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苦难地——我的曾祖辈》

夜雪巩梅春

经我父亲听我姑奶、我三爷等老人转述：我的曾祖父族名叫刘淑智，淑为家族谱序，弟兄五个分别按“仁、义、礼、智、信”取名，老大老二均未及成家而早亡。我的曾祖父排行老四，当时由他管家理事，曾祖弟兄三人合力种地，给人打窑、打墓，帮工，攒下些钱，先后给五房、三房成了家，最后我的曾祖父才成家，因为家穷，曾祖弟兄三个找媳妇都几经波折，三房、五房的曾祖母甚至都没有留下姓氏。

我的曾祖母祖籍是禹县寨门李村人(今禹州市浅井镇寨门李村)，当年跟着她的舅舅逃荒来到巩县小黄冶（今河南巩义市站街镇小黄冶村）。在经历了清末数次灾荒的时代背景下，中原百姓的光景十分艰难。曾祖母李氏约生于1886年，当时仅十五、六岁，为了活命出走异乡，经人说合，以粮食做价，许给了比她大近二十岁的我的曾祖父。

除了两个早夭的男孩儿，曾祖母养育的孩子有三男一女长大成人：即我的姑奶、三爷、我的爷爷和五爷。

在巩县多年后，我的曾祖母经一个好心的禹县籍货郎捎信，终于和禹县家人联系上。她的兄弟(李黑或李宽)先来巩县家中确认，并住了多日才离开，约定次年来接她回娘家省亲。不巧在回禹县的途中正赶上石友三率部在登封一带扫荡，我曾祖母的兄弟死在乱兵之中。

亲人们左等右等不见消息，加上听说登封剿乱的事，确认应是已经在那里遇难。我的曾祖母因此思亲心重，积忧成疾，在1928年就去世了。

当时家里的长女，也就是我的姑奶已出嫁几年，并有了她的大儿子。她见我曾祖母下葬时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当即脱下了婆家给做的衣服充当了亲娘的送老衣。那一年，我的三爷已跟人在外当学徒，我的五爷才四、五岁，被送南官庄吴姓姑奶家，在那里长大。家里就余下我的曾祖父和我年仅十岁的爷爷一起熬生活。真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啊。

1956年春，曾祖部分后代合影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朝代更迭，群雄逐鹿，纵横天下，几乎都毫无例外在中原河洛间拉开战场。

我的老家小黄冶村距河洛交汇处仅数里之遥，紧邻巩县老县城。民国时期，这里处在新开通的陇海铁路沿线，东去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西往洛阳、西安，此地都是交通要冲，也是各路军阀派系军事争夺的要地，中原无辜民众经受的战乱之苦可想而知。

河南籍著名作家李凖先生的小说《黄河东流去》，用大量篇幅生动记述了河南人民逃难到西安后艰苦谋生、互帮互助的艰辛和几家人命运的悲欢离合，我每次看后都会抑制不住的热泪盈眶。因为我的三位曾祖如同小说里描写的那样，带领他们的后人，和众多百折不挠、乐观向上的河南人一起，在坚守故土的同时，外出到西安、宝鸡、甚至更远的甘肃一带谋生，背井离乡之苦难艰辛可想而知。一直以来，三家的后人们在外互相帮衬照顾，至今三地都有我们家族的亲人后辈在那里定居生活。

同时，出走他乡的祖辈、叔伯长辈们和我爷爷一样，即便是化为一抔灰，最终也魂归故里，埋葬在曾祖的身旁。

根据长辈们回忆，曾祖弟兄三人有打墓、打窑洞的手艺，其实就是土里淘食的苦力活，老家的窑洞里常常还挖有暗道和暗洞，另一头通往很远的村外，就是人们用来躲避战乱“跑反”而挖的（可参见《地道战》）。在惟有弟兄家族团体合作才能生存的苦日子里，三位曾祖艰辛的维持着这个家族。

他们在乎兄弟团结，看重家族完整，不许后辈分家。三位曾祖共有五位男丁，除了让五房的儿子兼祧早逝的大房二房外，在安排后辈居住窑洞时，采取隔一出一的方式分配，也就是每家的两孔甚至三孔窑洞都故意不让挨着，中间要间隔另一家的窑洞；就好比有三个院子，每个院子有三间房屋，却不按一家一个院子分配，而是每个院子里每家分给一间房，这样人为造成后辈分家甚至变卖家产的困难，从而避免后辈分家或弟兄不睦，兄弟交错居住。这是祖辈的苦心和纯朴智慧。曾祖们抱团取暖的血脉亲情深深影响着我们，长大后，当我渐渐明白一向对我很亲的大爷、二爷并不是我爷爷的亲弟兄，而是我爷爷的堂兄时，心里还有些失落呢。

从西安回来的小叔站在拆迁后的宗祠前

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历经一个世纪后，我们这个大家族的人数在呈几何式增长，我们共同的老宅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被拆迁，也逐渐消失，但后辈没有随着血缘的稀释和居住的分散而淡漠。

我们有共同的祖先，有共同的祖孙记忆，共同祭祀一座坟茔。我的曾祖们是普普通通的中原农民，他们没有给我们“高贵显赫”的出身和背景，他们一贫如洗却吃苦耐劳，他们兄弟同心，福泽后人，培育出一批批优秀的子孙，留给我们无比宝贵的家族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追思和怀念。

2020年2月27日晚

一场阴冷的春雨夹雪下得正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