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逝的岁月

郑汉平

……六十年的回忆

郑 汉 平

　　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时光如梭，岁月无情。不知不觉自己巳行将步入老人行列。虽然自己一直榜为是不怕老族，侧真正步入这一天的时候，心里突然感觉到有点说不清道不明，惶惶然不知所以然的感觉。而当我们渡过人生花甲之年时，回头一望不觉心头深处唤然，桩桩件件又在我的眼前，在我的心灵深处油然而现。

出生……百废待兴年代

1953年8月2日（农历6月23），我出生在湖北省监利县省际边缘的小集镇……上车湾镇，南靠滔滔长江，与湖南隔江相望。我的家就座落在长江干堤向江边伸出的一条支堤上，称堤街。历年来，堤街人民依堤为命，伴水度日。

　　我很幸运，出生在和平建设年代。1949年，我的家乡解放，但刚刚解放没几年的上车湾同全国一样，到处千疮百孔，百废待兴。我的家很贫穷，父亲靠做点小生意维持全家老小六七口人的生活。上无片瓦，下无寸土，长年靠租房在摆铺和居住。爷爷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全靠父亲一人在外走南闯北，每天起早摸黑徒步于县城、朱河、岳阳。进的货物靠肩挑背扛，还必须在清晨赶回家开门做生意。五十年代初，国家号召公私合营，父亲有幸加入了上车湾镇供销合作社，从此改变了命运。

　　我父亲没有上过学堂，完全靠边工作边学点文化，可他老人家从小就教育我们兄弟姐妹，一定要好好学习，正直做人。一生他老人家是那样默默地、无怨无悔的奉献着自己的一生。他的工作是出色的，在单位上得到了同事们和组织上的认可，曾担任过上车供销分店副经理，分店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多次以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身份，出席县人代会和政协会议。他老人家没有穿过好衣服，没有吃过好饭菜，只是爱抽点烟，可天有不测风云，1997年冬父亲患肺病去世，享年76岁。他老人家太苦了，他的一生那么坎坷，一辈子关想着别人，从不为自己着想，我怀念我的父亲，他的一举一动都记忆忧新，历历在目，时时浮现在脑海里。

母亲的一生是平淡的，没有惊人之举，但是她平淡却不平庸，一生非常简单，吃苦耐劳，仁慈友爱，宽宏大量，信神行善，她老人家的美德无形中都在感召着我。历尽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尝尽了人生的辛酸苦辣。她没有文化，但她生平的为人处世却体现出我们传统美德……慈爱、善良和无私奉献。她绣花、织毛衣、纺纱染布、手工裁衣做裤、烧菜做饭等，手巧如神。她以神灵贯穿于一生，菩萨就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她造南海、上武当，为的就是子孙后代平平安安。2007年冬菩萨以88岁的高寿，结束了她求神拜佛的一生。

　　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大姐15岁就出去工作了，也就是我4岁的那年，她很少回家，在我当时记忆中印象不多。二姐大我两岁多，弟弟小我两岁，还有一个妹妹，我们兄弟姐妹4人的少儿时期一直相依在一起。

我的童年无忧无虑，虽然家庭生活贫寒点，可父母没给我们少吃少穿。什么54年大洪水，堤街多次大火灾等，这一切都由大人们在承受，根本没有给我留下多少记忆，也丝毫没影响我快乐的童年生活。

学业……止步文化革命

　　我进入少年时期，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大干快上”的困难时期，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闲时吃稀，忙时吃干，伴之以野菜杂粮”，身上穿的是补丁搭补丁的衣服。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吃不饱，家家如此，个个一样。那是个荒唐而又特别的年代，是个充满“豪言壮语”的年代“十五年超英赶美”，家家做饭的铁锅被砸碎用去炼钢铁，全街人民都去吃街道食堂的“大锅饭”，似乎共产主义社会就要到来。

1960年秋，我在堤街尾启蒙上学，学校很简单，是在政府没收一富人家房子改造而成的。是上车湾唯一的一所中心小学，堤内堤外的学生都在此就读。不幸的是我上学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那时的人们实在太可怜了，一年的计划分配口粮不够一季吃，全凭野菜、米糠、杂粮在维持生命，我常常饿着肚子上学，有一次我清楚地记得，弟弟正上幼儿园，街道食堂特供他的是不搭杂粮的白米饭，我代去食堂领回家后，母亲将白米饭放到锅里加上野菜后，再给我们吃。可见困难时期是多么苦。

那时，在我记忆中最深的是家里遭遇三年两次火灾，给我们家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1961年冬，一场大火将上街一夜间变成废墟。那天父亲出差不在家，母亲从睡梦中把我们一个个拉出来往大堤上跑，接着一趟趟地抢出了些被子衣服等，在大火即将烧到我们房子时，母亲突然发现少了一个孩子，明明都拉出来了的，怎么会少一个呢。她迅速往回找，发现被窝里还有一个在睡觉。原来我们从睡梦中被拉出后，迷迷糊糊往外跑，只见街上人来人往，在惊吓中哪知弟弟又返回屋里钻到被窝里去了，幸好发现得早。

一场大火给本就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父母亲带着我们投亲靠友，在一亲戚家先安顿下来。1962年，在单位和亲朋好友的资助下，我们在祖师庙旁一块菜地上盖了一间简易的瓦房，从此我们家结束了长期靠租房居住的情景。

谁知，灾难又一次降临到我们头上。1963年秋，父亲在外省出差，母亲在供销社食堂给职工做饭，我们在上学，家门紧锁。祖师庙一位守庙婆婆不小心引发火灾，因我们家紧靠祖师庙，等我们赶到，巳经是一片火海，只能眼巴巴的望着烧。由于父亲因出差，母亲在食堂为职工做饭，所以单位很快出资帮我们盖起了新房。可家里一贫如洗，床、桌、椅都是被火烧后加以整修的，急需的被子、衣服都是好心人送的。“三年两火”给我们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很大的创伤。

1962年小学从堤上搬迁堤内，我一直就读到六年级。那时我已经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只要是假期二姐就带我们兄弟俩一起上洲捡柴，到堤下捡树枝，到乡下捡粮食、棉花等。时而还帮家里做点家务事，每年帮助大人完成居委会分配的义务劳动。那时候在同龄人中我属于那种很平静的孩子，和朋友们在一起玩耍，一般不参与打架斗殴，因为我母亲对我们管教非常严厉，只要发现在外面有越轨行为，回家后轻者不给饭吃，重者受皮肉之苦。记得有一次我和弟弟偷着下河玩水，刚回到家，母亲突然要检查。不知二姐从哪里学来的检测技术，用手指甲从小腿下往上抓，如果腿上出现一条条白色线条，就证明下河玩水了。二姐传授母亲，她老人家二话不说，一个一个进行检查，结果两人腿上都出现了白线条，接着就是一顿臭打。

1966年夏，就在我小学即将毕业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当时我13岁，只见街上到处是大字报和游行队伍。学校也时而停课参与其中，对我们6年级草草进行了毕业考试，打发回家，要我们等候初中录取通知。

我们离开学校回到家里，随着运动的深入，我们也参与进去，从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的“三家村”开始，到红卫兵的出现，我也加入了红卫兵队伍，为戴上红卫兵袖章，穿着仿制军装，系上皮带而感到自豪。开始了对封资修的扫荡，上街入户，旧书被火烧，旧瓷器被砸碎，金银玉器被收缴。更有甚者，押着当权派和四类份子在街上游行，打倒某某的呼声响彻云霄。

就在我们疯狂的时候，学校来了通知，凡是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都被汴河中学录取，我出生小商成份没有录取。街道上小商小贩成份诸多，唯成份论的时代谁又能怎样呢。1966年秋，我们这批同命人全部进了镇办育红中学。学校以学习、劳动和参加运动为主，大部分时间是参加运动，游行示威、开批斗大会、演文艺节目、大串联等。印象深刻的是演节目和大串联，那时我出演过几个节目，一是扮演“三家村”中的廖沫沙，戴上高帽子站在台角让红卫兵们批斗。还和罗必光同学合演对口词。另外还参由四人演出的三句半。说起大串联记忆犹新，那时所谓育红中学，其实就一个班二三十来个同学，都是本街道上的。年龄大的老师都带出县出省串联了，因为我们才十三来岁，老师不带。我们几个小龄生也不甘心，拿着红色学生证到县城去串联，还真尝到了学生证的甜头，免费吃住在县招待所。遗憾的是不能出县，家长不让，老师不带，我们又没有胆量出去。

　　1967年夏，学校通知复课闹革命，通知我们曾因成份没被录取的学生到汴河中学上学。我们拿着迟来一年的录取通知书到汴河中学报名上了学。我们属住读生，每周六下午步行十二三里路回家，周日下午到家带点钱、粮票赶回学校。

1967年至68年间，是文化革命最高潮时期，那真是一个动乱年代，极左路线迖到顶峰，形而上学猖獗，奸臣当道，忠良遭陷，经济崩溃，思想混乱。中华大地横遭暴风雨的袭击，十忆人民处在狂热之中。我们学校也不利外，主要是突出政治，以读毛主席著作和诗词为主要内容，课堂上，老师讲课同学愿听就听，不愿听随便，甚至可以出去打球。但在政治上不能含糊，每天早晨要“天天读”，饭前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饭后要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晚上全体师生到操场集合“晚回报”跳“忠”字舞。

这场文化革命，对历史来说是倒退，对国家来说是灾难，对人民来说是浩劫，对我来说是断送学业。现在回忆起真好像是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开始，好人整“坏人”，后来，掌权人成了阶下囚，“坏人”成了好人。折腾了几年，都是好人，结果是国家经济崩溃了，社会秩序混乱了，人的思想道德滑坡了。我们这代人最惨，混了两年初中，说是69届，连毕业证都没拿到，更谈不上读高中，前后三届，高中停办，初中毕业百分之百上山下乡。就这样我们失去了读书的机会，各自去寻找自己的出路。

学徒……逃避上山下乡

　　1968年秋，我刚15岁，文化革命使我失去了上学的机会，所有理想都因学业中断而告吹。回到家里，整天三朋四友在一起混混荡荡，可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我们一帮同学也想尝试干点什么有作为的事，但在那个年代谈何容易。不早不晚，我们偏偏是在这旧与新，动乱与稳定，愚昧与文明，多年停滞与改革开放之间……长大成人的。当时，尽管学的知识少得可怜，却已生长成熟，唇上也钻出了预示成年人的毛茸茸的小胡子，孩子们叫声叔叔我们象捡了便宜似的高兴！如果我们生长早些年，在战争年代，说不定能成为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如果再晚几年长大，也许能考上大学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当时，我虽说对前途失去了信心，还是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事。参加居委会义务劳动，到粮组帮忙统计工作。在家里捡破烂，挑担下乡做点小百货生意等。就在我们走头无路的时候，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凡是初中毕业生一律下放农村。口号是“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到城里吃闲饭，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扎根农村一辈子”。

1969年初，那时我还不满16周岁，为了不下放农村当农民，为了生活，在父母的逼迫下，我只好到上车木器社跟舅伯去学当时被社会视为“四旧”的古老民间雕刻手艺。主要是制作雕刻老式架子床的花板，与木匠不同，比较单调。厂里有规定，初进厂当学徒，先要做杂工半年，任务是打扫厂内清洁、搬料晒板、担水烧水等。每月津贴10元，打杂半年后才能开始学手艺。拿旧社会的话来说，“徒弟徒弟，三年奴隶”。当然，新社会学徒与旧社会徒弟有本质上的不同，最起码我是厂里一名工人。有时我们还发发牢骚，编些顺口溜，“一天三角三，水都挑一缸”，这是当时学徒们的代表作。

初入社会，好象一切都很新鲜，整天做些杂事，时间一长就产生厌烦了，所以老师傅们都说徒弟们“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正是这种简单使我们有一股莫名其妙的自信，走路横着膀子晃，说话扯着嗓门儿嚷，拳头比脑袋使得利索，力气比智慧用得漂亮！这能怪谁呢？如果让我们能多读点书，多学点知识，再来当学徒，那将会是另一番表现。

很快六个月打杂结束了，开始跟舅伯学手艺，其实很简单，只要多练，把基本功做熟练，你就是师傅了，何需三年出师之说。不到两年我掌握了全部技术。当时“破四旧，立回新”的潮流一来，我们就要叫停，潮流一过，又偷偷地做。当时我倒是想改行学木匠，可舅伯已近70岁，他怎能放走“得力干将”呢。因为带体力活都由我做，他老人家只是坐着拿笔画画而也。时间一长就厌烦了，最使人难受的是到乡下去做上门工，一去就是几天，晚上还在乡下住夜，那真是难熬。在厂里做，下班后有三朋四友集聚，多开心。这样就迫使我产生了另找出路的想法。

1971年，厂领导决定抽我代替营业员工作，领导通过多次跟舅伯做工作，他老人家才免强答应。我当然没说的，青年人的本性就喜欢新鲜东西，何况又脱离了体力劳动，又好听又好玩。营业员工作很单纯，卖出一件家具或农具，按价格把钱收回来，每天把营业款存入银行就完事了。厂里商品都是些大件，一天没几笔生意，闲着的时候多，但一定要坚守岗位。我得找点爱好来充实一下，开始，练钢笔字，在废报纸上写画，后来，看书，可那个年代书很少，政治书多，小说之类的书籍少得可怜，新书没钱买，我就到处借。时光就这样一天天地流逝。

当时，我们一帮同学跟我一样，为逃避下放农村，都找到门路，有的学篾匠，有的学铁匠，还有的学裁缝，剩下找不到门路的都上山下乡了。不久，形势发生了变化，并非知识青年在农村干一辈子，国家开始招工，少数已被国有企业招去当工人。形势的变化，使我们这些曾投机取巧的人感到亏了，小小的镇企业到头来只是一个集体所有制企业，而招工出县出省属国家全民所有制单位，响当当的国家正式职工。当时，一说是工人，谁都敬佩万分，就连工人穿的工作服，属当时最时髦最受青年人青睐的时装。形势的急转，使我坐立不安，总想早日离开这早以厌烦的地方。

机会来了，1971年冬季征兵工作开始，我正好18岁，积极报名参加体检，没想到顺利合格。正在焦急地等待通知时，不幸的消息传来，部队因林彪事件停止当年征兵。我唯一的希望化为泡影。

1972年，我渐渐地不安心营业员工作了，总感觉到太受限制了。当时，区手工业联社领导要将我转为正式营业员，被我谢绝，领导上只好安排别人来接任。我又干起了雕匠手艺，目的是等待时机的到来，坚信自己一定能找到新的出路。

义务……报名参军入伍

　　1972年冬季征兵，我如愿以偿，终于实现了当兵梦。12月17日，天寒地冻，大雪纷飞，我身穿新军装，在亲人们依依不舍的叮嘱中，顶风冒雪，在鄢铺码头乘船到湖南城陵矶火车站，坐火车经过两天两夜的行程，把我们送到了祖国的东南沿海……福建前线。一路上，新兵们对所见所闻倍感新鲜，因为这一切他们都是第一次，现实与梦幻交织在一起，使初入社会的青年人，如痴如醉。

到福建后，我被分送到29军守备2师5团新兵训练基地……长乐县金峰镇，接受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开始很不适应军旅生活，一切是那么地紧张、规范、有序，稍不注意就难以跟上节奏。当时，初离家乡的思念之心与现实情景交集到一起，使我百感不安，心情难以平静。但我经常告诫自己，一是要放下杂念，尽快适应新的生活。

很快结束了三个月的训练，四月份我被分配到一营一连一排二班。连队驻守在第二海防线上，离海边约5公里，离台湾最近的白犬岛仅40海里，属前沿守备连队。当时连队主要是以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为主。政治学习抓得紧，因时为文革后期，运动虽不断，但没有那么激烈了。“批林批孔”，到后来“反击右倾翻案风”都比较平静。军事训练逐渐升温，正在慢慢地摆脱政治一统军事的局面。连队除训练学习外，还开展劳动自给，当时部队生活比较艰苦，伙食标准低，为改善连队生活，利用种菜、喂猪来补充。

　　1974年初，因团里有一个农场，每年由各连队轮换一次到农场劳动一年，74年轮到我们一连，所以，全连百号人除留下一个班守营房外，全部整装到农场从事农业生产一年。农场生活条件更艰苦，开始住的是简易茅草棚，喝的是半淡半咸的井水。战士们情绪低落，精神不振。但在那时“高压政治”下，谁敢说个不字呢，军队是战斗队、宣传队、生产队，军队性质决定当兵种田无可非议。

刚到农场不久，有一天我在劳动，连长告诉我，说我父亲来了，让我马上赶回连队营地。当时我感到很突然，父亲没说来部队，怎么说来就来了。但我非常高兴，很快请了几天假迅速赶回营区。虽说我和家人只是一年没见，但这一年是最难熬的时期，思念之情还未完全脱去。途中我买了几包烟。到连队后才知道父亲是出差到江西福建，顺便弯来看我一下，说明天就走。我把父亲带到团部招待所住了一夜，第二天他老人家就走了。

1974年春夏之交，团部突然下达调令，调我到团部警卫排。当时我及战友们都感到很惊讶，说我怎会那么幸运，连队百号战士都在农场劳动，唯独你一人调团机关去。我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听说是团领导在全团挑选的几个战士，到团部当警卫员。

我的确很幸运，这突如其来的机遇改变了我在部队的生活轨迹。离开了连队，离开了农场。作为一名新兵从基层连队一跃进机关，从农场田间地头的“农民”一下变成了首长的警卫员，从扛步枪一下挎上了手枪。短时间内连做梦都没想到的，却变成了现实。在战友们的羡慕声中，在自己的兴奋之余，我暗下决心，在新的岗位上一定要加强学习，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努力工作，决不辜负领导和战友们的希望。

　　到警卫排后，通过自己一段时间的努力，各方面都取得了优异成绩，组织上安排我跟团长当警卫员，那时团首长都是近50岁的南下干部，正副职都安排有警卫员。起初我很当心，跟一团之长当警卫员我能行吗。只能从内心里鼓励自己努力吧。我们平时除正常学习训练外，主要是随同首长，帮助做点家务事。团长是山东人，跟随首长近两年，老首长勤于学习，善于思考，乐于吃苦，勇于开拓的风范，是我终身学习的典范。家属随军住在团部家属院内。一儿两女，老大当兵出去了，老二和老三在驻地上学。团长夫人老王很好，很热情，一般不让我做多少事，家里做了好吃的少不了要你吃点。如果首长下连队，我就随同警卫。

　　1975年2月，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为最红火，最光荣的就是入党。是当代青年所追求的目标，也是家人最期待的。所以我在第一时间将这视为“光环”的消息写信告诉家人及亲友，让他们共同分享我的喜悦。

1976年4月，部队批准我回家探亲，假期20天。当我回到离别三年之久的家乡，家里象过节似的，一片喜庆，亲朋好友欢聚一堂，走亲访友忙过不停。很快假期巳到，我带着喜悦回到了部队。

探亲归队没多久，军区新组建一个炮兵团，首长被调任炮兵团团长。首长调离后，我担任了一段时间警卫二班副班长。

1976年冬，我担任警卫排二班班长。77年初，一批同年入伍的战友们绝大多数都退伍了，组织上让我继续在部队干下去。就在我一帆风顺的时候，恶运突然降临，有一天，下着毛毛细雨，当天我值班，带领全排战士在团大礼堂门前训练手枪射击，因天下小雨，就没有带到野外去训练，平时礼堂门前基本没人员来往。训练前都进行过严格验枪，我在喊口令，举枪……瞄准……击发……不知反复进行过多少次，都很正常。突然一声枪响，战士们不知所措，只见大门台阶上一名战士冲下台阶约5米后倒地，脑袋上鲜血直往外喷，当时排长用手堵住喷血口，赶快叫来卫生员用急救包包好伤口，迅速送往师卫生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经调查，是我们二班一名当年入伍的新兵，误把实弹作为教练弹混装进了枪膛，枪走火时，正好一名放映员下连队去放电影经过门前。太不幸运了，只要早一秒或晚一秒经过此地，子弹就打到石头墙上了，悲剧就不会发生。严重事故给全排带来了重大伤害，排长撤职，班长深刻检查，肇事新兵因过失罪判有期徒刑一年。

1978年4月，我带着遗憾离开了曾经生活战斗5年之久的部队，退伍回到了老家。

就业……退伍立业成家

　　退伍回到家乡，一切得从头开始，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就业分配问题。在家休息十多天后，我便到县退伍安置办报了到，要我回家等候通知。“等候”真不是滋味，从紧张的军旅生活一下子静下来，还真不习惯。

不久，退伍安置办通知，说我入伍前在上车镇木业社工作，按政策应复员回原单位，当我呈述当时只是学徒工没有转正定级的情况后，退伍办说经查档后另行通知。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去找，退伍办要安排我去江汉油田，我没有同意，要求分配到县内。几经周折，托人帮忙。最后分配到县科学技术委员会。

1978年6月中旬，我凭县退伍安置办开出的介绍信，到县科委报到，当即县科委转开介绍信，将我安排到下属单位县微生物研究所。经过两个来月的等待奔走，退伍就业分配总算定下来了。

县微生物研究所地处城西内河外侧，属县科委下属事业单位，人员编制12人，主要从事农业生物防治工作。当时，由于我从部队来，没有技术，领导安排我从事食堂管理员工作，虽说有点想法，但还是服从了组织安排。

天有不测风云，恶运再次降临，上班刚一周，不知是什么原因，突然连续几次晕倒在地，最后发展到神志不清，大脑失控。6月底父亲很快将我送到武汉协和医院就诊。因我姑妈是协和医院医生，她马上组织专家会诊，因病情特殊，一下难以确诊，有的专家说可能是神精错乱，需送神精病医院治疗，但姑妈通过观察发现有经常发热现象，坚持认为不是神精方面的问题。最后决定送省医学院附属医院经神科住院治疗。经过三个多月的治疗，医院专家说这种病很少见，最后确诊为“急性散发性脑炎”。

我很幸运，似乎在阴曹地府转了一圈，险些离开了人间天堂。病情痊愈，我深深感激父亲、母亲、姑妈以及整过帮助、关心过我的亲人和单位，不是他们的合力相助，可能不会有这样好的结果。特别是帮我治病的教授，在我出院后十多年里，他们在万忙中曾几次来函调查询问情况，我深表感谢。

1978年底，我出院在家恢复休息一个多月后重新上班，领导调整了我的工作，安排我跟技术员们学习生物防治技术。79年初安排我和同事一起到新沟镇新红大队蹲点一年，主要是进行棉花、水稻、蔬菜田间生物防治病虫害试验，详细记录试验数据。

1979年农历11月20日，我26岁，我们响应党提倡晚婚的号召，在老家上车湾镇举行婚礼，在亲朋好友的关心帮助下，顺利将爱妻左军娶回郑家。从此，一个新的家庭诞生了。当年她在白螺公社粮管所工作。1980年9月29日儿子郑峰出世，一说是儿子，给整个家庭带来了欢乐，同时也带来了不少困难。由于我们两地分居，哺养问题显得格外困难。母亲、岳母娘、妹妹、姨妹子轮流上阵当保姆，一直到郑峰两岁多才边上班边带引。1982年组织上调她到红南桥粮组工作，总算离老家上车湾近点，工作忙时，可把小孩交爷爷奶奶带几天。每周我还能来一两天。1984年她调汴河米厂，郑峰已经4岁，在汴河上了半年幼儿园，我就把他接回县城上县直机关幼儿园。1986年她才调县西门粮库工作，从此，结束了我们婚后两地分居长达6年之久的局面。

进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席卷全国，社会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市场经济逐步取代计划经济，我们单位也开始转换机制，从所谓“研究”转到引进推广适用技术上来，为市场经济服务。

1981年起，我所开始从外地引进食用菌技术，从制种到载培，从试验到普及推广。主要以发展平菇为主。1984年初夏，领导安排我和同事到北京、石家庄、保定等地引进“高温栽培平菇技术”。

1984年组织上任命我担任微生物研究所党支部书记。

1986年县委组织部抽调我去从事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主要是对全县知识分子冤假错案及政策待遇落实情况的调查取证工作。我的机会不错，有一天我在家休息，突然接到组织部电话，要我立刻到江苏出差，任务很简单，到江苏取一份证明材料。县委提拔一名女副县长，急需她在江苏老家文革中的表现材料。我和另一同事迅速赶到江苏，取到没有问题的证明材料后电告回县，任务就完成了。随后，我们开始游览江南风光……上海、南京、苏州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1987年，科委领导通知我回单位，任命我为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回所后，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原来是以引进普及推广食用菌技术为主，现在首要任务是创收。所里唯一的创收门路是生产销售平菇母种、原种和栽培种，另外每年还举办几期技术培训班。通过自身努力，任职期间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并受到上级的好评。

在微生物研究所十年工作期间，我以勤学苦干为出发点，以老实做人为本性，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同事以诚相待，对领导尊重，对自己严格要求。通过领导的信任和同志们的帮助，各方面都得到了锻炼，做出了成绩，并得到了组织上和同事们的认可。

十年间曾三次被县委、县政府授予全县劳动模范。

调动……进入政府部门

　　1989年春，组织上调任我为县科技情报所所长，实际上到县科委机关从事政工工作。

1992年11月，任命我为县科委政工科副科长职务，1993年4月，被荆州地区人事局评审为工程师。

1999年4月，县委组织部任命我为县科委办公室主任职务（副局级）。

调进机关，一切发生了重大转折，政工和办公室工作除一些事务性工作外，主要是文秘工作。科委机关人不多，都是一些老牌大学生，有广东、江苏、武汉等地人，都是文革前大学毕业分配到监利工作的知识分子。同我仅混了两年初中的退伍军人相比，真是天渊之别。不过这也是件好事，有差别才有奋斗目标，要想在机关有立足之地，就得加倍努力学习。为此，我开始从文墨上加强学习和锻炼。多看、多记、多写成为我的一大巧门。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学习磨练，在文墨上初步摸到了一些套路，从起草科技方面文件、回报材料、年度工作总结到撰写大型专题调研报告。从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到获奖作品，都深深地体现出了学习的成效。我曾撰写的《关于提高我县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中的科技含量》大型调研报告，被县委《调查与研究》发表。曾完成的《监利科技志》、《监利县科技发展规划》分别获县科技进步二、三等奖。曾在省市报刊上发表不少宣传文章。曾创作的《无悔的奉献》获1999年省委组织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征文一等奖，并在省电台播出。

　　进入九十年代，我们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清晰地感受到了祖国的奋发图强和沧桑巨变。也享受到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种种变化。

在紧张的工作期间，单位开始适当地给予我们休闲放松的机会。1992年夏，单位派我和其他几位同事到北京参加全国科技博览会。可说是一次旅游吧。借这一机会，带上全家和姨妹子全家一起上北京游玩。我是第二次进京，她们初次上北京格外兴奋，尤其是郑峰（11岁）廖剑（4岁）精神百倍。雄伟的天安门广场留下了她们的身影；百年古建故宫留下了她们的感叹；人间天坛回荡着她们的壁音；慈禧太后的故居颐和园留下了她们的笑语；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留下了她们的足迹……

　　2000年春，单位安排我们四人去湖南韶山红色旅游，小车随行。我们有幸参观游览了中国两位伟人毛泽东、刘少奇的故乡。

　　2005年秋，在我即将内退时，单位给予最后一次游山玩水的机会。到海南岛，到天涯海角去放松我们忙碌了近四十年的紧张情绪，也是对我们为事业奋斗一生的一点恩赐吧。

　　进入九十年代后，家庭生活条件逐渐得到改善，90年从微生物所搬粮储站，94年搬县政府机关大院，二室一厅的新房给家庭生活提高了档次。房改后结束了我们没有私房的历史。

我是幸运的，特别是遇上了一个好的时代……改革开发三十多年，我不是弄潮儿，但也经受到了改革开放大潮的洗礼，分享到改革开放带来的阳光雨露。在改革开放中，我虽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但有幸乘着这个伟大的时代列车不断前进。虽没有创造物质财富，但精神生活总是那样富有。虽很平凡平庸，但总觉得幸福快乐。

在科委机关工作近20年，得到了锻炼，学到了很多，受益匪浅。我始终坚持勤奋好学、务实进取的原则。总觉得组织上给予我的太多，而我的贡献太少。1999年被县委县政府授予全县抗洪模范；2001年被县委授予全县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03年被湖北省人事厅、湖北省科技厅授予全省科技先进工作者称号。2003年12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监利县十一届代表大会。

内退……让位退居二线

2005年9月，县委任命我为副主任科员职务。

同年11月， 到龄即退，按照县委52岁内退的规定，上班、工作、忙忙碌碌，这样的工作状态结束了，内退回到了家里。开始不大习惯，有人说你还可以去干点事情，可我的身体不行，身患高血压十多年，工作生活有规律的坐坐办公室还可以，要想真刀实枪地去干就无能为力了。

2005年10月，我们花去十多万元一生的积蓄，与单位同事五人合资建住房，卖出了县政府大院内的二室一厅，搬进了180平方米的新房。紧接着11月份在新房完成了儿子的婚礼。

2006年9日22日，是一个全家欢喜的日子，郑家第三代……孙女出世，她的出生，给全家带来了欢乐，带来了喜庆，也给我这个无事可做的闲人带来了“工作”，带来了“麻烦”。

我一直陪孙女“玩”到两岁半，然后上幼儿园，每天的接送由我负责完成。直到6岁上一年级，我的任务暂告一段落，因实验小学离家较远，家人怕高血压患者出事，我倒无所谓，就怕小孩有什么意外。

　　2009年4月，我的恶运又一次降临，一天晚饭后，突然身体右侧失去知觉，到医院检查为高血压引起脑梗塞，经住院半月治疗，病情好转出院。幸运的是轻微的脑梗，经长达一年多的恢复，才慢慢康复。但同发病前相比判若两人，不能干重活。

2010年3月，湖北省在全省农村开展“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活动，全县每个县直局级单位都要派出一个“三万”工作组驻村三个月，科技局机关人数少，抽不出人来。局领导上门跟我做工作，一定请我“出山”相助，我借身体有病为由，仍未能推脱。局领导说：到乡下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对身体有好处，一同去的同志会关照的，局里派小车一直随同。话说到这步了，我还怎能拒绝。

3月5日，我们一行三人按照县里分配，进驻新沟镇雷河村，主要任务是进村入户，宣传党的政策，了解民情。

阳春三月，监利大地犁耙水响，鸟语花香。春天的新沟，处处扑入眼帘的，便是无边无际的金黄色的原野，那朵朵花瓣如云霞般，风风火火地漫向天涯。还真是呼吸新鲜空气、观赏春天美景的最佳宝地。我们在农宿，在田头与农民朋友促膝交谈。通过一段时间的串门走访，我深深地感到，现在农民关注的问题与十年前大相径庭。那时候，农民反映最强烈的问题是负担过重。现在农民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关注最多的是如何过上富裕的生活。换句话说，农民不再是落后的象征，已经开始追求健康、富裕的美好生活了。

感谢省委，感谢单位，在我退居二线后，给予了我一次游乡观光的好机会。没想到2011、2012年接二连三的“三万”活动一个接一个，我仍首当其冲。作为即将退休的我有幸连续三年参加“三万”活动，自己悟道既是崇高的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我作为三轮“三万”活动的参与者，无论是业已告捷的第一轮“三万”工作初探，还是接着而来的二、三轮“三万”工作实践，一种融农情结在我思绪中魂牵梦萦，发自内心深处的爱农融农之举油然而生。

为单位排忧解难，有机会“出山”发挥点余热，是组织上的信任，也是我的荣幸。却被荆州电视台《新闻联播》、荆州日报进行了报道。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我们参军入伍四十周年过去了，我们一批战友也相继进入了花甲之年，随着年龄的增老，工作的放松，一直留在心中的夙愿，就是重返我们一直魂牵梦萦的地方，去寻找我们的青春年华，去重温我们的欢乐与友谊。

借四十周年之际，我们相约四位战友重返福建前线，2012年6月，我们踏上了东南行圆梦之旅。40年前的今天，我们为了实现理想而阔别家乡，来到福建前线。40年后的今天，我们为了畅谈人生而再别家乡，重聚福建前线。我们的行程不是旅游，不去繁华的闹区，不到景色如画的公园，也不游名胜古迹，专程到我们曾经生活、战斗过的长乐金峰寻找当年的人生足迹和美好的回忆。

当我们再聚40年前曾经生活战斗过的地方，面对丘陵山脉，面对茫茫海滩，面对小溪小河，面对营区营房，我们感慨万千……成功的喜悦，战斗的足迹，辛酸的泪水，使我们懂得了，生活就是苦中酿蜜，烦中取乐。

　　2013年11月，我将正式办理退休手续，从此，真正步入老年时代。而我一生与文墨打交道多，总想留下一点属于自己的文字，一生自认为不讨人嫌，退休了就留点让人讨嫌的东西。那就以《流逝的岁月》作为一个退休时对人、对己、对后人的交待，也算一点茶余饭后的念记。

二O一三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