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求学记

趙廣

引 言

我的父亲求学期间正是国家危亡山河破碎的抗战时期，根据我父亲留下的一些文字资料和早年写的《自传》的有关内容（我父亲已于去年3月去世），特编辑整理了这篇以我父亲第一人称自叙体的《抗战时期求学记》，以纪念父亲逝世一周年，追念我们的父辈们艰难坎坷的人生，也给我们及后辈们留点念想有点启迪！

    

 抗战时期求学记（唐仁浙东中学一一浦江中山中学一一陈蔡暨阳中学）

1940年上半年，我同文高小毕业了，时值抗日战乱年月，一时近处也无中学可上。后来听说同山乡唐仁村开办了一所中学，那是从宁波迁来的，叫浙东中学，唐仁离我家有二十多里，虽然不能做走读生，做住校生也算得上近便了，我与同村赵炳祥商量后决定报考该校被录取了，母亲也同意了。

1941年2月，我和炳祥一起到唐仁浙东中学就读，来自宁波的浙东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师资力量很强，因战事吃紧转移到诸暨山区同山唐仁村。唐仁村是寿姓族人聚居规模较大的村落，位于群山之中，钟灵毓秀，历代人才辈出，文化底蕴深厚，很早就办有学校。浙东中学就设在寿氏祠堂边上的“大书房”。

　　我从来未出过远门，幼年失怙，母亲对我疼爱有加，要去住读了，母亲作了精心的准备，怕我冷，新弹了一条10斤重的厚棉胎，又向二姑借了只皮箱.还新制了几件替换衣衫。炳祥家比我家要好得多，因他父亲贩牛做生意，属小康人家，但他父母为他准备的并没有比我好，因为我有一位全身心扑在我身上的慈母。

浙东中学作为教会学校，每星期日都要做祷告，但我们学生很少有人参加，大概是我们入学不久，还不知基督耶稣是怎么回事，学校和校中的教徒也未曾要求大家参加祷告仪式。

　　我们读的是春季班，大约五十来人。班主任老师叫马产宁，是诸暨草塔人。听说马老师名字有来头，“马”即马克思，“产”是共产党，“宁”即列宁。因他参加过共产党，名字代表他的信仰，因而坐过牢，不管是真是假，当时听了后，我觉得这个人有点了不起，说明当年的学生对共产党的印象不差。马老师个子不高，矮小精干，眼睛炯炯有神，他当班主任，没有任主课，对我们学生较为和气。国文老师已忘记姓名，但他的教学方法我们感到新鲜，不是我们一直接触的注人式教学，他很注重发展同学们的思维能力。如他教我们作文，不是直接命题，而是写出十几个互不连贯的单字，叫你选择其中几个字并连起来作为题目去写，再看你命题是否确切而有意义，文章主题和内涵阐述得如何，然后在课间进行讲评。还有位英语老师印象特别深，他是一位残疾人，脚手都有点残，板书用左手，嘴角看上去好象也有点歪。第一次进课堂时，有的同学不禁笑出声来，但很快觉察到这是非礼行为，没有声音了，尊师在我们这一代人中都还是自觉的。他的英语水平如何并不知道，因为一年级大家都是初学英语，但有一点感到他的发音不自然， 如念“What，is……”念“What”的发音时， 嘴张得很大， 然后别出“fa”的音来，同学们又要笑起来了，但课堂上不敢笑，一下课大家都学着逗笑了。这一年4月中旬，日寇又发动宁绍战役，很快推进到我们家乡，我和炳祥星期六回家后已来不及返校，飞机在附近扔炸弹了，枪炮声越来越近了，学校也很快被迫迁到别处了。不到一个学期，便结束了浙东中学的学生生活。

　　5月下旬，日寇到诸暨流窜后，又撤回到肖山、绍兴。诸暨及浦江暂时又恢复了平静。但是我的读书又面临了困难，浙东中学已远迁，不能前去复课，近地也无中学。后经表兄卢永祥介绍，他就读的浦江中山中学在浦江黄宅，离家约50华里，步行半天可到了。经与母亲商量，决定前去插班。经过考试被录取插入初一(下)。由于在浙东中学读书时所有衣被及生活用品全部损失了，母亲又要为我准备一副行装，但家里已无能力置办，只得东借西凑，向堂兄借来了一条薄薄的旧棉被，也没有褥子，又不知向谁家借了只小木箱。衣服缺少替换，母亲剪了一点布料，为了节省工资，叫一个初学裁缝的熟人做了，做工十分粗糙，却是我身上唯一的一件新衣服。入学的时候请堂兄纪华挑米(吃饭的米要交给学校食堂)，我自己挑起行李，虽有50华里，但并不感到特别吃力。此后送米，大都是我叔父挑去。

浦江中山中学由当地一个有名的官僚兴办的，这人叫陈肇英，据说当过闽浙两省监察使，是孙中山先生的弟子，蒋公的把兄弟。

中山中学的校舍是新建的，师资水平较好，设备在当时来说也算得上一流的。学校为了激励学生的上进，使学业有成，凡学生成绩每门在80分以上者，可以免交学费，期终我的成绩达到要求，第二学期便享受了免费，这对当时家庭来说，不无小补。学校生活紧张而有秩序，最紧张是早晨号角一响，便得立时起床到操场早操或晨跑，有的同学往往要落后或迟到。吹号的是我们班里的一位同学，年龄比我要大好几岁，曾在军队里当过号兵，所以军号吹得很好。他床与我相邻，早晨我见他起床准备吹号时，也立即跟着起来了，所以我从不迟到。学校的伙食不能令人满意，8个人一桌，只有一盆菜，不是蔬菜，就是豆腐，又往往少油，而且数量又少。菜盆子是用洋铁皮打成的，中间隔开，盛两样菜。因为伙食是包给一个老板的，老板黑心只知赚钱。同学们虽提过多次意见，老板仍我行我素。同学们已忍无可忍，形成一触即发之势。一次有一桌同学用膳时吃出了苍蝇，加上饭又夹生，不知那一个同学说了声：“不吃了，把盆子砸烂它!”于是乒乒乓乓的砸盆声充满了整个餐厅，有的同学还用脚把盆子踩扁。风潮闹起来了，老板意识到不能再激起众怒，承认伙食搞得不够好，表示一定改善。后学校又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规定同学轮流监厨的办法，后来果然好多了。

老师的印象均已模糊，唯有教我们数学的一位女老师仍给我留下较深印象，三十多岁，中等身材，短发，穿旗袍，娟秀美丽。她教课条理清楚，要求严格，在同学中颇有威信。1941年下半年，初一(下)，总算完整地学完了应学的课程。第二年上半年升人初二(上)了。可是到了五月份，日寇又发动浙赣战役，大概是中旬的一天，我回家取钱取物。到家后，象去年浙东中学回家情况一样，无法返校了，六月诸暨即告沦陷，又辍学了。

　　1943年下半年，我到陈蔡诸暨暨阳中学就读，插班入初二(下)。该校是上半年由浬浦迁入，原为利普战时初中学生补习学校。当时校长翁国华系国民党退役将领，当地乡绅，但他热心办学，凭借自己威望与势力，聘请了不少水平较高的老师执教。他们中有的在杭州高级中学，安定中学等著名学校教过书，因杭州沦陷而回乡的。如语文老师赵邦彦、赵涵芬，数学老师石超(初中平面几何课本是他编写的)，化学老师赵君健(我们班的班主任)等。我初中获得的知识，主要靠这里一年半时间的学习，靠这些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渊博知识的老师传授与薰陶，为我今后工作和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诸暨大部沦陷，是抗日极为艰难的阶段，学校条件也十分艰苦。校舍借用陈蔡祠堂，睡的是双层通铺，下面铺点稻草，一个人一个人紧挨着。伙食极差，早餐只有稀薄的粥加没有油的霉干菜。那一年下半年由于天天吃放辣的萝卜、冬瓜，我的舌头血红血红，舌苔也没有了，一碰到咸辣味，便痛得要命，所以连饭也难以下咽。回家后母亲见了很急，给我看了中医，连吃了几帖中药才慢慢好起来。晚上自修照明全是桐油灯，我自己找来一节毛竹管，上面放一只油灯盏，添上桐油，加上几根灯草，灯光如豆，但在这样的灯光下看书作业，每晚学习二个小时。陈蔡虽不是敌占区，而是诸暨县政府临时驻地，但也时会有警报，随时要准备逃避日寇流窜扫荡。再加上当时以借抗日为名的杂牌部队甚多，且相互倾轧，甚至火拼。我们虽是在校学生，也十分担惊受怕。有一次正在上课，突然枪声大作，一时不知所措，老师也停止了上课。后得知陈蔡下祠堂住着的游击队，因一言不合，便以枪弹相向，甚至动用了机关枪，幸好一下子平息下来了。我们过去张望了一下，只见天井、廊下还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具尸体。一次是校长翁国华被仇人用枪暗杀，贴身保镖也当场死于非命，全校震惊，当地百姓震惊，真是国家民族危亡多事之秋!

还有几件事印象深刻。一是参加宣判汉奸日伪江东区区长死刑大会，后观看行刑--杀头，这情景虽然目不忍睹，但因为对汉奸恨之人骨，观看的人莫不拍手称快。二是和全校同学参加县政府为浙江保安二团、五团剿杀共产党金萧支队举行的“庆功”大会，这就是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要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口号下制造的齐村惨案，近百个无辜群众被杀害。

还有一件事差一点成为我后来难以洗刷的历史问题。1944年暑假前，有一位在高中补习班就读的同学叫周模岳，当时他已在县三青团工作，一天找到我，说县三青团成立了学生暑假服务队，要进行抗日宜传，叫我去联络越山寺同文中学的学生，一起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交给我一些资料，还有一点宣传经费。当时还有一个是我同班同学赵宝材，他也接受同样的任务，他家在王家井浮塘，其他地方的同学也有，因不在一个班，不熟悉。放假回家后，我找到上楼宅从小熟悉的楼岑赞，他当时是同文中学学生，与他商量关于成立学生暑假服务队事宜，联络附近同学，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后来一共联络了五、六个人，包括越山寺小和尚僧鸿影(他也是同文学生)开过一次会，商定在牌头、安华一带贴抗日宣传标语，我负责南到白塔陈，北至前山庙一条线，当时日寇只控制铁路沿线几个据点，鬼子不出来扫荡，诸暨大部分区域还是在民国政府在维持。因我母亲生病，我要服侍，便没有多参加活动，也少与他们联系。一晃暑假过去了，暑假学生服务队也便结束了。这件事在我每次政治运动中，总被怀疑，说我不是三青团骨干，至少是三青团员，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戴上帽子，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终于还我政治清白。1944年下半年我暨阳中学初中毕业了，我的学生生活也结束了。

我初中学历后来做了农村教师，新中国成立后，我被调到省、地级干部学校、党校任教，一九五六年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进修，还获得了中文本科学历。那战乱年代读初中时的求学生活记忆犹新，一直没有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