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们十八——忆我的知青岁月

夏雨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1973年3月19日几个好友同学毕业留念，第二天我便上山下乡与同学人海茫茫了。

　　1973年3月20日，是我人生难以忘怀的日子，未满十八岁的我满怀期望和幻想，离开学校加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行列。记得那一天，我们是乘坐大卡车去离城30多里的草滩农场，天气好像有意识考验我们，阴霾很重风也很大，站在大卡车上头发被吹的随风舞动。虽然是春天了，但仍感觉很冷很冷，路程感觉走了很远很远，不知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自己。

那天一共有60名71届知青到达草滩农场东站农一队，到达目的地后，几排平房，一个硕大的麦场和一个水塔映入眼帘，虽然看不到国有农场的繁荣景象，但那里领导和群众的热情，使我们暂时处于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的兴奋之中。一个大宿舍分配我们十几人住，在有床板没有床凳子的情况下，郭队长亲自给我们搬砖头支床。那时的我们单纯懵懂，不计较个人得失，只有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当扛着锄头走进一望无际的农田，除草间苗累的腰酸背疼大汗淋漓时，我发怵了，怎么办？那个时期读宝书，耳边如同党召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必须克服困难，坚持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看着与我们一起干活的农场老职工是那样的平静，那样对生活充满希望，并手把手的教我们除草间苗的要领，一股希望的力量支撑着我不退缩向前走。

今年是庚子鼠年，刚去农场时记忆最深的一件事就与老鼠有关，从小我就很怕老鼠，老鼠那黑黢黢的体型，细而长的尾巴，贼眉鼠眼的上窜下跳，仅从老鼠的外表就让人心生厌恶恐惧。 记得一个寒冬的晚上，我揭开被子准备睡觉，啊！被窝里竟赫然有一支老鼠，这老鼠安然的趴在我被窝里的暖水壶旁边，享受着暖和舒适，而我则被吓得毛骨悚然，惊恐万分，虽然掀开被子的一瞬间老鼠就逃窜了，但我惊魂未定，从那之后睡觉之前揭被子总是小心翼翼，唯恐再有老鼠的出现。

在农场的第一年夏收，我担任队广播员，广播员的工作比较简单，当天班组的具体工作任务，通过高音喇叭布置下去，再则就是那个时期的政治宣传。当年西瓜成熟的季节，我和卖瓜师傅在路口的大柳树下卖西瓜，我除了收卖瓜钱就是吃师傅给我挑的最好吃的西瓜，当年草滩农场的西瓜是我有生以来吃的最甜最沙瓤的西瓜，总会让人回味无穷。第二年，我被分配到菜地工作，种菜、卖菜经常处于紧张繁忙但又其乐融融之中。我们菜地的领导是眼睛高度近视的刘班长，对我们知青即关心又严厉，种菜技能也超级棒。第三年，我又被分配到食堂工作当上了火头军，洗菜切菜揉馒头，红案白案需要干啥就干啥，食堂的苟班长是一个慈眉善目很有亲和力的领导，领导着我们八、九个炊事员做着百十人的一日三餐。上世纪七十年代是粮食比较紧缺的年代，但我们在农场的知青优越感就是不仅不会饿肚子，而且饭菜可口经济实惠，有最新鲜的蔬菜和粮食，食堂有地火熬的大锅红豆粥，把刚出锅的馒头夹上猪油和油泼辣子，那个香啊！当年的美食是现在任何鱼肉海味都无法替代的。记得每年的五月端午也正是割小麦的时候，食堂会或做或采购油糕粽子来让大家感受节日的快乐。

1976年初，农场利用土地资源丰富的优势，开始挖鱼池养鱼，这对于从未涉足渔业的农场来说是一项新兴产业，我服从分配来到鱼池工作。那时候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运动如火如荼，我刚到鱼池工作被安排到广播室当广播员，对很多宣传稿件进行整理播音，播音本是照本宣科的完成任务，无谓效果如何。随着鱼池的落成放养了鱼苗后，我被安排学习养鱼技术，每天早晨来到鱼池边，观察鱼的放养密度如何，鱼有没有缺氧现象，有没有生病的鱼，鱼为何生病等等，手拿滑溜溜、腥呼呼的鱼，总有一种莫名的不适，虽然感觉自己不喜欢养鱼，但仍然耐心的学着干着。

1976年底，分场领导找我谈话，又要调动我的工作了，有两个工作岗位供我选择，一是到东站小学当老师，二是到分场财务室当会计，当时我不假思索就选择了后者，就这样我从鱼池又返回了东站，开启了我三十余年财务工作之首。我从事财务工作的启蒙者是郭永廉老师，他是一位工作能力很强，很受人尊敬的良师益友，他对我这个学生总是认真培训严格要求，记得有一天，郭老师在财务室柜子上挂着一块小黑板开始讲课，而学生只有我一人，郭老师用他那河北口音给我讲固定资产流动资金，成本费用收入利润，使我对会计核算方法在入门的路上迈出了第一步。阿拉伯数字谁都会写，但作为一名会计人员的阿拉伯数字必须有专业的写法，郭老师耐心的一遍又一遍的教会我，为我以后的职业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分场财务室还为张家堡银行代办储蓄业务，登记一个小小的存折和一张存底的储蓄卡片，储户存取款大多是五元十元。

1979年初分场解散，我又被调到位于场部的加工厂（生产畜牧药品）财务部门工作，当年底离开草滩农场，结束了七年的知青生涯。七年间虽然谈不上是金子在哪里都会闪闪发光，但的确是一颗革命的螺丝钉，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把自己最美的青春年华挥洒在为党为国家做贡献的知青岁月。

1973年我们去草滩农场时正是果园桃花盛开的时候，这是我第一次以桃花做背景拍的照片。

这是一张135胶卷拍的照片，很有时代感，前排蹲着穿深色衣服的是我。

西华门大钟表下我和杨华、培明合个影，一样的装束一样的笑容。

1976年社会上不少“盲流”作为劳动力被遣送到农场挖鱼池，为了看管好这些“盲流”，民兵们的枪也是真枪实弹的，我们女孩子也来个不爱红装爱武装。

兴庆公园拱桥下留着平生最长头发的我，笑的看似有点牵强。

1978年我和金枝、雅莉在分场财务室门前留影，我们身着清一色的灰蓝色外套，里面穿浅颜色衬衣。

我和好友杨华，那个年头我们的穿着打扮是那样的一致，一样的发型，一样的花衣服，一样的围巾还是一样的系法，看上去比现在四十岁的人还要老气。

那时候比较时尚的打扮，貌似老成内心单纯。

我和杨华、亚丽姐在我们宿舍门前留影

我和秀萍在东站桥头留影

我和丽芳、桂英在解放照相馆留影，胸前一排塑料花。

1975年我们食堂全体人员合影，前排四个小伙子是来农场劳动锻炼帮厨的学生，中排中间那位是苟班长，身后的房子就是我们的食堂。

　　知青岁月的七年，度过了我们人生最好的年华，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的年龄，按现在的女孩子来说，她们有的正在大学校园读书，有的从事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她们时尚，她们追求和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爱情乐园。可是在那特殊的年代，我们除了政治上要求进步，工作上积极努力外，追求爱情谈恋爱是不允许的，男女之间萌动的爱情必须是藏着掖着的，我们的业余时间除了唱样板戏，没有什么文体活动，唱一段“家住安源”、“听奶奶讲革命”，就是最大的精神享受了。

纪念我们上山下乡30周年，2003年知青战友快乐相聚，前排站的是当年我们的分场领导和队领导，还有我的郭永廉老师。

这是我们和郭永廉老师在一起

我们的王传武书记从东北来到西安，看望这些当年与他一起并肩作战的知青。

上山下乡四十周年联谊会

重回故地已是面目全非，可以看到的仅有这一排当年的房子还没有拆，还有那水塔像一个路标似的矗立在原地。

重走当年路，重温知青情

2016年夏果一队知青聚会时的我们，虽然已年过花甲，大家精气神都很年轻。

当年的草滩农场是著名的苍蝇蚊子草之地，如今发展速度令人惊讶，已是生态经济开发区，有供人们休闲度假的紫薇湖和渭河城市运动公园等美景胜地。

　　每当回忆起我的知青岁月，一方面感慨在那个特殊年代，使我们失去了在校园上学的资格，禁锢了青年人正常的爱恋，为此深感遗憾，一方面虽然历尽酸甜苦辣，感觉那时人与人之间关系相对单纯，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朋友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关心帮助，所体现出的真善美使人难以忘怀。农场知青七年，留下我太多的青春足迹，也给予我携手同行的挚友，留下我一生一世美好的记忆。

东站农一队71级知青上山下乡45周年联谊会

联谊会上知青代表发言

联谊会上身着旗袍的女士们，尽显模特风采。

还是我们四人，当年的少女历经沧桑，对生活充满希望。

还是当年在大钟表下合影的我们三人，四十多年后相见情悠悠。

再过几天就是我65周岁生日了，祝我和我的知青战友们往后余生岁月静好，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