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故鼎新王文公∣随笔

👦 文华

　　王文公者，北宋王安石也！

在诸多古代文士和官吏中，王安石一直是我很崇拜的一位儒吏。

第一，崇拜他的如椽大笔。年少时，读王安石《泊船瓜洲》《元日》文章立论高深奇丽，旁征博引，始有移风易俗之志，成为经典绝唱。特别是《答司马谏议书》，文中王安石义正词严的词句，树立了王安石改革家之崇高形象，使之耸立在我的心头，经久不摧。

第二，崇拜他的洁己从公，廉而不刿。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他是唯一不愿让人抬轿、拒奢拒纳妾的宰相，也是唯一死后没有任何遗产的宰相。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敬畏了。

第三，崇拜他革故鼎新的改革精神。不说别的，就革命领袖列宁一句“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之赞语，无疑给王安石戴上了一顶闪闪发光的冠冕。还有一些政治家、改革家的溢美之辞，又为新政增添了沉甸甸的砝码。

以文为鉴，可观天下。近年来，我读到更多的资料，无情的事实，终于动摇了我心中一直很神圣的王安石，我不得不垒起另一个结论：王安石变法是一次极其糟糕的变法。

　　公元1068年，年仅20岁的宋神宗继位后，不满当朝官吏的萎靡不振，有意富国强兵。这正与王安石的思想不谋而合。当王安石的万言改革变法奏折呈上龙案时，宋神宗双目为之放电，他力排众议，擢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筹备变法。

历史上，一场期待已久的变法很快轰轰烈烈地拉开序幕。

历览前贤国与家，社会要突破要挑战，要进步，必须变革创新；哪怕是有一点点主义，在把主义通过办法变成现实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阻力和变故，客观存在的和偶然发生的。

可这是怎样的一场变法？王安石从 “青苗法”和“市易法”入手。

青苗法旨在青黄不接之时，贷谷于民，立息以偿。此法王安石在地方为政期间，曾实验过，现在不过把比例放大，不想却南辕北辙了。因为大多数农民不识字，得花钱请书吏，再到衙门申请。不法书吏乘机作手脚，贪官污吏又层层盘剥。变法规定的二分利息，结果涨至35倍，农民宁愿避开官府，“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

为扩大利益，官吏又采取一刀切的贷钱措施，下指标，硬摊派，实行权力寻租，以至农民谈贷色变。而市易法也是为农民着想，拟收购农民手中滞销货物，但结果演变成专收紧俏物，衙门沦为赚钱机构，乃至全官经商，与民争利。一时汴京的水果、芝麻都成为官府刮钱之物，连市民挑水、提茶都要向官府交费，真是“食土之毛，莫得免焉”。一时民怨四起。

这次民怨是人为制造的，是一些冷血贪官污吏逼出来的。他们歌舞升平的谄媚拍马，社会收获的仅仅是铁血政策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垄断与残酷镇压；然而大部分时间里，不断地丧失，丧失着社会的“阅读能力”和亲和力，使统治力量处于可能的衰弱状态；丧失社会的先进性。歌舞升平的谄媚拍马是一种腐蚀剂和麻醉剂，让统治阶级完成从呼啸山林的兽中之王到懒猫的蜕变。

　　如此变法，自然遭到有识之士的责难。因此每次廊庙之会，都有一场辩论，辩论的中心就是新法，辩论的焦点就是王安石，王安石几乎成为众矢之的。而他却大言“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并以为托词，抱定“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之信念，执意推行新法。

这使人想到历史上有些政治家光顾自己一逞抱负，变法变得快活，竟置老百姓生计于不顾，这样的政治家当世人已抱怨，后世人若还谢之，岂非怪事！一切改革只有功在当代，才能言利在千秋，反之，绝无功利可言。

变法舆论鼎沸，阻力日大，作为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应该反思，检索变法过程中存在的弊端，改进变法。可王安石却置若罔闻，居然实行大清洗政策，逐谏官，罢谏院，排中丞，贬御史。仅熙宁元年至四年，罢免了19位台谏，以至“台谏之臣，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规避百为，不敢居是职者”。

同时又专用“其亲爱之人”，如同党李定、薛昌朝、谢景温、吕惠卿等人。而这些人中李定、吕惠卿之流就是典型的小人。李定后伙同舒檀制造了“乌台诗案”，将苏轼投进大狱，关押达120天，后开赦贬至湖北黄冈。吕惠卿更是以诬告刑讯为能事，很为正人君子所不齿。

此时，为了封堵百姓舆论、民怨，官吏竟在首都设巡逻兵丁，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一时人心惶惶，冤狱遍野。

最令王安石尴尬的是，他亲手提拔的城门官郑侠，却率先向他发难。他将自己无数次目睹的惨景绘成《流民图》。图上无数流民携儿牵女，身无完衣，四处啼饥号寒，口衔草根野果。许多人身披锁械，瓦负揭木，卖钱偿官，奄毙沟壑，累累不绝，而酷吏威逼，怒目追索。且附奏疏要求停止新法，延万姓垂死之命。并振言若新法废，十日不雨，乞斩臣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奏疏上达之日，神宗为之震惊，对新法也产生怀疑，禁不住责问起王安石来。

朝奏之事刚刚平息，东明县民因不堪知县贾蕃巧立名目的盘剥，纠集千余人进京上访，围住王安石府闹事。神宗迫于情势，只好宣布暂停新法，以平息舆论，宽慰民心。在新法暂停期间，吕惠卿等人挟私报复，将郑侠关进监狱迫害致死。次年王安石重新执政，继续推行新法，但终因遭到各方面反对和阻挠，王安石被罢相，退居江宁。

　　历史无法假设，王安石变法确实是失败了。

据有关资料显示，新政期间，国家财富已堆积如山，朝廷为之增设国库32座，后又添20座。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叫国库银两飙升，王安石政绩开花。而这竟使“妇子皇皇，如在汤火之中，号泣呼天，无复生望”，无怪乎司马光当面诘责王安石“不取诸民，将焉取之”。

我们都知道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一定时期内天下财富总额是恒定的，不在官家在民家。而变法之“理”，却把百姓钱财“理”进了官家口袋。如此变法，无异于强夺豪取。这使人想到当初变法指导思想的错误。

至此，王安石推行的新政，已不难理喻，是一场国富民穷的变法，也是一场尽失民心的变法。正如朱熹所言：“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孔明无申商之心，而用申商之术，蜀以治。王安石有申商之心，而无申商之术，宋以乱。”

此后宋乱四起，北有宋江起义，南有方腊举事，西北边关又屡屡告急，朝政一派糜烂，内忧外患，宋厦难支。从1082年新法被废止，到1126年北宋灭亡，不足五十年，可见王安石苦心经营的新法，因没有处理好民怨，不仅没有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反而让帝王贵族的统治阶级成为丧家之狗。

　　至此我始终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失败在没有认真反思、处理好民怨。

何为民怨？老百姓的不满。包括意见、怨言和愤怒。

民怨，是官吏的洗礼之水；廉官能吏的无价之宝；贪官污吏的无底之渊。

倘若一个社会处于没有民怨阶段，那么只能证明这个社会正处于高压恐怖时期，正在走向没落的道路上。假若一个社会已经陷入了民怨的绝境，那么就证明这个社会已经得到了老百姓的关爱，将获得醒悟和升华的阶梯，一次巩固江山社稷的机会。如果这个社会已经成功走出了民怨绝境，回首再看看，社会必定进步完善了，繁荣和谐富强了，这要由衷感谢的不是歌舞升平的谄媚拍马，而是民怨。

对民怨的正确处理，是对错误行为的结束，也是社会选择正确方略的开始。

一个社会不在民怨中醒悟和升华，就在民怨中沦落。自古历史多波澜。一个初始的社会走向成熟的时代，是民生和民怨使然，因为先进社会和没落社会的区别就在于，先进的社会在民怨中醒悟和升华，抓住了民怨背后的机遇，在化解民怨中创造了得民心，顺民意的奇迹。而没落的社会在民怨中固步自封，狂妄自大，选择了堵压专政，在民怨中自然选择了死亡。

民怨是社会醒悟和升华的阶梯。因此说，以民为本，这是一切变法的底线。历史上许多改革，成败得失，若细细总结，也不外乎这四个字。王安石是一个大写的儒者，为变法而无视黎民黔首的灾难，是这位执拗相公闪光人格中一个败笔，一个遗憾。愿一切有志于革故鼎新的政客们，都能从这场极其糟糕的变法中，得到启迪和借鉴。

　　田文华，男，庄浪万泉人，曾毕业于原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现供职于某省直机关，业余时间笔耕不辍，自娱自乐，有百余篇小说、散文等在《人民文学》《十月》等报刊发表，部分作品被收编入《读者》《神州魂》等书籍，先后发表新闻作品千余篇，出版书籍2部，多次获各类新闻、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