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七） 一个被困农民的疫期独白

胡伟

四 申请出鄂

接到长春社区的复工通知，心里忐忑不安，公司已停摆很长时间，在全国受灾的大环境下，我们当然未能幸免，危机四伏，焦头烂额、夜夜失眠。长春与我对接的工作人员，对复工返城的要求及责任说得并不肯定，或模糊其词，或三缄其口。我亦能理解，冠状突袭，对于所有的国人，都是从未遇过的大事，政令多变，不敢担责，执行混乱这些，都需要我们包容，正视，何况，我是共产党员，是当地纳税人，也曾为抗疫作出微薄的贡献，我相信在党旗飘扬的祖国大地上，我会得到妥善安置。

疫战尾期，上石源河村外出的务工人员，都像热锅上的蚂蚁般蠢蠢欲动，争先通过各种途径了解政策，箭在弦上，就等一纸通行令。这不能怪他们，谁不想在家乡的热土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过好自己日子呢？他们没有选择，必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颠簸在他乡异域谋求生计，外面再苦，还能填饱肚子，家里再暖，也留不下这群断线的风筝。

3月12日深夜，公司高层致电，据悉：湖北自13日开始，将迎来第二批通行证审批放行，毕竟不是官方消息，我持怀疑态度，我通过很多电话确认该信息是否属实，没有得到准确的回复。

3月13日晨，我抱着试试看的心境打开罗田县出境系统，竟然真如公司领导所说，确确实实开通了，能注册了。虽然心里多少有些不快，为什么这样的信息，民都知道了，官方没有宣传到位呢？不管如何，我算不上信息闭塞的人哩！

电话通知所有我认识又急于出行的同事、同乡。他们有去西安的，有去广东的，也有去浙江的，听到这个消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笑容，大概是这个春节里最灿烂，最可怜，最让人心痛的笑容了。去西安的表哥接到电话没多久，便跑到我家里，让我帮忙走程序，注册；同样去西安的江及家人更为急切，直接视频连线，了解相关出行策略。

3月15日凌晨零点30分左右，我接到江的电话，听到她嚎啕大哭，我安抚她平静些，有话慢慢讲，她哽咽着，话匣子打开了，向我讲起她的出行经历（以下是原话）：

“我在13日就填写申请表格了，填写后只要网站能打开，我就登陆查看审批状态，一直没有通过。14日晚上11点多的时候，我再次打开，发现县指挥部已经通过审批，可以出行，但要求12点以前必须上高速，我和家人连基本行李都没有收拾，摸黑赶到高速路口，到的时候，已是15日凌晨零点15分（哭，江又在哭），他们……他们（指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我的通行证已经过期15分钟，不许通行，将我们驱逐回来……”。

江有些难以表达她的情绪，我默默听着，不知如何安慰，同时，也为自己的出行担忧起来。

再等等吧，江！我们要相信政策，我们的难处，一定有人为我们考虑，我只能如此说，虽然很无力。

15日下午，江顺利出鄂，上高速时，她又打来电话：“昨天一夜未睡，天亮时分，我就跑到我们镇指挥部询问怎么回事，从通行证下来到出行，只给我半个小时的时间，是不是故意不让我们走？我去的时候，指挥部里还有很多像我这种情况的人，后来指挥部经过研究，才同意我们这一批出行的务工人员，通行证延至今日。胡，我总算出来了，像个逃犯一样，真不容易啊，希望你早日出行”。

听得出来，江此时心情不错，激动而兴奋。

我的目的地是长春，2.5倍到西安的路程，我打开网站，结果网站又打不开了（也许注册人员太多，也许是技术故障），我真有些急，焦躁不安似洪流般从胸口涌起，差点将我冲晕过去……。

傍晚，表哥再次来到我家，告诉我他还没有通过审核，我亦如此，于是相约16日上午一起去镇、县指挥部咨询具体情况。

这是自2019年除夕之后，第一次出门到县城，居家隔离时间超过40天。镇政府大门紧锁，铁阑珊上挂着一块牌子：“因正在装修，请从后门进入”。表哥和我绕着找了一圈，大概眼拙或农村人天生胆小的缘故，愣是没找到入口，只能再次回到镇政府大门处探听消息。门口的人越聚越多，看得出，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些农村过来询问出行政策的务工者。

门口，出来了两位比我小许多的工作人员：“特殊时期，请大家理解，关注政策，如果审批通过，必须马上出行，因政策多变，我们也不敢保证明天你们的通行证是否有效”。

17日中午，表哥的通行证办下来了，但是通行证上明确写着要求：请于14日前出行，过期无效，如未出行，请14日后重新申请。因为有了江的经验，我和表哥一致认为，这只是系统问题，出行应该无阻。

下午，表哥持着过期三天的证件，顺利上了高速。

江再次来电，嗓子几近沙哑：“日本人...日本人...”。

“日本人？谁日本人？日本人挺好的，不要以几十年前的眼光去看待日本人，你那有日籍客户吗”我有些惊诧。

“不...不是，他们像日本人，我昨天凌晨到了西安，现在还坐在车上没有安顿，110来了、疾控来了，小区不让进，湖北通行证、健康码，制度文件统统没用.....我感觉像条狗，扔这没人管”，江接着诉述。

我略知一二，谁叫咱是湖北人呢？内心多少有些愤恨，疫情与湖北无关，但湖北人受到的“礼遇”却因疫情而起，难不成一场疫情，要让我们出行的湖北人在额头上烙上“健康”二字，再盖上大章才可以吗？无语！

18日凌晨，表哥顺利抵达西安，与江一样，进不了一家人打拼十几年在西安置下的居房。表哥是个军人，直性子，嗓门大，脾气也不好，在电话里他像头发了疯的狮子吼叫着，也不知道骂谁，估计除了拿着电话的我，谁也听不着，即使听着了，也没人理会，他骂够了，骂累了，一切也就坦然接受了。

“特殊时期，湖北人，没有接到你说的文件”，这些足以浇灭一切的抗争。

下午两时，我的通行证审批通过，我如获至宝般，将通行证捧在手心，足足看了五分钟。收拾完行李，已是下午三时。

孩子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假装上网课，没有任何表情；装修工人在三楼敲击着楼板，正忙碌干活；爷爷还是赶过来了，用一条发黄的毛巾擦拭粘满灰尘的凯子（车）。

“爸，我走了”，

“嗯”，父亲哼了一声，扛着锄头去了田野；

“途，爸走了”，

“走就走啊，说什么说！”儿子像个陌生人一样应付我，未曾抬头。

我将同事父亲让我稍带的三大箱特产搬到车上，再拎着自己的行李，除了几件衣服，没有带走丁点罗田食物，虽然这些食物时常能勾起我的食欲，但我不得不从牙缝里省出来，留给楼上正在干活的工人们。

凯子温柔的开启，车轮压着铺满小石子的路面，咯咯作响，缓缓驶向县城，后视镜里，那个百岁老人挥着弯如柴刀的手，远眺着凯子，嘴里正吱呀着什么，如游丝，又如呼唤。

我要去远方！走了，我的家乡；别了，罗田；保重，我的家人，我的爷爷，我的宝贝儿子，还有那条跟着凯子跑累到趴在地上的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