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

李平

1975年高中毕业后，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下乡当了一名“知青”。下放的地方叫望城县坪塘区太平公社木塘大队洋西塘生产队。这里离长沙不远，大慨四、五十里路，从船码头坐船一个小时到平塘镇，下船后再走二十里路就到了。“知青点”建在大队林场，我们在这里集中居住，劳动则分散到各生产队，根据生产队的大小，分别安排1-2名知青。我所在的洋西塘生产队较小，十几户人家，六、七十亩地，只有我一个知青。

洋西塘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上高下低，呈长方形。上方有个水塘，是村民们日常用水的地方，雨水少的时候，也用来灌溉；塘里养了鱼，春节前会捕捞上来分给村民。下方是一个中型水库，属另一大队，水塘与水库之间是我们生产队的农田，平日我们就在这里劳动耕作。周边的山都不高，三、四十米的样子，比较平缓，上面长满了竹子、小树和灌木，村民们的农舍依次建在山坡下。洋西塘自然环境相对独立，平日来往的人不多，很宁静，颇有世外桃源的味道。

我是七月下乡的，正是农村最忙的“双抢”时节。“双抢”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农民们每天早上五点多钟天蒙蒙亮出工，到晚上八点多天完全黑了才收工，每天劳动十四、五个小时。初来乍到，什么都不会，队长安排我与妇女、小孩一起，做些扯秧、插秧、割禾等初级活。因“双抢”忙，那段时间吃、住都在队上，晚上在禾场搭个床睡觉兼守谷，吃饭则由队长安排每家吃一天转。开始几天我没出早工，每天劳动十多个小时已经很累了，往往一觉醒来太阳已老高，村民们早已下田干活了。

生产队长姓杨叫杨学初，中等个子，四十来岁，说话不急不慢，常年一身黑粗布衣，裤腿卷到膝盖，一双赤脚，脚板又大又厚。队长是有原则的人，在他看来知青刚来可以做轻一点的活，做得不好也不要紧，可以慢慢学，但不能搞特殊，别人都出工了你还睡懒觉就不行。一天，队长有些严肃地问我：“小李，怎么不出早工？”我找不出合适的理由，只好勉强地回答：“我起不来”，“明天我喊你”，队长不急不慢地说。第二天刚麻麻亮，队长叫起我，以后，我和农民一样，“双抢”期间也是朝5晚9，再也没睡懒觉了。

一天晚上八点多钟，终于收工了，我洗干净手脚准备回知青点拿点东西。“小李,到我家去吃饭”，队长喊我，我跟着队长到了他家。夏天，农村一般在房前的禾场吃晚饭，饭桌、碗筷早已准备好，队长老婆正忙碌着，我在餐桌边坐下。盛夏的夜晚，高高的月亮挂在的天上，水一般的月光洒下来，月光中炊烟飘渺，树影婆娑；四周静悄悄的，只有蟋蟀在“注注“的鸣叫，偶尔传来一、两声”扑通、扑通”的落水声，那是蛙儿在欢跳。

“喝口冷水咯”，队长在我面前放下一个小酒杯，轻声地说。“冷水？”我有些诧异地抬头望着队长。

队长不作声，浅浅地笑着，夹了一口菜放进嘴里，端起小酒杯“吱”喝了一口，示意我也喝。我端起酒杯慢慢放到嘴边，轻轻地舔了一下，啊，是酒，脸上露出难咽的表情。

“没喝过啊？”队长问，“没有”我回答。这是我第一次沾酒，感觉谈不上好喝，有些难咽，但也不是完全不能忍受。队长话不多，我也不知说什么，两人默默地吃饭，偶尔喝一口酒，就像歌曲“北国之春”中唱的那样“一对沉默寡言的人”。

队长是个好人，性情温和，从没看他高声说话、与人争吵过，村民们都听他的，我从心里尊敬他。可惜队长命不长，2000年我去看他，方知队长已去世多年。那天，在他儿子的带领下来到队长的坟前，队长的坟很简陋，一个小土堆，土堆前插着一根尺多高的小竹竿，上面吊着一块红布，没有墓碑。我们在队长坟前洒下酒，我在心里默默地说：安息吧，队长，谢谢您。临走，我拿出500元钱放在队长儿子的手中，说：“给队长立块碑吧”。后来由于城市扩建，那一带变化很大，包括今天春节在内去过多次，再也找不到他们了。

不久，队里给我评工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评“工资”。那天晚饭后，村民们在塘坝上开会，全队的人基本都来了。队长先讲话，他希望给我评分高一点，一番表扬鼓励后，提出给我评七分。我知道这个标准高了，因为与我干同样活的妇女大多是五分、六分，没有七分的，何况我还做不赢她们。村民中有不同意见，尽管讲得比较委婉，意思还是听得明白。我知道该表个态了，我说我是来学习、锻炼的，劳动技能和劳动力都有需要提高，工分低点很正常，以后进步了可以再加。我的表态得到大家的认可，也没给队长为难，这样，我的工分定为六分。

过了阳历年，离春节就不远了，生产队开始忙着年终结算，村民们的笑容比平时多了起来。我七月下乡，劳动半年分了两条鱼、260斤谷、23元现金和一些经济作物。第一次拥有这么多东西，看着这些劳动成果，心理很高兴。分红后，我领了100斤谷打成米，向村民借了个农村常用的运输工具独轮车，装着打好的米和其它东西高高兴兴回家过年了。

家里的工具箱中，有一把理发用的推剪和补鞋用的挫子、胶水等物。我想，我可以为村民做点事，为他们理发、补鞋啊，我把它们都带回乡下。我没理过发，也没补过鞋，只能琢磨着边干边学，照葫芦画瓢，好在村民们要求不高，能把头发剪短，基本平整就行；补鞋的话，一次不行来第二次，不怕麻烦总会补好。从那以后，我的工作更充实了，今天给这个理发，明天给那个补鞋，村民们高兴，我也觉得有意义。

邢建国是我知青中最要好的朋友，他脑壳灵活，来事快，能把平淡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记得刚到“知青点”的第一天，林场开完欢迎会后，他一见如故，邀我和他们几个老知青一起去游泳。生活中，两人性情相近互生好感，他有事喜欢叫我，我有事也愿意喊他。有次林场捕了鱼，因林场的人忙走不开，没人去卖鱼，林场把鱼作个整价在知青中“招标”，卖了鱼上交林场的部分后结余的归己。邢建国认为有利可图，邀上我一起“摘标”，我们用独轮车把鱼推到平塘镇，他称秤，我收款，不到一个小时就卖完了，交完林场的款后，还余四块多钱，两人各分了两元多，比出工强多了，真是赚钱不费力。

一年冬天，连着下了几天大雪，出不了工，我和邢建国一起回长沙。从林场到平塘镇搭船要走二十里路，因道路积雪，走不动，平常两个小时的路程，那天走了近三个小时才走一半，眼看赶不上最后一班船了，又不想倒回知青点。天渐渐暗了下来，两人合计先找个农民家吃饭休息，明天早上再走。在路边，我们敲开了一家农民的门，把情况说了，请求房东接受我们，那房东真好，同意了我们的请求，为我们做了可口的饭菜。饭后，我们与房东一起围着火炉聊天，之后，我们在温暖的床上进入梦乡。第二天天还没亮，邢建国叫醒我，我们整理好铺盖，把该付的伙食费放在煤油灯旁，没有惊动东家就上路了。

从读书起，因家庭出身不好压力很大。那时最怕填表，因为填表要填家庭出身，偏偏那时表多，我是能混就混，一会这样填，一会那样填，实在无法才填地主。高考前，父母担心出身问题影响招生，要我找公社领导汇报思想，讲清情况。公社二把手宋书记接待了我，宋书记很和蔼，满脸笑容地对我重复了一遍党的政策，最后说：“还是按过去方针办吧。”听完之后我一头雾水，不知是认同了我的思想汇报还是没有认同。现在想想也不能怪他们，那时刚刚粉碎“四人帮”，“两个凡是”是当时的指导思想，作为基层干部也只能“按过去方针办”。

为了迎接高考，我作了两方面准备，一是向队上申请兑换工作，要求“放牛”，可以边放牛边看书，工作学习两不误；其二是保险起见只报考中专，能考上读书最重要。考试那天，全公社考生在考点集合，监考老师比划着说：“考大学的站这边，考中专的站这边”，“哗”考大学的一大堆，考中专的这边零零星星只几个人，那边交谈甚欢，这边冷冷清清，怪不好意思。考试后，自我感觉还可以，监考的老师也说：“你可以准备走了”。等待五个多月后，终于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后来得知这次高考全公社共录取了三人。

要与村民们分手了，队上为我开了欢送会，队长要求正在读书的学生向我学习，好好读书，将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感谢村民们几年来在工作上对我的帮助，在生活中对我的照顾，表示今后会继续努力，好好学习，不辜负大家的期望。队长代表生产队送我一个粉红色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李平同志留念，落款是洋西塘生产队全体社员。会后，我与村民在依依不舍中告别，离开工作、生活了两年多的洋西塘。

知青岁月时间不长，只有两年多，干过很多累活、苦活，甚至超负荷的重活（比如修水利），有过畏难情绪，也有过想逃避的时候，最终都坚持下来了，这是值得欣慰的。我能心态比较平和地度过知青岁月，要感谢善良的队长和淳朴的乡亲们，是他们让我始终生活在平和、安定的环境中，没有走弯路。我一直认为：在初入社会的时候有幸从农村开始，能和吃苦耐劳的农民在一起是值得的，受益一生。

                         2017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