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三次来汉中

珍珠峰

　　今年的清明节就要到了，往年我们兄妹四人是一定要到寿阳山去祭奠父母的，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政府发布通告清明节期间停止祭扫活动，所以每个做儿女的只能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来悼念故去的亲人，回忆与父亲相处的岁月来寄托我对亲人的哀思。

我是兄妹四人中离开我们这个大家庭最早的一个孩子，对父母的许多印象都还停留在六十年代以前，少年时期的我很不懂事，除了上学多数时间整天在外玩耍，对家里的事情从不过问，也不关心。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天天早出晚归，忙忙碌碌，很少有时间在家陪我们兄妹，常常是我们放学后在饭桌前等着他下班回来吃饭。父亲对待工作兢兢业业，经常提前上班开会或者值夜班，但从未谈及过有什么补贴和报酬，尽管像一头勤勤恳恳的老黄牛，奇怪的是从未拿回过奖状或者奖品。父亲一生名利淡泊，为人谨慎谦虚，性情温顺，态度和蔼，极少发脾气。哥哥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父亲在外能应酬，在家能操持，虽未正式入塾，却能写会算，一生不求人。特别是秉性淡雅，从不遂名趋势，无论与谁合伙都能表现出绍兴师爷那种出谋划策于先，分享利益于后的风范，因此多被友人尊重”。

　　父亲在安民里老房子前留影

　　1968年12月，响应国家上山下乡的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那年我刚满16周岁，从此后漂泊异处，终在外地工作成家，常年不能看望和照料父母。72年初春母亲病重住院，我在阎良172厂学习培训，待我赶回西安，昏迷不醒的母亲未曾再看儿子一眼便悄然离去。2003年国庆节后当我接到父亲病故的噩耗赶到西安已是第二天下午，父母双亲离世前我都未在身边，是我做儿子一生中莫大的遗憾。

说起来也惭愧，当初虽在农村下乡插队三年，但还能经常回家看看，自参加工作后去了陕南城固，因交通不便每年回家的时间也就屈指可数，过春节、休探亲假或出差路过西安，能在家中与父亲短短相处几天。94年初夏我到临潼空军疗养院疗养，与我同住一室的单位职工，因家中有急事返回工厂，我将父亲从西安接来，陪伴他每天泡泡温泉、上午爬骊山捉蒋亭、游览华清池，下午在疗养院花园中散步、聊天拉家常，断断续续知道了一些家中的往事和父亲早年的情况，度过了父子俩人生中最愉快、也是最难得的一段时光。

父亲在安民里新盖的小二楼留影

　　80年我结婚不久，父亲便急匆匆乘火车来汉中看我，在青蛙塘（家属三区）住了有个把星期，工厂建在秦岭南坡延伸地带，七沟八粱纵横，只要出门爬坡上台阶是避免不了的，父亲不顾路途疲倦、精神十足地在家属区和厂房周边转来转去。所住的楼房南面是一大片稻田，夜深人静时青蛙“呱呱”的叫声彼此起伏，把睡梦中的人常常吵醒，但父亲且说他睡的挺好。我也明白父亲当年的意图，在他眼里我是一个毛手毛脚、叫人不放心的儿子，工作单位怎么样？婚后的生活过的如何？所以一定要亲自来看看心里才能踏实。就如当年我在高陵县农村插队，刚下乡没过几天父亲就风尘仆仆、不顾劳累骑了六、七个小时的自行车，来到我所在的村庄周边认真观察了一番，下午又匆忙赶回城里，对我母亲说道：“老黑下乡的地方不错，都是水浇田地，肯定在那儿能吃饱肚子，饿不着”。直到十多年后我的孩子长大，离开家在外地学习、工作，我才体会到了“儿行千里母担忧”的感受。

秦岭南麓下，绿荫环抱下的青蛙塘（家属三区）。

　　85年夏天父亲第二次来汉中，这时我已经搬到十栋四楼西把头的房子，火辣辣的太阳把屋内烘烤的如蒸笼，为了能让父亲休息好，我在二楼借了一套房子，将父亲安置在里面。几乎整个夏天父亲都是在青蛙塘——陕南秦岭南麓一个不知名的小山村度过的，每天清晨父亲早早起床到附近的山坡上去散步，呼吸凉爽的空气，然后到小食堂买些豆浆油条带回来。那几年工厂几乎没有军品生产任务，闲余之间我陪着父亲在厂区四处走走，他饶有兴趣问这问那：这个大厂房里是做什么的？怎么没有看到飞机啊？这条铁路通到哪里？记的是我要出差到北京办事，父亲才顺路和我一道回到了西安，还带了一大袋子山里的野猕猴桃。

97年我从偏僻的三区青蛙塘搬到了交通便利、热闹繁华的二区家属楼，这也是工厂新建第一批宽敞明亮、布局合理的封闭式住宅，我选了一套出门便利，不用爬楼梯的一楼。这一年已是80岁高龄的父亲第三次来工厂看我们，说来也是巧合，婚后我搬迁过三次家，父亲在每次新搬的地方也都住过。晚饭后我和运珍常陪他在厂区和周边农村田野上散步，他步伐稳健，谈话思路清晰，笑声爽亮，除了听力有些耳背，一点也不像八旬高龄的老年人，我暗自为父亲健康的身体感到庆幸。有次父亲独自一人顺着大路，走到他十几年前曾住过的青蛙塘看看，虽知返回时在厂区大转盘岔口迷了路，辨别不出哪条是回家的道，碰巧遇上了我单位的同事，青蛙塘老房子的邻居将父亲送回家来，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好在虚惊一场。

　　进出青蛙塘都要经过这条铁路和部装厂房

　　青蛙塘家属区修建于72年，父亲第一次来工厂看我，就住在四栋的二层。

　　这是父亲第二次来工厂住过的青蛙塘十栋。

　　97年父亲第三次来工厂，住在刚建成的二区四十九栋新楼房子里。

　　父亲的性格很温和，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喜欢看报纸、听广播，对社会上新的事物接受也较快。安民里老房子拆迁时，父亲坚持要给没有住房的妹妹一套房，并未像其他老人有传统的家产传男不传女的思想，我也赞同父亲的观点：在家庭财产上儿女应当一视同仁，家里房子问题的妥善处理，证明了父亲的传统观念并不守旧。父亲思想开明也从不干涉我们个人的私事，所以兄妹四人的婚姻都是自己做主决定的。我们小时候他常用“二十年前去偷油，钢刀砍断木勺头，儿孙自有儿孙福，何为儿孙做马牛”的故事告诉我们，人要自立、自强、靠自己不要依赖家庭或他人。并用“千里上书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的家乡传说《仁义胡同》教育我们做事要宽宏大量，对人要友善体谅。得于父亲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我走向社会后，处理人与人、家庭与工作等关系方面，形成了豪爽大度，宽人于己，不斤斤计较，乐于助人的性格。

父亲退休后一直和哥哥、妹妹在一起居住，母亲去世前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很少做家务活的，自退休后买菜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照看孙辈样样都干。我在西安养病期间因运珍在厂里要照看上学的儿子，我的起居都是父亲忙里忙外在照料，看着大热天父亲光着膀子汗流夹背地在小厨房给我做饭，心里多次自责是自己连累了年迈的父亲。

　　八十年代父亲、哥哥和我在安民里老房子前合影

　　这些年谈到孩子们在当下社会，靠自己打拼挣钱养家确实不容易，联想到父亲年幼家遭不幸，十二、三岁便随族人离乡背井，长途跋涉、颠簸步行数百里从河南来到西安谋生，他饱经沧桑、靠自己聪明才智，勤奋历练才在城市中有了立足之地。和我16岁下乡插队劳动挣工分自食其力，儿子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相比，不知付出多少倍的辛苦！他的创业勇气值得晚辈们赞誉和学习。我更敬佩父亲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靠顽强毅力，吃苦耐劳的精神改变了个人的命运，也成就了我们这个家庭。在新中国初期与六十年代自然灾害的艰苦岁月里，和母亲同甘共苦、精打细算、耗尽家财哺育了我们兄妹的成长，父母的恩情重于泰山！永远的活在我们儿女心里！

2020年清明节前夕

　　与“书到用时方恨少”一样，编写纪念父亲的美篇时寻遍相册，竟然没有找到一张父亲三次到汉中的照片，连我与父亲生前的合影也寥寥无几，确实是我难以弥补的疏忽，唉！又多了一份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