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之下: 我失了方寸

微梦anny

人这一生，除了生死，其余都是小事。

深以为然，方忙时不乱于心，闲时笑看风云。偶尔遇上些指责委屈、误解怀疑，短暂的焦虑惶恐之后，便挥一挥衣袖，统统将其抛之于脑后。

工作便是工作，理性冷静，除非有人前来哭诉，方能表现出一些温情。生活便是生活，喜怒哀乐、木讷笨拙，和工作状态完全判若两人。​

可是，自从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后，工作中和生活中的我，便不可思议地融合成非常情绪化的那一个。不分场合，不分时间，不分地点，伤感的情绪，就如一座活火山，一不留神，泪腺开关就失去了作用。

2020年2月6日，云南省卫健委通知我院组织10名护士，参加云南省第四批援鄂医疗队。令人意外的是，争相报名的人员，远远超过了这个数。

从1999年出生的小护士，到工作30年的护士长，报名的年龄跨度，充斥着整个护理队伍。

医疗队人员确定后，谷护士长一边对队员进行培训，我一边暗自祈祷湖北的疫情能快一点得到控制。让伙伴们远离故土去疫区战斗，我内心深处是极不愿意的。

然而，事与愿违，2月15日清晨的一个电话，使我从梦想中回到现实: 医疗队下午乘机直飞武汉!

捂着慌乱的心定了定神，我才急忙把这消息报告了医院各级领导。

召集医疗队护士收拾行李，内科廉护士长让先生去找理发师，其女儿代表昆明市第一中学，及时送来了捐赠的防护服。感染管理科负责人小宋去领医疗队需要的药品，赵书记和财务科敖科长迅速去购买行李箱、冲锋衣、热水袋，宣传科段老师去联系制作队旗、横幅……

千头万绪，总算没耽误去机场集中的时间。13:30，由谷护士长带队的我院第一组医疗队准时从医院出发了。

去机场的路上，心里一直不舒服，说不清，道不明，或许是晕车，又或许，只是内心的失落和不舍，五味杂陈。

托运了医疗队的行李，一行人静坐在公务机楼候机，谷护士长眼睛里含着笑，不见犹豫和忧伤，我却怎么也提不起精神来。

各种采访、闪耀的镜头，都对准了她们，我却依然没有半点喜色。心里的忧伤，渐渐流到血液里，升成一缕缕雾气，再一圈圈从双眸中漾出来。一颗清泪凝在眼角，我慌忙拭去。

既然事已至此，只能悄悄在心里打定了主意，安排好医院的工作，就去和她们在一起。佯装笑脸送她们入关安检，拥抱着每一个队员，唠叨着反复说过的那一句: 一定要注意脱防护服顺序，千万别污染了自己。

此时的我不能哭，即使有再多的不舍，有再多的担心，也不能影响她们的情绪。回医院的路上，一起去送行的人，都默默不语。

天刚黑，来电显示何副院长电话，疲惫的我一下子从床上惊跳而起: 2月16日又要出征10名护士，需立即报送名单!

我一边匆匆去找共享单车回医院，一边打电话给每一个护士长。夜风微寒，冻得人打了个寒颤。或许，夜风并不凉，而是自己心底生出的寒意。

折腾了几个小时，终于在夜里12点，把第二天出征护士名单报了出去。灯火通明的街道上，空无一人；深邃墨黑的夜空中，不见星辰。

骑共享单车回家，惊疑周围有些陌生的街景，回头再看，才醒悟早过了自家所在的小区。

‌有了第一天的出征经验，第二天出征的准备工作，也似乎轻松了许多，只是头一天免费为队员们理发的理发店关了，其它理发店也没有营业。灵机一动，把自家老弟叫了过来，一鼓作气，把这一天出征的第二组，和准备出征的第三组伙伴，都召集在了一起。

70后、80后、90后! 面对这样的烈性传染病，即使她们内心也有不安，也有胆怯，可是听到祖国一声召唤，便舍身忘己，毅然选择与冠状病毒恶战。

年轻的姑娘报名时对我说，老师，我年轻身体好，让我去锻炼锻炼。年长的老护士也对我说，让我去吧，快退休了，也想为国家做点贡献。

用生命作为代价去冒险，被她们说得如此轻描淡写。我来不及感动，一一记录了她们的名字，才轻拍着她们的肩说，谢谢！

从小接受的爱国教育: 爱祖国、爱人民，这应该是最真实的体现吧！危机时刻，最能体现医护人员对祖国和人民的大爱。

13:40，杜护士长代表医院护理部护送第二组医疗队员去机场，此行的目的地和头天一样，武汉!

待命的我自荐第三组组长，留下来陪着第三组队员继续理发。想到自己也即将出征，内心顿时安定了许多，眼里莫名的雾气也不见了。在长发落下那一刻，便信心十足地等着院领导点头通过。

老弟这个业余理发师，从中午11:30，挥舞着梳子剪刀忙碌到下午16时许。20名护士的秀发，在剪刀的嚓嚓声中，寂寥地散落了一地。

‌内科廉护士长和老内科陈护士长专业素质都很强，作为有过心内科工作经验的她们，抢救病人完全是家常便饭。

各医院的精兵强将奔赴前线，冠状病毒也应该会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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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看到她们，我丝毫不担心两组医疗队员的专业技术能力，主要担心的，是没有在传染病房工作过的她们，一不小心被冠状病毒感染……

一天之后，何副院长找到我说，你有心脏病，院领导研究决定你不去了。我一下子有点懵，摸着自己光秃秃的后脑勺，着急地说:“ 走，我和您一起去找书记 !”

面对董书记，从前心底对院领导的几分忐忑也不见了，我开门见山地对他说:“董书记，我得和第三组去武汉。”

‌董书记却说:“你心脏不好，就不去了。”接着又扭头问何副院长:“她心脏怎么回事?”

‌何副院长回答说:“先天性心脏病。”

‌董书记看向我反问:“那还去什么去？”

我再也承受不住连日来的压力，眼泪一下子决堤而出，哽咽着说:“我和她们约好的，我安排好医院的事，就去和她们在一起。如果我不去，就对不起她们，就失信于大家。而且我去了，对她们是一种心理支撑。”

‌董书记却说:“你去了也不可能见到她们，也不可能和她们在一起。”

‌“我们都在疫区，心就在一起。”

‌“你们女同志就是情绪化，工作不要带那么多情绪。就事论事，如果疫情到了人不分男女，年龄不分老少都要上，那就没什么说的了。何副高血压、邓主任也是高血压，我们大家都一起上。但现在没到那个地步，身体不好的人就暂时不考虑了。”

“可是我不能不讲信用，我和她们约好的，头发都剃了。”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不听? 医院不需要你成为英雄，挂在墙上也没什么意义，头发剃了还会长嘛。”

‌见他这样说，我只好又去找赵书记。可赵书记也和董书记一样的意思。

不是不明白院领导对我的关心，只是和医疗队共患难的意愿已许，心结就再也解不开，此时她们就是我的亲人。

走出两位书记的办公室，羞愧难当的我颤抖着手指，在护士长群公布确定的人员名单，控制不住的眼泪滚滚而下，接着掩面失声。第三组组长，换做了急诊科郭护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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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极其煎熬的一天，内疚不已的我失了方寸，在每一个问起我的人面前哭，忧伤的情绪完全不能控制，与平日理性冷静的样子大相径庭。

此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背信弃义的无耻之徒，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一个两军对峙时的逃兵。

2月20日，医疗队医生一组出征! 护士三组时刻准备着。此时，武汉医护人员与病毒恶战正进入白热化，也许，还会有第四组，第五组……

我也会和她们一样，时刻准备出征，无论任何时候!

其实，在这个和平年代，她们都不是传说中的英雄，只是融入血液的职业精神，支撑着她们赴汤蹈火。她们也不是不怕牺牲，只是救死扶伤的工作职责，驱使着她们以命相搏。她们更不是舍得背井离乡，抛下亲人和朋友，只是血浓于水的赤子之心，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身上，都得到了传承。

基辛格曾经说，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中最勇敢的人保护着。能够成为保护自己同胞的人，我的伙伴，是骄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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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不久的将来，在全中国源源不断的医护人员围剿下，在警民联合严查死守的隔离中，在14亿国人足不出户的同仇敌忾里，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终将被消灭。

中国会赢! 武汉会赢! 我亲爱的伙伴们，全都会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