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兵父亲

素心

　　推开父亲的病房门，病床空空如也。奇怪，炎天暑热，呼吸困难的父亲去哪了？电话无人接，我正焦急地在医院四处寻找，父亲却颤颤巍巍从一辆的士上下来，我忙上前相扶，“您去哪了？”他气喘着说：“七一快了，到单位交党费了”。望着眼前已是78岁高龄和55年党龄的瘦弱老军人，我突然双眼迷离。面对单位破产，老伴卧床十几年生活不能自理，家庭条件特殊的父亲，不仅自己总是及时主动缴纳党费，还经常乘公交车去市人民法院帮母亲交党费，这应该是父亲对自己不忘初心的最好诠释吧。

　　父亲出身贫寒，幼年丧父，奶奶还要抚养父亲的三个年幼弟妹。父亲只能靠打鱼摸虾换点学费，艰难地完成初中学业后，在1959年的寒冬，不到17岁的他就应征入伍，到了祖国的西北边陲——新疆服役，并先后在新疆军区卫生学校医助班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外科学习进修，成了一名光荣的军医。

　　父亲所在部队驻扎在新疆昌吉地区齐台县，距离乌鲁木齐210公里，每年有近半年时间气温在零下30度左右。偶尔翻看影集，发现最多的是父亲穿着厚厚的棉军装训练，或背着医药箱骑着骏马巡诊。我时常揣摩，在那个天遥地远、天寒地冻、物资匮乏、环境复杂的大西北，父亲是怎样度过6000多个漫长天日的。

　　父亲告诉我，我出生后母亲发电报给他报喜，要他给取名字。当时战友们正一起看电影《洪湖赤卫队》，父亲骄傲地说影片中美丽的鱼米之乡洪湖与他家乡仅一江之隔，战士们羡慕不已，都记住了湖南临湘这个好听的地名。为解思乡之苦父亲当即帮我取名“湘临”。

　　为了安心服役做好本职工作，父亲入伍头十年从来没有探过亲，因此工作上也取得一定成绩，多次被评为“五好战士”、“一级技术能手”等。

　　1974年冬，父亲转业回临湘，被分配在市造纸厂医务室工作。当时企业红火，职工达300多人，全厂干部职工的医疗保健、疾病防疫和卫生检查等工作，都由厂医务室负责。其实当时医务室就只有父亲一个人，面对繁重的工作，父亲既当医生又作护士，每天开心地在淡淡的消毒水味中忙碌。父亲也热爱学习，他在忙碌的工作和家庭事务之余，自学取得了主治医师的职称。我们姊妹俩常取笑父亲是个“万金油”医师，感冒拉肚子的找他，摔伤碰伤的找他，拔牙拔火罐的找他，体癣脚烂的找他，烧烫伤风湿也找他……

　　父亲对人也热情周到，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不管是干部还是职工，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他总是随喊随到，一视同仁、不分彼此细心对待。他每年给全厂干部职工上一堂卫生课，提醒大家在湖区收芦苇时，注意预防血吸虫感染，有时也一同跟去湖区做好职工的病情防治工作。他还经常贴钱帮助家庭困难的干部职工及其家属看病。父亲始终保持军人本色，20年如一日，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从未出过一起医疗事故，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

　　90年代初，企业效益下滑，当时法院成立法医室，两位院长来我家邀请他到法院从事法医工作。面对优越的条件，父亲还是舍不得放弃这门技术，舍不得离开厂里的几百号老伙计，毫不犹豫婉言谢绝了。90年代中期，造纸厂进入破产程序，为了减轻企业人员买断包袱，父亲又无怨无悔主动要求提前退休。

　　父亲身退心不退，退休后又在本来狭窄的家里弄起他的老本行来。将北边小小的书房里加了一张窄窄的小床，但是医学书籍、瓶瓶罐罐、药品和手术器械摆放有序。那时企业效益越来越差，国家尚未出台医疗保险政策，很多人小病小痛一般不愿去医院，每当接到电话，父亲总是二话不说背起医药箱就走，极大地方便了老同事和附近群众。即使有时是赊账，有时只收点药品成本费或分文不收，甚至有时还贴钱买补血药给孤寡患者，父亲仍乐此不疲。80多岁的老军转干部汪爹患疝气不能手术，每次发病，汪爹的儿子就打电话给我父亲。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见父亲一个人打着手电去他家，我担心得一宿未眠，翌日凌晨见父亲拖着疲惫身子回家才安心。

　　父亲会扎银针会拔火罐，小清凉油盒子上放一团小酒精棉球，点燃后用个小杯子照准扣下就吸紧了。拔完火罐后扎银针，好多肩周炎、腰痛患者在父亲治疗下得到康复。住在纸厂小区的老职工刘爹面神经麻痹，来我家扎银针半个月，父亲不仅免费，偶尔还留他吃饭，我常开玩笑说父亲是博爱主义者，他说你哪里懂得病人的难处哟！父亲用芝麻油、三黄、冰片等药材亲自调制的烧烫伤药，治愈了许多烧烫伤患者且不留疤痕，家里书房门后至今还挂着几面致谢的锦旗。

　　父亲命运多舛却坚强乐观，较早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在部队服役16年，父亲省吃俭用，将节省下的薪资全部寄回老家，将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妹抚养成人，直至将他们送读完婚。奶奶去世，父亲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奶奶因为救我落水的小叔不慎掉入井中亡故，得信时父亲正和三名战友骑马奔赴与印度交战的前线送医送药，父亲泪如雨下，但他还是强忍着悲痛完成任务后才回家奔丧。阴阳两隔，父亲跪在奶奶的坟前泣不成声久久不肯起来。

　中年丧子，是父亲一生的痛。弟弟从七岁开始患慢性肾炎，八年时间里，我记不清父亲多少次独自挎个黄布包驮着弟弟去各地求诊。父亲经常化验弟弟尿液中的蛋白含量，看着自己儿子的生命在试管中流逝，他总是强忍内心的痛，更加细心地对待每一位患者。弟弟走后，父亲话少了，头发苍白了，但他仍然每天5点多起床，做包子馒头，然后叫我和妹妹起床读书。我高考失利想复读，父亲二话不说替我交了学费。在第二年阳光灿烂的八月，我拿着高考录取通知书给父亲看时，他多年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继而露出久违的笑脸，笑得格外开心。

　　十多年来，母亲相继左眼失明，双耳失聪，不良于行，又是老年痴呆，高血压、糖尿病等。为了日夜照看好母亲，父亲放弃了所有爱好，主动当好母亲的眼睛，母亲的拐杖，母亲的翻译，母亲的保健医生。搀扶母亲进出，写字与母亲交流，帮母亲保健、洗漱、治疗、端屎倒尿等，不厌其烦。近几年，父亲新疆服役时留下的后遗症——肺气肿日益严重，呼吸困难，瘦得皮包骨头，但他每天都穿着整洁，精神地面对母亲，并一如既往照料。他这乐观、善良、尽责的作风，也时刻影响着我们。

　　有一段时间，企业军转干部就待遇问题相继上访，面对战友的蛊惑，父亲总是规劝他们不要参与。他总是与牺牲的战友相比，至少多活了几十年，何况现在政策对他们很好。父亲爱穿军装，他冬天进出总是披着一件长长的绿色军大衣，退役四十多年从未间断。父亲爱看电视，但只看两个台：军事频道和国际频道。这也许是父亲通过看这延续自己的军人情缘。

　 父亲得知国家成立退役军人事务机构时，咧着没有门牙的嘴朝我们笑，“看见了吧，我们退役军人也有娘家了”。每当战友去世，父亲也想方设法去送战友最后一程。他常发感慨，“今天我去送他们，以后谁来送我？” 建军节那天，我把退役军人事务局发的800元慰问金和500元医疗门诊费，以及一封市委市政府发的“八一”慰问信交给父亲时，他戴上老花镜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很仔细很认真地将信折好放进抽屉，生怕弄脏弄坏。

　　妹妹遗传了父亲的基因，在法院当法警时通过了全国司法考试，她握枪姿势和枪法精准与当年的父亲如出一辙，曾经在全省法警大比武中荣获射击全省第一名。姨侄从小由父亲带大，今年高考填报了湖南警察学院，当面试考官问他，分数高为何选择读军警院校时，姨侄斩钉截铁回答：要像外公和妈妈样，当一名优秀的军人或警察！

　　父亲对党的忠诚，对家庭的担当，对医疗事业的热爱，对军人崇高品格的传承，如和风细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一代又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