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往事

龙口西

找回儿时伙伴，不禁忆起童年往事…

记得一年级时我们的教室是紧挨着泡水馆的。五八年嘛，教室的墙上貼了不少五颜六色的标语，人民公社、大跃进…三面红旗万万岁！X年赶超英美！都是豪言壮语，很具时代特色。

除四害时，各家各户在指定时间一起敲盆敲碗轟赶麻雀；我们课余时间拿着苍蝇拍到市场，到苍蝇可能到的地方毫不留情地消灭它，还要把‘尸骸’小心翼翼的夹进火柴盒，回去向老师交差。班干部会很认真的十只一堆的清点；‘大炼钢铁’时期，同学们俨然变成捡破烂的，到处寻找与‘金’字旁有牵连的物件（仁生里巷口不远处的一个门口装有铁闸拉门的，突然有一天也不见了！原因你明白的啦！）

有一次农友聚会，一个男生讲起我当年穿过什么衣服，让我十分惊讶！因为我从来没跟他讲过话，而且是四十多年前了。下面我讲的，不知是否会让两个人惊讶？我记得张慧萍以前有一条天蓝（偏深）色底，有些白，少许黑的半腰花裙子。关丽英有一件暗红色的格格上衣。

（张慧新 你的记性真的要服：我记起细个真的是有条蓝底白花的半腰裙，你不提我都失忆了！）

张慧萍家西边的窗户，两扇窗门拆下南边的那扇将其与北边的那扇拼在一起，打开窗就可以把南边吹来的风尽量挡、揽进屋子里了。这事我当时还琢磨了一阵子，觉得他们真是太聪明了！

二小期间，经常有很多代课老师出现：有个体育代课老师教我们打太极扎马步，令我们的腿脚酸痛了不少日子。图画代课老师让我们用水彩自由发挥画画，我画了一幅有山有水有太阳的风景画。。因上课讲话，一姓伍的代课老师要我站起来听课，结果后来发现他是我家邻居的亲戚，到邻居家里玩遇见了他，但也没有害怕他告状的担心。

关于蓝老师，还有一个细节：那年代课至学期将结束时，评选‘三好学生’。我小学阶段第一次（忘记是否唯一的了）当‘三好学生’就是这次了，过后还跟着老师去书店购书当奖品。其中有本《宝葫芦的秘密》是我很喜爱很想要的书，居然被老师看透我的心思，作为奖品奖给我了。真是善解人意的好老师啊！

不知你们是否记得于笑容？她家在房管局后面紧挨着仁生里的单位宿舍，我们常去她家玩。她家的墙脚根堆满地瓜，说是堆放些日子更甜。于是我们趁大人不在时就拿来生吃，吃完了老放屁。冬天时，她家煮好的鱼或肉就放在那张八仙桌的饭桌上，冷成了‘冻’。我们就偷偷地吃这些’鱼冻’，‘肉冻’的。（那时候就开始懂得什么是‘冻’了）唉，二部制有二部制的好！给了我们充裕的时间享受快乐的童年，是今天的孩子不可想象的童年。

六十年代，经济困难时期，祖国没有忘记我们这些花骨朵。记得学校时不时的会给大家派发糖果：不多，每次每人两、三块，黒黑的，用腊纸包的。很珍贵！不舍得一下子吃完，放在口袋里有时都放到溶化了。你们会这样吗？

五年级时，我们几个女生去下塘捡菜头想拿回分校种，结果被农民伯伯认定是偷菜的，书包全被扣下。是李老师把我们‘赎’回来的。因为那些菜头是芥蓝菜，由此我便对芥蓝菜生恨，一直都不怎么吃这种菜。很可笑吧！

小时候，每天晚上我会把当天的事过一下脑子，第二天醒来，我会回忆一下前一天晚上所想的事。记忆是不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呢？不得而知，但我妹妹很认同我这一招，说这个方法好。

小时候，常跟父母到东乐或纪念堂看‘大戏’。年纪小，看不出个所以然，只觉得小姐头上的金钗银钗很好看。每次看‘大戏’，我的眼睛都会像火烧似的，第二天就会发烧。（可能是体质太弱吧）但还是喜欢跟着去，看小姐是其次，*主要是每次看完之后，父母必带我们去享用云吞面，绝对不能错过的。还记得有次在纪念堂看戏，我要去洗手间，母亲舍不得离开剧情，让我独自前往，回来时找不到位置了。最后是打字幕叫父母到《失物处》领人的。

这张应该是我来到人间的第一拍。

此全家福可能拍于1954年冬天！

这张是从全家福截取的，我双手还捧着口琴呢—可能是非常喜欢吧。

幼儿园时期的。裙子是母亲缝制的，记得胸前的位置还钉缝了一个机绣的小人头。

照片是在中苏友好大厦前面拍的。很多人会一头雾水，就是如今东方宾馆对面的交易会位置。

小学阶段，学校采用二部制方式教学(一半时间在课堂上课，一半时间在学习小组学习)，让我们有充足，充裕的时间相处，每天都有足够的时间在同学的家里学习兼玩乐，天天从街头玩到巷尾，甚至玩到家长的床上当作舞台扮演粤剧里的小姐吚吚呀呀的…。因此，尽管五十多年没有联络，甚至毫无音信，一旦找回，就能够毫无隔閡很快地回到当年。

每每路过正骨医院，总有种寻旧的意念，我们的分校在那里，很多寄园巷的同学在那里。但已物是人非，了无痕迹。

1958年，我家从六榕寺附近搬到豪贤路被老街坊称之为新楼的163号。四栋新楼，前面一栋面临马路，十七中的一位俄语老师就住在这里。相信很多人对这女老师都有印象，脸色红润，皮肤白哲，戴副眼镜，反差最大的是那头银发。小时只觉得很斯文，现在知道了，那叫‘气质’。新楼最后一栋紧靠仁生里。我家就在最后一栋的二楼。

58年搬来，68年下乡，77年回城后我家还住在这里，直至84年分到宿舍，我才搬离娘家。在此居住将近三十年，邻里关系非常好：我们的童年，子侄们的童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好的时候，一张席子铺在楼梯过道，‘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的玩过家家；生气时，吵吵闹闹也时有发生。但家长们从未为小孩子的事翻过脸。各家的门从早上打开了，到晚上睡觉才关，大人，小孩串门呀，吃喝之类的也常常互通有无的。以前都是烧煤炉吧，煤炉生火很费事的。但我们很方便：若炉火灭了，夹个蜂窝煤去别家的炉子上换一个就行了。上中学时，我把辫子剪了，短发更需经常剪。负责给我剪发的是邻居台山‘大姆’，从64年一直到68年11月下乡前，每月给我剪一次头发。临走前的那次，剪完头发还哭了：舍不得我走呢。

小时候，常在晚饭前到榨粉街巷口过些的小店铺给我爸买酒。买酒找零的钱我很喜欢买一分钱6粒的炒蚕豆，蚕豆很硬，吃起来很费劲，但能够吃很长时间。面对江家祠门口右边有一卖南乳花生的失明老伯；我家右边的窄巷巷口，每天早上有个临时摊档卖早餐的，记得濑粉是六分钱一碗，偶然吃过一，两次，有很多猪油渣，冲菜粒等等的，味道好极了！至今没忘。

我家旧居（豪贤路）门口。

从小就爱看书？

其实，给父亲打酒赚的零花钱大多贡献给了租书铺。在豪贤路往越华路的转弯处有一租书铺（租书铺楼上住有我班一常自称为杨家将后人的男生），书铺入门左边是办理租书的柜台，铺子里的墙壁上拉着很多细细的麻绳，绳子上挂满了连环画的封面。一分钱看一本书，厚些的书会破开分成两本或三本，想看完整本书就需两、三分钱了。字书（小说）一本都会破成很多本，一般都是租回家看，租金是1集一天两分钱。

当年，看书是我们最大的乐趣，租书铺就是我们的乐园！听说书铺来了新书，放学后，孩子们会蜂拥而至，书铺里坐满爱看书的人。依稀记得书铺里有个姓陈的大叔，住在德政路的，因常年光顾，以致去农讲所经过他家门前遇到都会打个招呼。小学六年，投放到书铺的开支可能也是可观的数字了。

《迎春花》，《朝阳花》，《苦菜花》，这些‘花’都是通过这里认识的。

父亲不是很喜欢我们看这些课外书，把书租回来后，只能躲进厕所里看。厕所的灯安装在屋顶，很高又很暗。因为喜欢，依然契而不舍地看。直至听到敲门声不得不出来时，腿脚必定是麻得要扶墙而出的。

大些了，就看家里的《红楼梦》，碰到诗、词，就跨越式’跨栏‘’而过；看《静静的顿河》，总觉得外国人的名字太麻烦，只记住了哥萨克；看溥仪《我的前半生》，感觉他的童年也不是很好过；看《苔丝姑娘》，明白了什么是隔代亲。印象深刻的是，66年的《收获》里有老舍的《正红旗下（上）》，讲他童年的经历，知道了为什么旗下人不会重男轻女，因为女孩子有可能被招入宫中如慈禧那样一步登天，所以姑姑（姑奶奶）在家里地位是很高的。可惜老舍先生文革时走了，永远看不到他的《正红旗下》的（下）了。

小学毕业照

蹭吃蹭喝，蹭饭，蹭车的听多了吧？今天说说我蹭看电影的事。

小时候住豪贤路，楼下一邻居，男主人叫明哥，女主人我们都跟她妹妹（跟我一般大）一样称呼她‘十家姐’。他们有一对幼小的儿女，由外婆帮忙照顾。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是木板床，他们家却有一张弹簧床（席梦思），而且是外婆和小女儿加两个外孙享用。我曾试过上去弹跳过，弹簧已有些松垮了，不如现在的床垫结实。但绝对是稀罕物。

明哥是工农出身，为人忠厚，不多言语。文革之初，我想去大串连，没有合适的包包装衣物。母亲提议我去找找明哥，明哥得知我的用意，立即将他一个帆布挎包里的东西腾空把包给了我。于是，我怀里揣着母亲给的20元钱，挎着这个帆布包就‘闯荡江湖’去了。

十家姐算是香港的富家子女吧，新中国成立后，满腔热忱回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人很热情，对我就像对她妹妹一样，就是我下乡时回来探家，她出门探访她的同事、领导时也会把我捎上。记得去过小北路尽头西北处的田心新村，东湖公园附近的合群二马路。现在想想，是不是带我去相亲呢？因为她向别人介绍我是：张工的女儿（房管局和规划局的人和事可能会相通吧？）可那时我傻傻的，什么都不知道，卖了我还帮人数钱呢？（仅仅是我的自嘲，十家姐绝对不是人贩子。）

明哥和十家姐两人出身不同，但志同道合走到一起，家庭气氛很和谐，讲究生活质量，挺有情调的，一家子经常出去看电影。我常常成了蹭看电影的人。十家姐在房管局工作，明哥在交运系统工作，往往电影票买好了，明哥因工作不能脱身，他们家人就赶紧来通知我：要去看电影了。小学阶段，除了学校组织看的电影，其它电影我基本都是这样‘蹭’着看过来的（父母负责带我们去看大戏——粤剧）。有段时间，告之我要去看电影了，还不忘添上一句：记得带‘打针纸’。

为什么看电影还要带‘打针纸’？70后的人一定一头雾水。那是六十年代初，发生过霍乱之类的传染病。当时要打预防针，打过针的会给你一个《证明》，这《证明》就是一张比羊城通还要小一点点的纸片，上面有红色印刷字体，空格位置填上姓名，性别，年龄。所有这些都框在一个红框框里面。很简单，甚至连公章都没有。可是你到公共场所一定要带着它，以备检查。去看电影，有电影票，没有‘打针纸’。对不起！不能进！就是这么简单！那时候的人，守规矩，好像也不会造假作弊。

想想我们成长时期处于‘学习雷锋叔叔’时代（包括人生观，价值观成长阶段），我觉得挺好的。那时候的人，大多简单，纯朴，善良，向上…，没有那么复杂，那么多的功利。

买菜回来，看到幼儿园围栏内的画面，忍不住驻足，带了手机，又忍不住的拍。看着他们的嬉戏，不由想起我的幼儿园—崔府街幼儿园：它位于朝天路崔府街内，应该是崔府大宅（祠堂），面积很大，快毕业时的课室还在二楼。记得园内有一个很大的天井，有一口如小水池般的大缸（缸体如一个大花瓷碗），夏天老师从缸里舀被太阳晒热了的水给我们淋浴降温！幼儿园里有些很大的空心积木可以搭砌成”房子”，我们在“”房子”里玩过家家或扮演医生和病人，药片是手工课时用粘土制作的，打针的就是棉签的棍子；幼儿园的大豆芽菜剁肉饼是我六十多年一直不能忘怀的。还有饭后张大嘴巴排着队让老师给每人口中滴鱼肝油的印象深刻脑海中；幼儿园有个很大的操场，沙池是我们最喜欢逗留之处，有两架秋千，还有两个大铁笼子，一个养着孔雀和一些鸟儿，另一个关着的是猴子。挑逗激怒猴子是我小哥哥每天来接我们时常干的事…

其实，我的童年也挺幸福的！（证件照是幼儿园时的我）

（2020.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