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毓庆先生说神话（之五）：民族文化融合中的狼神话

平阳阁

作者：刘毓庆 刘毓庆先生是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任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学院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史研究和国学研究。这里重点介绍他三十多年积累的关于神话和历史的研究成果。 在民族融合过程中，一个新的社会集团的形成，必然存在着对原有多种文化的选择问题。就中国北部民族间的文化融合情况而言，主要有两种选择态度，一种是选择性继承，一种是选择性接纳。在两种不同的选择中，神话里作为北方民族始祖的神狼，便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命运。草原游牧民族间的冲突融合，在文化上主要是选择性继承问题，故而神狼的地位一再地得到强化和加固。匈奴、突厥、蒙古三个游牧集团先后称霸草原，由于以相似的生活方式生活于相同的地理生态背景之下，尽管他们的族源神话故事情节各不相同，但作为其神话核心部分的神狼的地位则始终不变。并且神狼作为一种文化象征，传衍到了近代的北部广大地区的民族之中。如哈萨克族民间盛传《白狼》故事，大意言:一位青年男子与一只白狼相遇，在一座山洞共同生活了四十天，彼此相安无事。后来狼化为美女，做了年轻人的妻子，使年轻人有了许许多多的财富。类似的以狼为主角的故事与传说在哈萨克民间还有不少。在今蒙古族民间，流传着狼童的传说：一群猎人在克鲁伦河畔狩猎，发现一只母狼带着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奔于荒野。猎人赶走了狼，带回了男孩。男孩懂得各种动物的语言，帮助成吉思汗避过洪水之灾。在维吾尔族的民间长诗《安哥南霍》中，神狼博坦友纳，引导维吾尔族的先民，走出大山。并在神狼的进劝下，维吾尔族一位铁匠先祖戴上了王冠，率十万大军，出山击败了仇敌。维吾尔族人至今视狼为勇敢无畏的象征，生了儿子，往往说生了一只狼。在柯尔克孜族的史诗《玛纳斯》中，也有狼保护玛纳斯及其后代战胜强敌的章节。柯尔克孜族至今还有许多关于狼的信仰，认为狼是圣物，它的肉可以保佑妇女生育，它的拐骨挂在孩子身上，作为护身符，可以保佑平安。塔塔尔族相信狼有非凡的超自然能力，至今乐于珍藏狼的后踝骨。 白狼 但在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融合中，情况则发生了变化。由于农耕民族文明程度明显高于草原民族，这种冲突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是农耕民族对草原民族的影响、接纳、消融问题，因此在文化的交汇中，更多地表现为选择性接纳，而不是继承。农耕民族对草原民族文化的影响痕迹，仍旧保留在草原民族的历史传说中。《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开首即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周书》卷一《文帝纪上》鲜卑宇文氏述其世系说:“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在《辽史》卷六三《世表》中，又称库莫奚、契丹都是“炎帝之裔”。这是见于汉文典籍的早期记载。在后世的传说中，相类似的汉胡同源神话也不在少数。柯尔克孜族的《创世的传说》说：汉人、突厥人、蒙人，分别是努赫的三个儿子的子孙。在东蒙古神话传说中，蒙古人与汉人的女始祖乃是姐妹俩。内蒙古额尔古纳旗鄂温克人中传说，人和狐狸结合，生下了十个孩子，这就是汉、蒙古、鄂温克等族的祖先。这些传说虽非事实，但体现着中土文化对于四夷的影响，以及边裔民族与中土民族攀亲结好的心愿。顾颉刚先生在论及匈奴“二女在台”与狼交合的神话（见《国学大师刘毓庆说神话之四》）时，曾认为此乃商族“二女在台”吞卵生契神话之传衍。窃疑乌孙、突厥狼乳男婴的神话未必不是中土“虎乳男婴”传说（见《左传·宣公四年》）之传衍。这种影响，当然也是文化交融的一种形式。 内蒙古狼山 而文化的选择性接纳，则是指草原游牧民族大批南下，部分进入农耕民族生活圈后，农耕民族所持有的一种态度。草原民族进入中土之后，由于生活方式与地理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其原初所具有的那种凶悍、勇猛、刚烈的精神，也在渐渐丧失。据不完全统计，从汉武帝到唐懿宗不到一千年的时间内，边裔民族如匈奴、羌、氐、鲜卑、高丽、突厥等，迁入内地的人口，最少也有681.89万（见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这就意味着千年间有如此多的兄弟民族融入了汉族大家庭。唐贞观十三年全国人口是1235万，而在此前内迁的人口最少也有600万，如果把如此众多的人口千百年间的繁衍计算在内，纯粹的汉族血统的人可能更少，因此可以说汉族是世界民族中血统最为复杂的民族。但草原民族一旦汉化，便极力忘却其原初的带有野蛮性的狼崇拜，视新生的来自草原的民族为狼。对图腾物情感的变化，即是文化变迁的标志。而农耕民族在接受草原民族融入的现实时，一方面包容、接纳，另一方面则对其文化进行着选择。在这种选择中，神狼遭到了厄运。因为农耕民族更需要的是和风细雨；是辛勤耕作，以诚实对待脚下的土地；是建立人与土地的相互依赖关系，建立人与人之间相安无事、和平相处的友好关系，而不是凶悍、勇猛和刚烈。 中华龙 从草原民族的族源神话中，我们知道他们中曾有过对牛、马、鹿、鹰等动物的图腾崇拜。这一切皆可为农耕民族所接受，唯独不能接受的是狼。这一点我们从中国文化最大的象征物龙的变化中看得非常清楚。学者们认为龙是古代多种图腾综合、多种文化交融的产物，它突出地体现着中华民族的包容精神与和谐精神。我们从商周青铜器中看到的龙是作匍匐爬行状的蛇身兽首怪物。而经过战国至唐的民族大融合，龙则变成了牛头、猪嘴、马鬃、鹿角、羊须、蛇身、鱼鳞、鹰爪⋯⋯众多图腾物团结一体、彼此交融的形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草原民族的另一主要图腾一一鹿，其角则高高地树在了龙头上，表现出威武不屈的样子。在秦汉时，龙的头上竖起的还是牛角，而经过“五胡乱华”走向统一的隋唐盛世，牛角却分了叉变成了鹿角，此间的意义自是不言而喻的。而狼则被彻底抛弃了。在传统的汉族人中，我们可以找到虎、豹、龙、蛟、雕、兔、鼠之类的名字或绰号，却很难发现以狼命名的。这里抛弃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名字，而是对一种文化，对带有野蛮性的原始生活方式与拼杀、掠夺行为，以及对崇尚凶悍、刚烈的精神的彻底抛弃。 西汉与匈奴的战争 当然，我们对于原始的草原居民的行为表现，不能以现代人的观念去理解。他们对凶悍、勇猛、刚烈的崇尚，以及他们带有掠夺性的行为，乃是出于生存的需要。而其对农耕民族的侵扰，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生存欲望的驱动。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草原民族大规模南下，往往都与气候的变迁相联系着。由于气候的变冷变干，处于干旱地区的游牧民族，面临着草原枯竭、水源干涸、生态恶化的严重威胁。为了寻找新的牧区与生存环境，他们不得不向农耕民族发起进攻。日本人类学家梅棹忠夫曾这样描写过干旱对于生存欲的驱动:“干旱地带是恶魔之巢⋯⋯从很早以前起，就有可怖的狂乱的人群从这一干旱地带出发，风暴般地席卷文明世界⋯⋯游牧民族是这一破坏力的主流，尽管历史提供了其典型，但表现出破坏力的并不仅仅是所谓游牧民。后来，从环绕干旱地带的文明社会本身，也有猛烈的暴力事件发生。北方的匈奴、蒙古、通古斯⋯⋯都是暴力的源泉。”可以说，没有草原民族的一次次内迁，就没有今天庞大的汉族。草原民族虽然对农耕民族有所伤害，但他们的加入，也给中国民族带来了生命的活力。故而中国古代两个最强盛的王朝汉朝和唐朝，都出现在民族大融合的高潮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