联”的时候，已经是非常难得了。

我们在长沙一共住了五天。

１

10月16日。上午，我洗完衣服，到附近的“中南矿冶学院”看了一会大字报。下午，去参观中南矿冶学院举办的“破四旧展览会”，里面陈列着“抄家”缴获的反动诗，变天帐，凶器，金元宝。

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长沙”中的有些词句，我以前不甚了解，今恍然大悟矣。所谓“橘子洲头”，不仅指此处产橘，更因有一地名曰“橘子洲”；“万山红遍”，不少人说此处枫树多，秋一至，枫红似火。我不以为然，此处是红壤地带，或山或地，处处皆红，故有此语。“丛林尽染”，更是见景有感。

２

10月27日。阴雨连绵，外面很冷，一天没出门。连日奔波，“今日得宽余”。

看着这里的风景人情，很受感动，写诗一首：

我眺天下景，满目是奇观，

绿颜盖红地，水色罩青山，

瓦舍依山脚，清流过田间，

轻风动草木，凉气吹炊烟，

景致赞犹可，最爱是人寰。

冷雨洒身不觉冷，寒风侵衣不觉寒。

３

10月28日。天未亮，喜闻中国爆炸了一颗导弹核武器。所有的人都欢欣若狂。早晨，我们和省计量局的同志一起游行，到“湖南大学”停下。游行结束后，时间尚早，计量局的同志热情地问我们，是否去岳麓山，并自告奋勇愿为向导，自然，我们求之不得。“湖大”就在岳麓山边上。

山脚下，高大的树木把地面遮得挺暗。在万丛的遮掩中，几处院落，飞檐翘瓦，古色古香。以前是庙宇，现在作为学校。

我们在山腰的一处凉亭前停下。向导介绍，这就是“爱晚亭”，取自于“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杜甫诗。毛主席学生时代经常和蔡和森等，到这里露宿，学习，锻炼。

这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亭子，只是毛主席手书的“爱晚亭”匾额，说明着它的不凡。向导说，原来亭子的四周，有不少古诗对联，但“破四旧”时都砸去了。

途中，看了黄兴、刘道一、还有一个姓蒋的人的墓。黄兴好象还耳熟一些，其它人就一无所知了——但肯定是名人。

到了山顶，放眼望去。只见湘江宛然而去，烟波浩淼，气象无限。

正值金风习习，爽气入怀，令人心旷神怡之至。

向导热情地介绍着指点着：那是橘子洲，那是×××……

４

10月29日。清晨4点起床，准备乘车到韶山。到韶山去的人特别多，排着长龙般的队伍。我们一行直到8-9点时才上了车。

这是专门拉串联学生去韶山参观的车，全是卡车，搭着车棚。车队首尾相接，浩浩荡荡向韶山进发。

通向韶山的公路正在扩建，道路很宽，可以并行好几辆车。我们在汽车上，尽管素不相识，都热情的攀谈着，互相鼓动着。一路上歌声不断。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这首歌，我就是在这车上第一次听到的。气氛十分活跃，热烈。

中午，车队到了韶山——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韶山人山人海。在毛主席故居前，参观者排着相当长的队伍。我们排了两个小时，队伍不见动弹。见前面的人还很多，就不排了。我只好在外面看一看。毛主席的故居，是黄砖青瓦舍，门前临塘，群山环绕，竹青树翠，果真一派好风光。

故居前左侧，有一池塘，池边立一牌：“毛主席小时候曾在此游泳”。很多的人蹲在池边写着什么，我过去一看，原来他们用竹枝草棒，蘸着池塘的泥，在自己的本子上写字。我也欲效法，但怎么也写不上，只得作罢。

我又参观了介绍毛主席家庭的展览会，里面有很多实物和照片。

离开韶山，我才知道，我们走散后，李爱春他们到前面“插队”，硬挤进毛主席故居。回来后，眉飞色舞地给我们讲着，把我羡慕得要命。

５

10月30日。上午到湖南大学，下午到中南矿冶学院。

晚7点，到长沙火车站，准备离开长沙。车站人很多，火车严重超员，已经停止剪票。由于我们的机勇，使一巧计，顺利的上了车。

这一路串联，我们还算顺利。排队、乘车、总是占点“上风”。个中原因，一是我们的头儿李爱春，比较机智，敢于出面交涉，他从小就当班干部，气场很足，没人敢惹；二则我们是山东人，在南方人群中，显得高大，很有“山东大汉”的派头；三是沾了山东人的“豪爽、粗犷、好打架”的名声的光，一遇事，把眼一瞪，“山东人”的牌子一亮，什么事都迎刃而解。

晚10点，火车带着我们，沿着京广线，向北方驶去。

北京

10月31日早晨7点，列车到达汉口。我们决定不下车，直达北京。

11月1日上午9点多钟，列车把我们带进了伟大祖国的首都。

一下车，我们就先到北京工人体育场等着分配住处。这里又是人山人海，一直等到晚上。听说要等三天才能分配到住的地方。没有办法，只好再发挥我们的几项优势，再施巧计，当晚，就给我们安排了住处：公-安部“六一小学分校”。

这所学校坐落在靠近市中心的一条胡同里，在这条胡同里，还有几所外国的大使馆。

到了学校，分配来住宿的学生纷纷交上介绍信。

校方讲，只接待“红卫兵”。很多人都是开的学校的介绍信，（我们也是如此）情急之下，不少人把介绍信改得乱七八糟。幸亏我们带了一张“青岛八一战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的空白信，急忙填好交上，顺利地安排好住处。

当那些人还在苦苦哀求的时候，我们已得意洋洋的到我们的“房间”去了。

这“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曾经受工作组迫害的高三学生张子有、刘自琴、邵长斌所创，为我们一向所不屑，没想到，竟救了我们的大急，不禁对他们产生出好感。

我看到这里张贴着中央的一个“通知”说，由于来北京人员太多，造成的压力太大，要求马上停止外地师生来京。我们不由得暗自庆幸。

又见到国务院办公厅的一个通知，说毛主席要分批接见我们，大喜过望。

１

北京的接待站，吃饭不要钱，而且饭食还不错。这不能不是北京人员暴满，而且长时间滞留的重要原因。

第二天（11月2日），一天没让我们出门。到晚上才知道，中央原打算毛主席在这天接见我们，后改在11月3日。接见方式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我们列队游行而过。当晚，就进行了操练，我们编在第一中队第三小队，小队长是公-安部的。每人发了两个馒头，三个鸡蛋，作为明天的早饭。

11月3日，我们早晨3点就起床，4点左右集合出发，在东长安街停下。安排好位置，等候大会开始。学生们很活跃，唱歌，跳舞，演着各种精采短小的节目，政治气氛很浓。尤其几个蒙古族的学生，格外活跃，非常受欢迎。蒙古族不仅是个马背上的民族，而且是能歌善舞的民族。

路旁，安着一排排的水龙，带队的同志介绍，这种水经过处理， 可以直接饮用。厕所也很特殊，有两种：一种，是汽车式的，人们排着队，从一个车门进去，解完手后，再从另一个门下来。一根粗大的胶管通到污水井里；另一种，是在长安街的人行道上，把地面砖掀开，下面就是水泥砌的沟，作为便池，周围用棚布围起。这一切对我都很新奇。

上午8点半左右大会开始了。付帅讲话，他在讲话中，讲到支持步行串联。那时，东北的一个学校的学生，步行到北京，各报纸进行了报道，说此举是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接近群众的尝试，应该提倡。付帅的讲话，在“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中结束。

9点10分，游行开始。人很挤，走动得很慢，大会主席团多次要求人们：经过天-安门后赶快过去，好让后面的革命群众过来。周总理、陶铸也多次动员，并念“局部服从全局”“加强纪律性”等有关毛主席语录。人们走动得仍然很慢。

我们在下午3点多才挨到天-安门，这时，我们后面还有120 多万人。

人群一到天-安门，马上就不走了。解放军手挽手组成一道人墙，把游行队伍拦住，防止涌进金水桥，累得一个个满头大汗，衣服全都湿透了。

我紧近金水桥，天-安门太高，上面的人看不清。这时，人群中有视力好的，发现毛主席不在上面，只有付帅，周总理等领导人。大家齐声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

毛主席出来了，并走向西城楼，后面跟着付帅、周总理、陈伯达。我眼神不好，看不真切，但轮廓能看得出来。

人群沸腾了，大家不断高呼着万岁，热泪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挡住了视线。人们翘起脚，以求看得更真切一些。我被挤得两脚悬空，身不由己地随着人群涌动。

离开天-安门，队伍就解散了，工作人员疏导着，组织快速疏散。这时，才发现，有很多人很狼狈，有的被踩掉鞋，有的甚至连袜子都踩掉了，光着脚到处乱跑。广场上，失落的鞋堆成好几座小山丘。一但掉了鞋，很难再找到一双的，不少人穿着一样一只的鞋离开了。

我们都走散了。我一路打听，好容易才找到家。

同学们谈论着天-安门前的盛况，兴奋的情绪久久不能平静。

我们也谈到，我们学校的老师范杰，被打成“牛鬼蛇神”的罪状之一，就是曾说过，国庆节时游行队伍扔鞋，被批之为“恶攻”。现在看来，还真有点冤枉他了。

２

我们去各大学、北京市委、中宣部、团中央看大字报，去天-安门、“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当然，公园，商店也时常光顾。几天里，倒也忙忙活活。

几百万师生云集北京，北京到处都是人，乘车很困难。好在乘车不花钱，在招待所吃饭不花钱。所以，我们一般中午都乘车回来，轻易不在外面吃饭。

11月11日一早，我们得知毛主席又要接见革命师生，一跃而从床起。开始，“六一小学”不让我们这些已经被接见过一次的“老同学”参加，经一再央求，才同意。

天刚亮，我们列队就出发了。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的西侧停了下来。这一次接见的方式，是毛主席乘敞棚车，从革命师生中通过。这种方式比较好，不至于太拥挤。我们坐在地上，我的位置离行车道路很近，我暗自庆幸，认为这一次一定可以看清楚了。

行车路上经常有来往的巡查车辆，引起人们一阵又一阵的骚动，以为毛主席来了。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一再讲，毛主席来了时，千万不能站起来，这样，后面的同志就看不到了。经过这样几次“虚喜”之后，我反而沉着了。

前面的人们又一次的骚动起来，又纷纷说“毛主席来了”，我不相信，继续和同学说着话。忽然，前面的人们发出雷鸣般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人们全都从地上蹿起来。我们急忙跳起来，毛主席的车队，已飞驰而过。

李忠文说，他看见毛主席的后影，这次看得很清楚，其他同学也都说看得很清楚，就是时间太快，来不及多看。我其实只看到正急驰而过的车队。敞棚车很矮，前面的人全站起来了，我们必须跳起来才能看到，没等跳三下，车队就全过去了。

以后几天，去的清华大学看大字报，那里有很多批判刘XX、邓XX、王任重、薄一波、王光美……等人的大字报，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

准备打道回府，去商店办了些“山货”。

11月15日，我们乘坐北京－青岛的列车归青。列车应该在上午11点发车，结果晚点到12点45分才开。车走得太慢，而且经常停车让路，晚点十二个小时，于11月16日晚上6点多才到家。

这次外出“串联”，历时一个月。

12天后，我们一行又背着行李，踏上了“长征”之路，第一步目标地——井冈山。不过人员稍有变化：单亦敏不去了，翟兆荣和焦德忠（青年教师）加入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