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城区封闭

尽管这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之“疫(役)”对14亿人的大国无疑是一次考验,对一路狂奔了40多年的社会也是一个急刹车。就使得每一个人有时间停下日复一日奔忙的脚步,有充沛的时间去平息浮躁的心境,开始回望依稀模糊的过往,审视面临的困惑。

▲写意:披荆斩棘

都知道鲁迅在《故乡》的那句名言:“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却很少有人知道,宜昌的“送瘟神”之路早在清末民初就已经有识之人在披荆斩棘。

▲李明义先生在讲座上

笔者的好友、《洋人旧事》和 《宜昌开埠》两书作者李明义先生的新作《宜昌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编著》(暂用名)一书中通过前后五任宜昌海关署税务司的《海关十年报告》详细的记录了宜昌晚清和民国时期卫生医疗防疫体系初创时的一些真实情况。

▲Ichang Customs, Yangtze:1920年的宜昌海关码头 在李明义先生译注的那个1876年宜昌开埠的首位海关署税务司李约德(Edwin Ludlow,)的《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中,可以看出那个英国佬对宜昌土著印象不好:


▲甘博:1917年的宜昌街头

“当地居民外貌特征粗野,愚昧无知,普遍精神萎靡。由于受瘴气影响所带来的消化功能紊乱,大多数人都面色蜡黄。当地普通人卫生习惯不良。这种不良的卫生习惯不仅使他们自己不舒服,且令他人生厌。他们也因此深受寄生虫病或皮肤寄生虫病的折磨。疟疾发烧、痢疾和天花可能是该地区的常见病。”

▲插图:1885年霍乱时期的芝加哥

在那份详尽的《海关十年报告》里,我们可以看见1883年宜昌爆发的斑疹伤寒相关的发热疫情;以及1885年发生的严重的亚洲霍乱流行疫情:“由于这是一种非常致命的疾病,因此在头两个月里几乎没有听说病患好转的消息……有许多患者死于霍乱引起的急性腹泻。

▲至善堂:雷击散

李约德写道:“1890年,因弛张热和其他疟疾发热而引起的死亡率非常高,尽管没有发生严重的流行性天花,但是每年都听说有许多病例。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令人讨厌的疾病的发病正在逐渐减少,这是因为当地一家慈善机构“培元善堂”(P'ei-yüan-shan-t'ang)在春季的那几个月以低价提供疫苗接种,很大程度上使各个阶层的百姓获益。”

▲示意:培元善堂

在清同治三年(公元1863年)的《宜昌府志》上有培元堂的相关记载:“培元堂在北左门内,众善士集赀所设。凡穷民无告者,老弱贫苦,加之体恤,量给钱米寒衣,水火灾黎,别于赈养,延医散药,专待贫者,掩骼拾骸,以免暴露,途危者辟治之,桥圮者修复之,增器械以街火,施路茶以解渴,及放生惜字之类,靡不举焉。”

▲照片:宜昌尔雅街

在侯叔轩先生的《清末民初民国面面观》中,也提及过宜昌早期的民间慈善机构中有位于锁堂街(也就是尔雅街,上世纪七十年代被拆)的培元堂:“主要向无依靠的贫民免费施匣子(木板钉成的棺材)、施药”。

▲绘画:天花曾在欧洲肆虐

这里所说的“培元堂”就是李约德所写的“培元善堂”。奇怪的是:无论是《宜昌府志》还是侯叔轩先生的回忆录里,都没有提及这所善堂有过低价向民众提供“天花”疫苗接种之事。诚然,《宜昌府志》出版时疫苗接种还没有传入我国(同治皇帝1875年死于天花),而对这种来势汹汹的传染病的有效防疫是从1876年之后才在全球逐渐展开的。

▲中国防疫史:霍乱流行史

据统计,从先秦至清代(公元前770~公元1911年)的2681 年中,湖北共有瘟疫之灾年份136 个,即平均二十年间有一年发生。而到了民国时期瘟疫日渐严重,年均二到三次。不过多发生在武汉、荆州、襄阳、黄冈、鄂州这样或经济发达、或人口稠密之处。

▲图表:湖北疫灾十年指数

而处于江汉平原与鄂西山区过渡处和长江上中游交汇处的宜昌也不例外,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秋,当阳、长阳大疫,死者过半。”到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四月,“枝江、长阳、宜昌、远安、荆门、武昌(今鄂州)、崇阳、蒲圻、沔阳州、郧西大疫。”也是瘟疫不断。

▲[美]西德尼·甘布尔:1917-1919 宜昌江边洗澡的男孩子

明清和民国时期的瘟疫既有春夏流行的天花、鼠疫,也有秋季流行的疟疾、霍乱。这一点在宜昌海关税务司昂温(F.S.UNWIN,中文名:安文)的《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记载的当地居民中,最常见的疾病中找到端倪:疟疾、风湿病、皮肤病、神经痛、肠内蠕虫病、肝淤血、腹泻、消化不良、痢疾、眼病、肿瘤、贫血、肺结核、猩红热、天花、麻疹、水痘、百日咳。

▲[意]安东尼奥·罗卡泰利 1923年 宜昌城内

瘟疫的流行除了病毒,还与环境卫生、个人习俗有关。在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的《整顿宜昌市实施概况》中,有关市区市容风化的介绍是:“街道污秽,沟渠壅塞,臭气熏蒸,垃圾狼藉。乞丐充斥,随在可见,间有恶疾,尤易传染。”对市民生活的描绘是:“晏起晚睡,病在懒散,既失常轨,且害身体。饮食徵逐,习尚浮华,人病好逸,亦病争夺”。

▲1930年 在宜昌,戏班子通过敲打锣鼓将瘟疫驱逐出城镇。

更重要的是,旧时的宜昌人“乡民知识未开,迷信鬼神,仍然虔笃,凡有疾病,死亡及求神,还愿等事,均延巫做法。”于曙峦先生在1926年介绍这座城市的《宜昌》一文中对“自古而然”的“楚俗信巫”有所表述。

▲端公做法之法器

“男女身染重病,如大热大冷,癫狂昏迷,以及久病不愈等症,则请端公诊治。端公则携所祀之天官,娘娘,花姐,悬于病者庑旁,设坛插剑,用红、白、黑、赤、青五色布为幡,大擂锣鼓,手中做法,口念经咒,约有如下几种手续:(子)开坛迎兵,(丑)祭将放兵,(寅)敕符退病,(卯)收魂附体,(辰)降符落层,(已)遣盘送神,(午)家神安位”。看样子端公请神费力费时,收些银子也是辛苦费。

▲照片:1855-1870年发生在我国西南的大瘟疫

国人对瘟疫的态度总是充满恐惧和疑惑。恐惧是因为疫区“死亡过半,积尸遍城野,贫者不能具棺,苇革裹尸弃之于野”。“哭泣之声,比户相闻”(民国吕调元《湖北通志》);疑惑是病毒无声无息,看不见摸不着,就会有“黑气如雾,触人即病,小儿中之死”的记录,国人对防疫的认识也是与日俱进的。

▲晚清,公共租界卫生官爱得华亨得森博士在上海开展接种牛痘

清同治九年(1870年),有一个叫亨得森的公共租界卫生官到上海想为国人接种牛痘,但受传统影响,没人愿意接受,后来公共租界公开称,谁接种就给300文钱,这才有人过来接种疫苗。同样,对于传染病传播的消息,洋人也乐意拿钱买。1932年,上海公共租界就规定:谁发现上报一例霍乱患者,赏银一两。

▲宣统元年(1909年)防疫上谕

宋代名医庞安常曰∶“疫气之发,大则流行天下,次则一方,次则一乡,次则偏着一家,悉由气运郁发、有胜有伏、迁正退位之所致也。”从历史上看,瘟疫猖獗有多久,中医的抗争就有多久。

▲示意:中医中药

不过,中医从不强调与病毒的对抗,而是谋求与其共存之道,这也符合中国的道教思想。而国人对中医的信任一贯如此。从2003年非典时期京城人恐慌的万人同用一方到2020年新型肺炎双黄连口服液被一抢而空可见一斑。

▲东北肺鼠疫:陈尸遍野

随着西医的引进,其中西医的公共卫生观念和微生物知识,由于在晚清的防疫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这为西医赢得了社会的信任,同时也使得防疫的概念从此进入中国。尤其是1910年10月在东北暴发的20世纪最严重的肺鼠疫,死亡人数达96998人。在这次疫情中,清政府第一次有组织的展开防疫,这是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一个新起点。

▲中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的创始人、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伍连德

当时剑桥大学医学院学士毕业、时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督学的伍连德被派往东北调查并防治疫情。他采取了火化尸体、消灭老鼠、隔离患者、清洁消毒、加强检疫、防疫宣传、隔绝关内外交通、聘请国外专家协助防疫、建立防疫组织等措施,耗资巨甚,但取得了有效的成果,并一直被后世史学家所赞颂。

▲1907年的宜昌街景

就和宜昌海关署税务司昂温(F.S.UNWIN,中文名:安文)在《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里报告的情况一样:“当地居民完全没有尝试过改善卫生条件。排水,曾经尝试改进,但还是最简陋最原始的状态。那些有房屋建筑的地面大部分污水横溢,小街小巷,腐烂的动物尸体和蔬菜菜叶之类的垃圾比比皆是。”

▲1909年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颁布的《管理种痘规则》

宜昌海关署税务司柯里(R.A.CURRIE,中文名:葛礼)在1911年的报告中详细的介绍了使得“中国人的社区都遭受了重创”的霍乱;从“建设铁路的苦力中开始广泛流行”到“苦力阶层有大量的人因此而丧失劳动力”的回归热病;因为“这座城市中的几个善堂已经将其作为他们慈善工作的一部分,并提供免费疫苗,”使得天花的流行似乎没有那么严重:“这无疑是由于宜昌当地人愿意接种疫苗所带来的保护”。

▲李明义提示:两层楼是普济医院,平房是附设的安德森诊疗所

柯里也指出:“在普济医院(1901年由苏格兰长老会创立,原址在沿江大道宜昌供电公司),医生对每名入院患者的粪便会进行定期的显微镜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患有一种或多种肠道疾病,其中最常见的是绦虫、蛔虫、蛲虫和十二指肠钩口线虫,后一种钩虫病在农村非常普遍,能引发很严重的贫血”。

▲宜昌普济医院手术室

在宜昌海关税务司红松雄二(Y.Kurematsu)写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里欣喜地指出:“从1927年起,当地社区开始采用西方医学手段开展医疗工作,并最终于1930年开设了一所市立医院。这家医院的多数医护人员均在本地外国人开办的医院里接受过培训,医院现有3名医生坐诊,免费救治病患。”

▲1910年 东北鼠疫建立的我国第一家隔离医院

红松雄二很敏锐的观察到:“很久以来,人们就意识到有必要在城区附近建一所隔离医院。1931年秋,当汉口报出霍乱疫情,本埠临时宣布开展隔离检疫工作的时候,有人再度提起了这项议题。”

▲示意:低矮的棚屋、泥泞的陋巷

可是他无不遗憾的感叹:“环境卫生方面,本埠未见有任何改善。除了几条主要的马路相对干净一些之外,多数僻街陋巷依旧脏乱不堪。主要的道路旁虽按一定间隔放置了垃圾箱,但数量实在是寥寥无几。露天小便池和几处露天市场零零散散,杂乱无章。从卫生的角度而言,宜昌要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城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941年2月,蒋介石及夫人在重庆参加新生活运动七周年晚宴上与社会各界贤达带头食素

1934年,蒋介石发起了以孔子的礼(礼节)义(正确的品行)廉(诚实)耻(廉洁与荣誉)四项原则为基础的新生活运动。这是一场全民教育的卫生运动,历时15年,运动中心随着时间的变化和历史的进程从南昌转移到南京再到武汉最后到重庆。

▲民国政府颁布的《传染病疗防条例》

除去那些难以操作的,许多新生活的规则都是非同寻常而且非常明智的,比如那些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接种疫苗和消灭苍蝇蚊子,禁止贩卖毒品、吸食鸦片等。

▲1936年,新生活运动清洁运动周,北平市在天安门内举行扫除大会

“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的新生活运动刚开始进行的轰轰烈烈,但却收效甚微,最终成为一场闹剧。既有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温饱都难以维系,自然懒得关心;而与各地虚伪造假愈演愈烈,各级官员仍然极尽奢华也有关,用冯玉祥的话说:“政治是腐败的,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是摧毁到极点。实行新生活会有这个样子?”

▲新生活运动宣传画

讲一笑话,杨森在四川推行新生活运动,某县警察局公告告知“凡街户商号,每日捕杀苍蝇若干只。午后四时许,凭警卒点数收缴。若有欠缺,以一只惩一记手心,专罚一家之主”云云。顷刻,县城噪动:翁者妪者,丁者妇者,捧破罐缺碗,蹲房前屋后,敛气躬腰,蹑足拍打。

▲新生活运动纪念章

南街尾一赵姓小贩,家侧阴沟横陈,仰仗“地灵之盛”,头天就多了百余只。警察照数开据,言明可填往后缺额。隔几间店子有王姓“脸面”,尚差十余只。主人羞于当众“挨手板”,苦苦哀求宽恕。执行者拒绝道:“我跑不脱”。正欲施法,赵姓邻居挺身上前:“拨我帐上的给王大爷装数。”据后传闻,王大爷悄悄用铜板作了答谢。

▲东山公园是整理宜昌的最大成果

民国时期,宜昌当局也一直想改变当地现状。据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委员长宜昌行辕发布的《整理宜昌市实施概况》设想,不仅要取缔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娼妓乞丐,还要推行清洁整齐、春季植树、夏季卫生运动,提倡早睡早起,实施公民训练,整饬市民生活习惯。只可惜计划没有变化快,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战争改变了一切。

▲1932年的大南门

1945年抗战胜利,宜昌市区时逢霍乱、登革热、疟疾、痢疾流行,死亡惨重。据史料记载,恰逢原湖北省传染病院院长孙荃率医护职员20多人10月从四川抵达宜昌准备转去武汉,应宜昌所求,奉命留驻宜昌,在大南门口(原环城西路宜昌县卫生院)设临时医院,收治大批病人,挽救大量生命,到1946年8月才离开,这就叫术有专攻。

▲示意:打着手电筒抢救伤员

1949年7月,宜昌解放伊始,刚组建的宜昌市政府组织本市卫生医护人员设立了临时医院,收治了大批解放军伤病员;协助部队医院进行传染病防疫;为宜昌军分区协办卫生学校;为湖北独一师举办医训班。由于在宜昌县(现夷陵区)龙泉铺(现龙泉镇)扑灭疫情立功,宜昌专署(原宜昌地区)曾向市医师公会赠送大型金匾以示感谢。

▲原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大门

1949年,在接受湖北省立宜昌医院(即湖北第六行政区省立医院)的基础上,在珍珠岭(原址在现长城宾馆处)成立了杨实舜为院长、仅有30多张床位的宜昌市人民医院(这也是如今位于湖堤街的宜昌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

▲位于云集路上的宜昌卫校

1950年,宜昌市护校(亦称宜昌卫校,后为地区护士学校,现为三峡职院附属医院)成立;1952年成立了妇幼保健所(现妇幼保健院)和郊区卫生院(后改名东湖公社中心卫生院,原址在青龙巷,已拆);到1958年,宜昌市有了市中医院和市第二医院,也开始有了各行业、各系统、各街道的多所医院。

▲美蒋飞机入侵大陆

在这里说一段秘闻。

原宜昌专员公署公安处1952年7月23日《关于敌人散布细菌的专题报告》披露:“长阳县在6月11日发现美蒋飞机一架,由东飞来,在二区(现磨市镇)盘旋四次,继而又于6月14日、15日和27日多次发现由宜都方向飞来之敌机,先后在长阳二区的官家冲、风山、鱼家坪、平洛、晓麻溪及四、五、六区一带盘旋后飞走,当即在敌机盘旋过的地区,发现有蛆、蚯蚓,均为一堆一堆,约有一里半长、一里宽。”

▲宣传画:人人防疫,粉碎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

而在1952年6月22日,原宜昌地委[政机字第003号]《关于作好防疫工作指示》就及时明确指出:“前长阳、宜都所发现的橡皮球、蜻蜓、蛆、虫等有极大可能是敌机所投放。反对细菌战,不是动员群众的口号,与组织群众作好准备工作,而是要立即行动起来的战斗任务。望即重视这一工作”。

▲1964年,美军在台顾问团与蒋介石合影

1954年3月27日,原宜昌专员公署公安处以(54)处字第5号转发了湖北省公安厅的《敌情通报》称:“美国军事顾问设立在台北之《关门通讯处》机构专门从事培养实验各种细菌,设有核心小组指挥细菌战。现该处储存培养有:脑膜炎、伤寒、鼠疫、霍乱、白喉等菌。预计今春向我沿海地带施放,并准备将细菌撒放在空投传单和‘救济米’内”。

▲示意:朝鲜战场上扑灭细菌

原公安局副局长曾继全先生1997年两次赴长阳采访当事人,深入实地进行调查,还原了当年在长阳这一区域进行的一场动员群众扑灭蚯蚓和蛆的人民战争。他在《对美蒋飞机在长阳空投细菌的情况调查》一文中指出:“这奇怪的、大量的蚯蚓和蛆的出现,是在美蒋飞机来磨市窜绕盘旋以后,也正是美帝国主义在朝鲜使用细菌战时,因此,警惕的人将两者联系起来思考与处理,是理所当然的”。

▲毛泽东: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

这段“细菌战”的历史还需要两方面史料佐证:一是美国军事顾问设立在台北之《关门通讯处》机构的实施文件解密,二是当年那份取样样品得出“含鼠疫双球杆菌”的化验结果是由何处所做出。就当年宜昌全部医疗机构中,只有解放军宜昌军分区第65疗养院具备化验和培养细菌的条件。然而,该单位1953年已成建制调往朝鲜,不知道其后的去向和下落。

也许有知情者读到这篇小文,能解开最后的谜底。

▲照片:宜昌市疾控中心

1952年宜昌市成立了以市委书记王家吉为主任、副市长李东波为副主任,共19人组成的市防疫委员会(后改为市防疫站,现在的市疾控中心);1953年成立了市传染病院(现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从此,宜昌的防疫工作开始走上了正轨。

▲宣传画:深入持久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后来担任过市政协副主席的杨实舜在《宜昌市卫生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中回顾了本市在“预防为主”的方针指引下,通过广泛、深入、持久的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在积极防治、控制、消灭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示意:种牛痘

解放初期禁烟禁毒、取缔娼妓,扑灭性病,强制戒除鸦片烟瘾,社会反应良好;1953年宜昌消灭霍乱、天花;1958年开展“除四害、讲卫生”的除害灭病活动,到1968年全市基本再未发现白喉传染;1977年基本消灭了钩端螺旋体病(1980年湖北省考核确认宜昌已由中度流行地区下降到基本消灭)。

▲[法]布列松:1958年的中国人

1982年宜昌基本消灭了血吸虫病,两年后通过完全消灭的疫区考核验收;与此同时,采取各种措施,有效的控制了脊椎灰白质炎和乙性脑膜炎。困扰了宜昌数百年的疟疾的发病率也从1953年的万分之二百七十一下降到万分之零点一。

▲宣传画:全民动员,打扫卫生

据杨实舜回忆,原葛洲坝菜农钩虫感染率为百分之八十四点九,蛔虫感染率更是高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经过不懈的努力,各种肠道寄生虫病大幅减少。解放后的1958年、1966年和1967年,宜昌都曾有过流脑(流行性脑脊椎膜炎),尤以1966年大流行时发病率高达万分之六十七点四,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全市卫生人员紧急行动,在全市群众积极配合下,终于扑灭了疫情,减少了死亡率。

▲照片:捕杀钉螺

除了防病治病,宜昌的其他传染病如百日咳、伤寒、副伤寒发病率都有了大幅减少。而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宜昌医务工作者也能做到快速反应,积极应对。

▲原市政府红星路大门处

如轰动一时的1966年6月6日宜昌市委机关146人误食含有大量氯化钡的油条而导致的食物中毒事件。经千方百计抢救,仅有2人不幸死去;1967年秋,市三中两个班的同学到宜昌县(现夷陵区)小溪塔“支农”收割稻谷,集体感染钩端螺旋体病,病情危急,因抢救及时,无一人死亡。

▲上世纪八十年代宜昌全景

随着宜昌城市建设的加快,随着卫生面貌的改善,除了进一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发展。同时由于卫生水平不断提高,防疫治病步步推进,大大提高了人民身体素质。1981年全市人民平均寿命已达到70.28岁,比解放初期的35岁增长一倍多。

▲照片:爱国卫生宣传队

这也就是笔者的好友、老报人张勇先生所感慨的:“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不大喜欢为前30年评功摆好的,我更喜欢后40年。然而,前30年的施政虽然有很多失误,但在城市防疫这一点上,基本沒有失误。当时经常开展的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即为例证。”

▲宜昌至喜大桥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即便是正遭受“新型肺炎”的威胁,不得不在2020年的春节期间采取断然措施封城锁路,隔离楼栋,可是这座即是全国文明城、又是全国卫生城的宜昌早就众志成城。

▲毛泽东:送瘟神

除了那些奋战在第一线的医生护士,除了那些为保障这座城市正常运转而坚守岗位的人们,更有数百万民众共度时艰的决心和信心。我们终将会看到“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那一天!(202002)

▲宜昌全城消毒

感谢李明义先生提供的即将面世的新作资料;感谢代昊、吕航先生提供的历史照片;感谢张勇、孙波、张华新、何天庆、刘大振的友情协作。(20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