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容宛在，德泽常存

星期天

音容宛在 德泽常存                           ——怀念二伯父郭会友 我捧着那本相册，里面嵌满了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八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二伯父举行的追悼会上一幅幅珍贵的照片，泪眼模糊地翻阅着，一幕幕往事浮现在眼前…… 我小时候经常听祖母讲，一九三八年日本鬼子轰炸榆社城，祖父来不及躲避，惨死在敌人的炮弹之下，留下了年仅八岁的二伯父和六岁的父亲。当时我的大伯父郭会文和姑父马定夫都已参加了八路军。就这样，她们母子三人在部队的照顾和亲友的帮助下，勉强维持生活。继而，二伯父就给别人打短工、当羊工，艰难度日，饱尝了贫穷的痛苦和战争的折磨。一九四五年，年仅十五岁的二伯父离开了家乡，离开了亲人，投奔冀南银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是党把他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给他以学习工作锻炼的机会，培养他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党的干部。文化大革命前，他担任了五四一厂的党委副书记职务。在十年动乱中，他和许多“走资派”一样， 身体上经受了巨大的摧残，精神上遭到了沉痛的打击。那时，一些受蒙蔽的群众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他，莫须有的罪名列了一条又一条，批斗会开了一次又一次，斗争的方式一级升一级。就在这样残酷的斗争面前，他坚持真理，抵制谬误，正确对待群众的过激行为，正确对待自己的工作，尽管他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尽管他被打断了腰肋骨，他仍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从大局出发，严守党的机密，身处逆境之中，还竭力保护党的干部，勇于承担领导责任，大力支持两派群众的革命行动。一九六八年，我到北京看望他时，他正处在一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白天一边接受批斗，一边参加劳动改造，晚上还要写交代材料，检查错误。当毛主席关于两派群众实现大联合的指示发表后，他反复学习思考，连夜赶写材料，并让我代笔抄成大字报贴出去，支持两派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让党和群众对他作长期的考验，并十分高兴地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非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呢？联合起来，革命和生产就好搞了。”我不解地向他发牢骚：“被斗成这样了还那么积极认真……”他笑着给我解释：“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组织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党和人民终于对他做出了公正的结论。他被解放了，又精力充沛地站到了领导岗位上。当他重病缠身，在医院和我们一起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时，感慨地说：“当时我总认定，迟早有一天会把问题落实清楚的。无论任何时候都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这是一条经验，你们千万不要忘记。”而今，广大职工每每讲起他在十年动乱中的往事，都给予很高的评价：老郭同志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立场鲜明、敢于负责，我们信任他、尊重他、拥护他！  二伯父生前要求子女十分严格，从不为孩子们的事情影响工作，时时处处以他的实际行动，为孩子们做出榜样，教育他们如何做人，怎样处世。对于我这个做侄子的成长，他都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心血，在每一个人生的关键时刻，他都给我以教育和指引，帮助我一步一个脚印地成熟起来。多年来，我和他一起工作，在生活上，他关心帮助我；有了缺点，是他批评教育我，用他的一言一行，启发开导我。 一九六九年底，我入伍来到北京房山周口店，部队驻扎在深山沟里的宝金山寺下，交通不便，生活艰苦，尤其是住在自己修筑的简易房子里，苇席围墙，油毡盖顶，四面透风，晚上寒风袭来，都要被冻醒几次，一时难以适应。我多次给二伯父写信，诉说自己的委屈，觉得当工程兵吃亏，没有前途。二伯父在百忙中及时回信鼓励教育我，要安心部队工作，好好服役。一九七零年初春的一个星期天，他乘公交车到周口店，又一边打听一边跋涉二十多里崎岖山路来到营房看望我，鼓励我，并与连队领导交谈，了解我的工作学习情况，希望连里能严格要求，培养锻炼我。一九七三年十月，我们部队要到战火纷飞的东南亚执行援外任务，我去和二伯父道别时，他再三嘱咐我要服从组织安排，千万注意安全，树立信心，克服困难，完成好领导交给的任务。一九七五年六月，我由部队复员后被安置在一四五厂。当时厂里正在开展宣传学习潘福贵先进事迹的活动。二伯父把潘福贵同志的事迹材料送给我，吩咐我好好学习，既然来了，就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扎根三线，安心工作。那时，厂里基建尚未完工，各道生产工序都在做好投产前的准备工作。在北京总厂援建职工未到之前，我们这一批新进厂的复员军人，满怀对新生活的追求，保持着部队的优良作风，朝气蓬勃地战斗在工地上，清扫工房，整理厂区，哪里需要就干在哪里。而我们每个人最关心的还是今后究竟干什么工作。是技术工，还是熟练工，是在科室，还是在车间，谁也想知道，可谁也摸不清，当然我也不例外。但在一些人的眼里，我这个厂领导的亲属，肯定会安排好工作。一天晚饭后，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二伯父诉说了自己的想法，希望能分配个比较理想的工种，找个舒适的工作岗位。我在部队时，是在司令部机关搞工程统计，眼下厂里各科室也需要业务人员，自己搞个科室业务显然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就试探着要求他给人事部门打个招呼，让我干个统计或做个技术工。针对我的这种想法，他耐心地给我做思想工作，明确地告诉我：“部队复员的同志经过大学校的锻炼培养，都有一技之长，除个别急需安排的岗位外，大部分同志要分配到车间，为长远发展、立足当地打好基础，你要到生产第一线去锻炼，虚心向老师傅学习，熟悉每个工序，掌握生产管理。”就这样，我被分配在担负全厂主业生产任务的二车间，当了一名撤活工。心里虽说不满意，但一想到二伯父的教诲，想到他这种以大局为重的做法，我愉快地走上了岗位。从那时起，我决心扎根三线，为印钞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以不辜负二伯父对我的关心和希望。 入厂初时，厂里边搞基建边准备试投产，人员尚未全部到齐，管理也比较松散，一些同志便拿厂里的木料钉箱子，做家具。自己也想趁机钉一个简单的木箱，放自己的琐碎物品，但心里又不踏实，就把这种想法告诉二伯父。他严肃地批评我，并一再说：“公家的东西咱可不能拿，需要的家具以后慢慢添置。”我也就打消了这种念头。在生产转入正常后，厂里经常派车到北京拉生产材料，也顺便为职工解决些实际困难，拉一些生活用品。当时我也想从北京买件家具，用拉材料的车顺便带回来。二伯父知道后，又给我泼凉水，说：“生产用车比较紧张，老职工的生活用品每次都装得满满的，我看就先别从北京买了，当地买几件也可以，省得许多麻烦。”我理解他的心情，他是在考虑保证生产，保证总厂职工的生活不受影响，才这样劝导我。前些年，我的家庭陈设十分简陋，除去一些日常生活所必需之外，就是购置了一台缝纫机。往厂里搬家时，带不带这件东西，我也拿不定主意。二伯父知道后吩咐我：“把缝纫机带来吧，这里条件艰苦，说不定还能替大伙缝缝补补，解决点实际困难。”几年来，无论工作生活多么紧张，只要有同志提出需要缝补工服，我爱人总要尽最大努力，多干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他经常告诫我，要努力学习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增强分析事物，解决问题的能力。粉碎“四人帮”后，他从北京带回一套《人民的好总理》交给我，语重心长地说：“这套书很好，你拿去好好学习。一个人要像周总理那样工作，可真不容易。”这些年来，每当我看到这套书时，眼前就浮现出二伯父那高大的身影，那慈祥的笑容……     二伯父生前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不知疲倦地日夜操劳。当三线建设需要抽调人员时，他克服重重困难，竭尽全力挑起了建设三线的重担，奔赴到组织最需要的岗位上，投身到条件艰苦的环境中，与一四五厂干部职工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带领全厂职工创造条件，大干快上，一九七五年底实现了试投产的目标。当他陪同总行领导，一一看望日夜坚守在生产第一线的职工，一起分享这成功的喜悦时，全厂沸腾了，宋家沟里沸腾了，每个职工都不会忘记，那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日子啊！一四五厂顺利建成投产后，二伯父和厂领导一班人团结一致，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建成投产靠总厂，巩固发展靠当地”的指导思想，正确处理总分厂的关系，正确处理由总厂调人与培养当地技术力量的关系，正确处理生产与技术设备配套的关系，正确处理革命需要与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的关系，正确处理北京职工与当地职工的关系，想方设法，克服困难，陆续进行生产配套，尽快达到了设计生产能力。并发动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义务劳动，开荒种地，植树防洪，改造环境。特别是在西山坡上大会战，每天清晨义务劳动一小时，大干八十天，建成了一块小平原，盖起了蔬菜大棚，为解决职工吃菜难的问题创造了条件。全厂职工的辛勤劳动，终于使一条八百多米长的深山荒沟，变成了一个初具现代化的“大庆式企业”。在大力发展主业生产的同时，厂里狠抓职工队伍的思想作风建设。二伯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培养教育职工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树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粉碎“四人帮”后，结合全国揭批运动的深入开展，厂里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了思想教育，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如：在青年中进行艰苦创业，扎根三线的教育；在全厂职工中开展“爱厂如家，当好主人翁”的活动等，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职工食堂就餐的秩序，就像一个单位的窗口，体现着职工的文明程度。当时厂里的部分青年职工，受“四人帮”流毒的影响，不讲道德，不讲秩序，每到开饭时间，饭堂一片混乱，有个别人还乘机起哄，又敲窗口又敲碗，故意挤着喊着，从窗口打上饭菜撒在别人身上都毫不在意，专门制造混乱不堪的局面。作为政工干部，二伯父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多次和我谈这种不文明的陋习，一定要想法改变过来。他说：“如果每个人对待工作就像办好自己的事情一样，爱护公家财产就像爱护自己的东西一样，维护厂里的形象就像维护自己的人格一样，我们的厂风就会好多了。”在开展爱厂如家的教育活动中，二车间团支部以大字报的形式写了一篇题为《排队光荣，加塞可耻》的小评论，贴在了饭堂，倡议全厂团员青年行动起来，从点滴小事做起，革除陋习，讲文明、守秩序，树立主人翁的良好形象。随之，各团支部积极响应，互相监督，食堂买饭的秩序有了明显好转。逐渐在各种公共场合都形成了良好有序的局面。全厂职工养成了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秩序的良好习惯。我在车间工作的八年间，他经常向我了解工人们有些什么想法，还有什么困难，每月的生产任务完成得如何，同志们还有什么要求，特别是对总厂来的职工情况，更是详细询问。从七五年总厂大批职工援建，到七九年陆续撤离回京，老职工基本做到走则愉快，留则安心，发扬北京总厂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当地的青年技术骨干迅速成长壮大起来，培养了一支思想好、技术精、作风正、纪律严的职工队伍。一九七九年春节，二伯父放弃回京和家人团聚，留在三线坚持节日生产值班，把在三线坚守岗位的总厂职工召集到他的住所，欢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度过了一个简朴祥和的新春。饭后便和各车间的领导一同到坚守工作岗位的同志们中间，给他们拜年，从南边的水泵房到北边的主工房，走遍了全厂的每个角落，把党的温暖送给每个职工。一九七九年五月，在上级党委的安排部署下，召开了一四五厂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他代表上届党组织作了工作报告，并向全厂职工提出了今后的奋斗目标，展现了一四五厂的长远规划。在这次大会上，他当选为厂党委书记。正当他为实现一四五厂的美好明天而努力奋斗之际，病魔向他袭来了。 七九年深秋，他在三线的领导岗位上病倒了。厂医院的医护人员全力为他诊治，厂党委多次开会听取关于他的病情报告，终因条件所限，一时难以确诊。为了不使病情继续恶化，厂里研究决定转往北京医院治疗。当在病床上听到医院给联系转院时，他仍恋恋不舍，不愿离开多年奋战的那片土地，不愿离开朝夕共处的同事。当听到组织的正式决定，送他回京治疗时，他不考虑自己的病情如何，而和我交换意见，看这样做会不会影响医院同志们的积极性，会不会给医院同志们的一片热情泼上凉水，会不会给医院今后的工作带来不利因素，并且还责怪我：“是不是你向组织提出转院要求，这样做影响不太好啊。”我心里难受极了。谁能料到，他身披那件由蓝退白的陈旧大衣在高平车站向送行的同事们告别后，竟没能再回到三线看上一眼。 二伯父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同志们的困难，冷暖常常挂记在心。就在他病重时，嘴里念叨的都是一起工作的同事，念叨着总厂和分厂的广大职工。只要有三线前去看望的同志，他总要热情地问长问短，详细了解三线职工的生活怎样，蔬菜是否够吃，厂区环境是否又有了新的变化，同志们的实际困难解决了没有。他不仅对相互熟悉的同志关心备至，体贴入微，而且对不太熟悉的同志也是热诚相待。我清楚地记得，一九八零年，在廊坊地区人民医院住院时，医院安排他住到条件比较优越，安静舒适的老干部病房，但他担心会给医院的工作带来不便，就坚持住在了普通病房里。当时正值气候炎热的盛夏，每天晚上蚊子叮咬得不能入睡。厂里考虑他的病情这么严重，那能经得起蚊子的叮咬，就派人送去一顶蚊帐。他十分感谢组织对他的关心，但他首先考虑的是病友老马同志，执意不肯将蚊帐挂起。他说：“如果我钻到了蚊帐里，倒是避免了蚊子的叮咬，可那么多蚊子不就都集中到老马一人的身上了吗？我看还是两人分担开好。把蚊帐还给厂里，留给来京出差的同志们用吧。”听着他的这番话语，在场的人都深受感动。我们只好点燃蚊香，来解除他的痛苦。由于病情的不断恶化，给他输血的次数越来越多了，每当决定给他输血时，他总是以恳求的口吻对医护人员说：“我不能用别人的血维持自己的生命，还是把血留给比我更需要的病人吧。”只要身体稍有恢复，就坚持活动锻炼，尽量减少医护人员的负担。他以顽强的毅力去和病魔抗争，总想着要用自己的力量战胜疾病，渴望着早日回到工作岗位。他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平时既无抽烟的嗜好，也无饮酒的习惯，从不讲究吃穿。带在身边的一件蓝色大衣，不知过了多少个严冬，都已退成淡白色了，依旧舍不得换件新的。在患病期间，总要我给他做点家乡饭，最喜欢的就是南瓜米汤和子饭，酸菜饸饹山药蛋，始终保持着老区人民吃苦耐劳的好习惯。当时在一四五厂的日常饭食里，饸饹是最普通的面食，但制作饸饹的饸饹床却为数不多，在北京就更看不到这样的土特产了。当三线职工听说二伯父在病床上想吃点饸饹时，李小凤夫妇把自己的饸饹床交给我，让带到北京给他做点可口的家乡饭，并说：“郭师傅为厂里操劳过度病倒了，这点小小的要求一定能做到，愿他早日恢复健康。”简单朴实的话语，饱含了职工的一片真情，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就这样二伯父在病床上又尝到了可口的家乡饭。事后，他再三嘱咐孩子们把饸饹床还给物主，并向李小凤夫妇表示诚挚的谢意。一件小小的饸饹床，从三线带着职工对干部的关心来到北京，又从北京满载着一片谢意返回三线，这就是当时干群关系的一个真实写照。因家境的贫寒，二伯父从小失去了读书的机会，是党给他创造了学习的条件。在参加革命后，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文化水平才不断得到提高，并在实践中十分注重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事物，解决问题。当他躺在病床上，每天的第一件要事就是收听新闻广播，认真学习党的文件精神，配合厂里的中心工作，积极和看望他的同志们交换意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多年来，为三线的建设，他不知疲倦地操劳着：研究部署党的工作，召集党 的会议，做好人的思想工作，经常是从白天忙到深夜；不顾长途行车的疲劳，一回到厂里，就参加正在召开的全厂职工大会，及时把上级的指示精神传达到职工心中；向大自然进军，他不顾体弱多病，积极组织参加义务劳动，带头实干，宋家沟的荒山上流下了辛勤的血汗；带领职工艰苦奋斗，从不讲究生活条件优劣，在食堂和职工一起排队买饭，经常是站在最后，学习大庆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革命精神，全厂职工养成了过硬的优良作风；当他觉察到自己确实不能重返工作岗位时，就一直考虑退居二线后，如何当好顾问，为党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站好最后一班岗；就在他生命垂危的前夕，还在惦记着三线的建设，又一次把厂长叫到病床前，共叙衷情，了解情况，提出了他的想法和希望；他就是这样一个忠诚党的事业，一心为党工作的人。在厂党委的领导下，一四五厂的厂容厂貌，厂风厂纪有条不紊地发展起来，党委的坚强领导核心在全厂职工心中树立起了权威，正是由于这个领导集体的巨大凝聚力，才带出了一支思想过硬、作风过硬、技术过硬的职工队伍，才使这个三线企业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形成了一种具有北京老厂与地方特色相结合的宋家沟人的革命精神。二伯父离开我们已近三十年了，我深深地怀念他。经常回忆起他与病魔抗争的情景，回忆起他在三线建设的忘我工作，回忆起他对我的关怀与教诲。他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一生从事着极其平凡的党务工作，为党的印钞事业奋斗终生。就在这普通与平凡之中，处处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品德与风格：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实事求是、坚持原则，襟怀坦白、顾全大局，关心同志、平易近人，艰苦朴素、光明磊落。二零零八年底，我又一次回到思念已久的一四五厂，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追忆当年奋斗的足迹，有欢乐的笑容，亦有悲伤的泪水……仿佛二伯父还和我在一起，和我一起谈论国家大事，教我如何做人；和我一起在三线的食堂排队买饭，带我继承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和我一起在宋家沟的荒山上挥汗如雨，体验着创业之艰难；和我一起……和全厂的职工在一起！                                      郭建                              二零零九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