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的五次国共谈判

九里松人

1936年12月24日，蒋介石在西安签订六项协议，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表示，希望在南京与周恩来直接会商国共两党合作事宜。正当中共中央酝酿周恩来前往南京之际，送蒋回宁的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南京。考虑到周恩来的安全，中共中央作出了改变。1937年1月5日和6日，毛泽东等连日给在西安的周恩来、秦邦宪发电报：“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恩来绝对不可去南京”。同时，为推进和平谈判，中共中央改派潘汉年前往南京，表明：“周暂难分身，一俟大局略定，即可出见蒋”“共产党在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基础上全力赞助蒋”。

第一次谈判，西安

1937年2月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率中央军进驻西安。蒋介石委派顾祝同为全权代表（后增派张冲和贺衷寒）在西安与周恩来谈判。后来，中共增派叶剑英参加谈判。

顾祝同到达西安当天，会谈即正式开始。顾祝同表示，红军可以在西安设立办事处。当日，张闻天、毛泽东给周恩来发电报，提出谈判中应要求将红军编制设为4个军、12个师，以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为各军军长，4个军编成一路军，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司令；军饷按中央军待遇，或先每月接济80至100万元；如成立国防委员会，红军应派代表参加；国民党保证不逮捕中共党员，不破坏中共组织，保证中共对红军的领导。

会谈中，顾祝同、张冲提出，取消苏维埃政府，改为特区；改变红军番号名称，照国军编制，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政训人员及联络员，其他地区游击队改为民团。周恩来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交给顾祝同，希望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赴国难。会谈虽然有分歧，但仍取得一些成果：

（一）中共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停止武装暴动及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御侮救亡的统一纲领。国民政府分期释放政治犯，对中共党员、中共组织不再逮捕、破坏，允许中共适时公开。

（二）取消苏维埃制度，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受国民政府指导，实施普选制。

（三）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政府军委会和蒋介石统一指挥领导。其他边区部队改为地方部队。

（四）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军队派代表参加国防会议。

（五）希望国民党三中全会对中共提出的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及容许民主自由的主张有进一步的表示。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蒋介石向准备返回西安继续谈判的张冲交待：共产党要等宪法公布后公开；特别区恐怕中央的法令不能容；红军可以改编为3师9团，不可再加。张冲回到西安后，代表蒋介石再与周恩来谈判，转述蒋介石的意见，介绍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情况，周恩来对会议通过《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表示遗憾，保留将来声明的权利。周恩来表示：中共目前无意参加政府，只要求参加国防机关。

至1937年3月8日，周恩来与张冲会谈6次。其间，周恩来利用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多次与黄埔毕业生谈话；中共中央派黄埔一期毕业生陈赓到西安，共同做黄埔系工作，推动国共和谈顺利进行。谈判中，张冲提出红军主力可编4个师16个团，另编两个徒手工兵师，共6万人。此外，张冲建议中共通过在苏联的蒋经国做蒋介石的工作。

周恩来立即将张冲的意见建议向中共中央汇报。3月3日，张闻天、毛泽东发电报，同意红军改编意见，提出谈判的中心内容是中共“在南京政府下取得合法地位，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得以开始”。但是，蒋介石予以否决，只允许红军改编为3个师9个团。中共中央书记处认真研究了蒋介石的意见后指示周恩来：谈判中仍以4个师为基准，如果蒋介石执意“坚持3个师时，亦只得照办”，以表现合作的诚意。经过一个月交流磋商乃至争论，双方意向逐渐趋于统一。3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和顾祝同、张冲、贺衷寒再次谈判，共同商讨形成一个总结性条文，决定由周恩来负责文字起草，形成“三八协议”。主要内容是：

（一）中国共产党承认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彻底取消暴动政策和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国民政府分批释放监禁中的中共党员，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内公开。

（二）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将目前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国民政府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由国民政府任命；行政经费由行政院及省政府规定。

（三）红军取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与国军同等待遇，其各级人员由自己推荐，呈报军委会任命，政训工作由军委会派人联络；将红军中最精壮者编为3个国防师，计6旅12团及其他直属之工、炮、通信、辎重等部队，在3个国防师上设某路军总指挥部；将红军的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或保安队；红军学校办完本期后结束；此外，在河西走廊令马步芳、马步青部停止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

贺衷寒对“三八协议”作了修改，主要是：红军改编为3个师后，每师只能有1万人，共3万人，政训人员由南京政府派人参加，各级的副职也由南京政府委派，取消“民选制度”，改“民选推荐”为“地方推荐”，删去停止攻击红军西路军的条款，等等。

周恩来一针见血指出，贺衷寒是要以红军西路军困陷河西地区，而“束缚我们、胁迫我们”，认为在西安与顾、贺继续谈判已无实际价值，要求直接与蒋介石面谈。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周恩来的意见。3月13日晚，周恩来会见张冲，提出将“三八协议”直接送达蒋介石，表示：贺案是我们所否认的，但是，两党合作抗日和拥护蒋委员长的方针，不会因贺案而发生动摇。

第二次谈判，杭州

接到张冲转达周恩来的意见后，蒋介石同意与周恩来在杭州会谈。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抵达上海。在上海，周恩来与宋美龄会晤，请宋将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谈判的十五条意见转交蒋介石。宋美龄对周恩来表示：中共可以合法存在。到杭州后，周恩来在潘汉年陪同下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周恩来首先阐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立场是维护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纲领，绝不能忍受“投降、收编”的诬蔑。谈话重申中共十五项谈判条件，并提出几点具体要求：

（一）陕甘宁边区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

（二）红军改编后人数须达4万余人；

（三）3个师上必须设总指挥部；

（四）国民党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

（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

（六）红军防地须增加。

蒋介石说：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国共由于分家，致使十年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国共两党要各自检查过去的错误。希望这次合作是永久的，即便蒋介石死后也不要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因此，要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在谈到具体问题时，蒋介石说：这些都是小节，容易解决。中共在几个月后便可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陕甘宁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由中共推荐南京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中共派人任副职；红军改编为3个师，4万余人，可以设总指挥部；绝不派人破坏中共的部队；粮食接济定额设法解决。最后，蒋介石提出永久合作应有一个有效的办法。周恩来表示制定共同纲领是最好的办法。蒋介石同意并希望中共议出一个共同纲领。

3月30日，周恩来携带与蒋介石联系的密电码返回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杭州谈判的报告，针对蒋介石的提议，决定起草一个永久合作的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会议期间，周恩来致电蒋介石：归肤施（即延安）后述及先生合作诚意，均极兴奋，现党中央正开会计议纲领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

为了与蒋介石再次谈判，周恩来进行了细致准备。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周恩来提出下次谈判的方案：

（一）我方起草一个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以抗日十大纲领及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为共同基础），包含国共两党及赞成这个纲领的各党派及政治团体，共同推举蒋为领袖。

（二）我们提出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的草案，征蒋同意，如蒋同意上述统一纲领及这一修改，我们可以答应赞助蒋为总统。

（三）我们准备提出修改宪法的草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主运动以影响蒋。

（四）对其他具体问题，我们坚持在不妨碍苏区实行民主制度及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独立领导的原则之下进行一切谈判。故对行政区的问题拟接受，红军改编以4万5千人为定数，地方部队另编1万人，如此，除老弱妇女外，便无多余精壮青年。

（五）如基本上及具体问题上均能满意解决，则我们拟以党的名义发表合作宣言，以争取公开活动，否则拟采取拖延办法，待事态发展，以便促蒋让步。

1937年4月19日，蒋经国乘船从苏联抵达上海。周恩来抓住时机，给在西安的叶剑英发电报，指示李克农与张冲同去上海，面见蒋经国，希冀以蒋经国影响蒋介石。

4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认真研究周恩来关于下次会谈的方案，讨论制定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和选举法等问题。会上，讨论了由吴亮平起草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周恩来就纲领细则做了详细说明，指出：统一战线必须承认中共的独立性、国际性和阶级性三原则。统一战线的原则是——以共同纲领为行动的准则；建立联合组织；在蒋介石承认此纲领的条件下，中共可承认蒋为领袖。联盟的组织原则是：凡各党派各革命团体均可参加；联盟中保持各组织独立性，允许自由退盟等。

4月25日，周恩来等乘车赴西安，准备南下再次与蒋介石会谈。因途中受阻，返回延安。第二天，周恩来改乘飞机抵达西安。到达西安后，周恩来与顾祝同、张冲等交换了意见，又与顾祝同就军事问题进行谈判，商定：红军经费再给5万元；红军夏衣在6月中旬发放；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已到兰州的，可送西安或发衣被；中共将和南方各苏区联络等。顾祝同答应向蒋介石请示。

第三次谈判，庐山

1937年6月4日，周恩来到达庐山。6月8日—15日，周恩来与蒋介石进行多次交谈，宋美龄、张冲在座。周恩来将《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交给蒋。蒋介石虽然没有推翻杭州会谈达成的共识，但却增加了一些附加条件。杭州谈判时，蒋介石让中共先提出一个合作纲领，可是当周恩来交给蒋中共草拟的纲领时，蒋漠然置之，另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具体内容：①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之，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②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③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合组之党。④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共产党关系，并由此坚定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之联合。

蒋介石还提出：先由中共发表宣言，国民政府即公布红军3个师的番号，人数为4万5千；3个师以上不再同意设总司令部，改为“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出国考察；对于陕甘宁边区政府，坚持中共推荐国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边区自己推举副的”；南方游击队问题由中共联络，然后“实行编遣，其首领须离开”；中共可以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但“不以共党名义出席”。

周恩来有针对性地回答：所提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组织，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后，才能做出决定；红军改编后不应设立政治训练处，而应设总司令部或总指挥部；边区政府的人事安排也是很不合理的。周恩来还与宋子文、宋美龄等会谈，强调红军改编后，3个师以上的统帅机关应以军事名义，而不以“政训处”代替。对于这些带有根本性的原则问题，周恩来与蒋介石争执激烈，分歧很大，虽然宋子文、宋美龄、张冲等往返磋商，蒋介石仍然坚持己见，谈判难以进行。不久，周恩来返回延安。

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蒋介石的意见，为顾全抗日大局，准备做出妥协和让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起草谈判新方案。这个新方案考虑到蒋介石的意见，“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便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之政治基础”。“同盟会组织原则，在共同承认纲领的基础上，可同意国共两方面各推出同数干部组织最高会议。另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根据蒋介石“中共应先发表宣言”的意见，中共准备于7月中旬发表宣言，“在宣言发表后，如蒋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8月1日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义，编3个正规师，共4.5万人”。陕甘宁边区于7月实行民主选举，在张继、宋子文、于右任3人中，选举一人任边区行政长官，共产党方面推举林伯渠任副长官。

国共谈判中，最棘手、交锋最激烈的是改编后的指挥部问题。蒋介石提出红军改编后由国民政府派去“政训处”以取代军事指挥部、将毛泽东朱德派出国外考察，达成变改编为收编的目的。6月22日，周恩来致电蒋介石，专门商谈军事指挥机关问题，表示中共可以再次让步，改编后的红军可以政治机关名义指挥，但朱德应为这个机关的主任。时下，朱德不能离去，红军倘若改编，将有许多工作要做。与此同时，周恩来告诉顾祝同、张冲：朱德的去留影响极大，请向蒋进言，朱不离军队。

此时，蒋介石决定召开庐山谈话会，邀请社会各界名流共商国是。6月26日，南京发电催周恩来再上庐山，继续谈判。数日后，南京再给延安发电称：红军改编后只能设政训处。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起草国共《两党关系调整方案》，方案提出：国民革命同盟会可负责调整两党关系，决定两党共同行动事项，但不能干涉两党内部事务，两党均须遵守共同纲领，但两党又均保留各自的组织独立性及政治批评和讨论的自由权。7月4日，周恩来与博古、林伯渠到达西安。7月7日，周恩来一行飞抵上海，就在这一天，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7月13日，周恩来一行到达庐山，立即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表明重开谈判的诚意和务实态度。

第四次谈判，庐山

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以需要修改为由不愿公开发表。尽管如此，中共中央仍坚持民族利益至高无上，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战，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国防。

蒋介石又提出：“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不再提3个师以上的政治机关代行指挥权问题。周恩来致函蒋介石表示：“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周恩来指出，蒋介石的意见和态度与上次庐山谈判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而且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谈判又成僵持局面，考虑到全民抗战形势来之不易，中共中央顾全大局、求同存异，张闻天、毛泽东发电指示：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之政治处制度，请要求设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帅。周恩来根据中央精神草拟出12条意见，通过宋美龄转交给蒋介石。这些意见主要是：国民党中央公开表明赞同《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各报刊可公开发表；迅速发表陕甘宁政府名义，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3人中择1人担任正职，由林伯渠任副职，其范围包括现在所辖18县，其疆界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边区政府划定；国共双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闽浙赣、闽粤赣、湘鄂赣等地联络与传达国共合作方针，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实行改编；允许中共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在全国发行；红军改编的具体意见等。

蒋介石对周恩来提出的12条意见未予回应，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3个师的管理直属行营；3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的安排，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周恩来当即严正表示：蒋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与人事意见，我党绝不能接受。谈判再度陷入僵局，周恩来等离开庐山抵达上海。7月20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日军进攻之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要求周恩来和林伯渠暂留上海，以观察形势发展变化，等待重开谈判。

随着华北局势日益危急，全民抗战势成必然。周恩来在上海致电张闻天、毛泽东，建议红军改编工作应先行开展，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自行改编3个方面军、6个单位的统一组织，每个方面军编足1万5千人，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7月27日，周恩来到达西安，当日与蒋鼎文会谈。蒋鼎文转达了蒋介石的口信：“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周恩来让蒋鼎文转告蒋介石：红军同意改编，同意开拔，但是国民党应立即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回到延安后，周恩来参加中共中央关于红军改编出动抗日的会议，决定：立即争取西安行营同意，将红军集中三原改编，编足4万5千人，3个师以上设总指挥部（将来可让步为军部），朱德任正职，彭德怀任副职。

7月29日、30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称：“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形势急转直下，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红军改编刻不容缓。周恩来和博古立即赶赴云阳镇，出席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共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问题，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商定红军改编的编制、分布、干部配备等问题。

与此同时，叶剑英从西安给周恩来发报：“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川军将领刘湘将去南京，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国防会议”。周恩来随即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提出中共应派人参加国防会议，争取公开合法地位。8月1日，毛泽东转来张冲急电：“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问题”。周恩来电复张冲：如开国防会议，则同朱德、叶剑英去；如系谈话会，则同林伯渠、博古、叶剑英去。张冲复电：“开国防会，望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参加会议”。

第五次谈判，南京

8月4日，周恩来与朱德、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认真商讨后，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次日，周恩来收到张闻天、毛泽东复电，指出：红军担负的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遵循“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兵力”。

周恩来和朱德等到西安后，得知红军西路军1000多名被俘人员关押在西安，立即派孔石泉前往了解情况。确认情况属实后，周恩来立即前往西安行营，要求蒋鼎文予以释放。当日，有30名西路军干部获释，接着又释放210余人。8月9日，周恩来与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

在国民政府军政谈话会上，周恩来再次阐明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抗战的方针意见，指出：当前战争中，必须培养出可以独立持久的能力。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于一线及数线的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游击战。朱德也做了发言。

在讨论国共合作具体问题时，蒋介石仍然提出种种非议，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一直不予发布。周恩来重提此事时，蒋介石让康泽转话：中共的宣言不宜提“民主”，应一律改为“民用”；要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的解释；不同意提同国民党获得谅解而共赴国难等。

康泽与周恩来会谈的次日，日军突然发动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上海军民奋起抵抗，“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战火逐步向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蔓延。周恩来把握时机，立即向中共中央请示，在将要进行的谈判中，我们应努力达到：①努力抗战，以巩固蒋介石的抗战决心；②红军立即改编，争取开动；③力争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④催促发表正副总指挥。

大敌当前，蒋介石最终同意中共中央条件，国共谈判中久拖不决的问题终于落实。8月18日，国民政府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编3个师，设立总指挥部，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蒋介石不再坚持派军官到八路军任职，只往八路军总部及3个师各派联络参谋1人。争执已久的红军改编编制及人事问题终于解决。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红军改编命令文告。这一天，正好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9月22日，中央通讯社正式播发《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周恩来在多次会谈中强调：八路军可以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蒋介石、何应钦同意八路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分的作战任务。八路军战略任务确定后，周恩来和叶剑英立即致电中共中央：部队仍以迅速开拔为有利，“至少应以一个旅为先遣部队，先行东进。”毛泽东当即复电彭德怀、任弼时：“同意恩来提议”。红一军团为先遣部队，即日出动。

8月下旬起，八路军3个师主力陆续由韩城等地东渡黄河，经同蒲铁路开赴抗日前线。

红军主力改编落实后，周恩来即展开与蒋介石讨论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和中共合法机构问题。何应钦代表蒋介石与周恩来具体商谈。何同意中共派人到南方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协助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这次谈判后，国民政府允许在南京、上海等地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后来，又在武汉、长沙、兰州等地设立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新四军通讯处等。

谈判中，周恩来强烈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共产党员。8月18日，周恩来与叶剑英到“首都反省院”看望被捕的中共党员，经过反复交涉，当天，夏之栩、熊天荆、王根英获释。随后，陶铸、钱瑛、刘宁一、帅孟奇、张琴秋等也获释。

周恩来提出中共在南京公开出版发行《新华日报》问题，很快收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的批文。后来，周恩来与朱德在拜望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时，提出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名，于右任欣然应允。

南京谈判历时十余天，一些根本问题得到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正式形成。8月21日，周恩来离开南京前往洛川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谈判的未竟事宜交由叶剑英等继续交涉。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及其它网络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