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武汉人记录:藤椅上不再有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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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原创 穗子 一个土生土长的武汉人</h3> <h3>1月24日是年三十。</h3><h3>往年,春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在老人家里。姥爷会在吊扇下系上红灯笼,在客厅里挂上一闪一闪的装饰灯,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着电视聊着天。</h3><h3>今年由于疫情,家里取消了年夜饭,各自待在家中。我没有去父母那里,就一个在家看春晚,开场依然是一片花红柳绿的歌舞表演。我当时只觉得,自己和家乡离这份热闹如此遥远。</h3><h3>然而我不知道地是,这个春节,我将永远地失去两位亲人。我的姥爷姥姥在短短三天内先后因为这场疫情去世了。</h3><h3>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位网友留言“非典过后,很多人的命运在北京的那个春天被改写了。”当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非常震撼,觉得心惊又害怕。如今,我和我家人的命运也已经被改写。</h3><h3>起先,姥姥觉得身上酸痛,胃口也不太好,但是并没有其他疑似新冠肺炎的症状。姥爷患有几十年的糖尿病,平时体质略差一些,感冒了半个多月一直没有彻底康复。我们咨询了好几位医生朋友的意见,并和老人家商量后一致认为目前还是不要轻易去医院为好。毕竟这个时期医院是高危感染场所,而且老年人是最容易遭受病毒攻击的。</h3><h3>可是没有想到在平稳度过几日之后,姥姥姥爷的情况突然恶化,他们开始发烧了。姥爷同时出现腹泻的症状,并且两人都觉得呼吸困难,身体愈发乏力。姨妈说:“赶紧打120,送爸妈去医院。”</h3><h3>然而,一月底的时候正是疫情爆发的高峰期,从报告社区到急救中心派出车辆各个环节都需要漫长的等待。一向看事情特别透彻的姥爷并没有抱怨什么,只说他这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h3><h3>最终,姥爷没能撑到救护车赶来,他的身体留在了家中,而他的人生则永远停在了89岁这一年。</h3><h3>姥姥被一家没有定点发热门诊的医院暂时收治,CT显示整个肺部严重感染,血氧浓度靠呼吸机才勉强达到70,医院要求必须以核酸检测阳性为准才可以申请转诊定点医院。</h3><h3>在等待转诊的两天时间里,姥姥的意识基本都是清醒的。由于没有隔离病房,仅有一位家属可以贴身陪护。我的姨妈在仅有一个口罩的防护下一直陪着姥姥。</h3><h3>在那里可以实施的对症治疗十分有限,姥姥一直让我们把她送去“中南医院”,那是她最常去的医院,有她熟悉的环境和信任的医疗条件。但是我又如何开得了口说,外面的世界已经不是她熟悉的那个样子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已经成为了对口帮扶的发热定点医院,没有确诊是无法住进去的。</h3><h3>等待转诊的两天里,我打穿了所有官方救助电话。甚至接线员都会告诉我这个案件已经被记录反映了。</h3><h3>我们和外地的家人给姥姥发语音加油打气,鼓励她撑下去,让她知道我们都在全力想办法救她。来自子孙儿女的鼓励对于老人来说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最有力的,姥姥听了特别特别开心,但这短暂的幸福并不足以抵消病痛对她的折磨……</h3><h3>当时,已经去世的姥爷还在家中,防疫站和殡仪馆的运转早已严重超负荷,我从早上开始就在不断地打电话,一边联系殡仪馆接走姥爷,一边帮姥姥联系转诊。每次拨出电话前,我都要尽力压抑住哭腔,以便让接线员尽快掌握我的求助信息。因为无论姥姥还是姥爷都等不起我多一秒钟的消耗。就这样拨通几个,哭一通,然后擦干眼泪再拨出下一串号码,如此循环往复……直到姥爷去世近24小时才有人来接走他。</h3><h3>姥爷去世的第一天,我眼看着太阳升起又落下,直到夜色完全沉下去,冬夜渐寒,防疫站的车终于驶进了小区。这一次,姥爷是真的永远离开我们了。</h3><h3>然而我甚至来不及悲伤,因为还有住院的姥姥需要照顾。</h3><h3>入院第三天,姥姥终于等到了确切的转诊通知,我们再一次得到了短暂的希望和幸福,因为我坚信只要进了定点医院,姥姥得到救治的希望就是最大的。</h3><h3>转诊病人的转运必须由120来承担,但是收到的答复是,已经确诊在家等待接送入院的用车需求排到了将近400位,他们只能尽力安排人员来转运姥姥。而当120终于赶来时,姥姥血氧已经跌至40陷入昏迷。</h3><h3>最后目送她进病房的是姨妈,她出来后愣愣地问我们:“我是不是不该送妈来这里,进了隔离病房我可能就再也见不到她了……我好后悔。”我死死地吞回眼泪对她说,只有收治入院才是对姥姥最好的帮助。</h3><h3>但收治定点医院后不到24小时,姥姥还是走了。</h3><h3><br></h3><h3>图注:穗子姥姥家⬇</h3><h3><br></h3><h3><br></h3><h3><br></h3> <h3>我们终将归于尘埃,但这痛苦是真切的</h3><h3>三天之内,我失去了挚爱的姥爷和姥姥。从那时起到现在,我每天晚上都会服半颗安眠药入睡。我也试图停药,但是没有办法。白天我还能强迫自己好好吃饭,可是关掉灯趟到床上,闭上眼就全是他们的模样,他们的声音、眼神、笑容、和握着我手的感觉都如此真实。</h3><h3>从前,我不太相信丧葬传统,觉得故去的人没有办法再知晓这个世界的事情。姥爷头七那天早上,我突然开始上网搜索供品的讲究,可惜封城期间物资短缺,家中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食物。我打电话给因为密切接触姥姥姥爷而被隔离的妈妈,问她怎么给姥爷做头七。她说:“你姥爷在的时候常说‘厚养薄葬’,我们把他放在心里就好。”</h3><h3>那天晚上我头一次如此希望去世的人有灵魂,会回来看我,再听我叫一声姥爷。</h3><h3>从我有记忆开始,好像姥爷姥姥就一直是两位老人,以致忘记他们也曾年少,就像我也常常忽略一直年轻的父母也会有老去的时候。这话说起来可能有些矫情,或许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一定和老人有很多话聊,但你一定知道,无论你什么时候回去,总有人满心欢喜地守候着你,也总有一盏灯为你照亮回家的路。</h3><h3>可是,他们离开之后呢?你回到那里,但没有人在门后守候,你要自己拿出钥匙开门。阳台边的那把老藤椅还在那里,阳光从右侧洒下来,透过藤椅密密麻麻的方格孔,把纹路印在地板上。</h3><h3>曾经,有一位老人总爱静静地坐在那里,戴着深茶色边框的老式眼镜,看着报纸,或抽着烟,藤椅旁靠着他的拐杖。他看到我进门时总会欢喜地说,“你回来啦”。这是我的姥爷,但是这里再也没有姥爷了。</h3><h3>姥姥平时爱看书、听戏、下象棋,我来的时候,她都会在厨房给我做最喜欢的虎皮青椒和排骨藕汤。但是这里也没有姥姥了。</h3><h3>总有人把祖辈形容为伟岸的大树,为后代遮风避雨。然但凡是生命,总有衰老和凋零的时候。</h3><h3>我最大的遗憾,是在还没有成为可以保护家人的参天大树时,姥姥和姥爷就已经离开了。</h3><h3>时代的这粒灰落到了我们头上,成了一座山,我们终将归于尘埃,但这痛苦是真切的。</h3><h3>如果有人在这里找到了相似的情绪和经历,我想对他们说,在武汉的某个角落,这座山我与你们一起扛着。</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