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考文武双进士陈延军律师

陈延军“文武双修”,1995年国家律师资格考试中超越录取线13分通过了国家律师资格考试,2013年11月在首届武术国考中以高分取得“中国武术高段位七段”称号,被称为“当代国考文武双进士”。中国武术高段位七段、国家级段位考评员指导员、国家一级武术裁判,现任中国武协市场开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武协监事。 现任北京律协军民融合专委会副秘书长,现从事山西军史方面研究。

盂县位于山西省阳泉市北部,是春秋时期仇犹古国所在地,具有2500多年的悠久历史,有忠义之乡、进士之乡的美誉。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军长赫光

2016年2月,陈延军在中国军史上首次提出:山西盂县清城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成立的第一支红军正规军红二十四军诞生地,史称“北方井冈山”。


红24军之所以选择在盂县境内的清城为起义后行军路线中的第一个集结地和成立之地,绝不是偶然的,究其原因,


一是因为全国革命斗争形势向好的方向急速发展,根据地不断巩固与发展,红色区域逐步扩大,中共山西特委决定抓住机遇,在平定高桂滋部武装起义成功后,在北方创建工农红军,依托五台山,开辟建立晋东北广泛的苏区根据地,同时加快了山西党的军事、兵运和在晋东北一带地区建立党组织工作的步伐。3月间, 包括盂县在内的晋东北四县中心县委建立后,中心县委在盂县开展过党建工作,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二是清城系盂县东南重镇,经济发达,商贸兴盛,系交通枢纽和晋东铁业产品物流集散中心,文化教育比较先进,为其时中共早期共产党人高君宇和山西省特委书记刘天章的好友,进步文化名人高长虹和山西早期共产党人高远征的故乡;


三是清城地处重要军事战略交通地位,东可制约尾随而来的追兵,西有行车大道通达阳曲、忻州,而且与太原方面通讯联系比较快捷,等等。对此地这些基本优势省特委书记刘天章等领导是熟知的,所以确定把清城作为行军路线中起义部队的第一个驻军之地和红24军的成立之地,拟在此开辟和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而发展晋东北广泛的红色区域。但是,便利的交通条件和距平定较近等实际情形等也给敌人提供了方便,平定兵变后仅几日,高桂滋即命骑兵连和步兵团会同井陉、盂县、五台等部对红24军设法堵截追击,很快追至清城村.红24军不得以放弃在清城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打算,斜出牵牛镇、河底、韩庄、西南舁,边战边走,同追敌进行了艰难的周旋.后挥师北上进入河北省平山县境内。

山西省特委书记刘天章

据了解,红24军纪念馆是我国首个纪录北方第一支红军正规军红24军历史的专题纪念馆。红24军纪念馆里的图片资料、实物也第一次系统、全面地梳理、回顾、还原了红二十四军从平定起义、盂县创建、阜平建政、晋北扩红到陕北苦战直至失败的全过程。 1931年7月4日,中共山西省委领导驻平定地区西北军高桂滋部第十一师一部发动武装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参谋长刘德铭,政治部主任刘子祥。下辖两个团,共1100余人。 1931年7月5日,平定起义后在盂县清城组建的红二十四军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创建的第一支红军正规军。 1931年7月27日,红二十四军在河北省阜平县创建的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是我国北方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被当时报纸称为“北方之朱毛”,震动全国。 山西省阳泉市及其所属的平定县、盂县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创建工农革命武装力量的源头。(记者 张福锁 秦铭明)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


1931年7月,中共山西省委领导驻平定地区西北军一部发动武装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军长赫光,政治委员谷雄一,参谋长刘德铭。下辖两个团,共1100余人。但当该军转战到河北阜平后,连战失利,赫光、谷雄一先后被敌逮捕杀害。红二十四军又转入陕西与敌展开斗争。此时,军长为蒲子华。最后因势单力薄,终于失败。1931年9月,红二十四军余部加入陕北红军。1933年8月编为陕北红军第三支队,后成为红二十七军一部。


中文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

军长赫光

政治委员谷雄一

副军长窦世雄


基本情况

1931年7月4日,中共山西省委,领导驻平定地区西北军 高桂滋部第十一师一部发动武装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参谋长刘德铭,政治部主任刘子祥。下辖两个团,共1100余人。7月18日,但当该军转战到河北阜平后,连战失利,。8月9日,在张学良命令下,石友三部下沈克诈降红二十四军。红二十四军领导轻易中计,在两天内被其诱杀殆尽。余部推举参谋长为军长,赫光、谷雄一先后被敌逮捕杀害。9月初转战渡过黄河,进入绥远,受到傅作义的围剿,无法立足,刘失踪,继任军长蒲子华亦很快阵亡。残军于内蒙古两岔河彻底战败。红二十四军又转入陕西与敌展开斗争。最后因势单力薄,终于失败。1931年9月,红二十四军余部加入陕北红军。1933年8月编为陕北红军第三支队,后成为红二十七军一部。


红色档案

当时的中国:国民党清党反共,大革命失败。北伐战争后,中原大战爆发,并以蒋介石的胜利而结束。


当时的山西:中原大战后,阎锡山被迫下野,一度避居大连。


1930年中原大战,以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失败而结束。阎锡山以守备区的名义,将所有晋军派驻全省各区,加上败退到山西冯玉祥各部,总数达到25万人左右。


大量军阀部队在山西的存在,给山西人民带来沉重的苦难。而各军阀部队之间互相排斥、倾轧,冲突日趋激烈。


冯玉祥部高桂滋的十一师,属于杂牌部队,被排斥得更加厉害。军官们勾心斗角,对士兵又压迫剥削,导致生活苦不堪言。


不过,高桂滋部内,早在1926年,就有共产党员活动,赫光、苗广义、刘明德、蒲子华等在大革命失败后,因未暴露身份,在高部继续工作,发展党员,影响争取进步军官、士兵,有的营长、连长是共产党员,有的连队已被党组织控制。


面对这种情况,刚成立的山西省委决定在高桂滋第十一师的3个团举行兵变,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在五台山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


正在紧锣密鼓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时,在十一师担任排长的共产党员刘玉珊被逮捕入狱。为避免党组织被破坏和起义夭折,山西特委书记刘天章决定提前起义,时间定在1931年7月5日零时。但起义前,一个地下党员在酒醉后,竟然泄露了起义的秘密。起义被迫又提前了半个小时。


4日晚11时30分,山西省省委委员、军委委员谷雄一向集合到平定县城隍庙的第一团的8个连1200余人宣布起义。因第一团提前行动,第二团、第三团的进步官兵未能及时响应,只有第三团的部分官兵借口了解情况离开驻地,和第一团会合了。


7月5日,起义部队在盂县清城村外集结整编,谷雄一宣布起义部队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赫光担任军长,谷雄一担任政治委员。成军后,红二十四军按照原定计划向五台、定襄方向转移。因为五台县敌军驻有重兵,红二十四军决定在晋冀交界的河北阜平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


18日,部队进入阜平县城,开仓放粮、释放政治犯,并于7月26日召开大会,宣布阜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这是共产党在北方建立的最早的苏维埃政权。


可惜的是,新生的阜平县苏维埃政府被张学良收编了的冯玉祥残部利用诈降计绞杀,军长赫光被害,政委谷雄一被捕(后被害于北平),红二十四军由刘明德(红二十四军参谋长)率领转战全省各地,并在河曲渡河到达陕北,后在陕北被敌打散,少数人编入陕北红军。[2]

主要功绩


●1931年7月4日,在山西省平定县爆发的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领导的唯一一次成功的武装起义


●1931年7月5日,平定起义后在山西省盂县组建的红二十四军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创建的第一支红军正规军


●1931年7月27日,红二十四军在河北省阜平县创建的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是我国北方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


●山西省阳泉市及其所属的平定县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创建工农革命武装力量的源头

红二十四军与扩红


“扩红”一词来自于红军。“扩红”就是扩大红军影响,扩大红军队伍,壮大革命力量的意思。它是红军的基本任务。可以说,每支红军队伍都有自己的“扩红史”。提起“扩红”,人们并不陌生。打土豪,分田地,建政权,当红军。红军“扩红”,民间“闹红”,两者构成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风俗画。有红军,就有“扩红”的故事。红二十四军同样如此。


红二十四军“扩红”分两个阶段:一是在革命高潮和顺境中“扩红”,即1931年7月4日平定起义至8月11日遭遇暗算。二是在革命低潮和逆境中“扩红”,即1931年8月12日阜平转折至10月上旬兵败神木。可以说,红二十四军“扩红”,既伴随着它清城立旗、一路狂飙的成长壮大,又伴随着它历经挫折、功败垂成的挽歌终曲。


话说红二十四军在河北阜平遭遇重大变故,新军部率领队伍转移,一路回师山西,锐气依然不减,继续“扩红”。


《灵丘县党史志·前言》中言道:“1931年8月,共产党领导的红二十四军在阜平建立苏维埃政权,打土豪斗恶霸,开仓济贫,对灵丘人民震动很大。红二十四军在阜平受挫后,向陕北转移经灵丘,在灵丘南山下关休整期间,不仅军纪严明,而且召开群众大会斗争恶霸地主赵大吹(从阜平城押出的地主),宣传群众,让灵丘人民在黑暗中得到了光明和希望,不少青年报名加入了红军的行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中国共产党大同历史1925-1949》言道:“1931年8月,在山西平定县城武装起义后改编成的红二十四军,由于在阜平遭到反动军队的袭击,遂在参谋长刘明德的率领下,西进到大同地区,先后转战于灵丘、浑源、应县、代县、左云、右玉、平鲁、偏关等地,后于河曲县强渡黄河入陕。这支工农革命武装,在大同地区虽然停留的时间很短,但却在大同地区撒下了革命的火种,为后来大同地区创建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右玉县志·大事记》言道:“民国二十年九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一部,途经右玉时,向意图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和共产党的主张。”


关于红二十四军“扩红”队伍的情况,以上寥寥史载没有具体的数字佐证,不过我们有据可考的是,红二十四军从盂县成立时由平定起义带出共1000余人。“到河北阜平县编制完竣”,“参军人数在几百人”。遭遇变故后,“与白军沈克部大战数日,赫光同志等牺牲”(见王子固给二儿子王淏家书)。又“从阜平有序撤离,经过长途行军和大小数十次战役”进入塞外,战力消耗不可小觑。“过黄河前,不少人领了路费回家,队伍剩下了800多人”(见李德平著《红星照耀北国》)。


倘若不是积极有效的“扩红”,无论如何不能想象,红二十四军在兵员消耗甚大,且有遣散人员的情况下,却依然鼓角连营,雄风不减,展示出“八百壮士过黄河”的英雄画卷!


当然,“扩红”不仅看队伍,还要看影响。尤其是红二十四军处在革命低潮和逆境中的“扩红”,仅仅盯着数字,那就是战略上的短视。因为此境此时的“扩红”,往往是播种人播下的看不见丰收的革命火种。


令人不甘的是,红二十四军于10月上旬在神木两岔河全军覆没。然而红二十四军去了,“扩红”依然继续……


红二十四军在阜平遭遇变故后,第二任军长刘明德一面组织部队转移,一面派牛清明赶往太原汇报工作。随后,中共山西特委书记刘天章决定亲自前往领导红二十四军工作。他立即带领山西特委军委书记(委员)梁子修和“娃娃县长”牛清明一同行动。由于敌人的强大和我们的稚嫩,红二十四军“八百壮士过黄河”的英雄画卷,最后竟成了梁子修和牛清明残阳如血、西风古道上的“双英会”。《神木县军事志·大事记》记载:“民国二十年(1931)9-10月,红二十四军由陕西转战神府一带,遭国民党井岳秀部追剿,后失败。陕西特委派来联络红二十四军的梁子修、牛清明亦被捕入狱。不久,梁、牛获释,来神木南乡隐蔽并协助中共南乡区委开展工作。根据他们的建议,神木南乡区委组织了一支10余人的临时特务队”,这支临时特务队拉开了神木南乡武装斗争的序幕。后来,它演变成1934年9月18日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三团,该团初期的主要领导人均出自陕北红军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又后,红三团“千人之师”,被编入贺龙领导的八路军120师警备6团,沿着当年红二十四军的西出路线东进抗战,取右玉,袭左云,北入绥南,参与建立绥南和雁北抗日根据地。也正源于此,《神府红军传》作者、陕北红军研究专家杨文岩指出:“在陕北这块黄土地上,最早来到的共产党领导的正规军队是红二十四军。正是因为有红二十四军的出现,才启发了刘志丹、习仲勋、谢子长等人开辟红色根据地。也正是因为红二十四军,启发了陕北革命斗士,共产党也可以成立自己的正规红色革命武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红二十四军是陕北红军之根’。”足见红二十四军对于陕北正规红军创建的战略影响。


让我们把思绪重新拉回到河曲黄河渡口。红二十四军过黄河之前,许多阜平的红军战士踏上了返回家乡的路途。河北阜平县党史专家陈守兰言道:“但中途因各种原因跟部队失散后,就在当地以商人、农民身份‘潜伏’下来。1935年‘何梅协定’后,他们通过内线联系陆续回到家乡,秘密进行革命宣传,恢复党的组织,动员人民准备抗战。阜平籍红二十四军战士返乡恢复党的组织,继续进行革命,由于是秘密活动,所以并不为人所知。……到1937年115师挺进华北时,也有党员300多人。抗日战争期间,阜平成了晋察冀党委、军区驻地。日军虽进行过无数次惨绝人寰的大扫荡,但始终未能在一个村庄建立起敌伪政权。直到解放,敌人从未攻破阜平这个完整的革命根据地”。毫不夸张地说,红二十四军在阜平的“扩红”工作为6年后中共在晋察冀创建根据地奠基。由此,阜平县成为中国革命的“北方红都”。


我们为什么说红二十四军是一颗照耀北国的红星?其理由主要有三点:第一,红二十四军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创建的第一支红军正规军。这是由它的革命资质所决定的。第二,在国民党反动派看来,红二十四军是“北方之朱毛”。这是由它的革命对象的历史评价所决定的。第三,红二十四军是陕甘宁、晋察冀两大根据地(解放区)的“根”与“基”。这是由红二十四军“扩红”对于中国北方革命格局所产生的战略影响所决定的。这便印证了敌人的那句话:“事实虽小,情节甚大”。这个情节,绝非仅仅是红二十四军平定起义、盂县建军、阜平立政那般呼天唤地的英雄豪举,更是红二十四军“扩红”的星星之火燎原而起的北国风景!


红军“扩红”靠什么?靠理想、靠信念。但我更要说靠行动、靠牺牲。记得2011年我跟随“追寻红二十四军足迹”采访组一行走村过寨,有关红二十四军口口相传的碎片记忆,要远比那些珍贵且呆板的史料记述生动许多。在大昌汗村,李怀志老人动情地告诉我们,红二十四军路过这里时正遇老天大旱,河里没有水。为了不扰民,他们光在路上走,宁喝马尿解渴,绝不打扰百姓。顿时,我们的泪水夺眶而出……

革命实践告诉我们,在革命高潮和顺境中“扩红”,从队伍的数量上可以显现,而在革命低潮和逆境中“扩红”,队伍的数量上是无法显现的。因为共产党人是在人民心中“扩红”。这支植入人心的“扩红”所组建的没有着装的队伍是永远无法统计的。


沧海桑田,硝烟弥漫的战场早已化作塞北绿洲。昨日的厮杀和枪声也已被人们的欢歌笑语从尽头隐去。那么,当年红军的“扩红”是否就此走向终结?答案是否定的。硝烟去了,战士还在。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扩红”早已成为每一个革命战士的终身使命。红二十四军“扩红”的故事在和平的岁月中穿梭,在幸福的日子里传递。


出于种种历史原因,解放后在大同街头拉板车的牛清明,对党的信念毫不动摇。他为自己的6个孩子,按照年龄顺序,依次取名牛曦、牛曙、牛智、牛暾、牛晴、牛旭,偏旁皆为“日”,意为“成长离不开党的太阳。”希望儿女们能够继承他的信仰和事业,将党的奋斗进行到底!


副军长王子固是幸存下来的红二十四军唯一高级将领。1952年,他在给二儿子王淏的一封家信中谈到了“叔父乐于当地主”这样一件家事:王子固的弟弟在抗战期间曾经当过两次伪保长。土地改革时,群众提出他的罪行,并把他的成分定为地主。之前,王子固给他谈了土改的真理,告诉他没收土地对自己和大家都有利。弟弟很赞成哥哥的话,便很高兴地接受了“地主”的事实,从此劳动还更加积极了……

共产党就是这样,通过每一个党员身边的“扩红”行动,将亿万人民紧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去向着太阳迅跑!


红二十四军的史实告诉我们,“扩红”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代代相传的光荣传统。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扩红”永远是长征。


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讲述红军的故事,那是因为长征的故事属于红军。然而讲述红二十四军的故事,却不是因为红二十四军走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而是因为红二十四军也是一个关于红军“长征”的故事。

北方第一支红军正规军红24军的最后归宿


  1931年7月4日,以赫光、谷雄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平定县举行武装起义,并于次日在盂县清城创建了中国北方第一支工农红军正规军——红二十四军。随后,这支军队转战河北阜平,成立了华北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府——阜平县苏维埃政府,被当时报纸称为“北方之朱毛”,震动全国。

  在国民党沈克部“假投降”计策的围剿下,年轻的红二十四军由于骄傲轻敌,轻信上当,在河北阜平县遭遇重大变故和挫折。面对困境,红二十四军当机立断,迅速组成由刘明德担任军长的临时军委,率领队伍有序转移,一路回师山西,依然不减锐气,继续征战“扩红”,进一步扩大红军影响,壮大红军队伍及革命力量。


  1931年8月,红二十四军在新任军长刘明德的率领下,西进到大同地区,先后转战于灵丘、浑源、应县、代县、左云、右玉、平鲁、偏关等地。虽然他们停留的时间很短,但却在大同地区撒下了革命的火种,为后来大同地区创建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红二十四军从史家寨、段庄一带撤出阜平,向灵丘方向转移。撤走途中,一部分红二十四军战士并没有跟随大部队离开,而是出于保存实力的需要,悄悄“潜伏”下来,为以后共产党在阜平的武装革命推波助澜。


  红二十四军大部队撤出阜平后,选择在山西灵丘境内南山下关一带休整。其间,红二十四军不仅军纪严明、指挥有序,而且积极发动群众,沿途宣传党的主张和革命真理。曾经在阜平县呼啸一方的恶霸地主赵大吹(赵义生,也叫赵宗周),被红二十四军进入阜平后逮捕,也被一路押出带到灵丘,成为活生生的反面教材。


  在下关召开的群众大会上,红二十四军就赵大吹的恶行进行揭发斗争,发动群众接受党的主张,开展武装革命,争取自己当家做主,让灵丘人民在黑暗中得到光明和希望。经此宣传,当地不少青年报名加入红军的行列。途经右玉梁家油坊一带时,红二十四军借部队休整期间,积极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和共产党的主张,在杀虎口内播下革命的火种。


  红二十四军行经晋北应县小石口之际,听说那里有敌军驻扎,红二十四军派出便衣侦察,提前封锁了道路。小石口是个大堡子,敌人驻扎有两个连一个营部。红二十四军连夜急行军,在天未亮前赶到,并声东击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歼守敌两个连,大获全胜。这次战役中,红二十四军虽然没有受到重大损失,但第一纵队队长靳澍生在战斗中不幸受伤,这为后来的战役埋下隐患。


  红二十四军所到之处,坚持打土豪分田地,宣传党的政策,播撒革命火种。在扩展壮大红军队伍时,他们依靠坚贞的理想信念和行动牺牲阐明党的主张,从不轻易打扰百姓。当时值老天大旱,河里没有水,他们宁愿喝马尿解渴,也绝不骚扰百姓,感召当地群众加入革命队伍。


  正是因为积极有效的“扩红”,红二十四军在兵员消耗甚大且有遣散人员的情况下,依然鼓角连营,雄风不减。


  晋北地区的国民党部队,一直没有放弃对红二十四军的围追堵截。在右玉一带,国民党晋军骑兵司令赵承绶的骑兵一直追在红二十四军身后。红二十四军在一边沿路宣传扩红、一边作战的情况下,来到保德县、河曲县境内。


  此时,盘踞陕北多年的军阀井岳秀接到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的密电,已经加强了对渡口的戒备,将沿河船只都强令集中到了黄河西岸。后有晋军追击,前有黄河挡道,摆在红二十四军将士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安全、迅速渡过黄河,并避免与井岳秀部队正面交锋。


  红二十四军在河曲、保德之间沿河一线转移徘徊,但始终无法确定渡河地点。参谋长蒲子华决定带两名同志偷渡黄河,到对岸的府谷、神木联系地下党组织。


  就在蒲子华过河侦察时,一些士兵由于参军当兵仅仅是为了活命吃粮,加上又要过黄河,感觉前途未卜,对革命前途失去了信心,提出要离开部队。红二十四军领导同意了这个做法,在过黄河前发放路费,让一些不愿意渡黄河到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士兵回家,这时剩下的队伍尚有800多人。


  柴汗生(柴浩)是陕西府谷人,是蒲子华在榆林中学读书时的同学,早年参加革命,一直从事地下工作,彼此都很熟悉。蒲子华等渡过黄河后便与柴汗生取得联系。当时,柴汗生建议红二十四军从保德县境内渡河。但侦察后发现,保德对岸渡口附近有井岳秀重兵把守,红二十四军一旦渡河势必与敌交火,会引来更多的敌人围攻。


  出于安全考虑,蒲子华否定了这个提议。接着,蒲子华又对河曲对岸的渡口进行侦察,最后决定从河曲楼子营、娘娘滩渡河,在太子滩、榆树湾(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一带登陆。确定了渡河地点后,蒲子华请柴汗生等地下党的同志帮忙寻找船只,并约定9月4日将船带到河边后返回了河曲。


  在河曲县境内渡黄河时,蒲子华带领60多名骑兵先到岸边,将对岸的船只押过东岸,用了大约两个小时,800多人全部渡过黄河,进入府谷县东北的十里长滩(当时属河曲四区,今内蒙古准格尔旗长滩乡境内)。第一纵队队长靳澍生在山西境内的战斗中身负重伤,也被抬着过了黄河。


  1931年年9月下旬,塞外人烟稀少,天气忽冷忽热,晚上开始转凉,红二十四军将士们衣着单薄,长途跋涉,部队困难重重,士气低落。加之长期转战晋、冀、陕三地,沿途不断遇敌袭击,得不到休整和补充,敌人的反动宣传导致红二十四军所到之处群众逃跑一空,吃住都成了问题,给养失去来源,部队疲惫不堪,军心有所涣散。在这种情况下,军党委决定部队在十里长滩休整,同时派蒲子华前往中共山西特委汇报情况并要求增派干部。

红二十四军在十里长滩休整期间,蒲子华来到太原向中共山西特委汇报工作并要求增派干部,以加强对部队的领导。蒲子华到太原后遇到了蒲政平,并将红二十四军过黄河的情况告诉了他,同时得知中共山西特委书记刘天章等已赶往陕北去寻找红二十四军。中共山西特委要求蒲子华立刻返回部队。没有路费,怎么办?蒲政平把自己的毛衣当了几块钱,给蒲子华做了路费。


  就在参谋长蒲子华星夜兼程赶赴太原向中共山西特委汇报时,红二十四军神速西渡黄河的消息也不胫而走,迅速传遍神府地区,人民群众奔走相告,偷偷传递消息:原来共产党在北方还有一支正规军,已经到了陕北。


  消息震动了国民党陕西省主席杨虎城,急忙电令井岳秀严密堵防。井岳秀急忙从延安调回了在他看来战斗力最强的高双城部加强榆林防务,并命令其余部队进行堵击围剿;另一方面,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也派出骑兵、步兵,对红二十四军进行追剿。


  蒲子华离开部队时就与继任军长刘明德约定,一旦遭遇敌人追击,部队就边打边撤,向榆林方向迂回,等待时机一举攻下榆林建立根据地。蒲子华走后不久,傅作义的骑兵就向十里长滩扑了过来。按照原来计划,刘明德等率领部队迅速撤离十里长滩。


  红二十四军刚离开十里长滩,就遭到了井岳秀部驻府谷的段佑安(另说也叫段幼庵、段振西)团的阻击,战斗不到半个小时,红二十四军就打败了敌人的阻击,歼敌两个连;部队进至麻地沟梁龙头(今府谷县麻镇)时又遭到了段部赵保山连与蒙地韩静山自卫队的袭击,也同样被红二十四军击溃。随后部队经府谷的皇甫、清水到达了木瓜堡附近,从太原汇报情况返回陕北的蒲子华在此期间也回到了部队。

  当时府谷县的地下党组织已遭到破坏,木瓜堡地下党组织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了红二十四军的活动情况。红二十四军还未到达陕北时,木瓜堡地下党组织就分析红二十四军很有可能会到陕北。红二十四军进入陕北后,区党支部书记傅可成多次召集宣传委员孙计一、组织委员张文玉等召开支委会,研究迎接红二十四军的问题。会议决定,首先做好迎接红二十四军的舆论宣传工作,主要宣传红二十四军到达陕北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其次做好木瓜驻军王国安连长的思想工作,为红二十四军不费吹灰之力进入木瓜创造条件。


  说服王国安的工作交给了孙计一。孙计一在木瓜堡学校当老师,王国安的小儿子正在该校上学。孙计一利用师生关系,多次与王国安进行交涉沟通,叫其在红二十四军路过时不要阻击。经过交谈,还真是起了作用,最终王国安同意让红二十四军进入木瓜堡。


  当红二十四军经麻地沟、皇甫、清水到达木瓜堡时,正值学校秋季开学不久,果然王国安的部队没有堵击。但为了对井岳秀有所交代,防备自己被吃掉,王国安命令士兵在红二十四军进入木瓜堡时在两边山上打了一下应付了事。就这样,在木瓜堡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红二十四军兵不血刃进入木瓜堡。


  红二十四军平安地进了府谷县木瓜堡,才缓了一口气。在这个时候,最需要冷静地分析一下大局,讨论好下一步行动,定出一条正确的进军路线来。可惜,本来已经赶到府谷的刘天章,为了营救同行来到府谷、被敌人怀疑扣押的山西省特委委员牛清明和梁子修两位同志,耽误了时间,没有能追上部队,致使红二十四军一直处于盲目的行动中。


  与此同时,陕北的井岳秀却及时地发现了他的不佳形势。因为红二十四军过黄河来到陕北,本身就跟陕北红军成为犄角之势,他们一旦立住脚跟与陕北红军相呼应,那么榆林势必危在旦夕。所以,他马上把所部最精锐的高双成旅从延安调回榆林城防,把反共最出力的刘润明(刘滋庶)旅急派神府驻防。他特别告诫神府二县驻军,绝对不能让这支红军沿河南下。如果让其南下与沿黄河畔的神府南乡红军一结合,那就等于放虎归山、鱼入大海,别再想撼动他们。与此同时,四处征战的红二十四军在大昌汗等地,与坐镇绥远的绥远省代主席傅作义的部队不期而遇。更大的“围剿”挑战正虎视眈眈地等待着他们。


  当时在红二十四军面前有三条路。一条是打开府谷县城,阻住神木来敌,及时沿河南下,凭着神府南乡党和群众“闹红”的基础,先立住脚跟,然后向陕北红军靠拢,谋取临近小县城镇,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是当时红二十四军力量完全可以实现的。一条是跨出长城进入伊盟,虽避开了井岳秀的正面强攻,可是长期流动作战,而且所过之地人烟稀少,补给困难。一条则是沿长城西进,正面作战,去打榆林。这虽有明确的目标,可当时的红二十四军,接连行军打仗,久已疲于奔波,失去补充,不论武器弹药还是战斗人员,再继续与强敌正面战斗,力量上根本不能支应。然而,红二十四军领导方面对敌我力量估计错误,偏偏选择了最后这一条没希望的路。所以,不仅没有躲开正面敌人的阻击,反而孤军深入,朝着敌人设置下的“口袋”里钻去,企图打下榆林来定大局。这就把部队带向绝路!


  红二十四军自从府谷激战之后,便兵分三路,一路从伊盟绕道西行,一路沿长城直接向榆林方向前进,另一路由于有行动不便的伤号,就隐蔽入乡村慢慢绕道迂回推进。三路都是西向榆林进发。其间,红二十四军在陕西与内蒙古交界的杨淝峪、哈业乌苏(素)、大昌汗沟、王子旗、新庙等地与敌军进行了多次英勇顽强的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追击部队。


  9月、10月之交的某一天,虽然经过沙漠无人区的艰苦行军,红二十四军将士还是依然按照原定计划来到神木县瑶镇(现为锦界镇)附近的窝兔彩当、渡口一带会师,准备南下出其不意攻打榆林,然后建立根据地。这里明代长城遗迹隐约可见,由东北向西南贯通神木县境。长城以南的地名均为汉语,长城以北则有汉语地名、蒙语地名、蒙汉语合用地名,像窝兔彩当、尔林兔就是不折不扣的蒙语地名。蒙语中的窝兔彩当是长形碱地之意,尔林兔则是容易使人迷路的地方。


  此前,个别部队领导在分路突围途中不是积极设法突围,甩掉敌人,转入有利地区继续和敌人战斗,而是擅作主张,把希望寄托在谈判上,企图通过谈判取得敌人的让步。而且在谈判当中,谈判代表被收买。这一切当发生在三路会合之前,而其他两路并不知情。当会合一处后,被收买的谈判代表竟然策反其他部队领导人,劝说大家向敌人投降。蒲子华、刘明德、王子固等坚决反对,断然拒绝。这个谈判代表见劝降不成,竟然离队而去。部分战士见此情形,也萌生退意,而且有人离开。军心动摇,部队无法控制,红二十四军面临严峻形势!


  在府谷木瓜堡突围时,刘明德奉命寻找已到神木、府谷一带的刘天章汇报部队突围以及攻打榆林等计划,此时也已返回部队。面对严峻现实,蒲子华、刘明德、王子固等不得不反思此前的作战计划,发现攻打榆林的计划显然不切合实际,而且行军过于艰苦。那么队伍接下来该到哪里去?一个早就应该付诸实施的作战计划随之产生——再图府谷,但可惜为时已晚。为了保证新计划的实施,蒲子华决定像跨越黄河时一样亲历险境,独去府谷,一探虚实,进行正确有效的军事侦察。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与红二十四军将士就此永别,再没有会面的机会了。因为此后不久,红二十四军就被打散了,而且自己也在府谷被捕,随后被押回榆林,英勇就义。


  长期作战、得不到休整的红二十四军由于成立时间早,群众基础较差,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增援,寡不敌众,伤亡惨重,最终在榆林以北的两岔河(圪丑沟河与秃尾河交汇处)失败,随后被缴械收编。


  中共山西特委书记刘天章赶到陕北神木南区,参加了南区党委召开的紧急会议,决定由府谷县的高宏轩和神木的刘心田(刘北垣、刘长德)、王宗光等协同自己追赶寻找红二十四军,计划找到部队后带回党组织基础较好的神木南区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他们昼夜兼程,追至榆林以北的石板太等地,从当地老百姓口中得知红二十四军因寡不敌众,在战斗中伤亡过重而在两岔河失败。


  10月上旬,刘天章为了探听蒲子华等同志的下落,又冒险深入井岳秀的老窝榆林城内。刘天章发现敌旅长刘滋庶(刘天章曾经的同学)在大街上巡逻,而且不断注视自己,赶忙躲进一个饭铺,随即迅速撤到榆林城外二三十里的海会寺村。次日得知榆林城城门紧闭,街上断绝行人,蒲子华壮烈牺牲。


  随后,刘天章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回到神木沙峁镇,参加了神木南区区委召开的紧急会议,分析总结了红二十四军失败的教训。会后离开陕北,返回太原,次日也就是1931年10月21日因叛徒出卖第四次被捕入狱,不久牺牲。


  其间,化名牛耀祖的牛清明渡过黄河进陕北寻找红二十四军,不幸被捕。经刘天章设法营救,5个月后出狱。出狱后,在神木南乡协助当地党组织成立了一支由10多人组成的临时特务队,继续开展革命斗争,播撒革命火种,拉开了共产党在南乡进行武装革命的序幕。


  指挥和参加进攻红二十四军的国民党要员和主要部队有:国民党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陕西省主席杨虎城、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及正太护路军高桂滋部第一师,以及井岳秀的第八十六师。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政府的影响下,发动了“西安事变”,从而促成了国共合作全国抗战的新形势,他们的举动已经表明他们回到了人民的立场上。傅作义在平津战役中率部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改编,从而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井岳秀的第八十六师于1949年6月1日随国民党二十二军在榆林起义。高桂滋,毛泽东曾经给他写过亲笔信,争取他到抗日的人民阵营里来。抗日战争时期,高桂滋部曾经和八路军合作抗日,抗战胜利后,由于不满国民党的内战政策,被剥夺军权。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他不愿意和国民党一起逃到我国台湾而留了下来,最后回到了人民怀抱。


  红二十四军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国北方燃起了扑不灭的革命火焰,红二十四军所从事的伟大事业,最终却把它的对手给征服了。红二十四军先烈们的热血,浇灌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花!

  试析北方红军的组织策划者为什么是刘天章

开篇之前,首先得廓清三个概念。第一、红军是指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1928年5月,经中共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工农革命军正式定名为红军。1930年后,又逐渐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北方指中国秦岭-淮河以北地区,包括黄河中下游晋、陕、甘、豫、冀、鲁、蒙、东三省、京津地区以及江苏和安徽北部。第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前,中国北方出现的红军队伍主要有哪几支?红二十四军(1931年、山西),红二十六军(1932年、陕甘边),红二十七军(1935年、陕北),红三十二军南满游击总队(1932年、吉林),红二十五军(1935年由鄂豫皖长征而来)。 接着,说回本文的主题:北方红军的组织策划者为什么是刘天章呢? 因为他是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和红二十四军的具体策划领导者,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又和这两支队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谈到北方红军,刘天章的历史功不容抹杀。虽然,今天已经有太多的人,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甚至闻所未闻。 那么,又是哪些原因促成了刘天章的历史功勋呢? 笔者以为,首先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全国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当然事实上是以南方居多)在国民党力量比较薄弱地区的蓬勃发展; 其次是刘天章在共进社的重要影响和国民二军创办学生军的经历。刘天章是《共进》半月刊创刊(1921年10月)和共进社正式成立(1922年10月)时创始成员中唯一的中共党员(1921年7月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创始成员中唯一和该社后期领导者共事时间较长的元勋(1924年)。如他1924年在共进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后致杨钟健的信中所指出的:“凡我旧社员——我们的老友——都应该摆脱社中的内务,十分的信任那些小朋友,任他们努力贡献。我们——老友,应从旁面对社务进展尽十二分的力量,给他们做榜样,以鼓舞他们的热情。老社员应该实践纲领,遵守法律,给这些小友打一堵墙,来障护他们,表率他们!这样,共进社便成了真正的坚固的共进社了!” 共进社全盛时,有社员近千人,其中大多数转为中共党、团员,广泛分布于北方各地。例如: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陕北、陕甘边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谢子长、刘志丹等也都曾是共进社员。谢子长1924年在北京加入共进社,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刘志丹1924年加入共进社和共青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另一位曾经担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的王泰吉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一期,同年冬在刘天章任营长的国民二军学兵营担任排长;还有后来渭北著名的“农运大王”乔国桢1925年底也在该学兵营担任过排长和中共支部干事,1926年5月被派往广州参加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5年秋任中共豫陕区区委委员兼军委委员的刘天章在学兵营建立起了党团组织——后来曾任上海临时中央军委书记、长期负责中共情报和敌工工作,建国后又担任过山西省委书记、省长的王世英,就是1924年底到开封参加国民二军学兵营并于1925年2月在该营加入的中国共产党。一年多时间(1924年秋-1926年春),发展党团员数百名,这些革命力量当时也分散在原国民军序列及一些杂牌部队中。 再次是刘天章本人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出色的领导能力。刘天章派赴山西前,已经经历过敌人的三次牢狱磨练。第一次是五四运动期间;第二次是1927冯玉祥在豫陕清党的时候;第三次则是1930年在中共顺直省委工作期间。他先后在党内担任豫陕区区委委员兼军委委员、陕甘区候补委员、顺直省委委员,还负责过互济会和北方书店的工作。 所以当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确定山西为北方革命重点,决定成立中共山西省委时,就选派了各方面条件都比较适合的刘天章担任省委书记。其主要任务是“组织红军,创建苏区,将山西变成江西第二”。彼时,山西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太原仅剩党员20余人。经过刘天章和省委其他同志半年多的艰苦努力,山西地方党的组织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到1931年4月,太原党员发展到105人,团员31人,全省共有党员268人,建立了5个地方党部和21个支部,设立了秘书处和党组织秘密活动联络机关“并州养蜂场”。 刘天章曾秘密到汾阳等地考察,认为吕梁山脉中段群众基础较好,又紧靠黄河,可以与中共陕北特委领导的革命力量相呼应,遂决定在这一带建立一支由省委直接领导的工农武装。 1931年初,刘天章又任改组后的中共河北临时省委候补委员、山西特委书记。他和山西特委军委书记谷雄一一起,在并州养蜂场,召集从高桂滋部秘密党员中选调来的拓克宽等和中共陕北特委选派来的阎红彦等开会,确定了筹建中的工农武装称号,通过了领导人选名单,讨论了武装斗争策略方针,并决定:如果遇到意外情况,工农武装同中共山西特委失去联络又无法在吕梁山区立足,队伍可西渡黄河,参加创建陕北苏区的斗争。 后因受六届四中全会“分裂事件”的影响,刘天章和特委组织部原部长阴凯卿调换了岗位,阴凯卿任特委书记,刘天章改任特委组织部部长。但组建工农红军、创立山西苏区的工作主要还是在刘天章的组织策划下,有条不紊的进行。5月上旬,分别由太原兵工厂、高桂滋部和陕北选调来的30余名骨干,先后进入吕梁山区,接着在孝义县娄底村(今名西泉村)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了华北地区第一支红军武装--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刘天章经常与晋西游击队领导人秘密接头,传达指示,布置任务,以吕梁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1931年7月4日,在刘天章和中共山西特委的领导下,又发动了驻平定县高桂滋部八个连的武装起义,在山西盂县路家村镇清城村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这是中国北方地区第一支由中共中央授予番号的正规红军队伍)。之后,部队进入河北阜平,并于7月26日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阜平县苏维埃政权。红二十四军遭遇失利后,辗转三省十几个县两千余里,余部于同年9月加入陕北红军,1933年编为陕北红军第三支队,后成为红二十七军的一部。 晋西游击队遭遇国民党万余兵力的“围剿”,也于9月渡过黄河,退往陕北。刘天章及时与陕北特委联系,将游击队及队员党的关系转交给中共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同年10月,晋西游击队在阎红彦、杨重远等带领下与刘志丹的南梁游击队汇合,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对外称西北反帝同盟军。1932年底,改编为陕甘地区第一支正规红军武装——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 1935年,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由鄂豫皖根据地长征而来的红二十五军整编为红十五军团。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红十五军团又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由陕北和陕甘边根据地发展起来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红色苏区——成为了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


红二十七军一般指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是1932年秋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苏区建立的一支部队。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留在该地的八十一团、英山独立团及霍山独立团和霍邱一个营等部组成红二十七军。全军4500余人。1932年11月底,红二十七军部队分别编入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


名 称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


结 果 编入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


参战方兵力 全军共四千五百余人


主要指挥官 军长刘士奇,政治委员郭述申


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


  史载红二十七军有两支。一支为鄂豫皖红二十七军。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留在该地的八十一团、英山独立团及霍山独立团和霍邱一个营等部组成红二十七军。军长刘士奇,政治委员郭述申,副军长吴宝才,政治部主任江求顺。下辖第七十九师,师长徐海东。全军4500余人。红二十七军又称红军东路军,转战于鄂皖边一带。1932年11月底,红二十七军部队分别编入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


  另一支为陕北红二十七军。1935年1月底,中共陕北特委将陕北独立师改编为红军第二十七军。当时未设军部,只辖八十四师,共700余人。师长杨琪,政治委员张达志。同年初夏,红二十七军与红二十六军在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刘志丹指挥下,英勇作战,打破了国民党对陕甘苏区的第二次“围剿”,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发展到1200余人。9月,陕甘红二十七军改编为红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1937年1月,以红八十一师为主,与陕北、关中各一个地方团再扩编为红二十七军。军长贺晋年,政治委员李宗贵。8月,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师直属炮兵营和辎重营。

  陕北红军共有两个军,后来去了哪里?发展成了什么部队?


在土地革命时期,陕北地区活跃着一支工农武装,被称为陕北红军。在陕北红军最为壮大的时候,其序列之下一共两个军,分别是第26军和第27军。那么,在红军主力成功会师之后,陕北红军这两个军都去了哪里了呢?后来发展成为了什么部队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其次,陕北红军第27军组建于1935年1月,和陕北红军第26军一样,在工农红军第15兵团组建的时候,陕北红军第27军被改编为第15军团第81师。在1937年1月,第15军团第81师与陕北、关中各一个地方团又扩编恢复为了第27军。在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不久,第27军被改编为了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直属的炮兵营、辎重营、特务营,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在全面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直属的炮兵营、辎重营、特务营,与其他部队一起先后经历了多次改编和整编,部队主体发展为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3旅。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警备第3旅被编入西北野战军第4纵队,成为西北野战军的主力部队之一。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第4纵队改编为第一野战军第4军,警备第3旅则被改编为了第4军第11师。如今,第11师的番号仍然存在,现为摩托化步兵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师沿革史(第4军第10-11-12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的前身,是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之警备第一旅、第三旅和骑兵第六师组建的西北野战军第4纵队,1949年2月1日,第4纵队改称第4军,隶属于第一野战军建制。王世泰任军长,张仲良任政治委员,孙超群任副军长,朱辉照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文舟任参谋长。下辖第10、11、12师。

步兵第11师

1949年2月,由西北野战军第4纵队警备第3旅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军第11师,郭炳坤任师长,高维嵩任政治委员。其前身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北红27军84师、陕甘军事部、陕北红 29军、陕甘宁独立师、陕甘宁红2团、陕北独立第1师和红4方面军第4军军部等部。1937年8月,陕甘宁军事部改编成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红4方面军第4军军部改编成八路军第129师385旅旅部。其余部队分别改编为八路军120师辎重营、炮兵营、特务营,129师特务营和工兵营。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改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3旅旅部, 1946年4月,警备第3旅和第385旅合编为警备第3旅。抗日战争时期,步兵第11师前身各部圆满地完成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延安保卫战、陕北三战三捷、宜川瓦子街、西府陇东、澄邰、荔北、陕中、扶眉、兰州等重要战役战斗。


1952年6月,原10师下属部队编入第11师,10师30团编为11师30团,原11师33团分散充实到师直和31、32团,撤销了33团番号。1953年4月,第30团改称为31团,31团改称为32团,32团改称为33团。


建国后,步兵第11师先后参加了西北剿匪、甘南平叛、西藏平叛、中印边境自卫还击等作战。1963年至1967年担任西藏日喀则地区边防—线的守备任务。 1979年调防新疆,归新疆军区建制。1985年11月整编为北方甲种摩托化步兵师。该师现辖步兵第31(红军团,能攻能守英雄团、长攻善守英雄团)、 32团(红军团、勇猛顽强英雄团、真正顽强英雄团)、装甲团、炮兵团和高炮团。

步兵11师,红军连最多的部队,对印自卫反击斩尾印军王牌第4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11师,为原西北野战军第4纵队警备第3旅,是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西北红军仅存的两支整建制部队之一。该师是全军师级单位中红军连队最多的部队,长期战斗在全国最艰苦的地区,享有“走遍新西兰”之美誉。


陕北红军传人

11师的前身浩繁复杂,囊括了陕北、陕甘边以及陕西关中地区几十个红军游击队,加上红四方面军第4军军部,几经整编合并,逐渐演变而成。该师前身最早可追溯至1932年3月成立的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后发展有红27军84师、陕甘宁军事部、陕北红29军、陕甘宁独立师、陕甘宁红2团、陕北独立第1师等。抗战爆发后,陕甘宁军事部改编成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1942年底,改编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3旅旅部,旅长贺晋年、政委王世泰,下辖警7、8、9团。1946年4月,由红四方面军第4军改编组成的八路军385旅并入警3旅,旅长黄罗斌、政委郭炳坤,下辖警5、7、8团。1947年9月,警3旅编入西北野战军第4纵队。1949年2月,警3旅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军11师,师长郭炳坤、政委高维嵩,原辖各团依次改为步兵第31、32、33团,全师5700余人。


31团前身是陕北红29军、陕甘宁独立师、陕甘宁红2团。抗战爆发后,改编为八路军129师特务营、工兵营,后为留守兵团警2、7团。1942年12月,编入385旅,为警4、5团。1946年4月,两团合编为警3旅5团。该团为红军团,突击力强,为军师主力团。


32团前身是陕北红27军,抗战爆发后,改编为八路军120师辎重营、炮兵营,后为留守兵团警1团。1942年12月,警1团和边保司令部第4团合编为警3旅7团。1946年4月,原警3旅9团和三边保安团各一部编入警7团。该团为红军团,善于防御,战斗力强,是军师主力团。


33团前身是1937年1月组建的陕北红军独立第1师,抗战爆发后,改编为八路军120师特务营,后为留守兵团警5团。1942年12月,警5团和边保司令部富甘独立营合编为警3旅8团。1946年4月,原警3旅9团和三边保安团各一部编入警8团。该团也是红军团,战斗力强,长于独立作战。

◆1949年2月1日,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和副司令员张宗逊在西北前线。

11师部队基础非常好,所属三个步兵团均为红军团,全师保存有20多个红军连。抗战时期,该师前身各部在留守兵团、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一直守卫在陕甘宁边区,配合兄弟部队打退了日军的重兵进攻,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次反共磨擦,完成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光荣任务。


解放战争时期,11师(警3旅)先后参加了迎王战役、延安保卫战、挺进关中、开辟黄龙新区、宜瓦战役、西府陇东战役、澄合战役、荔北战役、1949年春季战役、陕中战役、扶郿战役、陇东追击战和兰州战役等大小战役战斗82次,歼灭国民党军36000余人,为解放大西北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该师征战的步伐一直延续到1967年10月,作战历史时间之长,战斗经验之丰富,为我军少有。几十年征战生涯,该师培养了英勇顽强、机智灵活、不怕牺牲、不怕疲劳、敢打硬拼、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和过硬作风。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不居功自傲,不讲价钱,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忠诚老实,任劳任怨,长期艰苦奋斗,乐于奉献。原4军军长、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张达志将军曾高度赞誉过11师:“这个部队作风扎实,不讲虚话,不讲空话,不吹嘘,不浮夸,给11师布置的任务不要别人督促,完成任务很扎实,很好。他们的工作经得起考验、检查,这是多数人的感受。”


奔袭耀县

1947年5月,为配合西北我军主力围攻蟠龙之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司令员王世泰率警1旅3团和警3旅5团在友邻部队的配合下,对咸(阳)榆(林)公路上的敌重要补给点耀县,实施长距离奔袭。


耀县城池古老,城墙高约10米,守敌为陕西保安7团、整85旅辎重营、特务连、耀县专署、县政府及警察、野战医院等共2000余人,构成了较严密的火力配系。虽然该城易守难攻,但敌守备松懈,系统多,单位杂,指挥不统一,利于我各个歼灭。


5团奉命加强旅工兵连、山炮连,于5月4日16时由文王山、武王山地区出发,奔袭耀县。为保障5团行动,警1旅3团暂归警3旅指挥,隐蔽进至耀县以北泥沟子构筑阵地,阻击铜川方向来援之敌,该团3营为警3旅预备队。另由警3旅骑兵侦察连等部阻击富平、药王山方向来援之敌。


警3旅首任旅长贺晋年,首任政委王世泰。

5月5日凌晨3时,5团到达耀县北关,守敌尚未发觉。主攻1营秘密登城时发现北城墙高而坚固,原准备的云梯过短。这时,战士张思义向营报告:“耀县城东北角城墙低,易攀登”,1营经团批准后遂改变登城点,当即转移至城东北角。4时,1营2、3连迅速架梯隐蔽登上城墙,守敌仍未察觉。两个连分别沿城墙向南、向西发展,城上守敌在睡梦中就当了俘虏。6时,四周城墙全部被我控制。此时,耀县地区专员、少将保安司令阎崇师听到枪声,误认为城内保安队与整85旅部队发生冲突,急忙带两名卫兵向北城门边走边喊。我3连将计就计,诱阎崇师3人走上城楼,将其活捉。

我军尽占先机,5团令工兵连将东城门炸开,3营率先突入城内展开巷战;2营向东关和火车站发展进攻;1营除留一部兵力控制四周城墙外,以大部兵力协同3营进行巷战。3营7连迅速攻入敌保安7团团部,俘敌副团长以下数名。9连亦很快攻占了邮电局、银行等处,当进至敌整85旅辎重营大门时,遭到地堡群火力拦阻。我突击队一部迅速登上房屋,一部沿街巷向敌地堡群接近,但因敌火力猛烈,连续两次攻击均未奏效,即暂停进攻,巩固已得阵地,同时组织炮兵对敌地堡群和营房实施抵近射击。


3营在炮兵有力支援下,猛冲猛打,攻入敌营区,歼敌大部。战斗至13时,城内东南、东北和西南街巷之敌全部被歼,余敌退至县政府、钟鼓楼及城西北角进行顽抗。5团调整部署,命8连为突击队攻占钟鼓楼。在炮火掩护下,8连云梯组进至架设点时,遭敌钟鼓楼前照壁后暗堡火力袭击,伤亡较大,攻击受阻。5团遂改9连为突击队,并令1营积极行动,牵制伪县政府和城西北角之敌,令山炮连迅速进至东大街,占领阵地,对钟鼓楼实施抵近射击,3发炮弹命中目标,9连乘机发起攻击,15分钟即攻克,歼敌百余人,余敌退至县政府院内继续顽抗。


与此同时,原定攻占火车站的2营5连因情况变化未能按时突过河川,6连迅速转至东关攻占了野战医院,全歼该敌200余人。5团令2营控制东关,阻击火车站方向来援之敌,保障我右侧背安全。17时,闻敌援兵逼近,5团立即组织部队依托城墙和钟鼓楼掩护部队和民工搬运物资及武器弹药。18时许,县政府院内之敌连续组织反扑,均被我击退。同时,我友邻3团也顽强阻击铜川来援之敌。在我完成搬运任务后,已达到奇袭耀县之目的,遂于黄昏后主动撤出战斗。


耀县之战,5团实施长距离奔袭,出敌不意,获得较大胜利。巷战中,我迅速割裂敌人,并根据敌情变化,及时调整部署,集中兵力、火力,密切协同,连克敌阵,取得了歼敌少将专员以下1020人,缴获轻、重机枪70余挺,步、骑枪1500余支和其它大批弹药及物资的胜利,创造了模范战例。这次战斗,是我首次攻克关中地区铁路线上的县城,使胡宗南集团大为震惊,敌后方补给线一度中断。部队进城后,严守军纪,秋毫无犯,扩大了我军政治影响。战后,5团受到上级通令嘉奖,荣记集体一等功一次。


西府陇东战役之谜

1948年4月16日至5月12日,我西北野战军发起西府陇东战役,历时27天,收复延安,夺取洛川,扩大并巩固了黄龙解放区,歼敌2.1万人,一度攻克县城14座,摧毁了西北敌人补给基地宝鸡,但在撤退时遭受重大失败,损失严重。警3旅在此役中,被扣上“临阵畏缩”、“不执行命令”的帽子而在军史上非议颇多,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呢?


战役打响后,警3旅先攻监军镇,后参加杏林、扶风阻击战,再赴屯子镇解围,最后在良平地区阻击青马,掩护西野主力转移。这几次战斗中,杏林、扶风阻击战没有挡住敌裴昌会兵团,屯子镇解围往返无功让野司陷入危险,成为11师历史上的一大“耻辱”。


1948年5月26日,西野前委在洛川土基镇召开扩大会议,对西府陇东战役进行总结。彭德怀率先承担了战役后期失利的主要责任,严厉批评了造成战役被动局面负有直接责任的部队负责人。他说:“4纵队负责同志采取严重的自由主义态度,已影响其内部团结,以致邪气抬头,正气遭到压制,发展到不执行命令,几次丧失有利战机,放弃与放走可能与应该消灭的敌人!”他声色俱厉地说:“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从给革命造成的损失说,是应该砍脑壳的。”接着又质问4纵领导:“你有电台,完全可以请示报告,敌人力量大抗不住也可以报告。而你既不抗击于岐山之东,又不抗击于岐山之西。你撤,既不通知友邻部队,又不告诉我们,总该打个招呼吧。部队在行军路上住老乡的房子,走时还给房东打招呼嘛,你们的组织纪律性哪里去了?”他最后说:“战争是流血的斗争,要求各级军事指挥员、政治委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不能丝毫疏忽。指挥员失职,必然带来意外的损失和不应有的流血牺牲。”会上,对4纵警3旅更是一通狠批,决定撤消旅长黄罗斌、警5团团长郭应春的职务。西野前委对4纵及警3旅的批评及处理,让该部指战员很长时间抬不起头。

彭德怀司令员号召部队向西府进军。


为了顾全大局,因病没有参加土基会议的警3旅旅长黄罗斌几十年来一直委曲求全。1983年,他看到某杂志刊登的电影剧本《彭德怀在西线》将他描绘成《三国演义》中的马谡,因“不执行命令”、“逃跑”被撤职。他认为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于1984年12月20日写信给原一野政委、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要求组织给予澄清。总政治部、军委纪委、中央组织部组成联合调查组,经过历时3年的调查,于1987年12月7日作出《关于黄罗斌同志历史上受处分问题的复查情况和处理意见》,对这一历史公案有了明确的结论。


关于在西府战役中“不执行命令”的问题,经复查:西府战役时,前总命令4纵担任沿扶风、岐山、凤翔公路阻击迟滞敌入西,以掩护1、2纵攻占宝鸡的任务。4纵参战的只有警3旅的两个团(5、7团),而胡宗南发觉我军的战役目的是夺取宝鸡后,即火速调集11个旅的兵力驰援宝鸡,以强大的兵力向我警3旅阵地猛烈攻击。当时,4纵副司令员阎揆要现场跟随警3旅。警3旅从扶风抗击转移到岐山抗击,后又转移到纵队指挥部附近的麟游山脚下,都是按纵队领导下达的命令执行的,黄罗斌不存在不执行命令的问题。


关于在陇东战役中“不执行命令”的问题,经复查:警3旅在参加屯子镇战斗之后,按照纵队的命令,向三不同方向前进。在行进途中,4纵司令员王世泰接到前总命令,令4纵到屯子镇以东的南庄李家宿营,担任警戒掩护任务,并将命令交给黄罗斌,黄当即带部队转向南庄李家。当到达距南庄李家约10里的塬上时,听到南庄李家有枪声,并根据逃出来的群众反映,黄罗斌认为敌人已经占领了该村而把部队原路带回。在返回途中碰到王世泰,把情况向他作了报告,并一起带部队到三不同宿营。彭总率前总到达南庄李家后,没有找到警戒掩护部队,立即改变行动计划,由1纵临时派独1旅副政委颜金生带一个团担任警戒掩护任务。独1旅在执行警戒掩护任务中和后来路过南庄李家的6纵新4旅,都受到了损失。黄罗斌在既没有派出侦察部队深入查明情况,又没有向上级请示报告的情况下,凭听到的枪声和南庄李家逃出来的群众反映,就把部队从南庄李家附近原路带回,从而未能坚决地执行前总下达的到南庄李家宿营并担任警戒掩护的命令,是负有重要责任的。


最后建议对黄罗斌被撤销旅长职务的处分予以撤销,并建议有关部门按此复查报告对电影剧本《彭德怀在西线》进行修改。


这份复查报告对于军史上长期流传的“我军占领宝鸡立足未稳就仓促撤出向陇东转移,并使前总陷入被动,是由于在北线阻击作战的警3旅私自撤退而造成的”这一观点进行了纠正。但对关于陇东战役中“不执行命令”问题的复查情况,黄罗斌仍然有自己的看法。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中,造反派命令已经被打倒的黄罗斌写揭发彭德怀的材料,黄罗斌这回真的“拒不执行命令了”,他说:“彭德怀是有功之臣!”造反派嘲弄他:“彭德怀把你整了,你还替他说话,不识好歹!”黄罗斌冷傲地说:“那是战争。你们懂什么!”


血战沈家岭

1949年8月,一野发起兰州战役,这是西北解放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攻坚战。在战役中,11师主攻沈家岭阵地,圆满完成了作战任务,奠定了在4军乃至一野的主力师地位。


沈家岭位于兰州西南5公里,为一个约百余亩大的葫芦形山梁,顺岭而下,经华林山、满城可直逼兰州西关,控制黄河铁桥,断敌退路,堪称兰州锁钥。青马在此构筑了坚固的环形防御工事,主阵地上有钢筋水泥筑成的永久性核心工事,阵地前沿和两侧依山势削有2至3层绝壁,并以地堡群和堑壕、铁丝网和密集地雷区相结合组成多道防御。守敌为青马主力82军190师569团,战斗力强,在军事上、政治上均进行了全力准备。


◆11师与敌人在兰州外围沈家岭展开争夺战。


根据野司部署,4军11师担负攻占沈家岭的作战任务。8月21日,11师32团对沈家岭进行试探性攻击。敌人非常顽强,据险死守,该团几次冲击未果,伤亡很大,被迫停止进攻。经过3天的休整和总结经验,11师决定改由31团正面主攻,32团沿沈家岭西沟乘夜暗隐蔽向敌阵地西侧实施迂回攻击,33团为二梯队。


8月25日拂晓,各团利用夜暗隐蔽进入进攻出发阵地。32团夜间运动7个多小时,越过西沟,攀上沈家岭西侧后陡坡,约5时20分抵近敌前沿。此时,先头5连被敌发觉,敌立即开火,因地形对我极为不利,该团被迫提前向敌发起攻击,以求立足之后迅速扩张战果。敌遭我突然打击后,急忙调机动部队实施反击,同时又惧我从正面进攻,即以炮火向正面我31团进行疯狂压制射击。当时师指与32团电话尚未架通,情况观察不清,我炮火无法支援。32团在敌连续7次强力反击下伤亡很大,指战员们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终因力量悬殊,无力扩张战果,遂坚守已得阵地,与敌对峙于沈家岭侧后。该团牵制了敌人,支援了正面进攻,直到战斗最后胜利。


11师突破沈家岭前沿阵地。


5时55分,一野对兰州展开全线总攻。在我猛烈炮火准备后,31团以爆破炸塌绝壁,2营于右,1营于左,向敌发起猛攻,首先突破了第一道堑壕,占领了3号碉堡。6时20分,在我炮火掩护下,又迅速攻占了敌1、2号碉堡。6时40分,突破了敌第二道堑壕,攻占了敌4、15号碉堡。此时,敌除以一部兵力监视我32团方向外,其主力转向正面进行顽强反扑,与我展开反复争夺冲杀。因地形限制,我炮兵不易充分发扬火力,步兵进攻受阻,伤亡越来越大,该团立即将3营投入战斗,一举将敌击退。敌见情况危急,即连续增调预备队,使用兵力越来越大,向我正面主攻部队疯狂反击。7时30分,11师命33团从右翼加入战斗。两个团密切配合,又先后攻占了敌5、6、7、11、12、13号碉堡和主阵地之17号碉堡。敌见其主阵地将失,急调100师之骑兵团、568团1个营、保安4团、357师2团及129军工兵营等先后增援沈家岭。敌军官一面疯狂叫嚣“与阵地共存亡”,一面命令督战队驱使士兵冲锋,凡后退者当场砍杀,相继组织整连、整营以密集队形,裸胸赤臂,手持大刀狂吼乱叫,如狼嚎犬吠,蜂拥扑来,在主阵地上与我反复争夺、拼杀。面对疯狂的敌人,我指战员们同仇敌忾,勇猛顽强,以压倒敌人的英雄气概,予敌大量杀伤。此时,我伤亡也很大,部队建制已乱,弹药耗尽,一时补充不上,战斗受到很大影响。但指战员们主动合并建制,从敌人尸体上搜集弹药刀枪,与敌展开肉搏,坚守已得阵地,打退敌一次次反扑。


当战斗进行到十分艰苦的时候,军指于11时30分将预备队10师30团3营投入沈家岭。31、33团仍坚守着正面宽约300米的扇形阵地,30团3营到达后,密切协同,又击退敌人多次反扑。13时,30团1、2营又陆续投入战斗,我战斗力得到加强,虽伤亡很大,但越战越勇,又给敌以重大杀伤。激战至17时左右,敌已兵竭力尽,士气低落,有动摇迹象。我11师抓住有利战机,组织阵地上所有人员和火器,向敌发起最后攻击,经1个多小时激战,连续打退敌7次大规模反扑。遭我致命打击的敌人仓皇溃逃,11师在10师30团的紧密配合下,乘胜追击,守敌除少部逃窜外,大部被我歼灭。至19时,我全部攻占沈家岭,兰州锁钥终于被打开。此时,敌营盘岭、马家山等主阵地也接连被我军攻克,敌全线崩溃。友邻3军控制了黄河铁桥,切断敌之退路,我各路大军相继攻入兰州城内。


26日1时,11师奉命集结于沈家岭北坡,因伤亡严重(有战斗力者不足千人,31团剩120人,32团数十人,33团300余人)即转为4军预备队,随军向华林山、满城攻击前进,又歼残匪一部。12时,兰州城内敌人被肃清,战役胜利结束。


11师攻占沈家岭制高点。

沈家岭之战,11师与敌主力鏖战14个小时,打退敌大小反扑30余次,歼敌3327人,其中84%为毙伤。同时,我军也付出了巨大代价,31团团长王学礼、32团副团长马克忠及前来支援的10师30团政委李锡贵等以下539人英勇牺牲,1376人光荣负伤,为兰州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彭德怀称赞“打开兰州锁钥,4军再立新功”,一野和2兵团分别授予31团“勇猛顽强英雄团”和“真正顽强英雄团”称号。


丰碑矗立新西兰


1952年6月,4军整编,11师直属西北军区领导,4军炮训团、10师30团和29团3个营编入该师,同时撤销了33团。1953年4月,11师奉命将第30团、31团、32团、炮兵团依次改番号为第31团、32团、33团、炮兵第305团。1956年至1958年,11师两下甘南平叛,歼匪22000多名,稳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甘南地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顺利进行。


1959年3月,11师奉命紧急进藏,参加平息西藏叛乱,先后歼叛匪17000余名。1960年10月,11师转隶西藏军区领导,改称陆军第11师,同时兼日喀则军分区。1961年31团担任了中尼两国国界勘界警卫任务,33团参加了中尼公路的勘察和修建。1962年11月,11师参加中印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歼敌1500多名,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给所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王牌部队”印军第4师以歼灭性打击,打出国威、军威。33团完成任务出色,全团荣立集体三等功。1963年后,该师执行反击叛匪回窜、加强边防建设和斗争等任务。1964年10月,免兼日喀则军分区。1965年,为牵制印军,支持巴基斯坦人民反对印军入侵的斗争,11师奉总部命令,举行了两次大规模战略佯动。1967年,该师31团在周总理、军委和总参直接指挥下,在亚东中锡边境地区,英勇反击了印军武装入侵,保卫了祖国的领土。此后,该师执行国防施工、营建、军训、生产等多项任务。


1979年4月,11师出藏入疆,藏族同胞夹道欢送。

1979年4月,11师奉命调防新疆,在乌鲁木齐军区的领导下,担负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光荣任务。1985年百万大裁军,11师作为原一野主力师保留,整编为北方甲种摩托化步兵师,原高炮73师662团和军区独立坦克团划为师建制,成为师建设史上的鼎盛期。1987年,11师被新疆军区、兰州军区评为先进师党委。解放军报在建军60周年之际,以“丰碑矗立新西兰”为题长篇报道了该师的光辉业迹。


11师这支英雄的“陕北雄师”,自1932年创建至今,金戈铁马,艰辛备尝,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足迹遍及陕、甘、宁、晋、蒙、青、川、藏、疆等9个省区,在东起同蒲铁路,西至喀喇昆仑,南至中印边界,北至毛乌素沙漠近400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区域内,南征北战,纵横驰骋,参加大小战役战斗2660余次,歼敌10万余人,走过了一条极其艰难曲折的成长壮大道路,谱写了一部逐鹿西北,卫戍西南,雄风激昂,气势磅礴的战斗史诗,铸造了“走遍新西兰,听从党召唤”的师魂。涌现出以“能攻能守英雄团”、“勇猛顽强英雄团”、“罗局镇战斗英雄营”、“十颗红星炮班”和“全国战斗英雄”马宜生、田占德、“特等战斗英雄”王立功、“人民英雄”王学礼、“全军十大学习成才标兵”董卫疆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英模单位及个人,培养出2名大将、7名上将、17名中将和36名少将。

1998年装甲旅与装甲第十一师对调,装甲十一师划归陆军第五十四集团军建制。1998年摩托化步兵160师(原130师)改为摩步160旅,2003年,160旅裁撤。


第54集团军的装备水平仅次于第38集团军,是装备第二精良,第二先进的部队。


2016年,原济南军区第20、54集团军和原北京军区第27、38、65集团军转隶中部战区陆军。


2017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以原18个集团军为基础,调整组建13个集团军,番号分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和八十三集团军

中部战区陆军

  第81集团军(原第65集团军)

  第82集团军(原第38集团军)

  第83集团军(原第54集团军)

  (第20、第27集团军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