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机救险

陈利人

呼机救险

陈利人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一些听起来都让人匪夷所思的事，在现实生活中却真实地发生了。

时间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个夏天的傍晚。我的朋友阿伟和妻子去乌鲁木齐新市区二宫批发市场买菜，菜选好后，准备付钱。妻子忽然发现放在自行车前筐里的红色提包不见了。这一变故，非同小可！她顿时头冒虚汗，面如土色，眼前模糊，两腿发软，一下子瘫坐在地上。

　　原来，提包里有一个呼机，一百多元钱，这些到还无所谓，重要的还有单位的营业执照和一份待签的合同。她将营业执照和合同准备带回家，是想晚上再仔细看看合同，重要的条款措词是否准确到位，还有没有什么遗漏。在建筑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能揽上一个上千万的项目，实属不易，单位里几百号人都眼巴巴地盼着这个项目。由于自己的疏忽，丢失了营业执照和合同，明天双方签字时，拿不出营业执照和合同，这不是捅了一个天大的漏子，砸了大家的饭碗吗？

　　俩人疯了似地找遍了市场。沮丧、懊恼，使得俩人相互埋怨起来，越吵越凶。一个卖菜的大嫂同情地说：“你们的包里有没有呼机，如果有，给小偷打个传呼，跟他好好说说，兴许还有希望。”

“呼机”阿伟妻子眼睛一亮，转念一想，小偷偷了东西，还能再露面吗？但事已至此，也只能死马当做活马医了。

　　阿伟妻子在市场旁的一个电话亭给小偷打了个传呼，让小偷把钱和传呼机留下，营业执照和合同还回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天已完全的黑了。一些卖菜的小贩在自己的帐篷里有的吃晚饭，有的准备睡觉。电话亭前静悄悄的，只有那不眠的灯光伴着俩人焦灼不安的脚步声在等待着。

“滴铃——”一阵清脆的电话铃声，打破了难熬的寂静。阿伟妻子抓起电话，小偷回话了，告诉她此事可以商量，半个小时以后再联系。放下电话，阿伟妻子满头汗水，心怦怦直跳，抑制不住颤抖的双手，紧紧地抓住阿伟的手：“有希望了，有希望了。”这时，电话亭的主人要关亭回家了。他们怎样哀求都不行，只好又换了一家电话亭，给小偷打了一个传呼，说明换电话的原因，请小偷谅解。半小时过去，电话毫无动静。阿伟妻子又给小偷打了一个传呼，又半小时过去，电话铃依然没有响。怎么办？阿伟妻子准备再打时，电话铃终于响了。小偷让她到铁路局旁“济仁堂”药店旁边的电话亭等着。放下电话，俩人匆匆地赶到“济仁堂”药店。

　　药店挨着铁路局夜市，依然营业着。“济仁堂”3个大字的灯箱，一会红色、一会黄色、一会蓝色不停地变幻着，不时地有人进出药店，闪烁的霓虹灯和三三两两进出的人，给这夜深的冷清增添了些许温暖。对面的夜市高峰期已过，许多摊主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家，个别摊主零星的吆喝声，为这幽静的长夜拉开了序幕。

　　阿伟让妻子在电话亭旁等着，自己则躲在暗处观察动静。他们这才想到已经5个多小时滴水未进，饥渴、疲劳、紧张、惊吓围困着他们。阿伟妻子又给小偷打了个传呼，告诉他自己又累又饿，还有低血糖，眼冒金星，身出虚汗，快撑不住，要出人命了。小偷马上回了电话，说已经看见她了，让她现在去丢包的市场治安亭里取包。

俩人又匆匆地赶到二宫市场治安亭。一名治安人员拿着一个红色提包，告诉他们刚才一个人敲他们的窗户，说捡了一个提包，放在窗台上人就走了。阿伟妻子一看就是自己的包，她说了包里的营业执照，及合同的主要内容。治安人员一一核实，全部对上，并让她在物品请领单上签字，把包交给了她。

　　阿伟妻子打开包一看，除了呼机和钱没了，其它东西全在。俩人抱在一起，百感交集，苦辣酸甜一起涌上了心头。

阿伟安慰妻子说：“我们要感谢小偷，如果营业执照和合同找不回来，那丢的就不仅是呼机和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