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陇上走过 （十六）

Voller

　　生命中，总有一种心动可以缱绻，总有一丝温暖可以揽怀；安然一份初衷，守候一程相伴，感谢岁月对我的恩宠；那些或深，或浅的痕，在梦里梦外，凭借清风的气息，都透着晶莹的澄澈　。

－ －题记

3月14日好特别

5岁的Candice 和3岁的Chris自发制作的生日礼物。

　　1977年，中央决定恢复高考，消息一出，举国沸腾，其热烈程度从电影《高考一九七七》可见一斑。那时我正好上高二，于是自然而然的投入到了高考的备战中(当时国家的学制是9年，小学5年、初中、高中各2年)。

理快班是一个充满朝气的班，在备考中大家都卯足了劲，有个同学的母亲高考后对我母亲说，孩子每天要学到下半夜2点，瞌睡了就喝几口醋(没见过咖啡呀）。

说到理快班，健同学的意外死亡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有天上午课间操，我们一群男生做高杠运动，这是我们不久前刚学的动作：跃上、握杠、后倒、挂膝、上、360度大回环、落地。前面同学都很优美的完成了动作。轮到健了，万没料到，健在做大回环时头下脚上，重重的摔在了地上。鲜血顿时汨汨而出，满脸皆是。

健被送到医院己是半小时以后了，虽然学校与医院只有一墙之隔，但要绕着围墙到医院对我们几个抱着他跑着的少年来说也不能算近。到达医院时，大家已是气喘吁吁。班主任老师是后赶到的，和我们一起站在急救室外等着，下半夜2点左右，健不治身亡。救治的医生镇静地（可能这种事他见的多了吧）出去拿来一付担架，对班主任说：＂人已经死了，送太平间去吧＂。

那天的夜真是黑呀！我和另一同学抬着担架跟在身着白大褂的医生后面，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腿抖得厉害，我默默地对自己说：＂怎么还不到呀！＂伴着极度恐惧我们进入了太平间，匆匆把担架放在地上，起身时才发现傍边另有一个担架，上面直挺挺的躺着一具尸体，天哪！

出了医院，我越发恐惧，拚命地向家的方向奔跑，家离学校有6里多路，到家的时候已是临晨3点多了。父母听到我敲门，急忙迎出来，见到我，母亲的泪一下流了下来，原来父母已去学校找过我两次了，说是学校漆黑一团，没有人，也没处打听我的消息，担心我遇到了什么不测。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看到母亲流泪。显然，父母已经为我担心急了。我给父母讲了学校发生的事，我说我很害怕。母亲烧了一洗衣盆水让我洗澡（那时谁家都没有淋浴设备的）。母亲又忙着剥桂圆，为我做了我最爱吃的桂圆荷包蛋，之后把我脱下的沾满血渍的衣服拿到马路边烧掉。母亲还是不放心，用红枣烧了一锅水亲手给我洗头，说是驱邪！

第二天一早我去上学，班主任早己等在了教室，见到我就说：＂你赶紧去把你们铁路上的领导请来，今天学校要和健的家长及家长单位的领导开个会＂。我知道家里没人，于是直接去车站找了站长张秉义，张是40年代参加工作的老革命，看着我长大的。

＂张伯伯，我班一个同学在学校出事故死了，学校叫他爸爸单位去一个领导商量一下后事。＂＂谁家的孩子？＂＂不知道，他家不在铁路大院住，这有他爸的名字。＂我把班主任写的名字给他。站长说不认识，我说不认识你也要去，我要请不到人，老师肯定批评我。就这样，我硬是把站长带去了学校。

晚饭时我给父母说了这件事，母亲一楞，问父亲这不是一个单位的怎么办？父亲说，站长己给车务段汇报了，那个孩子的父亲是运转室的车长，段里己同意让站长代表段里参与事故处理。之后父亲对我说：＂车务段除了管辖下属十几个车站外，另外还有客运室和运转室，客运室管旅客，运转室管车体，你同学的父亲是运转室的，不是火车站的。明天的追悼会你去请站长助理成国椽叔叔参加。＂

成叔叔也是上海支边的，成家据说解放前是上海的大户人家，现己退休回沪，住在上海北京西路的祖宅。

在我的印象中，父母从未表扬过我，不过也从未因我打着他们的旗号给别人办事而责备我。那些年，考上大学的同学假期返校买火车票是一大难事，尤其是春运的寒假期间，若是买卧铺票那就更难了。（通常一个车站每趟车只有一组3张卧铺票）所以大家都会找我，客运主任吴佳泉总会给我买，（吴也是支边的，祖籍南京，现退休住在南京）我知道他是看在我父母的面子。有时候为帮人买卧铺票我会到其它火车站，最远的一次是乘火车去金昌车务段找周段长，因为这次要把张掖到北京的三张卧铺票都买下。买火车票倒也罢了，有时敢答应我根本做不到的事。记得一次，有个朋友说他的朋友与广州人谈了一笔100吨的硅铁生意，苦于要不到车皮计划，我说：＂你去找我父亲，就说是我的朋友。＂他们果然去了，父亲只好放下手中的工作去找调度要了两节货车。后来妹妹嘲讽我＂广州的车皮你也敢承诺？＂时，我才知道给父亲找了个大麻烦。（妹妹夫妻都在铁路局机关工作）

我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据说当时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为向中央表功，谎报荒情，造成大量人饿死，直到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个情况，中央紧急调拨粮食，这场天灾人祸才被遏止（这件事在后来我读的小说《夹边沟记事》上被证实）。母亲把我送到宁波外婆家，很可能是为了不让我挨饿，外婆又给我请了奶妈。母亲、四舅妈和阿章、阿文表哥都曾告诉过我，奶妈叫王凤英，有个孩子和我同月。这样，我在外婆、几个舅舅舅妈及嬷母、阿姨，尤其四舅妈的精心哺育下，在所有表哥、表姐的宠护下健康地成长起来。

母亲是一个勤劳的人，很能吃苦，不知道的人不会想到，其实母亲是大户人家出生，祖上在河南荥阳为官，北宋南迁时随朝廷到了浙江，从此定居宁波，现在宁波的旅游景点郑氏十七房就是母亲祖上的产业。

母亲的字写得很漂亮，尤其是那手蝇头小楷，常常让我羡慕不己。从16岁离开家上学到后来的工作，我再没和父母在一个城市，母亲每两周总会给我写封信，有时会在信封里夹10张邮票，告诉我回信不需太长，只要报个平安就行。每当这时我会有一丝内疚，又是很久没给父母写信了。

唉！

这就是我的亲情，清纯而淡雅，素洁而安然，默默地，常常地会像泉水一样流过心灵的深处，像甘饴一样在心底回荡，萦绕在心头。那么入心，那么恬淡，宛若初春的水仙，丽而不艳。

每当夜深人静时，我总会想起亲情。是呀，亲情是我笔下永远写不完的诗，缘在心上，情落诗行，缱绻与共，绽放着温柔的幽香……亲情是灵魂深处的重逢，是心灵相惜的一树繁花。心在，念在，情在！

　　第一次手握真枪。这是一把当时比较先进的六.四式手枪，少年时的好朋友封保忠的父亲时任十九军军长，有一天去他家玩，他父亲给我和保忠各拍了一张，用的是海鸥120相机。后来封军长调任大连警备区司令员，封保忠也随家迁走了。

　　当时新式冲锋枪，据说是当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时我军的主战冲锋枪。（那时候太喜欢枪了，记得初中军训时，优秀学员可实弹射击三发，我的射击成绩是8，8，7环）

一九五六年外婆家的全家福，那时母亲应该还没结婚吧。

今年因新冠肺炎，没搞生日宴。

每年一入冬我都会养一盆水仙，水仙是母亲的衷爱。

亲家在我生日那天特地赶来给我过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