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知青赴遂昌—我的知青生涯

龙谷丽人

我以自已上山下乡的切身经历，记录下中国历史上知识青年这一艰难困苦的峥嵘岁月，让人们永远不忘：中国的历史里上，曾经有大批知识青年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艰难又光辉的历史创举！以示铭记，并以此教育下一代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绍兴知青赴遂昌—我的知青生涯”一文，在绍兴知青赴遂昌支农45周年前夕的2011年4月16日，我发文在“绍兴论坛.怀旧堂”和“遂昌论坛.话说遂昌.怀旧堂”，陆陆续续选写了41篇，共计四万八千多字（48248字），八十幅照片、图片，四个视频，后继续发文于“中国知青网论坛”，“中国离退休论坛"，"可爱老人网”，“浙江知青网”，“绍兴E网"，“松阳论坛"，并由丽水处洲晚报记者采访选文，整版刊登在处州晚报上。2020是个特殊的庚子年，全国人民在党中央英明决策，习主席亲自领导指挥下，有千千万万逆行的白衣战士，医护、科技专家，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乡镇社区工作者，各种志愿者等的欲血奋战下，全国人民的团结协力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战，取得了巨大功绩，获得了基本胜利!2020.04.26绍兴知青赴遂昌(松阳)上山下乡54周年纪念日也即将到来，借此时机，特将“绍兴知青赴遂昌一我的知青生涯”回忆录，发表到美篇里，以作纪念，并以珍藏! 作者:单斌阳，美名:龙谷丽人 2020.03.28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宣传画 2016年4月26日，盼望已久的纪念绍兴知青赴遂昌（松阳）上山下乡50周年大会（活动）在浙江省松阳县胜利召开！来自绍兴、杭州、萧山、宁波、丽水、遂昌、松阳等地的223名绍兴知青（含24名知青家属），欢聚一堂，共忆岁月，共诉衷肠，共举美酒，共祝安康。想当年峥嵘岁月稠，看今朝，夕阳无限好！下午，举行了文艺表演，展现绍兴知青的美好风采! 绍兴知青赴遂昌（松阳）上山下乡50周年纪念大会，2016.04.26在松阳县胜利召开! 绍兴知青赴遂昌—我的知青生涯    序“知识青年”是在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形势下产生的特殊群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有16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至后来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经历岁月，视同军人，计算工龄。  一九六六年春夏，324名绍兴知识青年（男227人，女97人），应伟人之雄略，为国分忧，风尘仆仆赴遂昌（松阳）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时间雕刻在1966年4月26日。知识青年之一代功绩，自有史论。  绍兴，越国故都，上下五千年，俊彩星驰，大禹治水、功及神州；勾践卧薪，韬晦鼻祖，鲁迅傲骨，横眉冷对千夫指；陆游故园，无情未必真豪杰；万国敬仰，千年唯我周总理；先贤光彩，今更生辉；代代相传、吾等也荣！从1966年至1996年，整整三十个年头，这一批绍兴知识青年少则1-2年，多则12-14年，在农村广阔天地，经历了“刀耕火种”的艰难岁月。这期间，有的回乡（支农、出嫁、招亲），有的投靠亲友，直至1980年，绍兴知识青年，才陆陆续续上调进入各行各业，算是“各奔前程”的万紫千红期。1996年4月26日，在纪念“绍兴知青赴遂昌（松阳）上山下乡三十周年”时，有181人联系到通讯资料，有125人到松阳参加纪念活动，别后喜相逢，笑谈坎坷人生路。    1996年至2006年，这十年，又正逢国家疾风暴雨式的改制期 ，  绍兴知识青年大都属于被改制企业，我们又一次就范于形势。好在大家都已是知天命之年。2006年4月8日在绍兴举行“绍兴知识青年赴遂昌（松阳）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时，有150人参加，“相视两鬓白，泣泣喜泪生”，激情岁月已过去，付之谈笑中。  至今，四十六年，时光如白驹过隙，世时沧桑，天若有情天亦老。绍兴知识青年，这一代“惯看秋月春风，炼就傲霜耐雪”。 喜今朝，芸芸诸子，成家立业、事业有成，正百柯争流，风华正茂。望来日，孙辈雀跃，承欢膝下，春风可爱。   回首往事，谈笑人生，壮心不已，夕阳红如潮！ 1966年6月18日我们梨树岗大队三知青，去遂昌石仺公社下宅街大队知青点玩，他们也是三人，刚刚劳动回来，一起拍下了这珍贵的镜头！（照片已模糊）从左到右:前排:姜振辉(已病故)，单斌阳，王焕林后排:钟成贤，周发祥，蒋志伟。 1966年4月初，我和绍兴邻居周发祥，姜振辉三人在来遂昌上山下乡前，到绍兴群影照相馆合影留念! （一）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前后经历25年。１９６４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上山下乡运动一个纲领性文件。１９６５年中央办公厅发布了通知，说不再修改了，就依此发布。从此，上山下乡被列入党和国家重要的日常工作范围。指导思想很明确，就是动员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已初中、高中毕业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绍兴知识青年赴遂昌山区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从1966年春节后就开始了，在浙江省内，绍兴县是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红旗单位，他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动员手段，比如召开动员大会，遂昌情况介绍会，举办教育思想学习班，父母亲属动员会等等，讲得非常好听，说“自愿原则”，做的恰让你不可思议。 让我影响最深刻的有两点：1.诱惑（欺骗）。当时，我们北海街道派出一个以街道主任赵老太婆为主的三人到遂昌参观、联系，回来后，就在“遂昌情况介绍会”上，糊编乱造，大吹大擂，说什么遂昌非常缺少知识分子，你们到遂昌后，都是去当教师啊、大队会计啊，不必去种田的，而且遂昌山区物产丰富，农副产品又好又便宜，什么都有……（不过，大家并不动心，因为遂昌路途实在太远了点）。2.让父母停工，带有强迫性。动员大会和遂昌情况介绍会后，还没有多少人自愿打报告，县里就采取强硬手段，让父母亲停工，回家动员子女打报告，说什么年轻人都会去的， 肯定是你们父母亲在拖后腿，就这样我父亲被绍兴长征塑料厂停工，回家叫我打报告，无奈之下，大家都打了报告“自愿要求到遂昌”（这就是四十五年来的事实真相）大约在1966年4月15号左右，批准书陆续发下，绍兴知识青年赴遂昌上山下乡准备启程。 我和邻居周发祥，姜振辉三人都被批准赴遂昌上山下乡当农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在浙江知青论坛网上有一篇文章 2009.4.16“兵团记忆”征文系列：袁世平：难忘戈壁沙海情，其中一段话：1966年3月，我又全力投入了街道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这次是动员知识青年到浙江南方遂昌县农村插队务农，但因我当时还是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社会知识青年，也属于下乡支农的对象，所以我就预先向街道领导表态：浙江本地支农我不想去，我要到路更远、条件更坚苦、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新  疆去。街道领导也理解并支持了我的打算。说明当时街道，还发动社会青年，参加动员绍兴知青到遂昌去。 1966年4月绍兴知识青年赴遂昌批准书（可惜我的遗失了） 1969年4月缙云县知识青年的批准书 （二）启程1966年4月26日早晨6点半，七辆大客车整齐的停在绍兴行署门口的胜利路上，等待着一大批知识青年奔赴遂昌。这第一批去遂昌的知青有281人，大部分都是65年毕业的初中生，小部分高中毕业生，也有个别小学毕业生，那几年，我国大量学生不能升学，66年到68年三年积压的初高中毕业生（老三届）全国约有1000多万人，工厂又基本不招工，大部分毕业生只有一条路，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早晨7点左右，知青们在父母、兄弟姐妹们的陪同下，（爸爸和四个姐妹来送我的，母亲六零年已离开了人间，三姐已经去了金华卫校学习，哥哥在浙江医科大学读书没有时间来送我）肩背被铺，草席，手提挎包，网袋（装着洗脸盆，热水瓶、塘瓷碗等日用品）陆续来到绍兴行署门口，举行了短暂的欢送会后(记不清有没有横幅标语和戴大红花了)，大家就和父母亲、兄弟姐妹们告别，依依不舍的坐上大客车，这时，只听得一片锣鼓声、鞭炮声，嘱咐声，道别声、哭喊声混成一团…这真是：儿行千里父母担忧，嘱咐的话儿塞进儿的兜。千里路还一步没走，就见泪水在父母眼里流。满怀豪情上山下乡，恰不知前面是甜还是苦？ 1966年4月26日早晨8点，载着281名绍兴知青的大客车，正式启程，过西郭出偏门，从诸暨方向，开赴浙西山区遂昌县。 1966.08.08拍摄于遂昌县石仓公社南岭生产队知青点门口，左边是周发祥，右面是单斌阳，中间是公社社长李敬诗（已故）。来知青点慰问知青! 66年一起到遂昌上山下乡的部分绍兴知青合影 （三）到达遂昌1966年4月26日早晨8点，七辆大客车满载着281名绍兴赴遂昌知青的希望，奔驶在绍龙（绍兴-龙游）线上，年轻人朝气蓬勃，一路上大家欢歌笑语，忘却了早晨离开亲人们时的难过心情，心潮彭拜，企盼着美好的明天。绍兴到龙游约280公里，那时候公路不像现在的高速公路，大部分都是沙子路，不过路还算平坦的，客车经过诸暨、义乌、兰溪、金华，约四小时后到达龙游，稍作休息后，客车就朝山区遂昌方向进发，(龙游到遂昌78公里,几乎都是高低不平的山路),只见路越来越不平坦，湾越来越多，山越来越高，沙子路变成了砂石路，越来越颠簸，真是九九八十一个湾，七八米一小湾，十来米一大湾，车子一会儿像蜗牛爬坡，一忽儿像蛇那样溜下坡，倒霉了那些姑娘们，哇哇的吐个不停，有的男同志也被转的吐了起来,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山路，坐过这么长时间的车和这么湾的路，心里慌兮兮的，大家开始有点担心起来。大约翻过了十几个岭,经过快两个小时,大客车终于到达了松阳党校(松阳原属于遂昌县,1982年分县),县里和各安置地人民公社来人接待了我们,(现在的乡镇,那时编制叫人民公社),在党校大礼堂,摆下三四十桌,吃的是大锅菜，一大脸盆的大块猪肉烧豆腐,男同志大都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可那些车上吐了的女同胞,头昏脑胀,呆呆地吃不下去,一路上真太难过啦! 饭后,,大客车,就随着安置地人民公社的接待的来人,把我们送往那里,我和其他48名绍兴知青,男38人,女10人,基本上都是绍兴北海区的,被安置到一个非常山区的遂昌县石仺人民公社,离遂昌县城100多公里,离松阳区委(松阳县那时为松阳区),51公里, 安置地不由你自己挑选,有县里统一安排.客车开出松阳,大约半来个小时 ,来到松荫溪的一个港口,要过大渡船, 大家人先下车,让客车上船后,人才上船,过渡后,人先上岸,车再下船上岸，人再上车,我们都感到很新奇.又过了半来个小时,大客车终于停在了石仺人民公社的所在地,,只听到一阵”咚咚锵,咚咚锵”的锣鼓声,和一队三四十人的小学生手拿小红旗和红纸花,嘴里喊着”欢迎,欢迎!”以及一些公社干部和部门人员,出来欢迎绍兴知青的到来!晚上,在公社大礼堂举行了“欢迎晚会”，小学生们还表演了节目，晚会上公社社长宣读了我们49名绍兴知青具体的安置落户大队、生产队（现在叫村委会和村民小组），有山头、山边、山徐、西山、梨树岗、等12个大队，我和在绍兴的邻居发祥和振挥三人安置到梨树岗大队，我第四生产队，他们两人第五生产队，说都在同一个叫“南岭“的自然村，想想又是个产梨的地方，不是什么“山头、山边”，心里暗自高兴。晚上，大家都睡在公社安排的一排旧木板房里，没有木床，着地铺满稻草，打开自已的铺盖，席地而坐，心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大家深沉地唱起了国际歌，等待明天的到来！…… 我们到石仓公社时，一队三四十人的小学生手拿小红旗和红纸花,嘴里喊着”欢迎,欢迎!”以及一些公社干部和部门人员,出来欢迎绍兴知青的到来! 遂昌山区梯田如同南岭村的梯田一样 2016.04.26在松阳县举行的绍兴知青赴遂昌（松阳）上山下乡5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的文艺表演! 2016.04.26在松阳县举行的绍兴知青赴遂昌（松阳）上山下乡5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的文艺表演! （四）插队落户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不知道是谁，大吼一声“该死的跳蚤，咬死人啦！”，吵得大家呼啦啦都起了床，穷山沟里就是多跳蚤，一个个被跳蚤咬的满身发洋，在被子里留下了一点一点红红的跳蚤血迹，也无可奈何，自认倒霉罢了。喝过稀饭，啃下面包，只见安置点大队来接我们的人陆陆续续到了，他们一个个拿着一根硬木扁担，一捆麻绳，一支木棍（挑担累了，用来支撑担子的），腰间围着一块灰蓝色的布巾，可以擦汗，嘴里含着一支旱烟筒。来接我和发祥振辉的是梨树岗大队的支部书记金华与大队长长根，他们利利索索的帮我们三人的行李铺盖捆扎好，挑上肩，让我们轻装上路，与同一方向六个安置大队的25名绍兴知青，一起走路浩浩荡荡前往安置大队。呵呵，那个年头，公社里没有汽车、拖拉机、连自行车都看不到，大队更不必说，手拉车都没有，县里只有到公社所在地的客车，每两天也就一班，交通状况非常原始，人们出门主要靠走路、挑担。走啊走，走啊走，一边走来一边息，你可知道，我们从娘肚子出来，从来没有走过这么多路啊呀，走一会儿就问大队长：“快到了吗？”，他们总笑笑回答说“快了快了！”，大约走了七、八里路，看到一个村庄，心想可能到了吧，一问，说是七村大队，有六名绍兴知青安置在这里，我们稍坐片刻，继续赶路，人已经感到有点走不动了，看书记、大队长他们挑着担还很轻松的样子，只得紧紧跟上。一路上又走了六、七里，走过山边、下宅街，蔡宅等大队，我们实在走不动啦，好在快中午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在蔡宅大队知青安置点和十名绍兴知青，一起吃了中饭。再往前走，就到我们的安置点-梨树岗大队第四第五生产队，一个叫“南岭”的自然村。“南岭村”在海拔近1000米与云和县交界的翻山岭的半山腰，从蔡宅大队起步，就都要爬上坡路了，爬一条1800多个台阶的山石路，路边一片荒山，根本看不到一棵梨树，又只得自 认倒霉了。我们真像蜗牛一样的爬到“南岭村”后，连气都透不出来啦，只见全村老少六十来个人，都来迎接我们，呵呵，好像看西洋镜一样。村里把我们安排住宿在一户朴实的老农，阙良子家的一间偏房里，偏房很小，里面放着三张木板床（上面铺满稻草）和一条长方桌，就很挤了，房间两边是泥墙，两边是木板，只有一个小木窗，顶上一半盖着杉木树皮，泥地，又暗又潮湿，真还不如牢房呢！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实在太疲劳啦，一头倒在木板床上，不管外面的叽叽喳喳，反正他们那里的话我们一句也听不懂......绍兴知青到村里插队落户，是村里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当晚，南岭村的第四第五两个生产队，一起举行欢迎晚饭迎接我们，足足摆了七大桌，全村老少都来吃，每桌一大钵头大块猪肉烧豆腐，一大钵头海带烧萝卜，一大罐酒，算是非常非常排场啦，那猪肉烧得又大又硬，我们感到生的一样，不敢吃，村里的人，一个个像饿死鬼一样，抢着吃肉，抢着喝酒，那年头，他们实在是一年难得吃到一回肉呵！吃着吃着，天慢慢暗下来了，四周点起了松明火把，这时候，酒过三巡，满脸通红的生产队长关福，开始发话了“今天，绍兴三个知识青年来我们南岭村插队落户，我们欢迎，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发祥，斌阳，振辉你们三人，要心里有数，看到的、听到的，不要随便向外面讲，啊啊！”一股山寨土匪头训话的样子，在松明火把的阴影下，显得有点可怕！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南岭村，是遂昌有名的小台湾，五十年代，发生过一件震动全县的大事件：1955年，全国兴起大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运动，南岭村村民一个复员军人阙长有却联合8户农民反对搞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求“入社要自愿、退社可自由”，在南岭村搞起了“单干”，各种各的田、各收各的粮。区党委和后来的公社领导再三做工作，甚至把该村18户村民拆散，搬迁到2～5里外的五个大队，都无济于事。1960年4月，遂昌县派公安局干警把南岭村包围起来，强制“纠正”村民的“错误行为”，阙长有他们对抗公安干警，甚至抢夺公安干警的枪支，最后造成村民一死一伤的惨剧，为首的阙长有等3位村民被以反革命罪，判处10～15年有期徒刑。我们就在这样的南岭村，开始了我们的知青生涯。 图片中间那个尖尖的山头，就叫方山岭，岭背后是属于云和县，这半山腰就是我们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石仓公社梨树岗大队第四第五生产队，土名叫南岭村。 知识青年下雨天参加农活时穿戴的笠帽和蓑衣! 我们用这柴刀割田坎后面的茅草，上山砍木柴!身上捆缚着刀稍! （五）生活第一课 柴米和油盐知青插队落户的第一年，有政府补贴每人每月，生活费8元，粮票28斤，以后，就要靠自己种田，劳动所得来维持生计了。我插队的第四生产小队，发祥、振辉插队的第五生产小队同在南岭村，我们同吃、同住，分开参加生产劳动。开始，我们搭伙主人良子家（我们叫良子叔），良子老婆热情客气，大家尊称她“三妈”，她把家里舍不得吃的火熏腊肉拿出来，给我们吃，还有自己种的新鲜蔬菜，和一种山里人的长年菜，叫“萝卜咸”、“笋咸”，就是用大量的盐，把萝卜、笋烧煮成咸得要命的半干状，使其储藏长久，作为一种一年到头的和饭主菜。呵呵，第一次吃“萝卜咸”，尿都要咸出来啦！我们也拿出绍兴带来的带鱼干、霉干菜、霉豆腐等给主人家品尝。“好吃，真好吃！”良子、三妈高兴的说。大约搭伙半个月后，我们决定自开伙食。柴火灶我们来前，队里已经砌好，铁锅、铁铲，火锏、锄头，柴刀，蓑衣等生活用具，生产农具，队里也准备了一些。（都是知青的安置费），烧的柴火，队里叫人帮我们准备了一个星期的木柴，可米（粮票）和油、盐等，都要下山到离南岭村7里外的石仺公社粮管所下宅街分店去买。每次我们三人一起下山买米油盐什么的，下山上山要花一天时间，买个四五十斤米，（太多扛不动）三人轮流扛着上山，总是累得气喘吁吁……自开伙食几天后，我们就得上山砍柴，第一次，就在附近山边砍了一点毛柴，看到一颗大点的树，就把它砍倒，我和发祥两人扛着回家来，良子叔看到惊讶地说“啊呀！这是村里的风景树呀，下次，你们千万不要再砍了！”过了两天，良子叔叫儿子“小福狗”带我们去山背后砍柴，说那边干柴很多的。那次砍柴真苦死了：从天一亮就出发，步步爬上山路，近2000级上山台阶，翻过山顶，已到了云和县山界，再下山走半里路光景，渴了，就大口大口的喝山泉水，呵呵，那个甜啊！到了砍柴的地方，干燥粗壮的杉树、松树枝的确很多，可那时我们力气不足，挑不了多少，每人大约砍了七八十斤，全部有“小福狗”帮我们捆扎好，又帮我们用小杉树做成扁担和木撑，就出发走回路了，回路是先上山，还好挑，再从山顶挑着柴担下山，两条腿就抖得厉害，呵呵，下不了山啦！只得下三步，支撑二步，抖抖擞擞的移下山，一直到傍晚才到家，已累得我们什么也不想动啦！ （六）干活一天七分钱    我插队的南岭村第四生产小队，八户人家15个正劳力，种的全部是梯田，梯田就是在山坡上开辟的农田，样子像楼梯，一级一级的，边缘筑有田埂，以防止水土流失，大块的梯田不足一亩，小块的还不到半分田，有的真像豆腐干，这梯田的田埂都窄窄的，一般只有三、四十公分宽，上面长满了杂草，梯田的后坎也都长满了茅草。在种田插秧之前，就要铲除田埂和后坎的茅杂草，我们到后，刚好要干这个农活，农具是用一把阔板锄头，把田埂上的杂草一锄一锄的铲干净，后坎的茅草，用柴刀割掉或用手拔掉。   开始，还有几个队里人带我一起劳动，起先当我走在那窄窄的田埂上时，身子摇摆，心有点发慌，田埂下面是另一邱梯田，一邱一邱梯田间隔高度有的有一、二米高，田埂上尖尖茅草头，穿过草鞋，刺痛了我的脚….，割后坎的茅草时，又由于没有劳动经验，没有把茅草抓紧，手一下子反而被茅草割的血淋淋的……       劳动了几天后，队里就安排我一个人去干那铲田埂割后坎的农活了，在哪云雾蒙蒙的高山梯田里，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干着那枯燥的农活，经常呆呆地站立在梯田中，遥望东北方故乡绍兴的天空，思念着故乡的亲人，苦苦地瞑想着，什么时候能离开这痛苦的地方，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干了一个星期同样的农活，手心起泡了，满手被茅草割的条条血痕，脚底被茅草尖刺痛痛的，队里却给我每天记5分，作半劳动力（五队的发祥也每天记5 分，振辉个子小只记4分），南岭村两个生产小队，是全公社生产最落后，生活最苦的地方，每十个公分，年终一般只分得一角五左右，也就是说，我干一天农活，得到的只有7 分钱。怎么办呀？？？？？ 1966年11月某一天，我们南岭的三位知青去山徐大队知青点探望时，拍影留念!从左到右::前排，姜振辉(病故)，柳炳荣(病故) 蒋志伟，中间:胡长恩，钟成贤，周发祥，后排:单斌阳，金克刚。 （七）方言笑话石仺公社范围内老百姓讲的方言，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福建汀州话，来源于闽南，汀州话特点介于闽南话和客家话之间；另一种是松阳话，叶梦麟先生在《松阳方言考》里说道：“松阳僻处浙南万山之中，语方殊异，百里之处即不可通，人或疑其为南蛮鸟夹舌之言。然细考之，实多唐虞三代之遗音。”我们插队落户的南岭村，农民全部讲汀州话，当初，我们一点也听不懂，简直就象在听“鸟语”，闹出了好多笑话呢！ 我们整理房间、打扫卫生时，要用水桶去挑水，用普通话向主人家借水桶，他们听不懂，我们讲了句绍兴话问“司(水)桶有没有，借我们用用”，主人家马上去拿来了，呵呵，天哪，一担屎桶，搞得我们哭笑不得，原来是：绍兴话水（司），汀州话叫“非”，绍兴话污（大便），汀州话叫屎。更好笑的是，我们房间里要用铁钉挂东西，问主人家的三妈讨，“三妈，钉子有没有？”三妈笑着摇摇头，她好像听不懂，叫来了隔壁的两个姑娘，我们又问“姑娘，钉子有没有？”，姑娘们笑羞得满脸通红，后来我们用手比划着，才拿来了铁钉。呵呵，隔了好久我们才知道，汀州话钉子，就是男性生殖器。哈哈哈哈！下面讲几句常用的汀州话，供大家休闲:普通话今天你干什么？汀州话（读音）今部涅唔做吗斯啊？普通话你叫什么名字？汀州话（读音）唔喊吗名啊？普通话: 吃饭汀州话（读音）吸喷普通话 : 吃早饭 ，汀州话 :吸早醒普通话: 吃中饭， 汀州话 : 吸九遍普通话 : 吃晚饭 ，汀州话 : 吸腰部普通话: 谢谢大家 ，汀州话 : 校校他斯宁！ 知青用耘田耙耘田，这种耘田方式省力，但耘田效果不到位! （八）种田.蘸秧芒种是农事很忙的季节，俗话说“芒种边，好种籼，芒种过，好种糯"，"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芒种前，队里就要开始插秧种田了，插秧是一项技术农活，劳动公分也高，（插一天秧记30公分）专门有队里的插秧师傅来插秧，他们要把稻子秧苗插得成排成行，整整齐齐。安排我们干的是”蘸秧，送秧，补秧等辅助农活，蘸秧，就是把秧苗的根，在拌了人尿的草木灰盆子里，蘸上“尿灰”，促进秧苗生根发芽，蘸好的秧苗，一把一把放好在一担畚箕里，挑着从新筑的田埂路送到在田里插秧的师傅那里。新筑的田埂路，是用田里的泥土，用大锄耙，一块一块勾起来，平平地筑在已经铲平的田埂上，筑田埂是一项很吃力的农活，我们也吃不消。我挑着一担蘸好尿灰的秧苗，走在窄窄的软软的新田埂路上，东摇西摆，就像扭秧歌一样。送完秧，就在田边地角补补秧，......熟能生巧，呵呵，三年后，我们也学会了插秧，成了插秧师傅。 （九）耘田      干过农活的人都知道，种水稻是3分种7分管，而耘田拔草又是管的重要环节。这一环节搞好了，稻子多收一二成是不成问题的。各个地方的耘田方法不一样，有的地方用耘田耙耘，有的地方用脚耘，有的地方用手耘。我们队里用耘田耙和手耘结合起来耘，用手耘田好处多：一是可以摸到禾苗根部，一面耘田一面还松了根系；二是手耘讲究棵棵摸到，不会漏耘；三是手耘田，可以抓得深一些；四是可以把歪歪倒倒的秧苗就手扶正栽直。当然，用手耘田是比较累人的，人要弯着腰弓着背一面耘田一面往前慢慢移动，腰部很吃力。      稻子耘田，一般要求是耘3次。但由于人手不足，往往只耘两遍，第3遍就拔拔大草算了。耘田讲究质量，认真与不认真，在耘第2遍草时便一清二楚了。耘头遍最快活，泥溶草少，我们用耘田耙稍微仔细一点就能耘得干干净净。耘第二边时，多是在耘过一次田，禾苗分蕖以后抽穗之前，这时田里杂草长出来了，就辛苦了，就要用手耘田，人跪在水稻田里，用手一颗一颗在禾苗根部摸过去，把杂草拔干净。      耘田辛苦外，更可怕的是这时候稻田里蚂蟥特别多，我们知青皮肤白白的嫩嫩的，特别会被蚂蟥叮咬，蚂蟥一叮咬住你的肉，开始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就用手去拉蚂蟥，结果一下子拉不下来，再用力一拉，拉掉蚂蟥，那个蚂蟥叮咬的口子，就留出好多血，后来，老农教我们办法：用手掌在蚂蟥叮咬的下面，拍打皮肉，一会儿，蚂蟥就会放松它的吸口，掉下来的，有时，一条腿上同时被三、四支蚂蟥叮咬，吃尽了蚂蟥的苦头。 生产队插秧师傅在播秧! 知青们跪在田里耘田，这种耘田方式比较累人，但用手翻土挖除杂草，效果很好，效力不高! （十）知青点寻乐参加生产队劳动，半个多月，实在只有那么一种单调无聊，前途渺茫的感觉，心灰意冷，真的不想干呵，反正，每月有8元钱，28斤粮票，管他三七廿一，我和发祥振辉三人一商量：下山去，到各知青点去走走、看看。到遂昌石仺公社的绍兴知青，共有十三个插队安置点，包括了石仺片的山头、梨树岗、蔡宅、灯塔、下宅街、山边、七村七个点和大东坝片的西山、百步、白峰、树梢、蛤湖、山徐六个点。其中我插队的梨树岗南岭村，以及山头、山徐两个点，最艰苦，都在高山岭上。第一次下山串门，我们走访了蔡宅、七村等十个知青点，看望了知青老乡，互通情况，了解到大家的一些思想，原以为到遂昌农村，可以来当教师或大队会计的（来前，动员会上介绍讲的），现在都泡了汤，而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又很不适应，对前途思想很悲观。大家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只得互相阿Q式的安慰一下作罢！那时通讯非常落后,信息十分闭塞，知青如果不走动，就什么也不知道。后来，知青们就经常互相走动，联系情况，联络感情。我们经常去的是七村、下宅街、蛤湖知青点，大家在一起，活动也很风趣、开心：喜欢唱歌的尽情歌唱，什么“麦浪滚滚闪金光”啊，“南泥湾”啊，“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啊！呵呵，我最喜欢唱“马儿啊，你慢些走啊慢些走呵呵！"再就是大家海阔天地的聊理想，有一次在七村知青点，来了十五、六个知青，我和发祥向大家提议说：“石仺这里太苦了，没有前途，我们去向公社要求，到新疆建设兵团去，那里是军事式管理，有前途！公社不同意的话，我们自已去！”大家都说好啊！结果公社不同意我们的要求，这事后来成了批我们的理由。到知青点去，有时碰的巧，夜里，大家就去农田里偷鲜玉米啊，鲜毛豆啊，新番茹啊，偷来后，连夜烧起来，吃得津津有味，不亦乐乎！ 在玉米地里偷掰新鲜苞罗(遂昌石仓汀州话) 番茹一种是红皮白芯生吃，水分多很甜，另一种是黄皮黄心，烤起来，香喷喷的，非常好吃！知青们偷来这种黄皮黄芯番茹，就用木炭烤的烤，烧的烧，香气扑鼻，偷来的鲜货，特别好吃！呵呵，那时一班小伙子，就是闹着玩！哈哈哈！ 那次我们在毛泽东思想学习会上学习的老三篇： （十一）刺激的炸鱼天气一转热，绍兴知青就聚到一起，看准地方炸鱼吃。炸鱼是用炸药、雷管引爆，投入水中，由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将小鱼中鱼炸死，大鱼炸昏炸伤的一件很刺激又危险的事儿，那时公社也没有什么禁止炸鱼的规定，很自由。石仓源是松荫溪的支流，那些年，溪水清清，鱼儿欢歌，沿溪一路上行，经常看到成群的鱼儿在溪里游戈，我们一般在近中午，挑选水深2米左右的溪水回流的溪潭里下手，因为，那里鱼特别多，水流缓和，出口处好控制。事先，我们要想方设法搞到雷管、炸药，把炸药放进一个口子小的瓶子里，插上雷管，封好瓶口，土制成“鱼雷”，再由胆子大的知青，用烟头火点燃“鱼雷”，其他人都散开，躲远点，以防万一！“鱼雷”一点燃，接着马上就用力一甩，抛入水中，不一会儿，就会在水中爆炸，“轰隆”一声巨响，惞起一条2、3米高的水柱，簜起巨大的水花，等水面刚平稳，只见水面上浮起银光闪闪的一大片鱼，大的鱼隐隐约约沉在水底。我和几个会潜水的知青，立即跳入溪里，潜水下去捞大鱼，潜在水底，我们都开着眼睛，见到一条条白白的大鱼，好像死在那里，你一去抓它立马窜出去，我们要迅速追过去，双手用力把大鱼抓牢，呵呵，很多是最好的军鱼呢！一条军鱼都足有2、3斤重！其他知青有的游下水里捞鱼，不会游水的一些女知青，在浅水处捞鱼，这一“轰隆”，反正鱼好多好多，要赶紧捞，否则，有些鱼还会醒来，逃跑的呢！每次炸鱼，大家总是满载而归，沉浸在一片欢乐中！ 炸鱼时掀起的大水柱有二，三丈高 炸鱼时，抓到的大军鱼，现在这种鱼已经很少很少啦! （十二）毛泽东思想学习会一九六六年十月下旬，公社通知绍兴知青集中到蔡宅大队知青点，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会”，时间一个星期，并强调一律不得请假，同时通知知青安置点的大队长参加。学习会有公社社长李敬诗亲自主持，开始第一天，李社长在学习动员会上说“外国人白求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你们还不远千里，来遂昌，要好好学习白求恩精神，安安心心在遂昌农村，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思想不安心的，要进行批评自我批评！......”，接着让大家毕恭毕敬地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这个“老三篇”。学习会的第二天，气氛有点不大对头，说要叫不安心农村劳动，专门到知青点串来串去的人，进行自我检讨，并发动个别别有用心的知青，对他们进行批评，特别对我和周发祥，下宅街知青点的钟成贤，七村点的李月华、陆粵毅等知青进行追问,为什么要提出去新疆建设兵团？企图搞什么组织，集体出逃石仺公社？叫了几个知青和大队干部，无中生有的围攻我们，天天叫我们写交代写检讨写保证，保证不逃离石仺。呵呵，醉翁之意不在酒，原来，公社就怕我们集体逃回绍兴！那个时候，没有广播，没有电话，没有报纸，信息闭塞，消息非常不灵，六六年十月了，我们还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在中国大地开始燃烧，而我们还蒙在锅里，关在蔡宅知青点，学习、检讨，后来几天，公社甚至交代安置点大队长，要他们管牢绍兴知青，防止我们逃跑。呵呵，学习会一时竟变成了管制班！到学习会的最后一天早上，不知什么飓风刮来，突然间，事局峰回路转，那个别有意图的知青，突然反戈一击，在学习会上宣布：根据国家形势的发展，革命的需要，我们绍兴知青要成立一个战斗团，投身到全国文化大革命中去，这次公社挑动绍兴知青批绍兴知青，我上了公社的大当，请大家理解，现在我们要团结一致，对付公社！我们的战斗团就叫“绍兴知青反修继红战斗兵团”吧！哇塞！真是“天有不测风云”，瞬间，我们都成了革命兵团的战士啦！ 文化大革命开始啦！ 那次我们在毛泽东思想学习会上学习过的老三篇。 1966年5月，毛主席发动全中国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一11月分8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红卫兵，青年学生代表，共什1300万人次! 我们学习，珍藏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等红宝书! （十三）投入战斗    战斗团成立之后，我们的任务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匪帮和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斗争！”，具体的行动是到公社所在地，参加公社造反派的一些革命活动，比如抄写，张贴各种大字报，什么“炮轰公社党委”啊，“炮打石仺公社资产阶级司令部”啊，什么“打倒石仺公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永世不得翻身！”啊等等，并参加一些批斗会等活动。（现在想起来，真是一种十分荒唐的行动）     六六年十一月下旬，接到公社造反派组织的通知，要我们“绍兴知青反修继红战斗团”也去丽水，参加批斗当时的丽水地委书记张敬堂的万人大会。（张敬堂，是山东泰安人。抗战期间参加革命，解放前一直在山东从事地方工作，担任过县委书记。建国后，南下浙江，先后担任杭县县委、丽水地委书记，浙江省农业厅厅长，浙江省委副秘书长，文革后担任嘉兴地委副书记、书记。1978年5月，张敬堂出任省委副书记兼省纪委书记。）     大约是66年11月27日凌晨三点来钟，我们就集中到公社，匆匆忙忙吃了早饭，每人带上几个面包和开水，和公社其他战斗兵团的200多人，一起准备涉步去丽水，呵呵，石仺公社到丽水足足有100多里路呢。凌晨四点，天还没有亮，大家整理好队伍，高举战斗兵团的红旗，佩戴红卫兵袖章，高唱革命歌曲，雄赳赳的起步出发。    开始队伍还很整齐，为了要在下午4点前赶到丽水，带队的几个人，走的很快，好多人都跟不上了，队伍慢慢的散乱了，后来，我和其他好些人，脚都走起了水泡，路越走越慢，前面的人都看不到了，等我们赶到丽水，已经是傍晚6点多了，批斗张敬堂的万人大会早已结束，大家灰心丧气地在丽水大会接待处吃过大锅饭后，睡了一夜地铺，第二天，我们再也走不动了，搭乘公共汽车回到港口停靠站后，再走25里路，回到石仺公社。 当年红卫兵袖章 知识青年用过的革命背包 （十四）打回老家就地闹革命        文化大革命有句名言：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1966年12月20号，“绍兴知青反修继红战斗团”决定回绍兴就地参加文化大革命，这也是我们到遂昌后的第一次回家乡，大家都非常激动、兴奋！一方面准备回家的行李，把铺盖、日用品等所有东西都打成包，也把生产队里分来的一些茶叶、茶油、玉米籽、番薯干，萝卜丝干等包好，心里打算不再回遂昌了，挑了一大担，走了十七八里路，赶到公社集中，另一方面请公社当时撑权的造反派，为我们包来一辆大客车，启程回绍兴。  66年底，山外的世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革命大联”，  1966年，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大串联。1966年9月5日的《通知》发表后，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开展起来。 　　大约六七月间，全国已出现“大串联”师生。外地来京者大多是到首都北京取“文革造反经”和接受毛主席接见的师生，北京赴外地者大多是去各地煽风点火帮助“破四旧”的师生，有红卫兵、“红外围”和一般学生，以大中学生为主，也有个别小学生跟着哥哥姐姐走的。　　毛泽东主席分别于1966年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8次接见了红卫兵，受接见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青年师生大约1300多万人。 大客车把我们送到龙游火车站后，只见车站人山人海，大多数是去大串联的学生红卫兵，各式各样的红卫兵团旗帜，迎风飘扬，他们左手臂上戴着红卫兵袖章，胸前挂着毛主席像章，手里拿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本），漂亮又威武，我们心里着实羡慕。    那时龙游火车站门口很小，我们挑着担拥挤进候车室，等下午1点半开往萧山的火车，等啊等，火车一直没有来，站务人员告诉我们：现在是大串联联时期，上车的人很多很多，非常拥挤，站站都要误点的。大约误点两个半小时后，火车进站了，呵呵，那个拥挤啊，已无法形容......    回到绍兴后，我们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北海街道办事处，要来了一间办公室，并到绍兴地委办公室去，要来大捆白纸、毛笔、黑墨水、钢板、蜡纸蜡笔、手工油印机等抄写、刻印宣传单、大字报的用具。开始，地委办公室有个叫赫星的人，不给我们，说我们是外地来的，不能拿东西，我们理直气壮地告诉他：“我们是绍兴人，回家闹革命，你不给，就要造你的反！”，那时的办公人员，就怕造反派乱造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后来，就让我们自已到仓库拿吧！    每天，我们就抄写大字报（宣传性的不是攻击性的），刻印宣传单，然后，跑到绍兴解放路大街的百货大楼上，往街上去散发传单，一叠一叠的传单，像雪花一样的飘落在大街上，看到人们抢着去看传单，心里好满足，呵呵，我们就以这种形式参加家乡的文化大革命。  父亲和姐妹们都很担心我，告诫我，不要去糊来，千万不要去参加两派的争斗！哥哥特地从杭州赶回来（那几年哥哥在浙江医科大学学医），对我说“文化大革命很复杂，两派斗争非常厉害，你们回绍兴来，安分一点，不要去参与这些造反派组织中去，千万不能去参加武斗，他们说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你都不知道为谁死的，在混乱中斗死了，到时候什么也捞不到，白白送死！    亲人们的话我都牢记着，也告诉其他一起回家的绍兴知青，所以，我们也就没有进一步去参加当时的浙江“省联总”和“红暴会”两大派性组织和他们之间的激烈斗争！ 造反派夺取政权建立革命委员会，万人庆祝大会 红卫兵大串联到首都北京的一些场景，上图是毛主席接见万人红卫兵壮观的场景 （十五）到杭州上海大串联1967年1月中旬，天气寒冷，我们的心却火热火热，因为我们的战斗团决定去杭州、上海大串联，我们好多人从来没有去过这两个大城市，这也是我们回绍兴就地闹革命的第二件大事。文化大革命的大串联是学生红卫兵的“专利”，66年9月中央文革都表示支持，还专门发文说“学生可以免费乘火车，到外省市进行革命大串联，传播革命火种，各地政府还要建立接待站，为造反派免费提供食宿，他们乘坐公共汽车也要免费”，这样全国学生革命大串联，迅速展开，他们就是到各地各单位张贴大字报，帮当地的造反派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有不少学生，借机游山玩水的。 按照中央文革的通知精神，各地政府都成立了很多“接待站”。红卫兵满天飞，不管“飞”到哪里都有人接待，接待站就像现在的旅行社一样搞全程服务，以保证“文化大革命”的“流程”顺利进行。各地政府生怕招待不周会“引火烧身”，因为得罪了红卫兵就是“破坏革命”，其结果自然就是吃不了兜着走。红卫兵来了，当权派就可能变成了“走资派”，他们明知对方气势汹汹，来者不善，明知红卫兵危险也得欢迎。红卫兵所到之处有吃有喝，这在那个年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别人没有粮票就寸步难行，而红卫兵没有粮票却能在食堂里畅通无阻；城里的公共汽车也成了他们的“旅游公车”，不管到哪里都可以随便乘坐，不用买票爱到哪儿就到哪儿；至于火车就更是成为“红卫兵专列”了，一分钱不交就可以周游全国。 我们参加革命大串联，其实是打擦边球，大家都在家里翻出了自己的“学生证”随身带上，又戴上红卫兵袖章，进绍兴火车站去杭州大串联那天，我们一手举着红宝书一手拿着学生证，混在进站的学生队伍中，拥挤着上了火车。车厢里拥挤不堪，座位上、行李架上、走路上，车门边，都是人，挤得水泄不通.....到杭州城站后，杭州接待站的人，把我们战斗团的三十二个人带上一辆公共汽车，开往住宿点，半个多小时后，来到一个偏僻的学校，现在也记不起叫什么地方了，好像是秋涛路那里，看到已经有好多学生红卫兵安排在那里了，我们也安下心来。在杭州大串联的5天，我们睡在教室的地铺上，天天白吃白喝，白天到杭州城里去看看大字报，东窜西穿，没有明确的任务，没有明确的目的。还第一次去游了美丽的西湖，晚上回到接待站，大家就在地铺上大唱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歌曲，手舞足蹈的胡闹到半夜，就这样参加着革命大串联。杭州串联五天后，有一半人去上海大串联了，那时，已近小年夜了，我等十几个人觉得来去人多车挤，又毫无目的，又快过年了，待年后再去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大串联，便打道回府了！之后，文化大革命形势发生了大变化，六七年初，全国陆续开展了夺权斗争，派性斗争风气云涌并进而发展成为武斗风潮，六七年四月一日，中央国务院当机发出停止文化革命大串联的通知，从而，结束了这史无前例的大串联。 现在来看看文化革命的大串联，它带来的是大浪费，当时是不能算经济账的，“算账”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漫画里和舞台上凡是和算盘打交道的没有好人，不是资本家、地主就是所谓的“狗腿子”。在那个时候谁如果只会算“经济账”不会算“政治账”，算来算去都把自己给“算倒了”。再说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账”，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可那个时候时间一点儿也不值钱，挣工资的人每月几十元，农民挣工分就更惨了，干一天几毛钱甚至几分钱，丢掉一点儿时间谁还心痛？可以说，大串联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给国家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开支，还浪费了学生们的宝贵时光，荒废了一代年轻人啊。 文化大革命大串联时，学生，红卫兵的各种免费车票 文化大革命时期佩戴的毛主席像章 （十六）为了生活杭州大串联回家后，静下心来,在家帮做一些过年的准备，很快就过了年,元宵节过后的一天,父亲对我说:"斌阳啊,你不要再这样没心没肺地跟他们糊闹下去了,快20岁的人了,总要学点什么本事,切不要浪费时光啊!"父亲的教诲,让我恍然大悟:我家兄弟姐妹七个,母亲因患半身不遂,1960年卧病一年后,离开了我们,全靠父亲在一家塑料厂做工的微薄工资,维系着一家人的生活,后来大姐,二姐,四姐先后出了嫁,三姐卫校毕业后去了山东解放军医院工作,家里宽松了一点,哥哥65年高中毕业后考入浙江医科大学,小妹还在读书,父亲费尽心机,让哥哥在杭州安心求学,让小妹初中毕业,1968年小妹也上山下乡去了绍兴马山海涂,而我却又张开一张血盆大口,回来啃父亲的那根老骨头,心里着实难过,着实过意不去.我先找邻居,从遂昌一起回来的知青朋友发祥商量,呵呵,他也被他母亲讲了,我们俩一拍就合,准备先做小生意"卖芽豆",说干就干,我们先去市场上买来干大豆,绍兴人叫"罗汉豆",前一天，用大木盆，冷水浸大豆，待豆子浸涨后，捞起，放到两只用稻草垫底的大竹编里，再盖上一层稻草保温，每隔个把小时，淋一次水，促进豆子发芽，到第二天凌晨五点来钟，豆子全发芽了，芽不能太长发过头，否则就难卖了。早上六点钟，我就和发祥，挑着两大竹篮芽豆，走半来个小时路，到远离家的大云桥菜市场去卖，那样，不会被熟人碰到，叫卖起来，胆子大一点，“买芽豆啊，新鲜芽豆！”，不到二个小时，四五十斤芽豆，就卖光了，一次也能赚个一两块钱。可沿街卖菜，又赚不了几个钱，总觉得不是个滋味，想学一门什么手艺，我把想法告诉父亲，父亲认为也对，有门手艺，不怕没饭吃，就托熟人介绍，在绍兴万安桥旁边的一位叫寿山的木匠老师，让我和发祥拜寿山师傅学做木匠。开始一个月，帮师傅打杂工，看师傅做各种家具，之后，师傅就教我们一些木工技术，比如怎么样用木工斧头劈木料，用木工刨子刨方料、木板，用凿子凿薪头等等，再慢慢教一些木工秘诀，比如，做长凳的关键秘诀“一尺寸半头，一寸两分生”，又比如做木箱子的“鸳鸯薪”等等，寿山师傅人很好，知道我们从山区回来学手艺，特别耐心教我们，经常带我们到人家家里去做木工，那些主人家，都很客气地叫我们“小师傅”，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可是，好景不长，“红色台风”就要来啦！ （十七）咚咚咚查户口“咚咚咚！咚咚咚！查户口”，67年5月下旬的一个半夜三更，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姐妹们也都被吵醒起来了，父亲已经起来开门，只见一帮气势汹汹的造反派，吼叫着：“人都出来，户口簿拿出来，没有户口的人，统统到居委会集中！”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父亲吓得有点发抖，我对父亲说：“爹爹，别怕，别担心，没事的，我去去就回来."。只见那帮人，又去敲我家对面发祥家的门，就这样我和同一个大台门里的发祥、振辉，被他们莫名其妙地带到居委会的一个房间里，那里已坐满了人，有20多个，一看，大部分是我们这次遂昌回绍兴的知青，隔壁有个房间，也站着十几个人，听说是一些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一时，我们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把我们当作牛鬼蛇神了？心里不免有些紧张起来。不一会，一个居委会的造反派头头和一个穿警服的派出所人出来，好像训话的样子，先读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我记不起来了，接着，说什么遵照绍兴地委的紧急通知，对一切破坏、阻碍、影响绍兴地区文化大革命的人员进行“红色清扫行动”，接着说：“你们的户口都不在绍兴，限你们在月底前离开绍兴，不得停留，否则，将把你们遣送回遂昌！”，并逼迫每人写下了离开绍兴具体日期的保证后，才让你回家。那个年代，户口是至关重要的东西，没有户口，柴米油盐，凭票供应的所有物资，一切的一切，什么也没有你的份，其实，我们这批遂昌回来的知青，也很难在绍兴生存下去了，加上这次的“红色清扫行动”，67年5月底前，我们再次无奈地离开了绍兴，告别了亲人，一股依恋故乡依恋亲人的情绪，涌上心头，久久不能平静！...... 我还留着的学做木匠时用过的二把木工刨，一把木工锯子，一把铁锤，和自已做的木箱子! （十八）返销粮-农民的救命粮一九六七年五月末，带着老父亲，姐妹们口中省下来的十五斤粮票（换成浙江省流通粮票），二十元生活费，重回遂昌，最苦的日子来了。回到南岭村，正逢农村青黄不接的时候，队里人早已没有粮食吃了，都在靠吃“返销粮”度日子，在那个缺衣少食，吃不饱饿不死的年代，生产队生产的粮食，还得首先交足公粮，余下的才能按各户的劳动分值，分配粮食到农户，不论你收成好坏，公粮一定得交。我们南岭村，山高水冷，土地贫瘠，种不好粮食，公粮一交，几乎没有多少留给自已吃的啦，每年从3月开始到7月中旬早稻开镰前，有四个多月时间，就等靠吃国家返销粮啦。“返销粮”是国家向农村缺粮地区，比如因自然灾害或贫困落后，没有能力达到粮食自给的农村，或国家征粮过头，当年国家返销给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粮，成了农民的救命粮。“返销粮”国家按地区及缺粮程度下达，我们大队生产队的返销粮，按户按人头，小孩减半分配，每人每月40斤陈年稻谷，记得每斤一角二分五，算很便宜了，碾成米，大约25斤左右，吃不饱，但能让你活下去。我们这次再回山区农村，已经一无所有，没有了劳动公分的积累，没有了知青的粮食和生活费补贴，没有了口粮，没有一份人民币，呵呵，成了真正的贫农-无产阶级。回到村里，我们就向生产队、大队申请“返销粮”，大队总算给知青面子，发我们每人二个月（六月、七月）返销粮票100斤，比当地农民多一点。这返销粮票还得下山走七、八里路去下宅街一个粮站购买，买来是稻谷，再到附近碾米加工厂去碾成米，扛回在半山腰的南岭村，虽然有点辛苦，可这返销粮能让我们度过青黄不接的日子啊！（十九）连吃七天洋芋接下来的日子，好苦呢！家里带来的一点钱，除买返销粮之后，剩下无几了，家里带来的绍兴霉干菜、霉豆腐、咸带鱼干，慢慢地也吃光了，自己生产队里分来的一点自留地里，还没有长出什么蔬菜来，队里又穷得叮当响，预支不到一分钱，山高水冷的穷山沟里，连野菜什么马兰头啊、苦叶菜啊都长不出来，我们把仅有的一两块钱，跑到山脚下蔡宅村的一个合作商店里，买来做人最需要的五斤盐和三斤酱油，吃饭时，就用一调羹酱油，冲上开水，没有油没有味精的“酱油汤”，和饭吃，天天这样。后来，东家三妈和一些村民，看到我们吃得这么苦，就送一点“萝卜咸”“霉笋咸”来，有时也送来点新鲜蔬菜南瓜、长冮豆什么的，我们就像吃到山珍海味一样，至于鱼啊肉啊鸡啊鸭啊，只有在梦中才会碰到......心，慢慢静了下来，明白：若再不去生产队参加劳动，多挣工分，今后的日子会更难过。为了生活，为了生命，我们开始了起早摸黑、埋头苦干的农耕生活，虽然工分很低，但不论烈日炎炎、还是寒风凛冽，我们仍天天出工，并且努力地去学会一些高工分的农技活，比如插秧、耕田、犁地、耙田等，到了冬天，我们就跟村民们一起，上山背木头（生产队里，一般每年春季，上山砍树，都是一些成材了的杉树或松树，经过一个夏季、一个秋季，树子就干燥了.)从海拔近2千米的高山上，背到山脚，再背七、八里路，到下宅街一个林业站，按分配的木材出售计划卖给国家林业站，每年分配的计划很少，但它是生产队的主要经济来源，也就是劳动工分分配现金的主要来源。做牛做马的日子，到使我们的肩膀越来越结实，慢慢地扛得起200多斤的木头，拿到了和正劳动力差不多的工分，但由于遂昌贫穷落后，我们南岭村更是贫困，一年做到头，却解决不了温饱问题，还得靠吃国家返销粮度饥荒。一年到头，生产队里种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早稻吃了吃中稻，中稻吃了吃番薯，（高山地区种不了晚稻），番薯吃了吃包罗（玉米），包罗吃了吃洋芋（马铃薯），洋芋吃了吃大小麦。包罗籽用大石磨，磨成包罗粉，做包罗糊、包罗饼吃，还算吃得下，可洋芋本来是当菜的，因为没有粮食吃，就当主粮吃，六八年四五月间，不知怎的，国家返销粮还没有下达，我们只得用洋芋充饥，用水煮熟洋芋后，剥了皮，蘸一点盐，没有一点点油，就这样当饭吃，连续吃了七天，也许成了连吃没有一点油水的洋芋的世界纪录！这真是：起早又摸黑，干着牛马活，吃的洋芋苦，食却不裹腹。我们连吃七天的洋芋（马铃薯） 一种返销粮稻谷票 连吃七天的洋芋(马铃薯) （二十）早请示晚汇报早请示，晚汇报，这种做法，流行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7年至1971年，比较明确的下限，以“九一三事件”和随后的批林批孔运动为界。早请示，晚汇报是一种对毛主席“表忠心”的祝颂礼仪、例行程序。要贯彻、体现毛泽东思想照耀、指导着人们的生活，就要有一定的形式来表达。不知是谁发明了这样一套程序：每天早晨向毛主席请示一天该怎么生活、怎么做事，晚上汇报一天做了什么、做得怎样、有什么问题。这样的崇拜礼仪虽然不是官方正式文件明文规定的，但全社会都如此流行，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风俗习惯。早请示是在机关上班、学校上课、商店开门、农村生产队出工以前，全体参与者都站在毛主席像前，站成一个方阵，鞠躬行礼，手握红宝书举过头顶三呼：“敬祝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唱《东方红》，朗读毛主席语录。“晚汇报”则是机关下班、学校放学、商店关门后、农村生产队收工前，检讨自己一天有无缺点错误，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忏悔。歌曲改为《大海航行靠舵手》。家庭里也有这样的礼仪制度，早饭、晚饭前都要这样做，类似基督教的饭前祷告。虽然机械无趣、一成不变的例行公事让人疲倦、厌烦，但也没有人敢于提出废弃的建议。连精神病院也不能例外。牛鬼蛇神一类“坏人”、犯罪分子没有“早请示，晚汇报”的资格，只有“早请罪，晚请罪”：在毛主席像前低头弯着腰站着，保持着请罪的姿势。用别人给自己定的罪行、罪名大声诅咒自己。早请示，晚汇报这个做法传到我们遂昌石仓公社，大约在67年11月，起始，我南岭村四队在出工前，都集中到生产队长家里，做早请示，后来，大家出工到田头做早请示，由我捧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像，毕恭毕敬的在田头摆正，出工的人都要毕恭毕敬地站好队，向毛主席像毕恭毕敬的鞠躬行礼，再有我领祝，大家三呼万岁：“敬祝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接着唱“东方红”，后来也教大家唱毛主席语录歌，早请示做完后，大家才开始做农活，天天如此，雷打不动。我们三位插队落户在南岭村的知青，一起吃饭前，也都认认真真的做“早请示，晚汇报”，一天不漏，毕恭毕敬。南岭村都是高山梯田，劳动作业比较分散，大家收工时间不一，那时，没有手表，出工收工，全看太阳，阴天的话，全凭人的感觉，所以，我们的“晚汇报”改在晚上，到生产队长家里进行，每天晚上，照例，全队劳力，毕恭毕敬站好队，毕恭毕敬向毛主席像鞠躬行礼，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再有队长向毛主席汇报一天做的农活和明天要干的农活，再叫大家向毛主席汇报，农村不比单位，农民不比工人，几乎没有人讲什么的，没几天，这种晚汇报，就变成了村民们聊天的活动，变成了生产队安排农活的地方，可毕恭毕敬向毛主席鞠躬行礼，是万万不可缺少的。早请示，晚汇报，这种做法，现在的年轻人，听起来真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啊！ 农民们出工前，站好队伍，向毛主席做早请示，唱革命歌曲! 在劳动休息时，学习红宝书! 那时根本没有电灯，电筒，在房间里我们用这种煤油灯，农民大多数没钱买煤油，就用松枝和毛竹片点火照明，夜间出门，都用竹片火把。 （二十一）打倒封资修彻底破四旧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首次提出“破四旧”，先看看当时文化大革命形势：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文化革命”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在这个通知中，毛泽东亲自加上了这样一句话，“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　　“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毛泽东的发明。西方的叫“资”，古代的叫“封”，共产党国家的叫“修”：苏联是“苏修”，外蒙古是“蒙修”，朝鲜是“朝修”等等，都是“文化专政”的对象。不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毕竟有点深奥，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年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四旧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开始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封、资、修”都属“四旧”，凡是“旧”的就是“封、资、修”，就要对它“专政”。　 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30万红卫兵。此后，这些“小将们”走向街头，张贴传单和大字报，集会演说，开始了“破四旧”运动。　　这场风暴首先席卷了北京的千家万户，红卫兵们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的一切外来和古代文化象征和物品砸了个遍。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报道北京红卫兵的“伟大功勋”。次日，全国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报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称《好得很！》。于是，史无前例的“破四旧”运动迅速燃遍了全国城乡。　　“破四旧”运动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国各大城市乃至农村。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市有11.4万多户抄家。按周恩来的说法，上海“抄了十万户资本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多少在火堆中消失。孔庙被砸孔子坟遭掘 　　1966年10月间，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头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谭厚兰率领两百余名红卫兵来到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发动当地农民声讨孔夫子，要砸烂孔坟。他们先请示了戚本禹又请示了陈伯达，陈伯达批示“孔坟可以挖掉”。于是，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墓被扒掘，三孔书籍化纸为灰，无数石碑被砸被拔。　　1966年11月28、29日连续两天，数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我们摘了下来。……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被偶像被我们捣毁了……”　　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曲阜共有6000余件文物被毁，古书2700余册被烧，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被毁，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由于戚本禹称赞掘孔子坟的谭厚兰他们“造反造得很好”，掘坟风此后迅速刮遍全国。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有记载的古人，差不多都在1966年遭到厄运。改风俗习惯席卷全国破“四旧”中有破除四旧风俗和旧习惯两项，占了“半壁河山”，因此红卫兵对于这项事业投入了很高的热情。红卫兵开展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扫除封、资、修行动，大批珍贵文物、古迹、遗址遭到惨重破坏，损失无法估计，同时也破坏了人们习惯的生活方式，破坏了宗教场所，赶走了外国神职人员，造成社会秩序大乱。　　北京和上海等地公开贴出告示，规定妇女一律要留三八式齐耳“革命”头，否则立即被红卫兵在大街上当场剪掉满头秀发，就连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也受到红卫兵警告，要求她进行“发式革命”。所幸得到周恩来同志保护，孙夫人又迫使自己长期呆在家中，这才保住秀发。理发店里则撤消了香水、头油等化妆洗发用品，各种发型一律取消，仅理“革命头”。上海的理发店取消了剪指甲、美容等服务项目，医院口腔科取消了洁齿业务。北京服装业流行着这样的对联“革命服装大做特做快做，奇装异服大灭特灭快灭”，横批“兴无灭资”。高跟鞋会被勒令当场扭掉鞋跟。牛仔裤会被当场剪开裤管。凡是有私产房的房主，则被勒令上交房契。天津海关被迫将大檐帽、关徽、臂章、铜纽扣都视为封资修，而一律废除。　　在宗教界，红卫兵冲进北京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赶走了所谓“披着宗教外衣从事间谍活动”的8名罗马修女；颐和园佛香阁释迦牟尼塑像被砸碎；丰台明初遗物千手千眼菩萨铜像被拉倒，佛身断为三截；戒台寺数千大小佛像全部被砸碎；上海的教堂几乎全部被砸，作为龙华三宝之一的高达7米、莲花座下雕有上千尊小佛像的范金毗卢佛像被红卫兵砸成碎片，作为弥勒佛化身的布袋和尚坐像被砍下头颅；建于清代的天津大悲院中的佛像被抢，院中的明代木雕观音和瓷佛均被砸毁；洛阳龙门石窟被砸掉无数珍贵小佛头像；合肥万福庵的神像等佛物全部被烧毁；湖南的15座寺庙中的497尊佛像、395尊菩萨、649尊罗汉、54部藏经书等大量宗教设施则全部被毁；红卫兵冲进伊斯兰教清真寺，放火焚烧《古兰经》，引起伊斯兰教徒与红卫兵的冲突等等。　　文物古迹损毁也非常严重。在北京，市文化局集中收存的演出时所用的戏装、道具被当作封资修全部放火焚毁；海淀区朱房村的汉代遗址珍贵遗迹被破坏；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万里长城被拆毁54公里。根据有关统计，北京共有4922处文物古迹被毁坏。在上海，著名的万国公墓中包括宋庆龄父母在内的许多名人墓穴被砸毁；建于三国时代的龙华寺、静安寺都被严重破坏。在天津，作为传统艺术瑰宝之一的传统曲艺相声被认为是低级趣味被勒令停止演出；被称为“万国建筑博物馆”的原租界建筑群，在建筑文化方面有很重要的价值，但许多建筑物上面的标志和装饰物大都被砸毁；各种宣传文化的机构如文化馆、文化宫等都被挤占，而被迫停止工作。另外，杭州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苏小小墓被毁、岳王坟的岳飞像不翼而飞；广州黄花岗72烈士墓顶的自由神像被红卫兵用铁锤砸毁；海口海瑞墓被砸毁；山东武训墓被毁，武训尸体被挖出并抬尸游街示众，然后尸骨还被砸烂焚烧；山东孔庙被破坏严重，毁坏文物6618件；等等。 造反派砸毁清华大学校门的大字! （二十一）打倒封资修彻底破四旧之二再来看看我们的“破四旧”1967年下半年，这股“打倒封资修，彻底破四旧”的狂风，刮到了遂昌穷山沟，农民们生活虽然很苦，可这革命斗争，是万万不可怠慢的，梨树岗大队马上成立了“破四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通知我们三位绍兴知青参加，时间先定一个月，参加这个革命行动，工分照计而且按全劳力计，太好啦，我们立马到大队部报道，全身心投入到这场“破四旧大革命"中去。行动开始了，宣传队15个人，都是青壮年，每天一大早，就敲锣打鼓，从这个村走到那个村，都是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干的就是砸烂家家户户的“封资修”四旧物品，每家每户的香火堂，各种各样的香炉、神位，祖宗牌匾、古画字匾等等。一律砸烂、烧毁，有的村民。得知消息后，老早把香炉，祖宗神位什么的，藏到山里面去了，我们也当不知。宣传队每到一家，都要宣传，不准烧香、求佛、拜菩萨，指令村民，把香火堂用木板钉死，外面贴上毛主席像。宣传队的又一个行动，就是到各村各队，砸土地庙、山神庙，先砸土地公公、山神菩萨，再动手拆庙宇，干这个拆庙的事，宣传队里的当地人都有点后怕，担心土地公公、山神菩萨显灵报复，有些队员就故意借口走开，我们三个绍兴知青，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大胆上去拆庙，并把干干燥燥的庙宇屋梁，瓦椽子等木料，全部搬回去当柴烧，看得当地村民和那些宣传队员目瞪口呆。这些木料我们足足当柴烧了半年多，省了我们好多上山砍柴的力气，呵呵，平安无事呢！ 当地的一种小山神庙，有的村有更高更大的庙堂，都被砸掉了! （二十二）担当晒谷员在那个缺粮少衣的六十年代的穷山沟里，选个晒谷员也是生产队里一件头疼的事情，无论有当地的那个社员做，都会或多或少的把集体的稻谷往自家搬，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小偷点儿”。是从我们知青到村里后，队里就想叫我当晒谷员，可这晒谷员，不是件轻松的事，起码你得挑得起一百七八十斤重的两箩稻谷，还要会记账，要管谷仺，要有责任性。下乡头两年，我还挑不动重担，到了1968年夏收夏种季节，我已很有力气了，队长就安排我担当队里晒谷员，再安排一个年轻的社员帮我一起晒谷。早稻收割前，队里都会提前些日子，请来蔑匠老师，编做新的晒谷竹垫皮、竹箩筐，修补破旧的老竹垫皮和竹箩筐，等早稻一收割，先把村庄门前的早稻收割了，选择离谷仺附近的、大块点的稻田做晒谷场，挖掉田里的稻根，平整好田块，山区田亩不大，我们一般要平整二、三块稻田用来晒谷。每天，太阳还没有爬上山，我俩就要把稻谷一担一担从谷仺的堂间挑到晒谷场去，挑着近二百斤的谷担，走过上上下下的台阶小路，没有力气的话，你还真吃不消呢！晒谷前，打开十多张竹垫皮，把稻谷倒在竹垫中央，在用竹笆把稻谷一笆一笆摊开来晒，最多时，要晒二十多张竹垫皮。双夏季节，雷阵雨特别多，这可苦了我们晒谷员，一看乌云遮天，雷电轰隆，就得马上把稻谷收起来挑回去，雷雨一过，太阳一钻出来，又挑出去晒，天公也会作弄人，有时，一天中，雷阵雨下下停停，停停下下，累得我腰骨头都快断了。可那些村民挺自私的，他们在山上不远的梯田里割稻，明明看到下大雷雨了，却没有一个人跑下来帮忙，我们两个人实在来不及收，只好让稻谷淋雨了，人也淋得像个落汤鸡一样。淋湿的稻谷，你不抓紧在近几天晒燥，就会发芽、霉烂，不能吃，就会损失，那时没有科学种田，稻谷产量很低，损失点稻谷就是非常心疼非常可惜的事。所以，我们晒谷员，责任很重，都是千方百计保护好稻谷这贵重的粮食！收割来的稻谷，经过五、六个猛太阳的暴晒，就干燥了，再经过木制的风车，把晒燥的稻谷一箩一箩的扇，总要扇个二、三遍，将秕谷统统扇掉，过磅记账，入仺保管，就算完成了这一轮的晒谷任务。生产队里往往会选个好日子，上交公粮后，把稻谷分到户，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做几样菜，煮好新米饭，恭敬祖宗后，高高兴兴地吃起新米饭来。晒谷员，责任重，又辛苦，给我记整劳力工分，我也挺知足的，这样一连干了三年晒谷员，队长和社员们都夸奖我呢！  （二十三）笛子伴我度寂寞我喜欢吹笛子，那是我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有一天，爹爹带我去绍兴府山高头玩，幽静的树林中传出了一阵悠扬悦耳的声音。我和爹爹循着声音走去，看见一位少年拿着一件乐器在吹。我问爹爹：“这是什么东西，吹起来尬好听！”，爹爹告诉我：“这叫笛子，发出的声音时而清脆，时而浑厚，时而柔和……”，从此，我就迷恋上了那清亮的笛声，当我第一次触摸到笛子的时候，那光滑的表面，那精细的做工把我深深地吸引了。这之后，我就用心地学起吹笛子了……六六年4月笛子跟随着我来到遂昌石仺梨树岗南岭村，陪伴着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无聊的日子寂寞的夜晚，六七年我们“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在绍兴的一个小摊里，我又买了一支笛子，小巧玲珑，只有30公分长，EA调，笛音特别清脆响亮，笛身上印有“要进一步节约闹革命.毛泽东”字样，一毛五分钱，我特别喜欢，后来，我带着这支笛子重回南岭村。春夏季节，每当劳动回来，吃了晚饭，就非常寂寞，我们三位知青，就到门口空地上，我吹笛子，发祥喜欢吹口琴，振辉唱歌，自娱自乐，秋冬季节，每当雨雪天气，不能出工，我们就像当地村民一样，钻进被窝里，我还是喜欢吹笛子，有时三人一起唱歌，打发无聊透顶的日子。那时，我最喜欢吹的两首笛子曲是“我的祖国”和“洪湖水浪打浪”，吹起这两首亲切生动、真挚朴实、优美抒情，委婉动听曲子，我们的心啊，就会飞向那可爱的鱼米之乡绍兴，飞向亲人的身边，忘却那艰苦迷茫的知青生活……..这把小巧玲珑，有着特殊意义的笛子，不论后来的多次工作变动和住所的搬迁，我都没有忘记它，一直保存在我的身边。后来我又买了好几支笛子，现在我经常在吹的笛子是前三年买的，音质特好，呵呵380元一支。现在有时，我会拿出这支有“知青经历”的笛子，重吹两曲“我的祖国”“洪湖水浪打浪”，回味那四十五年前绍兴知青的蹉跎岁月。 我有“知青经历”的特殊意义的小笛子 笛子独奏欣赏《洪湖水浪打浪》 晒谷时装稻谷的竹箩框 晒谷用的竹垫皮，一张垫皮一般晒一箩筐稻谷! 稻谷晒干燥后，用这木风车，煽去秕谷，留下饱满的好谷，上交公粮后分配给社员。 这是我有“知青经历”的特殊意义的小笛子!上面印有毛主席语录:要进一步节约闹革命字样! （二十四）捶谷成米早稻收割晒燥后，生产队里往往会选个好日子，上交公粮后，把稻谷分到户，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做几样菜，煮好新米饭，恭敬祖宗后，高高兴兴地吃起新米饭来。你可知这个新米来之不易呢！我们“南岭村”在海拔近1000米与云和县交界的翻山岭的半山腰，分来稻谷后，要变成米，有三种方法，一种是挑着稻谷，下山一千八百多个台阶山路，再走七、八里路，到下宅街一个碾米厂把稻谷碾成米，再挑回头走七、八里路，上岭1800多个台阶，回到南岭村，我们一般一次挑一百二、三十斤稻谷，碾成米约一百来斤，早去晚归一天时间，虽然能多碾一些米，但要花钱也累人。另一种方法，是在村里用水碓磨，靠水力推动一个大木轮，带动一个大石捶上下捶动，地面上埋有一个大石臼，里面放进稻谷，没有水的时候，有一种碓磨可以用人工脚来踩踏的，捶好后的稻谷，还要用谷筛筛，簸箕簸，这可要有点技术，我们不会，村里的水娣和凤衩两位十七、八岁的姑娘，总非常热心的帮我们筛谷簸谷，在说说笑笑中，一天用水碓磨捶谷也能出米六、七十斤。可山溪经常没有水，再一种方法，就全靠人工用脚来踩踏大石捶上下捶动，通过震动，摩擦稻谷，一天仅仅只能捶出个三、四十斤米来，而且累死人呢！所以啊，能吃上新米饭，并不轻松呢！ （二十五）血汗诗句在艰苦、无聊的知青岁月里，我自寻快乐，涂下了一些所谓的诗句，以鼓励自己，顽强地生活，勇敢的拼搏，从悲观到奋进，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斗志昂扬的去迎接美好的明天！ 南岭晨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七日 我披着山风，站立高山之巅，群山在脚下起伏，云海在眼前翻滚，啊，波涛一样的山峦，海洋一样的云雾，南岭啊南岭，你也会有这样的圣景！ 太阳升起，云开雾散，五光十色，远处青山象岛屿，隐隐约约，错落有致。山间村落，炊烟环绕，蓝天上飞翔着雄鹰，炊烟下生活着坚强的绍兴知青。南岭村的晨景，你看了有何感想？......四十三年前我的知青诗词日记本 谷筛簸箕 这是在村里用的水碓磨，靠水力推动一个大木轮，带动一个大石捶上下捶动，地面上埋有一个大石臼，里面放进稻谷，没有水的时候，有一种碓磨可以用人工脚来踩踏的，捶好后的稻谷，还要用谷筛筛，簸箕簸。 四十三年前我的知青诗词日记本 四十三年前我的知青诗词日记本，写的诗句 （二十六）露天电影六十年代，山区农村的文化生活，十分枯燥，一到晚上，整个村庄死一样的寂静，村民们，天一黑，就上床睡觉，生孩子，越穷越生，我们的邻居辛子夫妇，接二连三地生了四男三女，一个个廋得皮包骨，就是生不怕，实在是没有文化活动。七十年代初，一个夏末秋初的日子，村里接到大队的通知，说晚上公社的露天电影放映队，要到我们南岭村来放电影战斗片“地道战”，大家一听，就像过新年那样乐开了花，兴奋地奔走相告，有的人赶紧跑路，去附近村，告诉亲戚朋友来看电影，因为，那时电影是十分稀奇的，露天电影放映队又是刚刚开始到各村巡回反映，一个村一年也就轮到个一、二次.露天电影就是在室外放的电影。农村一般在晒谷场、学校操场进行，采用7.5----16MM放影机、活动影布.说放映队实际也就一个放映员，再雇上一个当地农民挑担，一头是电影放映机，一头是小型发电马达，一个村一个村的巡回放映，有的村要翻山越岭，非常辛苦。放映队千辛万苦的在下午四点来钟，爬到我们南岭村，选择了一块大的晒谷田作放映场地，在田地里插上两根竹杆，再在竹杆的顶部系上一块白色幕布，然后在晒谷场中找好位置，摆上电影放映机，在场地的边上 ，放好发电马达，调试好，便准备就绪，等天暗下来就可以放电影了。村里的孩子们和老人们，一看到 放映队来了，早早的搬来凳子，占领最前面的位置，等到天色渐渐黑下来，忙完农活的村民们，男男女女匆匆忙忙扒几口饭，就赶来看电影。孩子们呼唤着自己的爸妈，一起坐到长凳上，那个开心劲啊。放映员还在装片，试灯时，孩子们就会站在凳子上，举起双手 ，伸进灯光里，高兴的大叫“放电影啦，放电影啦！”放映员按下了放映机按钮，屏幕上显示出闪闪发光的五角星和嘹亮的军歌声，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战斗片“地道战”开演啦！！我们三位知青带头鼓掌，随之村民们一片热烈激动的鼓掌！！小孩子好奇，就跑到电影布背面看，呵呵，字是反的,骑自行车的人老是从左边上下,怪别扭的，看一会儿,就又跑到前面来了。外村赶来看露天电影人，手里都带着一大把竹篾片，当火把，回去时，照明用，点燃后可以照亮走几里路。电影放完了，黑沉沉的夜便到处亮起了点点火星，满山像开了朵朵红花……露天电影放映结束后，村里烧了一大锅腊肉鸡蛋面，招待放映员，生产队长也叫我们一起吃，陪陪放映员，我们向放映员表示感谢也要求，能多来南岭村放电影，他笑着答应，大家都非常高兴。回味露天电影，我觉得最大的妙处在于自然和亲切。你想想，当夜幕将天地一遮为尽的时候，猛然在它的胸口开出一道七彩亮光投射在荧幕上，活演出一处处人间的喜怒哀乐。浸在黑夜中的人便分外真切地被其感染和感动，不知不觉融入其中了。…… （二十七）团结水库七0年五月，石仺公社革命委员会的新领导，头脑发热，决定在离公社20多公里外的灯塔大队一个山沟沟里，建造一座蓄水500多万立方米的大水库。公社成立了“团结水库”总指挥部，有原公社社长李敬诗担任总指挥，再抽调了三名公社干部三名大队干部和二名知青参加，我和七村知青王振亚，有幸抽调到水库指挥部宣传组工作，工作报酬-劳动工分，回原生产队，按正劳力记取。七0年夏收夏种结束后，公社大张旗鼓，兴师动众地开始了“团结水库”的建设。接到通知后，我就打起铺盖，从南岭村出发，走十多里山路，到水库总指挥部-灯塔大队畲家自然村报到，指挥部的人基本上都来了，我与李总指挥，同住一农户家的阁楼上。水库总指挥部就设在这一大农户家里。来做水库的民工，都是从各个大队派来的农民义务工，工分都回自己生产队记取，约有近千名。其中，还有一些石匠，泥匠，木工，竹篾匠等，民工们主要做水库前期的清基工作，在一条长约五里的山峡两边陡峭的山坡上，砍伐树木，以防被库水浸没，石匠们和部分民工，炸山取石，搬运水泥，沙料，用做水库六十米高的拦溪大坝。民工们的劳动强度很大，生活却非常艰苦，路近的民工，下午收工后，回去，路远的民工，分别住在各个当地农户家里，大多是打地铺睡觉，自带草席棉被，再要自带粮食，和蒸饭的铝饭盒或钵头，自带咸干菜、萝卜咸，黄豆酱当小菜，分别在十户农户家，用大铁锅，大的木制四方形蒸笼，蒸饭吃，好多民工带的是番薯，番薯丝，包罗粉等杂粮，吃不到新鲜蔬菜。李总指挥在公社的爱人，经常会托人给他带来红烧肉、煎带鱼、鸡肉鸡蛋以及一些新鲜蔬菜，他总是叫我们两个知青一起吃，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能吃到这么高档的美味佳肴，真是我们的幸运啊！总指挥对我们这么好，我们就更加努力做好工作：黑板报出的更劲了，领导的讲话，水库的建设进度，民工们的好人好事，广播得更及时更响亮啦，鼓足干劲的口号、快板等文艺小节目编得更好更鼓劲啦。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到了1971年的9月中下旬，记不清是那天下午，总指挥部接到公社通知，今天晚上8点，全体人员以及所有民工，集中收听好中央广播电台的重要新闻。当天晚上7点半，大家都集中到水库中指挥部和装有广播的几户农民家里，都挤得满满的，也都肃静的等待着中央的重要新闻，晚上八点整，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了震惊中外的特大新闻：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乘英制256“三叉戟”飞机和其妻叶群、其子林立果出走。飞机坠毁于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机上多人全部身亡。……大家听了，万分震惊，一个个目瞪口呆......没有过多久，水库总指挥部，突然接到公社通知：撤销“团结水库总指挥部”，人员都回原地，停止水库建设，没有解释原因。这时，水库的拦溪大坝已建筑过半，我们感到非常震惊，又是一个个目瞪口呆。无奈，只好回到南岭生产队。再后来，才听说，是县里的一个新官员，认为，团结水库，没有科学依据，完全是头脑发热，劳民伤财的不作为工程，必须停建.呵呵，原来如此，真是劳民伤财啊！！ 在去参加团结水库建设时，用来蒸饭的铝饭盒 据绍兴档案资料:绍兴上山下乡同全国一样，也不例外，64年绍兴城区第一批就有500余名城镇知识青年，分赴各地支农插队落户，同年再次动员支农，支边，2313人，64年共合计去支农，支边疆的知青为2813人，有句顺口溜，支边新疆，行程万里，从东到西，初中毕业，告别父母，踏上征途，有人回忆，西去列车，两天两夜，到玉门关，三天到了，吐鲁番，再上汽车经过火焰山，过干沟，翻天山，到了第二年，也就是65年，又有2126人，第三年1966年4月26日324名绍兴知识青年（男227人，女97人）赴遂昌（松阳）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同年第二批绍兴知青再赴遂昌53人，是以塔山区为主的，于5月3日启程的。同年10月26日启程去新疆支边上千人， 66年共计支农，支边人员1456人，67年9人，68年47人。到了68年后期，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文革期间，绍兴的劳动工作，先后由专署办公室财贸组、地区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内务办公室和地区内务局兼管。这一时期，毛主席看到全国红卫兵的趋向，就业的学生和形势，，再次作出指示：亲自发布了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使全国的上山下乡动员到了最高潮期，1969年起，绍兴城镇中学毕业生分配实行“四个面向（基层、农村、边疆、工厂）”，69年绍兴城区动员上山下乡支农，支边共达12730人，70年1230人，71年4438人，包括去黑龙江大兴安岭的1000余人，72年4036人，包括去吉林数千人。73年1626人，74年876人，75年686人，76人1364人，77年539人，78年1814人，（是绍兴最后的一次支农，支边的政策）全国才得以结束。79年停止上山下乡。绍兴城区14年动员上山下乡总人数为33301人，绍兴全地区为53942人，15年间绍兴地区接收外地（省内）知青585人，省外1132人，其中上海来绍的知青是462人。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支边支农知识青年陆续返城，从1964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小小的绍兴城里，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感同身受。 　　石仺公社梨树岗大队党支部、革命领导小组、大队学校贫管会推荐同意我教书的证明书 1972年3月5日 （二十八）担任民办老师之一一九七二年下半年，有我下乡支农的石仺公社梨树岗大队党支部、革命领导小组、大队学校贫管会（学校贫下中农教育管理委员会）推荐同意，并经石仺公社贫下中农教育管理委员会批准我担任小学民办老师。我被分配到离我插队落户的南岭村5里路，离公社所在地15里路，却还要爬1公里上山路的山头大队小学任教。要说学校，其实是在大队的一个大礼堂里，放着十几条破旧的木制课桌和板凳，一块不大的黑板，当作教室了，学生来自大队十几个自然村的二十来个小学生，分成四个年级：一年级四个学生，二年级7个学生，三年级6个学生，四年级5个学生，那时的农村小学，几乎都是这种复式班，但四个年级的复式班不多，好在我曾在七一年下半年到梨树岗大队小学代过三个月的课，学会了一些教复式班的方式方法。一节课50分钟，四复式班，我一般是这样安排的，二个年级教育语文课，另二个年级教育算术课，每一个年级讲课十分钟左右后，就布置学生做作业，这样轮流反复，呵呵，老师一会儿讲语文一会儿讲算术，手舞足蹈，忙得不亦乐乎。音乐课、体育课、劳动课等活动，四个年级一起上，自创四复式班教育方式。教育复式班，老师是辛苦的，那时，民办老师的生活也很辛苦，吃的粮食要回自己的生产队去买口粮，每年500斤稻谷，碾成米大约350斤，一天还不到一斤米，工资每月仅17元。我住宿在“学校”，大队大礼堂角边用木板隔起来的一个房间里，又在大礼堂的另一个角边，用砖头泥土砌起了一个柴火灶，自己烧饭做菜、过生活。教书当老师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题图:当时我在山头大队教书时，先在大队大会堂一角，摆上几张小木桌木板凳，当教室教小学生读书。 （二十九） 担任民办老师之二新学期开学前的一天，我来回跑了30多里路，去石仺公社贫下中农教育管理委员会，买来新书，拎着二十多个学生的新书，走这么多路，虽然有点累，但想到学生们一开学就能拿到新书，心里挺开心的。开学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开展学生家庭访问，山头小学的学生们，来自上山头、中山头、下山头、金铜山、湾里等十几个自然村，我利用星期天或下午四点来钟放学后的时间，一个村一个.村，一家一户的进行家庭访问，了解学生情况，征求家长对学校和老师的意见要求。每到一家，都受到学生父母亲的热忱欢迎，有烧糖氽鸡蛋的，有煮腊肉面条的，用家里最好的东西招待老师，第一次家访，我去了四个学生家庭，点心实在吃不下了，也得吃，否则以为你看不起他们呢！后来，我每次家访2、3个学生家庭，不到十天走访了全部学生家庭。家长们知道我是绍兴来的有知识的青年，都非常满意非常放心，也夸我是第一个上门到学生家里访问的好老师！在上山头村家访时，了解到村里有两个学龄儿童，家里很穷，没钱读书，我二话不说，告诉他们的父母亲，让孩子来学校读书吧，我给孩子买书买笔，感动得他们连声说谢谢老师，第二天就把孩子送到了学校，还送来了白菜南瓜长缸豆。一年级有个叫良子的小学生，只有七岁，家在离学校5里外的下山头村，而且要跨过一条山溪，一下雨，溪石很滑，他父母亲都不放心，每当下雨天，一放学，我就背着这个小学生过溪，一直送他到家，感动得他父母热泪盈眶，万分感谢。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山头大队，都夸我是个关心农民，爱护学生，贴心教育的好老师。题图:家访时，学生家长热情地做红糖煮鸡蛋给我吃!（三十）担任民办老师之三山头大队为了学生和老师有个舒适的教学环境，于1972年上半年开始，在离大队部一里多路的山凹里，新建山头小学校舍，打墙盖瓦，挖基扛木，等都是村民义务工，泥匠木匠等工匠，大都是本大队人，大家鼓足干劲，加班加点，在1973年上半年，新学期开学前，建成了的新学校，有四个教室，一个综合办公室，四间老师宿舍，一个厨房，一个厕所，学校旁边还开辟了一个大操场，在当时，煞是气派。学校老师也有我一人，增加到三人，这样73年上半年我担任三、四年级的复式班，减轻了我的教育负担，另外两位阙老师（男）和胡老师（女），分别担任五、六年级和一、二年级的复式班，学生也增加到三十多人，我们三位老师，一起烧饭用餐，一起办公活动，业余时间，你拉胡琴我吹笛，胡老师唱歌，教书生活充满着欢乐，山头小学也越辩越红火。1973年下学期开学一个月后，石仺公社成立了文化站，隶属县文化馆，要从民办老师中挑选一名到文化站工作，公社领导根据我的教育表现以及文化特长，决定选调我，通知山头大队，要我在73年国庆节前到公社文化站报到。当学生和家长们知道我要离开山头小学的消息后，就赶到大队部，要求把我留下教书，并派代表和大队干部一起，跑到公社贫下中农教育管委会，去请求，想把我留在山头小学，舍不得我离开，但这是组织的决定，无法改变！1973年9月28日，我离开山头小学的那一天，大队干部们，学校的三十多个学生和老师以及部分家长，依依不舍的和我告别，一些家长热情地送来鸡蛋、腊肉、干菜、茶叶等土产，送我到村口，那一瞬间，一股热泪涌上我心头，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谢谢父老乡亲们！”大队还派人给我挑行李，一直送我下山，走到七里路外的下宅街，上汽车去公社文化站报到！ （三十一）我们最爱唱的“知青之歌”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　啊，彩虹般的大桥，直上云霄，横断了长江，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这是一首我们老知青耳熟能详的歌曲，在上山下乡的岁月里，记得在1970年下半年，开始在绍兴赴遂昌知青中流传，我们还把它改了几句，改成：美丽的鉴湖东湖畔是可爱的绍兴古城我的家乡，雄伟的卧龙山下是我可爱的家乡我们只要唱起这首歌，就会热泪盈眶，这首知青歌曲当时全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这就是著名的《南京知识青年之歌》这首歌的作者就是南京五中的下放知青任毅先生，为了这首脍炙人口的思乡曲，任毅招来十年的牢狱之灾： 这首歌原名《我的家乡》，又名《南京知青之歌》。可想而知，它的作者是南京人，而且就是当年的知青，他的名字叫任毅。任毅原是南京市五中66届高中毕业生。他从小就兴趣广泛，爱好艺术。小学的时候参加过南京市著名的小红花艺术团，学过唱歌。中学时又参加过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学过二胡和吉它。　　1968年年底，正好是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南京五中的一批学生坐着卡车，经过了南京长江大桥，来到江浦县插队落户，任毅所在的生产队正好是公社所在地，于是他们这个知青点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全公社知青聚会的地方。　　1969年夏收之际，南京知青中普遍弥漫着一种下乡后的失望情绪。任毅在门上贴了这样两段语录：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全公社的知青都经常跑到他们这里来聚会，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感到前途渺茫，于是弹吉它的人又多了起来，当时他们那里甚至有“吉它之乡”的称号。大家聚在一起，就唱过去的歌，有一首歌他们唱得特别动情，歌名叫《流浪人归来》：　　“流浪人归来，爱人已失去。　　内心无比凄凉，我活着为什么？应该怎祥活我不敢想，也不愿想，前途在哪里？” 　　1969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南京五中的知青又聚在任毅那个小茅屋里，又把那些歌轮番唱了一遍。唱完之后，大家仍然觉得空虚。这时任毅的一个朋友唐又龙忽然站起来对任毅说：“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任毅，你就写一首我们知青的歌吧。”他这句话给任毅的触动极大，当晚他就抱着吉它谱写了《我的家乡》，整整搞了一个晚上，等到第二天天色发亮的时候，这首歌终于完成了。他在歌谱上写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缓慢、思念家乡的”，然后又写下了“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　　这首歌原来是有个雏形的。1964年，南京五中有一批毕业生志愿去了新疆，在戈壁滩上，他们中间有人作了一首歌曲，名叫《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当时听了很为之感动，任毅就在这个基础上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节奏也搞得复杂一些，有2／4、3／4、4／4拍，使它能够更好地表达知青思乡的情绪，歌词也重新填过。　　这首歌一完成，当即就被人拿去传抄。然后它开始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在知青中间流传开来。夏收之后，任毅在回南京的轮船上听到有人唱这首歌，于是就走过去，故意问：“你们唱的是什么？”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他：“看你的样儿倒象是个知青，怎么连这个歌都不知道，这叫《知青之歌》！” 　　其实当初他写这首歌时并不敢称为《知青之歌》，因为这里既没有豪情壮志，也没有宏大理想，它只是表述了一种思乡情绪，表述了知青作为一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特殊阶层的强烈失落感，而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公开表现的。　　据说，有一伙上海知青去黑龙江的火车上，一路吟唱这首歌。江西有一个县的知青在开会前的拉歌比赛中，居然也唱起了这首歌。当时任毅的一些朋友学着列宁评价《国际歌》的口气说，“凭着这首《知青之歌》，你任毅可以到处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但是，对任毅来说，不但没有找到吃、找到住，却是——— 　　不幸降临，全是因为这首歌　　1969年8月份的时候，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传来，任毅有个同学叫郑剑锋，因为身体有点残疾，驼背，所以免去了上山下乡，他们那个班上的同学大概只有他留在南京，于是他的家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这些下乡知青回城时的联络点。郑剑峰的手很巧，爱装半导体收音机。有一天他在调试时，忽然听到了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写的那首歌，他感到很意外，于是立刻偷偷地告诉了任毅，并约他第二天在同样的时刻再去听。　　第二天下午4点钟，他们躲在郑家的小屋子里，偷偷地把半导体收音机拨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频率上，果然很快就听到了那首歌，他们把它称之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并采用男声小合唱的形式，配上小乐队伴奏，效果搞得很不错。当时任毅都听呆了。一来他还是头一次听到自己这首歌正规演唱的效果，没想到它的感染力竟有这么大；二来他意识到莫斯科广播电台演唱了这首歌，实际上已经把他置于死地，他的罪名是脱不掉的。因为当时的中苏关系恶化到对立的地步。　　1970年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晚上，那是任毅永远也无法忘怀的日子。　　窗外手电筒雪亮的光柱不时射向茅屋的每个角落。任毅的箱子都被打开了，他们什么也没找到，因为不久前任毅烧完了所有的文字东西。　　“带上你的洗漱用品，跟我们走！”一个声音高叫着，插在军大衣口袋中的手正紧勾着扳机。　　任毅举起戴着手铐的手，轻轻地摘下那已经准备好的放满牙刷、牙膏、手巾和换洗衣服的书包，随手套在头上。在都是拿枪的军人的押送下，走出了房间大门。不过，这一走，却再也没回到农村，从而庄严而隆重地结束了所谓“再教育”的历史时期。　　他被推进一个柜台，经过严格的搜身，抽去了里里外外所有的裤带、皮带，据讲为了防止自杀。真是天知道。　　“签名”抓他的人出示了“逮捕征”。　　“按上手印，写好几点钟。”依然是那威严的声音，那无表情的脸。　　“进去！”任毅还没有弄清题图:《南京知青之歌》作者 : 任毅 知青歌曲《南京知青之歌》 什么就被推了进去，随着就是关门、上锁。　　“啪”地一声，门上一个小窗打开了，把任毅吓了一跳，这小小的窗几大概只有一寸宽三寸长，以后老犯人讲这是“老虎窗”，窗外看守的小眼睛在滴溜溜地转。牢房里死一般的沉寂，像停尸房一样的地板上脚对脚地躺着十几个人，对刚才发生的一切他们都没有反响。　　带钉的皮鞋声渐渐地走远了，远了……牢房里的人都活了过来，一个个地坐了起来。坐在大门边的一个人讲道：“你们挤一下，让一个位置给他。”人们自觉地挤了一下，一个2尺宽的地方便空了下来。　　于是，1970年2月19日深夜，西29号牢房里又来了一个新犯人的消息便尽人皆知了。　　就在这一间牢房里，他整整被禁锢了165个日日夜夜。一直到8月3日，全省公判大会上宣布10年刑期后，他才被押到劳改农场去服刑。　　从2月19日被抓到8月3日被判决，这5个月时间里，任毅天天被提出去审讯，而且经常是在夜里。他们逐字逐句地审查那首歌的歌词，光是一句“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他们就搞了任毅好几天，一定要逼他承认当时不是写的“深浅”而是“深陷”，任毅因为自己确实写的是“深浅”，所以拒不承认。虽然是一字之差，可在当时份量大不相同，关于“深浅”，还可以自我批判一番，因为知识青年身上还存在着没有得到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没有工农兵那种一往无前、脚踏实地的精神，所以脚步是深深浅浅的，而“深陷”岂不是成了对上山下乡的一种污蔑吗？现在看来这些审讯以及他自己的解释都是可笑的，但在当时，审讯过程却无比严肃正经。　　为了攻下“深陷”这个堡垒，他们在任毅面前抛出了几十个版本的“知青之歌”，估计都是从全国各地搜查来的，有油印的、有打字的、有复写纸的、有手抄的，各种样式的都有，其中确实有不少都是写的“深陷”，大概在流传中人们觉得这个词更能说明知青的状况吧。　　在这五个月期间，任毅一共三次“陪绑”。当时“公判大会”气氛是很恐怖的，每个在押的人都不知道落到自己头上的将是什么命运，在没有法律保障的状况下，小百姓有可能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疏忽而招致杀身之祸。　　使任毅难忘的是当时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有个省革委会副主任主持公判大会，当他宣读判决书，扯开嗓子高叫“判处死刑”时，全场人的心仿佛都被提了上来，大家都屏着气在等下文“立即执行”，只见那位副主任慢慢地打开茶杯盖，抿了一口荼，0里传出他开盖、喝水、关盖子的声响，然后他平静地说：“缓期二年执行。拉下去。”人们的心又给放了下来。真不明白他这种惊人的揪动人心的停顿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在审讯任毅的五个月期间，隔三差五地将他提出去批斗就算是家常便饭了，至少开了有30多场批判会，任毅是所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一个典型”，专门有一个批判的小分队，将他拖来拖去地巡回批斗。 　　知青们对他怀有很大的同情。有一次在开完批判会之后，很多知青都涌到前面来，有人示意他到厕所去。在那里，他们挡住了看管人员的视线，往他的上衣口袋里塞了80元钱和50斤粮票。知青们的同情顿时使他感到活下去也许还是有希望的。　　1970年8月3日，任毅又被拖去参加了一次全省的公判大会，这次被宣判的人中间也有他一个。当判词读到他的时候，他几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判刑10年……”　　从那天起，任毅开始了长达9年的劳改犯生活，处境自然是十分严酷，总之，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生活。“专政”的滋味任毅算是尝足了。9年坐牢，仅仅是为了一首歌。现在看来这是多么荒谬的判决，而当年他还为自己只被判10年徒刑而感到过庆幸。任毅是1979年平反出狱的，后来被安排到南京一家丝织厂工作。失去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不过，任毅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因此却得到了珍贵的爱情，那是在他出狱后不久，有一次到一个老同学家里去玩，于是这位同学的妹妹——也就是他现在的妻子对他和他的经历都发生了兴趣，虽然她比任毅年轻许多，却执意要和他结合在一起。于是任毅在失去了很多东西之后，还是得到了一位年轻姑娘的纯真感情。（谢谢网友江南愚才提供的资料） （三十二） 家书抵万金家书抵万金，在那漫长的支农岁月里，盼信、读信、写信、回信，成了我们平淡如水，寂寞无聊的知青生活的兴奋剂。每每收到故乡父亲、兄弟姐妹们的来信，总要看了一遍又一遍，让我兴奋激动好几天。是从我来到人间，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亲，18岁那年，插队支农，远离故乡，远离亲人，就特别特别的想家、想亲人。那个年代，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和家乡亲人联系，全凭书信，那时，交通又非常落后，邮路又十分不畅，绍兴的一封来信，寄到遂昌县—再到石仺公社—再到梨树岗大队，再托便人带到我插队落户的南岭村，起码得要个把月，等信等得人心焦！邮寄包裹比信更慢，父亲常给我邮寄些绍兴霉干菜、带鱼干等东西来，同时寄信告诉我，包裹单却要再过十天半月（有时更长时间），才会送到，我再走十七、八里路，到公社邮电所拿取。我们要写信和回信，用的邮票，也得跑路到很远的公社邮电所买，姐妹们知道这个情况后，总会在寄我的来信中夹带几张邮票，可好多次我却收不到，问题不知出在哪个邮途中？记得69年国庆节后，在杭州浙江医科大学求学的哥哥，省吃俭用，节约下来，随信寄我五斤粮票、十张八分的邮票，两元纸币，我却始终没有收到，直到哥哥再来信问起我，我才知道，当时，对于我这个贫穷的知识青年，这几斤粮票、几张邮票、2元钞票，是多么宝贵啊，我马上跑路赶到老远的公社邮电所查问，却告知：不知道！平信不得夹带东西！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父亲来信，总是千叮咛万嘱咐：一人在外，要诚信做人，勤恳做事，交结好友，注意身体。…..看得我热泪沾襟。家书抵万金，家书成了我们知青最宝贵的精神粮食。父亲的嘱咐，兄弟姐妹们的鼓励，给力我极大的生活勇气，激励着我努力向前再向前！ （三十三）在文化站的日子里之一石仺文化站，设在公社所在地大东坝中心的一间平房里，平房内用杉木板隔成四间房间，文化站在左边一个不到18平方米的房间，作为办公室和住所，放着一张木板床，一只书柜、一张写字台、一条木制靠背椅，几条长凳子，对面两个房间，是石仺农村信用社的办公营业场和宿舍。大门口是公社的一个小广场，公社召开什么群众大会，晚上放映露天电影都在这个广场举行，这个小广场，也是县城到石仺公社的公共汽车终点站，成了公社最热闹的地方。文化站属于公助民办的，行政归公社领导，业务有县文化馆指导，文化员每月补助21元，户粮关系还在生产队，向生产队买口粮。文化站成立时，县文化馆送来一批书刊杂志和一些连环画，还有二胡、笛子、月琴等几样民族乐器，我再到公社办公室拿来几张革命宣传画，用心一布置，小小石仺文化站，就充满了快乐的文化气息，吸引了来来往往的农民群众，特别是那些等车的人们，进来坐坐，看看图书，看看报刊杂志，文化站成了候车室，热闹非凡。一到晚上，公社的同志和附近单位的一些人，又会跑到文化站来，拉拉胡琴、吹吹笛子、弹弹月琴、唱唱山歌，增添了山乡夜晚的欢乐。那时，文化站的主要工作和任务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占领农村文化阵地。我记忆最深刻的是，1974年10月起，农村开始学习“小靳庄十件新事”。待我慢慢回忆...... （三十四）在文化站的日子里之二--学习小靳庄1974年10月中旬，遂昌县委号召“大力开展学小靳庄活动，全面占领农村的思想文化阵地”，接着，县文化馆通知各区、公社文化站，要积极响应县委号召，立即行动起来，搞好试点，学好小靳庄经验。 遵照县委号召，根据县文化馆的要求，我向公社领导提出建议，经公社党委研究决定，在蔡宅大队搞学习小靳庄试点工作，具体工作有我文化站负责。74年10月下旬，我进驻蔡宅大队，和农民群众一起学习小靳庄，历时一年半。小靳庄是天津市宝坻县林亭口公社的一个大队。这个只有一百零一户、五百八十二人的村庄，解放前是泡在苦水里的佃户村。一九四五年这里获得解放，经过土地改革，贫下中农翻身做了主人。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合作化、公社化，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但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完成之后，斗争并没有结束，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是相当激烈的。在文革期间，这个小村庄因为能唱样板戏，搞赛诗会等而闻名。它被江青搞“点”后（树起了一个在农村进行“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所谓典型），在全国广为宣传。1974年8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小靳庄大队的《小靳庄十件新事》，后来又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大出风头，江青还把外宾带到小靳庄去参观。粉碎“四人帮”后，小靳庄的所谓“经验”受到批判在当时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又是江青的典型，小靳庄的十件新事，是红得发紫的，小靳庄的“十件新事”主要就是：农民政治夜校、贫下中农理论队伍、贫下中农登台讲历史、大唱革命样板戏、业余文艺宣传队、群众性的诗歌创作活动、开办图书室、讲革命故事、群众性体育活动和移风易俗、破旧立新。蔡宅大队党支部书记蔡明根，是一个出身贫苦的农民，高小文化程度。他带领农民群众“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工作踏实，为人忠厚，深得群众的爱戴好书记。党支部一班人年富力强，团结一致，也深得群众的拥护。按照小靳庄这种模式，蔡宅大队党支部提出了“学习小靳庄，用社会主义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的口号，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大队已有的农民政治夜校的基础上，一件一件的创建“蔡宅十件新事”。在这一时期，蔡宅大队的农民政治夜校办得更加有声有色、有理论宣讲员、文艺宣传员；大队有20余人成立了一支文艺宣传队，不但在自己大队宣传演出，还经常到附近大队宣传演出，大队还有180多人的业余理论队伍，有路线和阶级教育展览室、图书室等。大队发动群众开展移风易俗，破旧立新，喜事新办，丧事从简，蔚成风气。在这一时期，田头场间，工余饭后，小型批判会和读书、读报随处可见。社员群众晚饭后或参加政治夜校，或参加批判大会（当时主要是批判林彪、孔老二或以五类分子作活靶子），或观看大队宣传队的文艺演出，当时的剧目有学演京剧《红灯记》、《沙家浜》的片段、革命越剧《半篮花生》和忆苦思甜戏《一块银元》以及自编自演的快板、相声，演唱革命歌曲等等，节目丰富多彩，农民群众非常喜欢。在这一时期，蔡宅大队，到处是红旗、红语录、红墙字、红标语，汇成了一派“红”的海洋；到处是歌声、读书声、口号声，营造了一股强大的“声”势。后来县和县文化馆还组织人员来蔡宅大队参观学习。大家感慨不已，赞不绝口。 题图: 革命越剧《半篮花生》剧照 革命越剧《半篮花生》我们当年表演的样板戏原版! 小靳庄的十件新事 小靳庄的十件新事 （三十五）回忆几位绍兴知青-乐极生悲 马幼白和陈力行，支农前都是绍兴北海街道铁甲营居民，都是绍兴一中的初中毕业生，是一对很好的朋友，小马还是我初中同班同学。1966年4月26日，他们和334名绍兴知青一起插队落户，来到遂昌县石仺公社，一个插队在七村村，一个插队在西山村，两村虽然相距十多里路，但他俩总抽时间互相看望，相互关心，亲如兄弟。1970年和1971年两人分别当上了民办老师，小马在自己村里小学任教，小陈分配到横庄小学教书，两地相距更远，可他俩还是经常走动，互相学习，互相帮助。1975年下半年小陈和横庄小学的一位年轻女教师恋爱，一年多后，小陈高高兴兴地在西山村里买来木材和樟木板，做起了准备结婚的各种家具，小马也为朋友高兴，经常来帮忙，小陈天天盼望这幸福的日子快点到来！小陈结婚的日子定在1977年国庆节，77年学校放暑假期间，小陈抽了一天时间，约小马一起来帮忙，把结婚用的家具运到横庄小学，他的婚房就做在那里。那天早上，天气很好，小陈到大队里，借来一辆拖拉机，小陈人很聪明，在生产队劳动时，就学会了开拖拉机，而且技术很好，这次他为了拖拉机能开快点，就把拖拉机的大小皮带轮，前后调换了一下，殊不知，危险就在这里！！早上十点来钟，他们装好家具，兴高采烈地开足马力，朝着横庄方向奔去，拖拉机开出西山村时，有人拦车想搭乘，他们理也不理，一直飞快地向前开去……拖拉机开出不到五里路，土名叫牛角屿的一个急转弯处，由于机速太快，小陈把握不住方向盘，“轰隆”一声巨响，拖拉机连人带机，一起翻下十来米高的乱石堆下……出事点到石仺公社所在地七里路，那年我已在公社信用社工作，公社办公室接到村民报警后，赶快组织人员，也立即通知我，一起赶到事故现场，其他绍兴知青也陆续赶到。现场惨不忍睹，拖拉机已粉身碎骨，小陈和小马，两人都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小陈已停止了呼吸，小马还有一口气，我扶着小马时，他微微的，看去万分痛苦的，断断续续地对我们说：“我这么会是这样的下场…..！”我不断地对他说：“不会的不会的，幼白，你要挺住，挺住！”，在救护车回医院的路上，小马还是悲惨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绍兴知青这个群体。在绍兴知青的要求下，石仺公社为马幼白和陈力行两位知青，举行了追悼会，他们的绍兴亲属，公社干部，全体绍兴知青，两个村的一些村民为他俩送行！可怜小陈的快要做新娘的未婚妻，哭的死去活来......他们就安葬在插队落户村的青山上，永远守护着了这片黄土地！幼白，力行，三十多年过去了，你们在天国还好吗？你们对石仺公社教育事业所作出的贡献，你们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精神，大家永远都不会忘记！ （三十六）回忆几位绍兴知青.金福艳福 金福，绍兴北海街道大江桥人，小学毕业，凑人数，把他也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到遂昌石仺公社蔡宅大队牛栏湾生产队。1969年7月15日，我的知青日记中这样记录着他：“同来山里的金福” 同来山里的金福，家里穷得脱壳，来山里的知青里，要算他，最最活，他的嘴最会耍，他的腿最会爬，可是他呀，也是最最懒来最有福。 同来山里的金福，他有他的人生哲学，别人做死做活，为命活，而我金福啊，东走来，西走去，这家讨，那家要，同样是活，不过是，你用手足我用口说。 同来山里的金福，还有他做人的秘诀：别人吃的好，算什么！而我金福啊，只要比你多活年，你最好，也没福，以后也许，还是我金福最有福。 啊哟！同来山里的金福，就是这样，喝着东西南北风，还高谈他的人生哲学。他在下乡期间，基本上不参加农业生产，经常到知青点和农民家里串门，后来，看到好些知青，都被安排教书了，他也非常渴望，有人哄他，当老师要会唱歌跳舞，他就跳起“北京的金山上”，滑稽的表演给你们看，久而久之，不管你是谁，只要告诉他，那个小学需要老师，你先表演一下，他都会傻傻的唱歌跳舞给大家看，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把金福当成了取乐的工具，他却还在做着他的教师梦……后来，金福终于有了出头日，在1978年，知青大批上抽安排工作时，他有幸安排到遂昌建筑公司工作，从而结束了他痛苦的知青生活。当工人以后，有一位做餐饮业的姑娘爱上了他，经常烧馄饨给金福吃，让金福在姑娘那里过夜，金福碰上桃花运啦！金福有了艳福，却又好傻好傻，他喜欢向别人显耀他的艳福，描述他们的床第生活，结果，让爱他的姑娘离他而去，致使金福抑郁至病，1980年，金福身患肠癌，痛苦的离开了人间。可怜的同来山里的金福，没有比别人多活，有福了却享受不到人间之福啊！愿在天的金福，聪明些，开心些，真正能享受在天之福！ （三十七）上山下乡的影响及其它（转自百度）我国从1966年开始有了上山下乡知青，1977年是最后一批下放的知青。影响　　至于上山下乡给知青带来的伤害，给农村带来的后果，给知青家长带来的怨气，在当时极“左”的政治环境里，不只发生在知青身上，而是文化大革命带给老百姓的共同灾难。对于上山下乡，大多数人是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被敲锣打鼓赶到农村的。也只有文革期间，这样的事情才有可能实施。所以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反思不能脱离文革的背景，上山下乡所造成的后果，也只是文革动乱的恶果之一。　　现在，当年的知青大都已到了退休年龄。人是生活在社会里的，除了物质生活，还需要精神生活。上山下乡是当年的知青踏入社会的第一步，大家同生活、共命运，有太多的共同语言。与人生的其他阶段相比，许多人对那段生活的记忆最为深刻，因而也就更加怀念。意义　　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毛泽东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的目的，但是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由于无数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在乡间长期务农，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　　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城市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此之前从未去过农村，对农村的了解仅仅局限于课本的文字和政府的宣传。　　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然而，更多的知青则永远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在九十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经常被工作单位裁减而失业。　　这场运动改写了一代人的命运。后果　　经济后果　　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知青是农民的一个负担。只有在那些缺乏基础教育的地方，极少数能够从事这种工作的知青才有益于农村的发展。但这些有限的贡献远不能抵消知青给农村社区造成的损失。而且它们为时甚短，如果像80年代初那样培训当地青年承担这些工作，从长期来看效率更高。更重要的是，在农村的基本政策漏洞百出的情况下，下放知青的努力并不能给农村的发展带来多少好处。知青离开后实行的大刀阔斧的农村改革，才为农村带来了实质性的改进。 　　政治和意识形态后果　　1968-1969年的大规模下乡运动的目标虽然没有明说，显然是为了结束红卫兵运动，就此而言它是成功的。但从长期来看，它的后果确实是消极的。下乡政策导致的不满、林彪事件之后出现的幻灭感，以及农村地区社会和政治控制力的相对薄弱，使知青一代滋生出文化和政治上的叛逆倾向。　　至于根据革命品质而不是专业成绩选拔精英的方法，以及藉此实现一个平等社会的目标，也没有取得什么积极成果。除了在战争或革命时期，以道德作为提拔精英的社会制度难免导致伪善和因循守旧。评价　　关于知青上山下乡，一直有正反两方面的评价。 正面有人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为加强工农联盟基础、教育青年、消灭城乡差别的一个重大尝试。 同时知青下乡对于农村的教育普及、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以及乡镇企业的建立（乡镇企业成立多是知青推动，初期其业务骨干也大多是知青担任）都起到决定性作用，大幅度改变农民面貌。 （三十八）知青精神知青下乡，是一个时代的行为错误，但从事物两面观看，阴差阳错诞生出一个时代精神，犹如不该发生的文革，之后突然让封闭的中国一下子悟觉经济落后的悲哀一样，知青时代是一个精神多元的时代，以现代评价模式对此评估，或以财富价值观判别，都很难诠释知青的精神本质。知青下乡的思想蜕变，是首要的。脱离文化物质优越的城市，来到穷乡僻壤，形成的反差和对比，使我们这些青春期的男女心理调整失衡，下乡初期普遍产生一种悲哀失望情绪......可以说，起初面对农活，我们显得束手无策，与娴熟农技的当地农民相比，我们是一张白卷，甚至有点恐惧，但是，为了生存，我们开始暗下决心，学习农业技术，磨镰割麦，弯腰薅谷，挥镐刨粪，后来自发的脑力体力劳动交换，让乡村课堂听到知青的讲课声，一部分知青被委任到民办老师、赤脚医生、拖拉机手、文化站干、农机员、生产队或大队干部等岗位。知青和农民的关系开始融洽，我们以自己的艰难付出，得到农民的认可。知青时代最伟大的成果，是弥补“种禾尝果”的劳动过程，体验人类最基本的农耕实践。在没有谁会想到返城的当初，自觉不自觉锻造了任劳任怨的劳动品质，尊重农民，崇尚农耕，自食其力，这和有些五谷不分的现代青年相比，多了一份来之不易的精神体验。由此，知青开始艰难的精神财富的积累。残酷的环境和生活无助，促使我们知青忍耐力和人性化品格的形成。原始落后的农业操作，让我们原本肩不担担，手不提篮的城市孩子付出惊人的劳动量，从不适应到娴熟，从嫩稚的白肤到黝黑的脸膛，体验着疲惫和艰辛的全过程。穷山村缺电少药，农具落后，我们不得已克服困难，饱经风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学会独立打点缝补洗涮的日常琐事，与生俱来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顺境被突然颠覆，知青们的贫民化意识增强，放下架子，与农民同苦同乐。逆境中的知青们，开始积淀自己的适应力和宽容度。内心厌恶体力劳作，又要生存活命，就得身体力行，矛盾之间，择取适应，循序渐进，埋藏愤懑，劣质环境中，我们知青由无奈迅速转变为接受，早起晚归，粗茶淡饭，大自然绿色的明朗和农民兄妹的体贴关照，渐渐，对抗心理减弱，与农户之间交流增多，相互帮助，知情知暖，给予知青们体贴鼓励。今天回头看，当年知青的忍耐力，要比一些现代青年厚实得多。初涉人生第一步，就与农民为伍，对知青平实憨厚性格和创业风范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知青的文化流涌入农村，与愚昧平实的乡村形成鲜明对比，彼此通融，兼收并蓄。在单纯的环境中，知青不受奸猾狡诈熏染，直率性体悄然形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劳而获之，多劳多得，这给以后知青进城，发扬刻苦耐劳、勤恳踏实、好学专研、责任心强、无私奉献的知青精神，成为企事业单位的主力军，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十九）知青返城与就业的根源（转） 知青的上山下乡，曾经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大方向，全党重视，八方努力，成绩斐然。但教训也深刻，“文革”中更是问题成堆，为后来爆发知青返城浪潮埋下了种种隐患。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高潮开始后，我国先后有１７００万知识青年加入此行列。起初，因党中央和国务院重视，各级政府都设有专门机构，配备了强有力的干部，拨有专门安置经费，并且定期召开工作会议，检查安置落实情况，表彰先进典型，交流经验，汇报问题，研究对策。加之，当时干部作风和社会风气都好，所以上山下乡活动发展得健康正常。 然而，“文革”开始后，全国出现两大问题：一是各级党政领导和主管知青工作的机关受到冲击，指挥失灵，业务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处于混乱状态；二是这期间又有５００多万城镇知青被动员上山下乡，这数字比“文革”前５年的总数还多三倍。于是，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弊病也越来越多。 上山下乡知青人数的急剧增加，大大超过了各地的安置能力和生产规模的容纳程度，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以农垦系统为例，１９７２年与１９６６年相比，职工人均耕地面积，由１８．９亩下降到１５．１亩，人均产值由１３７８元降为１１０４元，人均利润由６０元降为亏损８０元，人均生产粮豆由２９７２斤降为２０３７斤，人均上交粮豆由１０３６斤降为５３０斤，人均工资也由４０４元降为３８６元。李先念副总理形容农垦系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广大农村同样如此，原本一穷二白的农民，认为城镇知青上山下乡是抢农业的工分，分农村的口粮，夺农民的饭碗。有些地方歧视、冷漠、排斥城镇知青，使知青心情压抑，情绪很不正常。 党中央、国务院对知青上山下乡极为重视，考虑到他们在农村没有任何生活基础，下乡后会在住房、口粮等方面遇到各种具体问题，故而在国家财政预算中列有专项资金，作为知青下乡的安置经费。并采取一些补助措施，以便知青下乡后能顺利度过生活难关，尽快在农村稳定下来。据统计，仅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７２年国家划拨的安置经费约在１７亿至１８亿元左右。但在“文革”中，相当一部分钱被基层干部贪污挪用。另外，到农村插队知青的安置费标准偏低，致使插队知青无房居住的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都大大挫伤知青上山下乡的热情和决心。 婚姻问题是困扰知青的另一难题。他们刚下乡时只有十六七岁，天长日久，岁月流逝，少男少女逐渐进入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在那个条件艰苦、突出政治的年代，在那个男多女少或男少女多的农村和农场狭小的环境里，怎么能出现理想、满意的恋爱和婚姻？ 知青生活困难也尤为突出。在他们下乡初期，口粮、食油由国家负责供应一年，以后生活自理，一切开销要靠自己劳动所得维持。安置在生产建设兵团或国营农场的知青，每月发二三十元工资，生活尚有保障。在农村插队的知青，则同农民一样靠天吃饭，出一天工，挣一天工分。自然条件好的富裕生产队，经济发达，工分值高，一个劳动日可挣一两元，生活不成问题。自然条件差的贫困生产队，工分值低，一个劳动日，只挣几分钱，生活难以维继。遇到灾年，问题更大。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我国经济情况稍有好转，工农业生产逐步恢复。中央决定从上山下乡早、表现好的知青中，招一些人进工厂、学校、部队，但指标有限，“僧多粥少”。于是，成千上万的知青和家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刮起“走后门”之风。尽管中央高度重视，严厉批评和制止。但一部分知青毕竟通过这种方式离开了农村，最终返回城市。据统计，到“文革”结束时，先后有７３６万多知青进厂、参军、升学，接近下乡知青总数的一半。这些离乡返城的知青主要集中在７０年代初，仅１９７３年就达１００万人以上。这对仍留在农场、农村的知青产生了巨大影响，大家对“安心扎根农村”的大方向感到困惑、怀疑和不满。 实践表明，知青上山下乡被作为政治运动付诸实施，时间越长，遇到的问题就越多、越复杂，更何况又碰上“文化大革命”！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２０日，福建知青家长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下乡知青的口粮只够半年，政府原先每月８元的生活费也断绝供应。孩子下乡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穷得连理发的钱也拿不出，要家里资助，而家里也穷。其次，知青下乡后没有房子住，成了无处安身之人。再次是知青招工靠关系走后门……”毛泽东读信后深感不安，亲自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３００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事后，中央曾在全国组织知青工作大检查，落实有关政策。但不少实际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各种新情况仍不断反映到中央。１９７６年，毛泽东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简报上再次批示：“知青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然而，由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已力不从心，加之“四人帮”又掀起0斗争，知青问题暂时被搁置。云南西双版纳垦区知青率先掀起返城大潮，国家农垦总局局长赵凡急飞云南。......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底，西双版纳景洪农场的上海知青执笔起草《致邓副总理的公开信》，反映云南知青的种种困难，表达了要求返城 绍兴知青赴遂昌（松阳）上山下乡48周年纪念活动，2014.04.26在松阳县塔寺下知青公社举行! 绍兴知青赴遂昌（松阳）上山下乡48周年纪念活动，2014.04.26在松阳县塔寺下知青公社举行，参加活动的遂昌片绍兴知青合影。 （四十）招工信用社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断决定全国停止上山下乡的老办法，统筹安排城镇下乡知青的就业出路。这是带给广大知青的福音。从1979年起，国家对未婚知青，陆续上抽，统筹安排在城镇就业。我早于这个统筹安排时间，招工就业。1976年9月，遂昌县农业银行，到石仺公社知识青年中，招收一名信用社正式职工，就在石仺信用社工作，当时，我还在公社文化站（民办的）工作，公社领导根据知青的现实表现及在农民群众中的影响，决定让我到信用社去。讲真的，我很喜欢搞文化站工作，唱唱跳跳，快乐开心，而要做农村信用社工作，当会计做出纳，与钱打交道，不是个滋味，可公社文化站一直是民办的，户口在生产队，口粮要到生产队买，更不是个滋味！......1976年10月，我正式招工到农业银行遂昌县支行（那时，农村信用社有农业银行管辖，1996年10月农村信用社与农行脱钩，自营管理），报到参加新职工培训学习，一个星期后，分配到我下乡的石仺公社农村信用社工作，担任信用社出纳，直接管钱。从1966年4月下乡到1976年10月招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整整十年半时间，终于又有了“城镇户口”吃上了国家皇粮，结束了我的知青生涯，回首往事，悲喜交集，真是感慨万千啊！1976年10月招工到石仺农村信用社在信用社门前拍照 一九七六年十月招工到遂昌县石仓公社农村信用社工作。在信用社门前留影。 1977年12月，在遂昌参加丽水地区首届知青代表会的部份绍兴知青代表合影! 一九九0年至一九九二年任农业银行遂昌县支行保卫科长 一九九一年七月，丽水地区农业银行，组织各县农行保卫科长去北京培训学习，在天安门前留影 一九九六年十月，我担任遂昌县信用联社常务副主任，这是一九九七年二月在信用联社办公室办公! （四十一）苦尽甘来1976年招工信用社后，我的日子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更比一年好，请看：我走来的路——简略小自传吾名单斌阳，号龙谷丽人职称经济师，故乡绍兴市 生在黎明前，长在红旗下，姐妹加兄弟，七胞排第六，性格开朗型，乐观对人生，喜欢吹笛子，又会葫芦丝，爱唱歌跳舞，健康好伴侣。父严母慈祥，含莘养育大，爹教我勤奋，娘教我忠诚，父母之教诲，刻骨铭心间。十三岁那年，三年自然灾，糠菜当食粮，吃饭用称量，路有饿死骨。慈母重病起，撤手西天去，痛煞为儿心！从那时候起，父当爹和娘，起早又摸黑，劳苦度艰难，八八年正月，父亲亦离世，为儿更悲切！天下父母心，跪拜父母恩！！六六四廿六，响应党中央，上山下乡去，来到遂昌县，落户梨树岗，住的茅草屋，吃的洋芋麦，干的山农活：翻岭砍柴木，梯田筑田坎，插秧忙耘田，晒谷挑两箩，食却不果腹。六六到七六，务农整十载，尝遍人间苦，方为人上人。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参加红卫兵，串联到杭城，回绍闹革命，红色台风起，刮归山里面，揹锄到田头，三呼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又无疆！六九年五月，派我到水库，负责宣传部，七一年十月，调当民办师，教书复式班，七三年十月，又调文化站，组织宣传队，学习样板戏，学习小靳庄，自创好节目，下村搞宣传，毛泽东思想，红遍全中国。七六年十月，招工信用社，始从金融业，立足为三农，先学基本功，会计和出纳，农金信贷员，经营与管理，随后当主任，农业学大寨，下村去蹲点。七九年春夏，喜结终身伴，生育一儿子。八一年元月，调入遂农行，先后担任过：新路弯主任，营业部主任，保卫科科长，信合科科长，信用联合社，常务副主任，九六年九月，行社分了家，我留县联社，担任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党纪委书记，另八年八月，光荣退了休。金融生涯长，三十二年整，以行社为家，忠心党事业，从不顾私情，做事党性强，办事讲原则，敢顶上压力，尊重下员工，踏实加勤奋，废寝忘了食，身体累成病，同志多慰问，姐妹挺关心，很快复元气，干劲倍加增，一身刚正气，两袖好风清，不贪亦不沾，不骄亦不吟，功德虽无多，劳苦功也高，平安离岗位，组织评价高，群众好敬佩。经历风和雨，心地更彻明，退休回到家，上学老年大，热爱广场舞，净化人心灵，舞陶冶情操，舞促进血液，舞健康体魄，舞焕发青春，学教拍制传，样样都学会，另九年七月，免费办舞场，夫妻同教舞，誉满遂昌城，组建秋之韵，拍摄广场舞，上传互联网，宣传遂昌县，旅游风景美，事迹见报刊，丽水报上登，又进浙江台，二另另九年，庆祝国庆节，演出广场舞，葫芦丝伴舞，红色娘子军，歌唱祖国好，六十国庆颂！儿子结良缘，双喜临了门，家和万事兴！二0一一年，八月二十六儿媳生孙子，爷孙乐天伦！ 可爱的大孙子周岁! 兄弟俩认真看书学习(2018年)  春暖花开，人间四月天。        2015年4月26日上午，我们1966年来到遂昌（松阳）上山下乡的绍兴知青，相聚在风景秀丽的遂昌汤沐园，举行“纪念绍兴知青赴遂昌（松阳）上山下乡49周年聚会活动”.上午9时前，有来自绍兴、杭州、丽水、松阳、遂昌等地的83位绍兴知青，陆续报到参加聚会活动。报到后，先组织大家参观游览温馨美丽的汤沐园温泉和水上乐园，大家赞不绝口，纷纷拍照摄像留影。上午10时，纪念会议召开，首先有绍兴知青遂昌片负责人谢关达致欢迎词，热烈欢迎各地来遂昌参加聚会的绍兴知青，并作了会议程序的说明……      接着请绍兴知青同乡群群主，松阳片绍兴知青负责人樊兔兔讲话，借此机会群主提议大家为明年举行绍兴知青50周年大庆活动献计献策。       会上还有绍兴知青章玲珍、谢能一、郑孝国以及绍兴知青后代秦绍松发了言。       随后，会议进行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捐款活动，待主持人说明后，大家纷纷捐款，把一颗颗爱心献给绍兴知青章玲珍和她女儿苏莉萍一家，当场有73位绍兴知青献爱心，有的从杭州、绍兴打电话来托人捐款，场面十分感人，立马捐款达到10600元。当场交到章玲珍手里，章玲珍也热泪盈眶，万分感谢同乡人的热心爱心。      在聚会活动上，还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有绍兴知青红歌团的小合唱“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有毛关庆夫妇恩恩爱爱的对唱“天仙配”，和关庆独唱“父亲“，有靳小玲精湛的太极神功表演，有龙谷丽人冰山雪莲寂寞咖啡柔美的汤公园秋之韵广场舞“待到人间四月天”，有陈宝富夫妻浪漫的草原广场舞，表演在龙谷丽人吹奏的“映山红”和“让我们相聚在一起”动听悦耳的葫芦丝声乐中圆满结束。      纪念会议后，大家在古色古香的汤沐园大酒店广场合影留念。      中午十二时，欢乐聚餐，“一杯浊酒喜相逢，大家欢聚一堂，笑谈人生，频频举杯，互祝安康，祝福绍兴知青幸福康乐，明天更美好！ 2015年4月26日上午，绍兴知青，相聚在风景秀丽的遂昌汤沐园，举行“纪念绍兴知青赴遂昌（松阳）上山下乡49周年聚会活动”.合影留念! 绍兴知青赴遂昌(松阳)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纪念册 我和陶大哥，圆圆三人合影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在松阳县召开绍兴知青赴遂昌(松阳)上山下乡30周年纪念大会合影!当年没有录像机和手机，没有拍摄下活动录像，非常可惜! 美妙悦耳蛙鸣声兮伴我度过知青岁月在上山下乡的那些年，我对夏天情有独钟，那是因为，山村的夏夜，有美妙动听的蛙鸣声，在层层梯田里，在稻花香中，在青草池塘边，此起彼伏，繁如雨落。几十年前的山村，没有收音机、更没有当今的卡拉ok，电脑电视机，听不到动听的歌谣，能带给我音乐般的感受，伴随我度过寂寞无聊，艰辛万苦的知青岁月，唯有那清脆悦耳，美妙动听的蛙鸣声。每年四月中下旬，山村开始早稻的播种插秧，田野里，一排排绿色的秧苗，一片片汪汪的水稻田中，就传来哇哇的蛙鸣声，过了立夏，蛙鸣声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响，好似一部宏伟的交响乐！可这时的山村 ，青黄不接，知青们和山民们一样，吃了上顿没下顿，忍饥挨饿，等待着国家的返销粮。天一黑，劳役一天的我们，又累又饿又困，一头倒在木板床上，饥饿的肚子咕咕叫，怎么也睡不着觉，这时门外传来一片繁密的蛙鸣声，高高低低，似吟似唱，起初一两只大母蛙发出深厚的呱呱叫声，继而其他青蛙一唱一和，不久便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欢乐鸣叫的合奏海洋，我被这沸沸扬扬的蛙鸣声包围着，轻托着，荡漾起来，不住的漂流，仿佛到了一个充满绿色，充满温饱，充满幸福，没有饥饿和寂寞的慈母地温柔乡……后来，我招工调到县城农行，就很少有机会再听到这美妙悦耳的蛙鸣声了。再后来，由于农田越来越多的使用各种各样的农药，加之人类越来越多的捕杀青蛙，导致青蛙越来越少，越来越听不到蛙鸣声啦！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呼吁，请保护青蛙，保护生态环境，也就保护了人类自已！青蛙在呼叫：救救我们 1966年4月26日325名绍兴知识青年（男227人，女98人）赴遂昌（松阳）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花名册上是328，其中200号陈纪堂，227号严黄根，259号沈福生退回绍兴。 1966年4月赴遂昌(松阳)已故绍兴知识青年名单，统计到2016年7月1日止，共39人。安息吧!😂️😂️ 1966年4月赴遂昌(松阳)已故绍兴知识青年名单，统计到2016年7月1日止，共39人。安息吧!😂️😂️ 2011年11月1日，丽水处州晚报人文.讲述版以“风华岁月犹未远”为题，全版刊载"绍兴老知青龙谷丽人（单斌阳）追忆扎根遂昌的青春往事“我的知青生涯，45年风雨兼程，喜看今朝，芸芸诸子事业有成，仰望遂昌，山乡蝶变旅游名城！谢谢处州晚报，谢谢小蓝！  2017年7月初，柯桥日报记者采访我后在柯桥日报上选文登载:324名知青，在遂昌大写绍兴人的情义和担当! 绍兴知青赴遂昌上山下乡45周年纪念活动2014.04.26在遂昌凤凰山庄举行(遂昌片) “体彩杯 ”第二届浙江省老年体育达人颁奖典礼，2018年5月，在江山市大陈乡举行，单斌阳荣获“体彩杯”第二届浙江省老年体育达人! 接受颁奖 二0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遂昌新闻专题报:莫道桑榆晚，舞出"夕阳美"单斌阳〈龙谷丽人〉夫妇公益办舞场的先进事迹! 197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遂昌县石仓公社信用社主任，农业银行遂昌县支行新路湾营业所主任，党支部书纪，农业银行遂昌县支行营业部主任农业银行遂昌县支行保卫科科长，信用合作科科长遂昌县信用合作联社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遂昌县信用联社退休人员党支部书记，老年体育协会主席。现任遂昌农商银行老年体育协会会长。遂昌县旗袍协会秘书长! 遂昌新闻: 百余名中老年展演旗袍秀 浙江省原创广场舞排舞颁奖仪式在杭州钱江晚报培训中心举行!遂昌县秋之韵舞场原创广场舞《拥军秧歌》荣获原创广场舞十佳优胜奖! 遂昌县秋之韵健身队获奖后合影 一九七五年五月，石仓公社出席遂昌县第九次团代会代表合影!二排右二是作者本人。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初，参加遂昌县银行信用社新员工干部学习班留影。二排左二是作者本人! 二0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在松阳县参加"纪念绍兴知青赴遂昌上山下乡50周年庆祝活动"，下乡石仓公社绍兴知青合影。 二00七年九月在故乡绍兴老家旁边的謝公桥上留影。 2010.08.06丽水日报《瓯江特刊》题为:“跳出秋之韵，舞出夕阳美"整版报道热衷于推广广场舞的退休夫妇单斌阳，阙根珠先进事迹! 2011年6月29日，遂昌县信用联社退休党支部，老年体协首次举办“庆祝建党9O周年红歌演唱会”，单斌阳演唱《草原升起不落的太阳》。 2015年7月1日遂昌县信用联社退休党支部，老年体协举行“庆祝建党94周年红歌演唱会”，单斌阳表演葫芦丝演奏《让我们欢聚一起》和《映山红》。 2018.12.20在杭州，我们遂昌县旗袍协会创编的民族服饰旗袍秀《云水禅心》荣获全国广场舞嘉年华演出最佳节目奖。 遂昌新闻:2018年4月26日，遂昌县旗袍协会召开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法人代表为单斌阳，会长阙根珠，副会长肖秀英，秘书长单斌阳。 2019.06.04庆祝遂昌县旗袍协会成立一周年庆典大会在县平昌广场举行! 航拍:遂昌首次旗袍模特丅台秀"生态之窗康养遂昌"五位帅哥首次亮相丅台秀! 2019.07.01，组织遂昌农商银行退休党支部和老年体协共同举行“庆祝建党98周年红歌演唱会”大合影。 2019.07.01遂昌农商银行退休党支部和老年体协共同举行“庆祝建党98周年红歌演唱会”实况视频。 遂昌汤公园秋之韵广场舞《红色娘子军》，参加县农商银行退休党支部和老年体协共同举行的“庆祝建党98周年红歌演会”表演。 遂昌新闻报道: 遂昌农商银行退休党支部和老年体协共同举行“庆祝建党98周年红歌演唱会” 2019.09.20一21.组织遂昌农商银行老年体协会员去苏州南浔，沙家浜旅行观光! 2020年元月17号参加遂昌农商银行退休养员工新春团拜会. 作者: 单斌阳(美篇名:龙谷丽人) 读者苏援朝点评:今天有时间细看了单老的知青经历史，有如此之多详尽数字，x年X月那些青年去了那里直至一九七八年。全区五万余名青年奔赴农村，边疆，建设兵团，为国家承担了巨大的就业压力和经济负担。十年磨一剑。单老不简单，文章写的很细，切入农村艰苦磨炼场景，文革串连的纯娃娃政治灵魂上的冼礼，好坏难分辨，跟着潮流走。最后一切归零，又回到农村继续原始地生活。在回城的几十年中时不时还在梦中不间断的重现。刻骨铭心，死也难忘怀。从农村回城我26岁，通过努力也先后从工人，业务骨干，入党提干，中层干部，一直到退休，现在还在发挥余热。但愿单老与家人健康愉快长寿。开开心心每一天。 2020.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