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平走好！我的好兄弟

幽谷孤鳥

“我姨爹李平不在了……”

接到白建书小侄的电话， 顿觉眼前一黑，脑子一片空白。虽然早有预料，也有应对准备，但事实真的发生了却又一时手足无措。想去送送他，但处于“抗疫”非常时期而不能如愿。遗憾世间竟有这么多的遗憾！

他患病很有些年头而且较为严重，但想不到竟会这么快。他毕竟小我好几岁呀！

他是我的好领导、好兄弟。

1987年初，我从思澜公路建设指挥部回到文化馆，正在理起离开近3年的刊物编辑工作的时候，他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那天晚上，时任县委副书记的阮德忠带着他来到我家，说要暂时抽我到县委核查办写《澜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特来征求我的意见。既然工作需要，我还能有意见？于是，我们刚认识，他就成了我的领导——他当时是分管核查工作的组织部副部长。

核查办除他以外还有吴建华、徐绍昌、王保兴和我。吴建华和徐绍昌搞案子，我和王保兴写材料。临时工作机构，又都是从不同单位临时抽调来的人，没有利害冲突，因而相互除了工作上保持一定距离外始终充满团结友爱。心宽敞则天地广，正因为有这个氛围，四五个人挤在一个狭窄的斗室里办公却没有半点挤的感觉。

我喊他“李副”，他喊我“赵老师”，不卑不亢，那么自然和谐。“文字工作你是行家，文化大革命情况你又熟悉，相信你会把工作做得很好。如果还有其他需要我提供帮助的尽管吩咐，比如找人了解情况、到档案馆看材料等，我能陪同就尽量陪同，确实不能陪同就给出证明。”上班的第一天他就这样跟我说。话这么说，事实也如此，许多他给我提供帮助和服务的细节至今还铭刻心底、历历在目，从他身上我领悟到了“领导就是服务”的真正涵义。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做具体工作出身，懂做事人苦衷的领导。”如果有一天我能当领导，也要像他那样。”那时，我这样想。

天时地利人和，心情舒畅，工作顺利。6月下旬，我写的材料获得县委常委会议通过，我的任务宣告提前完成。

正当我准备收摊打道回府的时候，他对我说：“中组部有个通知，凡是参加过核查工作的人不准在基层工作，一定要在组织纪检或者人事部门。看你想到哪个部门？”我坚持回我的文化馆，因为离开这支笔我将一事无成。事情僵持了几个月，直到9月才下文调我到宣传部负责澜沧报复刊筹备工作。

感谢上苍照顾了我与文字工作的机缘。

在一个楼层办公，见面的机会很多，因为有过那么一段经历，他一直很尊重我，开口闭口“赵老师”，常常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还说我阅历比他长，经验比他丰富，希望多给他些指教。后来，因他爱人那边的关系，我和他的关系更密切，几乎成了不是亲戚的亲戚。

后来，他调地区土地局任职，互相来往就少了。后来听说他病了而且不轻。很想去看看他但一直没有机会。直到有了手机后才多有联系。前年吧，我去思茅时说想见见他，听到消息，他很高兴，专门派他爱人来接我。那天，他硬要我在他家吃中午饭。我感觉，我们又回到了在核查办的那些日子。

以后，经常互通电话，没有更多说的，就是些问候祝福之语。这些问候祝福之语虽然像录音在电话中反复播放，但不感到丝毫的啰嗦反而倍感亲切，尤为珍贵。这大概是不服老的人老了的缘故吧。

生老病死，自然法则。知道，知道他，会有那么一天，但总觉得为时过早，因为他毕竟比我还小，更因为在他的身后会有无数缠缠绵绵的牵挂和思念。

一路走好，我的好兄弟！

2020年3月1日

李平（中）

本文作者（左二）和李平一家合影。两边是李平的女儿和女婿

本文作者给李平一家摄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