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支边之路（ 八 ）

戈壁胡杨

　　 原新疆兵团工三师温州支边青年 戈壁胡杨

此文曾刊登： 2017年12月10日《兵团战友》网

　 赶“巴扎”：没有在新疆（特别是南疆）生活一年半截的人，不知道赶“巴扎”是什么？更不能体验到赶“巴扎”的乐趣。

“巴扎”维吾尔语，就是集市的意思，每逢星期天县城，村镇都有这样的“巴扎”举行。和维吾尔族人民一样，我非常喜欢赶“巴扎”这个的民族传统习俗。

（图一）维吾尔族人赶＂巴扎＂。

（ 图二）叶城县城老貌。

　　叶城，是南疆著名古老重镇，算是比较富裕的小县城，也是维吾尔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

作于温州支边青年来说，我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们连队离叶城县城很近（连队驻地就位于新藏公路零公里），每逢星期天休息，去县城赶个“巴扎”，购买些水果和食品，改善自己伙食。当时，县城是没有公交班车，幸运的是我们连队隔一道墙，就是新疆军区汽车29团，得天独厚，我们搭个便车去县城非常方便。

（ 图三 ）赶＂巴扎＂的维吾尔族老乡毛驴车队。

　　那时的物价很便宜，土鸡一元钱一只，鸡蛋五角钱十个，水蜜桃一角钱十个，核桃一角钱十个，哈密瓜二角钱一个。

我每月工资28元8角6分，扣除伙食、生活费外，还能支付起赶“巴扎”的开支。

“ 巴扎”上，维吾尔族老乡，不会做生意，个性又很固执，比如卖桃子，一角钱卖十个，我们开价一角钱十一个，他怎么也不卖，只能是十个。

他们又很乐意免费试吃，吃了不买没关系，也不生气。路边很多地摊，不花钱，光试吃也可吃饱肚子了。

维吾尔族老乡还有个习惯，比如：卖桃子数桃核结帐，就是吃好后，他是数桃核的数量付钱。我和百申，阿八、金杰，善全一伙，穿着高筒胶鞋，围在装桃子的筐边吃，乘老乡不注意时，我们就把桃核往鞋里塞 ，到后来，满满一筐子的桃子，剩下半篮子，数桃核只有十几个，明知道这数量有点不对，但找不到桃核？老乡也没办法，只好按核结算。这不过，只是我们偶尔开开玩笑的一次而已。

去买“土红”（维族语：鸡），是一元钱一只，我们给他一张一元的或二张五角的钱，他“塞的麦道”（维语：不卖），怎么不卖，我们觉得很奇怪，到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们许多人还不认识纸币的数值大小，所以喜欢要钱的张数多，我们就换成五分或一角的零钱给他，他们很高兴地就卖了，假如少一、二张，他们也乐意！

从赶＂巴扎＂的经历中，了解到在农村生活的一些维吾尔族年长者，没有文化，很少见过世面，连人民币都不知道数额多少（ 这真的是事实，决不是夸张 ）。同时，也深深地领略了维吾尔族老乡的忠诚、朴实、耿直和憨厚的品德。

（ 图四 ）维吾尔族一家人，赶＂巴扎＂去。

　　让我记忆刻骨铭心的是一九七零年，正是文革“一打三反”高潮时期，我们连队也掀起“严打”运动。

连队 ＂一打三反＂ 刚开始，一下子还找不到打击的对象。运气不好，这场不为人知的残酷厄运，让我给碰上了。

那是我去泽普县的团部卫生队看病，返回连队途中，正逢星期天，顺便去叶城县城赶“巴扎”。购买食品后，拿着十几公斤粮票，在县百货公司前，跟维吾尔族老乡调换布票（那时候买什么东西都是凭票计划供应），一公斤粮票换一米布票。正在对换时，被带红䄂章的市场管理员看见，他们以投机倒把罪处罚，没收了我的粮票，他们写了我“作案”的经过，把我的“犯罪证据”交送给了连队领导。

事后心里直怨＂巴扎＂，都是＂巴扎＂惹的祸。

回到连队，看到墙上贴着针对我的“打倒现行反革命份子”、“打倒投机倒把份子”（＂一打三反＂运动是把＂投机倒把＂列为反革命罪 ）的大字标语。想不到赶了趟＂巴扎＂，带来的后果是这么严重，这会可是犯了大罪。当场让我头昏脑帐，连脚也站不稳，好像感觉天要塌下来了！

大难临头，六神无主。当时，连队还没有收工，没人看到我，我便溜进连队旁边的师部钻井队，躲在温州老乡陈和土的住所，不敢进连队。陈和土偷偷地联系连队几个温州老乡，他们冒着包疵反革命份子罪的危险，不时给我打探消息、通风报信。

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真的没有什么办法能躲过这场突发的人祸。一天后，我只能硬着头皮回连队。当晚全连集合，开始对我进行批判斗争。平时和和气气，天天在一起的战友，这会他们却六亲不认，和我划清了界线，成为他们不可戴天的＂阶级敌人＂。会场＂打倒现行反革命＂的口号，声音一浪高一浪，我全身颤抖、手脚冰凉、直冒冷汗。心想这会完了，我成了反革命份子，肯定被送到团部严管队。

在批斗的日子，最丢脸的是营部召开大会，人家带凳子，我带脸盆，先去会场洒水（ 操场都是干土，洒水防尘 ）， 完后，人家坐在那里，我拿着脸盆站在后面，特别地显眼。其他连队的人不时瞪着眼看我，尴尬的我真的巴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为我这件事，还牵扯到不少人。毕业于兵团农垦大学（现石河子大学）法律系的上海支边青年莫合烟（外号），向连队领导提出，粮票换布票，是双方各自所需的对等交换，不存在买卖关系，其中大部分粮票是本连队人员托他代换的，换回的布票是寄到温州给缺布票的家人自用，而且，当时，调换成风，大家都有过这种情况，不能按投机倒把行为来处理，不属于＂一打三反＂的打击范围，是转移了斗争目标。连队领导认为他为我辩护，把他也当作陪斗对象。这位老兄，为了解脱我这罪名，无故无冤也被遭受批斗，真是冤枉！

我出身学生，才十七岁，经历简单，历史清白，在连队工作和生活方面，表现都很正常，没有什么再可追究的＂罪行＂了。连领导正骑虎难下，对我作不出以何罪定性。也许是一场巧合，上海支边青年李祸根（化名），无意中说了一句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连队转移了目标，开始批斗他了，就那样，我被稀里糊涂批斗了几天后，告一段落，插科打诨，对我这件事没有做结论，如同演了一场＂儿戏＂不了了之。

好笑的是，没过多久，可能是连领导看了我受批斗期间写的检讨书，有点文字基础，又有美术特长，连队开展＂大批判＂运动，急需＂人才＂，连队领导研究决定，任命我为＂连队大批判组＂组长。

　　更可笑的是，为了进一步提升这场革命运动的需要，各连队流行＂大批判＂经验交流活动。受十二连的邀请，连部推荐我为主，组成五人小组，代表五连去＂传金送宝＂。受到他们敲锣打鼓夾道欢迎，这次我可风光了，挺着胸、点着头、还不停地向他们招手致意。目测到欢迎队伍中有人交头接耳，可能是他们认出了前段时间，营部开会来会场洒水的现行反革命份子的我，不可思议，今天怎么当上大批判组长来介绍经验了？

（ 图五 ）兵团人，坐着毛驴车赶“巴扎”。

　　赶＂巴扎＂，赶出了许多笑话；赶岀了那个年代的悲与乐；也诠释了那特殊时期的许多荒诞故事。

（ 图六 ）六、七十时年代，南疆＂巴扎＂场面。

　　 一次次叶城“赶巴扎”的情景，而今让我依然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岁暮景迈群光绝，安得长绳系白日。

在支边的岁月里，我在叶城工作的时间是最长。离开叶城已几十年了，有生之年，能约上几位战友一起赴叶城，再赶一次“巴扎”，去追溯年代的旧影，寻回青春的踪迹，那该是多好啊。

2025年5月3日重稿于美国肯塔基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