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仆后继六巴王

黄镇山

　　“巴巫蛮道”尊庸盘庹为“悲壮巴王”。龙巴庸国始祖是伏羲长子木龙青檊。在汉水联邦巴国“牧誓八国”中，庸国在商末周初是最大的方国，其地域上庸湖北竹、房及重庆奉节，中庸湖北江汉平原，下庸湖南大庸、洞庭湖及长沙，所以庸国在“牧野之战”排名首位因功受封伯爵，即“釐伯”。西周晚期楚子国占领中庸，春秋前期楚又扩张到下庸，庸国王族釐伯势力渐弱，仅剩上庸还被楚蚕食。

        庸人庹姓豪族世居汉南今安康市汉滨区坝河镇庹家坝，是庸国留居祖先圣地负责伏羲山祭祖的部族，早在夏代就与虞巴微国同盟，商周时成为微国的强邦。西周晚期庸庹族东进上庸竹山建立方城，到春秋中期势力壮大，取代了庸王族世袭釐伯，成为庸国首领，以“盘庹”名号世袭庸伯。

        楚子爵与汉水联邦巴国最早结冤的是庸、濮、麇三个方国——《史记•楚世家》：“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民间和，乃兴兵伐庸、扬粤，到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按周制五爵“公、伯、侯、子、男”，楚子敢于“犯上作乱”攻击庸伯，以“蛮夷”自诩不受周王封号节制，继而攻击濮侯，《史记•楚世家》：“楚武王三十七年（前703年），楚熊通怒曰：‘吾先留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楚子“伐庸”和“始开濮地”在江汉平原，甚至还敢深入联邦巴国腹地，进攻虞巴微国的后继者麇国（微国王族妫满被周武王嫁女封为陈胡公，麇族便立国统领弓鱼氏、鳄鱼氏、儵鱼氏、鲤鱼氏、白鱼氏、鱼姐氏等部族），《左传•鲁文公十一年》（前615年）：“楚潘崇代麇至于锡穴。”楚穆王怪罪居于陕南白河及湖北郧西一带的麇国，没有与他结盟讨伐宋国，于是派遣大将潘崇率兵攻入麇国都邑锡穴，给麇人一次大教训。

        《左传•鲁文公十六年》（前611年）：“楚大饥，庸人率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楚庄王用妫贾计，使百濮不与麇人、庸人联盟。楚庄王乘群蛮会盟于临品，兵分两路伐庸，子越自石溪进军，子贝自仞而入。“巴人、秦人从楚师。是岁灭庸。”楚军两路分别从郧阳、房陵进攻；宗周姬姓巴子爵伙同秦郊镇人从大巴山中部进攻。

        此“巴人”非“牧誓八国”之正宗佬巴，《华阳国志•巴志》：“武王既克殷，封其宗姬于巴。”是周武王封其宗族姬姓为“巴子爵”监视“牧誓八国”者，其始封地在今汉南平利县和汉滨区姬河流域（《水经注》因其音而讹为：“急溪，亦曰急势。”《九域志》因东晋名将吉挹抗前秦而壮烈殉国则名为：“吉水，亦曰急河。”）。据段渝、谭洛非《巴蜀文化的历程》一书载：“对于巴国，则从陕东南扩疆到鄂西北，占领庸之故地，深入到大巴山东缘，并取得庸之鱼邑（今奉节），得以染指川东，为日后入川造就了立国的基本依托。前477年，巴楚大战，楚师击败巴师。巴国举国南迁至长江干流，先后在清江、川峡之间至川东立国。”姬周巴子在汉南的历史550年，因其受封爵位低，历来受汉水联邦巴国节制，羽翼丰满敢于趁伙打劫伯爵庸国，尽管兼并了一批汉水老牌巴人，却招致尚有国在的卢、麇、濮、虎等汉水古老巴人对他的反攻，加之战败于楚，使他在汉南无法立足，南迁峡江立国到公元前316年被秦攻灭仅160年的历史。

　　从楚师灭庸之“秦人”并非秦国，而是秦人祖先圣地“秦郊镇”(今安康市汉滨区境内)之人。秦郊镇是“舜居西城妫墟”(今安康火车站中渡台)之友秦不虚的故居，帝舜给族婿伯益(伯翳)赐“嬴姓”于坝河大嬴盘，并封地从秦郊镇到益河，《史记◎太史公自序》:“维秦之先，伯翳佐禹。”夏启以秦郊镇立伯益之祠岁时奉祭。春秋时伯益后代兴国于关中，要在巴人领地郊祭先祖极为不便，因而《史记◎商君列传》载秦穆公时(前659年—前621年在位)百里奚为相“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即促成巴人与秦国和睦为邻而由巴人向居住在巴地的秦国同族秦郊镇之人贡献郊祭伯益的祭品。这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和平邦交战略创举，使以安康为中心的汉水巴国成为秦国的长期友好睦邻，秦图统一全国大业西伐东征北战四百年，而“巴楚数相攻伐”，汉巴强力确保秦南后背安全。巴地秦郊镇之人，与宗姬之巴一道与楚瓜分并争夺庸地，战败后又一道南迁重庆立国。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沔水》:“堵水又东北迳上庸郡，故庸国也。春秋文公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灭庸。庸小国，附楚。楚有灾不救，举群蛮以叛，故灭之以为县。”

　　相传当时庸国四面受敌，最后一世庸伯盘庹，率余部从竹山方城突围西奔祖先圣地，退守伏羲山主峰西边的大庸盘，与追赶来包围并蜂涌进攻的敌军决一死战，箭失射尽，便拆“鲧作三仞之城”的城墙砌石滚砸，墙石滚完，无依凭障抵御，敌军冲上大庸盘，盘庹寡不敌众，挥斧劈头自刎，以身殉国。

        后世巴人为纪念伯鲧和盘庹，重新修建了工程浩大的“十亩鲧城大庸盘”，今遗址依然留存；并在其西南部建立盘龙殿（今平利县老县镇境内），将庸盘庹与先祖盘古、雷神、伏羲同殿祭祀，此殿遗址曾出土春秋时期宗庙编钟。

　　“巴巫蛮道”尊巴曼子为“忠烈巴王”。战国初期著名巴将、巴王巴曼子，是夏巴卢国曼族人，始祖是白马夏鲧。《国语.周语》：“卢由荆妫。”即卢国由河南卢氏，到湖北荆山，再到陕南妫墟（今安康市）。今汉滨区江北火车东站“鱼翅遗址”，为春秋战国时期城邑遗址，曾出土春秋时期“金版卢金”。

        巴曼子挂帅。因周裔宗姬巴子爵于前611年背叛邦联制巴国，与楚瓜分佬巴庸地，将庸都方城居为己都，又回抢佬巴地盘平利、镇坪、岚皋、紫阳，与佬巴积怨甚深。前477年姬巴子与楚争夺房陵而展开大战，楚师击败姬巴子。战争期间，牧誓八国佬巴后世各邦族首领，秘密会盟于今安康市汉滨区关家镇“盟师戍梁”，推举卢国豪族首领巴曼子将军为联邦巴国之王，命各领所部“分进合击”，将姬巴子在汉南巴山北坡受封地及其抢占地一并收复；佬巴联军与楚军合力将姬巴子逐撵到巴山南坡重庆；佬巴联军乘楚军损伤严重休整之机，力助虎巴罗族占领方城复国。《水经注◎沔水》:“方城，即南蛮府也。故盛弘之曰:南蛮府东有三湖，源同一水，盖徙治西府也。”

        由于宗姬之巴裹挟了一批汉南老牌巴人南迁重庆建立江水巴国，引起汉水中游丹、襄、郧地区与其有着复杂族源关系的部分老牌巴人欲求南迁而发生内乱。据《华阳国志·巴志》和《中国历史人物辞典》载：“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巴曼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曼子曰：藉楚之灵，克弥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使。(楚)王叹曰:使吾得臣若巴曼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其实，巴人依王礼葬其身，今安康市汉滨区五里镇曼坡上的土冢是曼子墓遗迹。巴曼子以死捍卫既不食言又不失城的气节，其高尚人品与爱国精神令人叹为观止！

　　“巴巫蛮道”尊上濮砣为“勇敢巴王”。巴曼子壮烈后，由濮族首领继任汉水巴国王位，濮人始祖是伏羲第四子水龙墨檊，濮砣是汉南蛇巴濮人王族世袭名号，战国前中期有两任濮王分别称上濮砣、下濮砣（今安康市汉滨区坝河镇繁荣村上濮砣、二郎村下濮砣人）。

        “巴曼子一头保三城”的爱国壮举，激发濮人锐气剽悍，由上濮砣出任汉水巴国之王，率领虎巴锡氏及罗氏、夏巴卢氏、蛇巴朴氏及僰氏、虞巴麇氏及鱼氏等“巴夷王”部族，挺进汉水中游夏巴卢国地域和蛇巴濮国故地与楚对垒，展开反复争夺拉锯战。

        《华阳国志·巴志》：“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捍关、阳关及沔关。”沔关、阳关即汉水中游沔阳、襄阳一带；捍关在汉南关垭子（今陕南平利县与鄂西竹溪县临界关）。上濮砣去世后归葬于故里濮砣山悬崖墓窟（曾出土战国时期巴王镀碧宝剑)。

　　“巴巫蛮道”尊下濮砣为“智勇巴王”。下濮砣继任执掌汉水巴国王权，为了把楚军赶出汉南庸国故地，还联络“与巴同囿”的南郑（今汉中市）蜀人出兵前来相助，《史记·楚世家》：“肃王四年（前377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捍关以拒之。”伏羲山东段古称龙毕兹（巴语谓伏羲为毕兹），“兹方”代指蜀人协助夺回了今西岱顶到关垭子东边境。与虎巴罗国占居的竹山方城连接。

        为夺取庸国故地竹房一带，下濮砣南去与江水巴国周裔姬姓巴子爵结盟，却不幸发生了惨剧，《舆地纪胜》引《图经》：“巴王、濮王会盟于此（重庆合川钓鱼山双墓），酒酣击剑相杀，并墓而葬。”濮人在下濮砣故里建立濮砣庙祭祀，至今香火不绝，民国汪氏墓碑顶上还镌刻“濮砣天祖”予以崇敬。

　　“巴巫蛮道”尊锡白虎为“英武巴王”。下濮砣与江水巴国周裔巴子爵结盟失败同归于尽后，楚宣王九年（前361年）楚国攻占了汉水联邦巴国之东土，控制了丹、襄、郧（今河南省南阳市、湖北省襄阳市及十堰市）一带，并在名副其实的汉水中游丹阳（今河南淅川）设汉中郡治所，楚人垂涎三尺地窥视汉水巴国都邑西城（今陕南安康市），楚军企图沿汉水而上进攻。

        与楚子国拉锯战六百年的夏巴卢伯国族失败，余部退却西城卢国都邑；楚军尾追攻至虞巴糜国锡穴（今白河、郧西一带）。当此危险之际，世代都西城的彭伯国虎族，世袭“牧野之战”时其国王锡白虎名号，首领被推举为汉水巴国之王，带头继起反攻，迫使楚在白河、旬阳、平利边界一线修筑长城防御（1983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陕南发现楚长城遗迹》）。

        锡白虎还分封世袭廪君名号的同族部将驻防汉南中皇山东部的白虎山、白土关一带镇守捍关（今平利与竹溪临界关垭子）钳制上庸，因此《世本》载“廪君据捍关而王巴”。

        正如《巴蜀文化的历程》所言:“前361年楚占领汉中东部并企图进一步攻略汉中西部起到遏制作用，使楚国不得不由汉中东部折而向南发展，占领巴(江水巴子国)黔中，对于巴、蜀、楚、秦间战争局势的变化起到了明显的影响。”楚攻取巴子国黔中(今重庆涪陵区、黔江区)。《史记◎秦本纪》:“孝公元年，楚自汉中（楚汉中丹襄郧），南有巴黔中。”

        而西城全境始终由巴人所控制，因为《史记·苏秦列传》仅言“楚北有郧阳”；并载汉水巴国与楚就此休战的原因如楚威王所言：“秦有举巴、蜀，并汉中（楚汉中丹襄郧）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

　　“巴巫蛮道”尊白虎锡男为“英烈巴王”。虎巴都邑（今陕南安康市汉滨区江北王家坝）遗址曾出土西周《史密簋》铭文“卢虎会”；并出土“白虎庙”砖中间模印虎图腾，两旁竖列四字模印隶书“门奠锡男”。

        前316年秦国一举攻占了南郑、川蜀和江水巴国；《史记.秦本纪》载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年）：“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攻占了楚之汉中郡治所丹阳（今河南省南阳市析川县），“取地六百里”在丹阳到襄阳郧阳房陵上庸，虽并未攻共同御楚四百年的老盟友汉水巴国都邑西城，但汉水巴国仅剩有今安康市全境，且陷入强秦四面包围之中，只得依附于秦。这叫围而不攻，免伤和气，迫其自投。于是秦以汉水巴国西城为中心“置汉中郡”，西辖蜀之南郑（今汉中市），东管楚之汉中郡（今南阳市、襄阳市、十堰市）。

        而秦惠王对巴人区域能优容安抚，《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合亲必然导致文化融合），其民爵比不更（颜师古注：“言不豫蛮更卒之事也。”也就是说尽管秦需要兵役，而巴人可以不服兵役。）有罪得以复除。”即巴人自治。

        前303年，秦昭王开始按秦律大规模变革巴蜀土地制度和生产关系，《史记•秦始皇本纪》：“昭王四年初为田，开阡陌。”《汉书•地理志》：“秦昭王开巴蜀。”从促进历史进步的角度来说是件好事，但实行“阱田制”私有小农经济，却要打破巴人血缘族系“公社制”公有经济；更何况实行“郡县制”在汉水巴国都邑西城设汉中郡治暨西城县治，又要瓦解巴人“巫鬼神道”的宗教部落联邦制，从经济和政体两方面都激怒汉水巴人强烈反抗。

        不甘丧失自后照奠基已有2600余年历史的巴国祖业，以白虎巴王锡男为首举起义旗，展开了力图恢复失地的波澜壮阔的圣战。五代蜀杜光庭《录异记》:“金、商、均、房四郡之间”，“猛虎不可胜数”，“虎之首帅在西城郡”，首先控制了汉水巴国全境；并且纵横驰骋把战场扩大到整个巴人居住区，《华阳国志◎巴志》:“秦昭襄王时，白虎为害，自秦、蜀、巴、汉患之。秦王乃重募国中有能煞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白虎历四郡，害千二百人。”北起秦岭、南达长江、东自襄房、西到陇东，足见这场起义规模之宏大。秦昭王不惜悬出重赏召募勇将镇压，《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秦昭王时有一白虎 ，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亡国的姬周巴子国遗民和秦郊镇南迁族裔中冒出凶手，《华阳国志◎巴志》:“夷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乃作白竹弩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朐者，鞠也，周先祖后稷的孙子出生时，手心掌纹很象鞠字，遂取名鞠，其后世子孙有支以朐为氏；廖者，谬也，周文王之子有名伯谬者，子孙以廖为姓；何者，河也，周武王封其宗姬为巴子爵于汉南姞河，巴人问其姓名，巴子爵初到不懂巴语而误为问其封地，便以手指河，巴人曲解其意以为姓河，巴子爵干脆命其一支后裔姓何氏；秦精者，即自秦郊镇南迁的秦部族苗裔。

        由于宗姬之巴南迁时裹挟的有汉南虎巴板楯蛮(其发源地汉南伏羲、中皇两山均有板楯垭，虎巴彭国是“板楯彭牌”即木盾的发明使用者，故外号“板楯蛮夷”)，负伤的虎巴将帅便对同族的板楯蛮苗裔产生误会，于是发生自相残杀的悲剧，“白虎常从群虎，瞋恚，尽搏杀群虎，大呴而死。”

        因此，宗姬之巴和秦郊镇南迁族裔的江水巴国亡国遗民受到秦的优待，《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时有巴郡阆中(今四川南充)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得以琰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

        而汉水虎巴的这场威武悲壮的起义，历时十年(秦昭王四年即前303年到前293年即秦昭王十三年“任鄙为汉中守”)，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录异记》:“居人怀恩”立“白虎神”庙，“自襄汉之北，蓝关之南，凡三十余处”，“岁祀绵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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