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父母兄妹·黄城子</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作者：爱玲</p> 我的父亲邢朝义，1960年毕业于河北保定农学院，在当时国家号召“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的感召下，毕业后就主动请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之后被分配到刚刚筹建不久的“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察北牧场第四分厂后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二〇二部队黄城子•军马场”工作，当时的军马场建厂之初职工组成大致是三部分，一部分是部队转业下来的军人；一部分是当地招募的技术工人；一部分就是像父亲这样从各大专院校支边的大学生们，但这部分的比例是极小的，因此像父亲这种知识分子，尤其是“农学”专业受到了欢迎和重视。 因为父亲的“农学”专业正对口军马场饲养军马，需要种植、改良、繁殖各种农作物；工作后的父亲一是负责和参与军马场农林生产的技术指导、规则、实施；二是带领军马场职工家属植树造林、防风固沙、不断改进、革新种植新技术；三是协助厂部对军马的品种进行繁殖改良；所以父亲一直人称“邢技术员”。 听老父亲说，黄城子•军马场总面积约17.5万亩，农耕占地面积约4-5万亩，在当年那个“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各个军马场人吃马喂、一切生活来源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从60年代中期，军马场开始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因为黄城子•军马场地势平坦辽阔，草木丰盈，做为放牧场可谓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从1966至1969年，短短几年，黄成子•军马场植树造林绿化成绩显著，而在这些绿化种植的背后，父亲作为一名农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在规划、实施、选种、技术维护、改良等方面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在父亲亲自参与和积极倡导下，当时军马场专门从各部门调选工作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老同志组建了“军马场林种站”，这期间父亲提出比如：由原始人工操作向机械化转变方面，一是采用“开沟平地”，“人工浇水摆苗”、“填土固定”；二是“平地机覆土”、“用胶轮拖拉机压实”等多项技术革新措施；四年间，军马场完成植树造林约1万多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10%;这些人工种植的绿色防护林和军马场天然的草多、花多、鸟多、野生植物多的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黄城子•军马场一道独特亮丽的自然风景。 父亲还把日常工作经验长期积累，汇集成《军马场农业、林业技术实用手册》，从种到收，对每种农作物和树苗的变化都作了细致的说明、记载和阐述、注解，在军马场工作了十七年，十七年从未间断，每年一本；与此同时，父亲提出了充分利用军马场家属资源，这样既解决了牧场职工们的家庭困难，又节约了正式工不够用的现状。
因此，在军马场的建设中，军马场的家属们确实起到了半边天的作用，每年的军马过冬草料也是家属们协助厂部的正式职工们在每年秋天集中到郊外打草，她们挥动着长长的大镰，在快齐腰的野草中，用整齐划一的节奏的动作，一刀刀打下了全场军马过冬的草料。从我懂事起，就清晰的记得给打草的母亲送饭送水，还时不时用比我还高两三倍的大镰也帮母亲打上几下…… 父亲除了负责植树、造林、防护，还主抓农作物种子的选种、繁殖和改良。军马场地处平原、土壤肥沃，在一望无际的良田上种植了大量的小麦、油麦、燕麦、黍子和马铃薯。因此，从我幼小的记事中，父亲常年骑着他的“专用”军马到军马场下面的一连、二连、三连、四连定期检查、指导和传送种植技术。每个星期，每个连队都要跑一遍，发现问题就地解决，由于每天骑马四五十公里，有时父亲骑在马背上累的一直能睡回家去…… 父亲工作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并能充分发挥专业技长、学以致用。短短几年，工作便得到军马场上下的一致认可，他提出的多项种植技术在当时的军马系统处于领先水平，还多次得到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马系统年终经验交流会的表彰和奖励。 每年的秋天，是父亲一年之中最忙的季节，由于跟班作业，常常持续几天不能回家，有一次，父亲骑着他的专用军马下连部，不知何故这匹军马突然受惊，把父亲摔下马背，当时父亲三十多岁，硬是一个人在荒郊地里昏迷了五六个小时，幸好让连队收耕工人们发现，用马车送了回来，大夫建议父亲去张家口二五一（部队）医院住院治疗，做深入检查，但是年轻力胜的父亲只是在家休息了两天就又重返工作岗位，仍然在各个连队轮番奔波…… 记忆中，父亲有一个日记本，是一本蓝色带雷锋头像的厚厚的日记本。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偷偷翻看过，印象中大致是这样写着：“今天去了那个连队，碰到了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今年又没有被组织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究其原因是因为今年自己在斗私批修上、思想立场上、刻苦锻炼上等等方面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争取明年一定要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样口气的日记一写就是十几年，从我刚认字开始一直到我十三岁离开马场，十几年间，父亲的日记永远都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永远都是在自己身上找缺点和毛病，直到父亲在军马场工作了十七个年头调离军马场也没能入党。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父亲拥有“富农”的高成分，在那个“成分论”的年代，拥有这样一顶高帽子，是绝对不可能如愿的！而且“富农”的这个“高成分”，在我很长的人生路途上犹如磨石压心，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上也打上了不可抹去的痕迹和烙印。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作为知识分子，被指派到干部参加劳动的运动中，定期不定期和工人一起放马。时常在零下三十几度的户外值夜，听父亲说在放牧期间，马吃草，草地上随处都有，但军马需要天天饮水，那就得用水车去几里地外的水井去拉水了。 有一次由于水车上的部件出故障掉在水井里，无法给马群饮水，父亲就用马缰绳接起来系在腰上，顺着井边慢慢放在井里，在齐膝深的冰冷井水里硬是把水车部件从冰井水里打捞上来，由于是冬天，棉裤和毡鞋都粘冻在一起，整个人也冻成了冰人，还要在“三九天”往返十几里地，等回到家，整个棉裤和毡靴都冻成了一个冰桶，脱不下来，还被冻成重感冒，但那个年代根本就不会提出休息，第二天仍然坚持照常上班，现在看到已是耄耋之年的老父亲身体各方面还好，就是常常拖着那条僵硬的腿，小步前行，想必就是那个年代留下的后疾了...... 由于父亲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从大专院校分来的大学生，工作之余，父亲的业余爱好、吹拉弹唱也得到了军马厂职工的认可和喜爱。父亲拉得一手好二胡，吹的一口好笛子、萧和唢呐，还打的一手好篮球，当时父亲作为场部的文体积极分子、共青团的文体宣传委员，经常在节假日随厂部的宣传队下到各个连队进行演出，在播放电影之前，首先组织大家演唱革命歌曲，有时现场还为大家表演小品《老俩口学毛选》、《我是牧马人》、《北京的金山上》等等。父亲自编自导自演的小品《我是牧马人》，曾在当时解放军总后勤部每年一度“总后勤军马系统的文艺调演”上，荣获过二等奖。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文艺基因也遗传给了我们兄弟姐妹，大哥现在六十多岁了，仍然在公园吹笛子、拉二胡、吹口琴，妹妹先后求学于内蒙古艺术学院、毕业于兰州西北民族大学音乐系，到目前一直从事专业声乐教育，我本人也终身从事文化工作，长年组织、策划、实施并参与各类大中型文艺活动、晚会，想必这都是源于父亲的遗传基因吧！ 我的母亲袁瑞娥，1934年出生在河北省正定县的一个小村庄，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由于家里兄弟姐妹多，作为大女儿她没有上过一天学，1953年在她十九岁时，嫁给了一次面也没见过，只是上了几年小学并且比她小三岁的父亲。别看母亲是个大字不识的老大粗，但她嫁给父亲后做了一个惊天的决定，这个决定改变了父亲、母亲乃至我们的一生，母亲和父亲结婚第二年，生下了我的大哥，生下大哥后母亲对父亲说：“咱俩得有一个人去上学，要不我们全是睁眼瞎，这样吧！你上学，我干活”。就这样，已是一个孩子爸爸的父亲重新开始上学，从1954年到1960年，从小学四年级开始上学到大专毕业，在短短六年的时间里，背负着沉重家庭压力的父亲，学习成绩异常优秀，不停的跳班，于1960年9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河北保定农学院。这期间学习、生产两不误，我的大姐邢秀香、二哥邢爱平相继出生。 1963年母亲随着父亲毕业分配到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察北牧场第四分厂--黄城子•军马场，终于成为了军马场一名正式职工家属；别看母亲一辈子没文化，但在大事大非面前，思想一点儿也不落伍，从开始懂事起，母亲就教育我们：“做人要本分、不是自己的东西，一定不能要拿”、“在外面不要和人家争”，“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才有出息……” 这点从她鼓励父亲上学一事，就不难看出母亲的心胸；别看母亲一辈子没工作，但母亲从来就不吃别人的一口闲饭，63年随父亲落户黄成子•军马场后，母亲又相继生下我和妹妹，这之中她曾经在厂部给职工家属们按排的各种农事杂活中都干过，曾经在每天往返七八里的“后猪圈儿”，养过猪、磨过豆腐、在米面加工厂当过磨面工、在学校和厂部的大食堂做过炊事员、还曾经在厂部新建的酒厂里踩曲酿酒..... 一天九角钱，一个月二十七块钱！根本没有休息日。记忆中我们一家七口人除了父亲每年有厂部发的那种没有领章、帽徽的黄军衣外，兄妹五人从里到外、从单到棉、甚至脚上的单鞋、棉鞋全部都出自母亲那双又巧又快的手。小时候最盼的两个节日，一个过年，不仅有好吃的，还能穿上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新衣、新裤和新鞋，哥哥姐姐们过年穿什么新衣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我和妹妹的新衣一准是或红或紫或花的灯芯绒上衣、学生蓝裤子，黑灯芯绒棉鞋；再一个节日就是“六一”，由于我和妹妹在学校都是文艺积极分子，有演出的节目或学校的庆祝仪式，不是唱歌就是站在队伍里打军鼓，似乎就得必须穿新衣服，每当这时母亲就会缝制一件小花布上衣和一条学生蓝裤子，如果实在没钱了，就把发白的旧裤子用蓝色的颜料煮一下，就会和新的一样，但上衣肯定是新做的！ 有一个镜头永远忘不了。在天寒地冻的坝上军马场，外面寒风冷冽、大雪飘飘，我们一家人围在小火炉边，母亲手里不停的动着，父亲在母亲做出的大小黑色灯芯绒棉鞋上，用小锤子支着铁橙子打鞋眼。 兄弟姐妹几个眼巴巴的看着自己的新棉鞋一双双在父亲、母亲的手下出炉完工，每当新衣鞋穿在身上时，心里那个美，甭提有多高兴了！这时的我会马上拉上妹妹一同去小伙伴中间显摆、炫耀一下，要知道那个年代实在是太穷了，不是所有的人逢年过节都能上新衣服的。 六十年代的中国，所有的物资实行按票供给制，马场每个干部每月二十七斤粮票，家属二十七斤，子女按岁数大小10-18斤不等的粮票。记忆中母亲的手永远不闲着，不是拧麻绳（做鞋线），就是把废布条用面糊糊一层一层打成布浆（做鞋底、鞋帮），再不就是做棉衣、絮棉花、拧毛绳（从羊身上剪下的毛）、织毛衣，还得做一家七口人一日三餐，记得有一年家里从张家口买了一台“上海牌”缝纫机，从那以后家里的缝纫机“噔噔登”的响声就从未停止过，父亲替换下来的旧军装，经过母亲的手翻新改造，两个哥哥穿上后像新的一样；时至今日，我们姐妹三人都会基本的缝纫活，这都得感谢那个岁月，感谢母亲留给我们的一门手艺吧！ 我和妹妹是母亲从河北老家随父亲搬迁到黄城子•军马场后出生的，妹妹只差我一岁，所以在我和妹妹两三岁时，每天都是用绳子拴在腰里在家里的炕头上玩耍，大些时候是锁在家里面的地上玩，再大些时就常常跟着父亲身后一同出去。 那时，我和妹妹的穿衣打扮甚至梳头大都是父亲打理，多年后才慢慢懂得，为什么教我们穿装打扮、整理衣物的总是父亲多于母亲，如今已是五十多岁的我，回头想想那些过来的岁月，实在想不出母亲一生养育了五双儿女，家里、外面一点都没拉下，是怎么过来的呀！ 现在才明白母亲从早到晚那样的忙，她哪里还有时间给我们梳洗打扮！印象中也很少听到母亲说她哪里不舒服或是躺在床上有病。是呀，她哪里还有时间得病啊！由于母亲数年如一日，勤俭持家，邻里间团结互助，乐于助人，并能军马场的建设中，做到到了一个职工家属应尽的本分，曾多次被军马场厂部评为“五好家属”，要知道，这个荣誉在当时那个以男人为主力军的军马场是相当高的肯定！ 如今已是八十六岁的老母亲，由于年轻时的超体力透支，进入耄耋之年的老母亲双腿已严重变形，再也不能像当年那样，一天往返七八公里来回四趟去磨豆腐了，而是勉强的住着拐杖扶着墙，小步向前移动，但即便是这样，她也从不愿坐轮椅让人推着，即使是雇了生活保姆，她仍然强撑着干这做那从不闲着。 2015年10月下旬，老母亲糖尿病并发症住院20多天，硬是以顽强的毅力闯过了死神关口，在这之后，仍然时常因各种病况住院……,看着老母亲日渐衰老、消瘦的脸庞，扶着东西吃力走路的动作，老年痴呆症的健忘，生活已完全不能自理但仍然不想麻烦儿女，有时无力的连衣服也没力气穿起时…… 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酸楚，真心希望岁月的年轮能慢些走，让我善良、勤劳从不知索取的老母亲再多活上几年，让我们能好好孝敬、伺候、陪伴她再多些时日…… 我的大哥邢爱国，1954年生人，也许是特殊年代贫寒家庭姐妹众多的缘故，作为老大的他过早的懂事，从小就学会帮父母分担家务，随母亲到黄城子•军马场正是他刚上学的年龄。 每天除了上学，大哥一放学就会带着大姐小哥打草、喂猪、喂兔子、喂鸡，冬天一大清还要早早起床去抢捡人家倒出的煤胡，全家人喝的水，大都是他帮助父亲去井房挑水，初中毕业刚刚年满十六岁，就参加了工作，先后从事过机修工、拖拉机、收割机驾驶员.....，小小的年纪就过早的帮助父母分担起家庭的重任。
大姐邢秀香比大哥小两岁，则过早的帮母亲分担那些永远也干不完的家务活，也形成了她少言少语，默默无闻，不争不抢的性格。 在大姐十几岁时，就能用各类碎毛线拼织出各种花色不同的毛衣、背心、漂亮的围脖、手套和帽子，到现在也能清晰的记得大姐给我和妹妹每人织的一件粉红毛衣，毛衣的前胸口配着天蓝色和黑色的波浪道纹，在那个缺衣少物的年代，这件毛衣像是一颗钻石一般镶嵌在我幼小的脑海中永远忘不了,直到这件毛衣让我硬穿的又小又烂也不舍得掉。
二哥邢爱平又比大姐小两岁，可能是上面有大哥大姐，下面有我和妹妹，二哥在家里永远都是：穿的总是父亲退给大哥，大哥再退给他改了又改的旧衣服，吃的则是先紧着我和妹妹剩下来才是他的。 但是二哥身性却异常的淘气，打架斗殴、上房掏蛋、田野里灌刺猬、树林里追兔子什么都干，据说二哥是军马场跑得最快的小子，曾经追一只野兔子从后山追到南树林，硬是能生生的把这只兔子俘获，当然这种战利品也总是能让我们全家饱餐一顿。也正是因为二哥出奇的不安分，经常搞得状况百出，不是把衣服划出各种口子，就是被人家告别家里，所以隔三差五总免不了父亲的一顿暴揍。 记忆中的父亲对我和妹妹总是和对待哥哥姐姐们有所区别，因为我和妹妹只差一岁，有了妹妹后，母亲忙于襁褓中的妹妹，于是刚刚一岁的我大都是父亲料理的多些，也就对我显得格外偏袒和疼爱，从小不管哥哥姐姐们对与错、即使闯祸后的我和妹妹，最后挨训的总是哥哥姐姐。 有一次我和妹妹同隔壁武裁缝家的美林、三虎玩耍，玩的玩的不知什么缘故打了起来，这时大哥小哥来出头，不想让武裁缝找上门来告了一状，父亲回家后，不问青红皂白拿起手指粗的炉钩子把大哥小哥硬是暴打一顿，多年后两个哥哥还是生生记得这件事。父母亲永远就是这样，什么事情不管你对错、不问缘由，只要你在外面打架、闯祸或是有人找上门来，从来都是父亲的一顿暴揍，母亲的喋喋不休，因此两个哥哥和大姐从小特别害怕严厉的父亲。 但是有哥哥的护卫，姐姐的精心装扮，总是让人羡慕嫉妒；从记事起，像一对双胞胎的我和妹妹看上去总是那么的脱俗的漂亮、洋气，所到之处总能听到：“瞧，邢技术员家的这对双儿多漂亮呀！”这个时候我和妹妹总是扬起高高的小下巴。尤其妹妹从小喜欢唱歌，长得格外的精灵、漂亮，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是我们军马场有名的漂亮丫头，六七岁就能把那首《唱支山歌给党听》唱的和喇叭里的一样，微妙微稍，因此，走到那里格外惹人怜爱。 由于从小的艺术天分和执著的音乐爱好，这使她日后一直没放弃对音乐的追求，先后求学于内蒙古、兰州等地专业的音乐学院，直到现在仍然是宁夏自治区第二民族大学的一名音乐教授。 军马场建设后期，参加的建设者们除了上面说的三种来源，又增加了一种从大城市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们，所以厂部一直设有大食堂，每到冬天就要储存大量的冬菜过冬，在黄城子•军马场的正东面就有一个厂部储存土豆种子兼冬菜的大窖，大致长有60多米、宽二十几米，这里就会储存大量的白菜，土豆、白萝卜、红萝卜等各类冬菜。 在黄城子•军马场的正东面就有一个厂部储存土豆种子兼冬菜的大窖，大致长有60多米、宽二十几米，这里就会储存大量的白菜，土豆、白萝卜、红萝卜等各类冬菜，无聊的冬天实在是无处可玩儿。 这时哥哥们就会在天稍好的情况下领上我们去东面的大菜窑吊萝卜，我们趴在窖顶的通风口看着哥哥们用大约一尺多长的粗铁丝，一头磨的是尖尖的头，另一头系的是一根细长的绳子，对着下面堆积如山的战利品，瞄上一只眼睛，准确无误的投下去，不一会儿脆生生的白萝卜、红萝卜就会一个个钓上来。 凉凉的、饱饱吃一肚子，剩下的我们硬是要拿回家，当然拿回家后总免不了父亲大人的一顿好揍，而挨揍的不必说肯定是两个哥哥！ 记忆最深的还是在白雪皑皑的季节里，跟着哥哥们去套鸟，冬天的黄城子•军马场一片银装素裹，这个时节大致得持续四个多月的时间，成批的麻雀、百灵子到处找食吃。 这时两个哥哥就会领上我们去马场后面的马圈扫出一片空地，埋下早已在家里做好的套鸟设施，这是用马尾巴的马鬃搓成的套子，将做成套子的马鬃摁在长长的木板上那早已凿好的眼里，用棉花球固定，再埋在雪地里，上面撒上一层黍子，之后就躲在麦垛后面，等待寻食的麻雀、百灵子成批成批的落下，不一会儿那长长的木板上全都是被套住的麻雀和百灵子，一下午就能套一袋子，回家后剃毛、清洗、掏肠、下锅、油炸，一盘鲜嫩的油炸麻雀便出锅了，再撒上一层盐面，现在想起来真是美味啊…… 那个年代女孩子玩的是跳房子、跳皮筋、背骨码、踢毽子、扔沙包；男孩子玩弹琉蛋，顶钢圈、打三角、套麻雀、划冰车。所以但凡是哥哥们领我们出去玩耍时，总是觉得男孩子们玩项，更是好玩刺激，是一定要去的，记得厂部西部场面边的小树林边里有一个河道，一到冬天就结厚厚的冰，这个时候就会随着哥哥们去滑冰，坐冰车，心灵手巧的大哥不知什么时候竟然能把废铁皮切割、焊接做出一个一尺多长的小游艇，还安装了发动机和摆渡浆，在刚刚融化的冰河里把游艇放进去，开启发动机定好船浆，小小的游艇就会在水里一圈一圈的走上好一阵子，这时的我们总能忘掉寒冷，一起欢呼雀跃！
记忆中最伤心难过的莫过于上学报名，前面提到父亲曾因“成分高”的缘故，每年写入党申请书，每年做自我检讨，十七年如一日，始终没能了却心愿，但也因为“富农”这个高成分，也曾在我们幼小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害，那个时候，开学报名时得报“成分”，每当老师问道姓名、成分时，“富农”这个词在我那小小的喉咙里，不知翻滚多少遍才能吐出来，就因为这个，每年的开学报名就成了我们的“受难日”，哭着喊着不要去。 有一年父亲从老家回来说：“你们可以理直气壮的报名上学啦，我们家的成分改成“革干”（革命干部）啦”，于是我和妹妹兴高采烈的去报名，当老师问道“成分”时，我迫不及待的说“革干”，只见那个报名老师抬起头来瞟了我们一眼说：“什么革干？是富农”，只听得我“哇”的一声，哭着往回跑，回去后不依不饶的质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 小时候因为家庭成份高，哥哥姐姐也受尽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当然“红小兵”、“红卫兵”、“共青团”这些称呼肯定与他们无缘。 <p class="ql-block">【作者简介】：</p><p class="ql-block"> 爱玲，又名邢爱玲，女，汉族，籍贯：河北省正定县，于60年代中期出生在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察北牧场第四分厂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二0二部队黄城子.军马场，是一名典型的马二代。13岁时随父亲工作调动，举家搬迁内蒙古乌海市，目前在内蒙古乌海市文化局工作，一直从事各类文化的策划、组织和实施。由于离开故乡时，年纪尚小，因此，对故乡的记忆没有陈爱民大哥的《军马场之魂》、《军马场之恋》描述的那么细腻、拿捏的那么准确；没有张志全大哥的《童年•黄城子》倾述的那么详尽、把握的那么周全，但作者于2015年10月，时隔39年首次返回故乡，故地重游，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建筑、陌生的面孔，面对旧物残垣，站在曾经生我养我的老屋房外，激发了把童年的记忆写成文章的冲动，文章中好多的情景（包括对父母，兄妹）描述都是仅限一个十几岁孩子的记忆和视觉感受，也许不是太精准和详尽，但最终还是愿意把不太成熟的作品拿出来，和军马人的后代-马二代们共享，以共同追忆和缅怀我们曾经经历、拥有、失去的美好岁月，同时也希望我们共同把童年的回忆当做我们人生最美好的拥有和阅历……</p> 感谢老父亲、老母亲在写作这段家庭回忆录时的难忘回忆和娓娓道来，感谢大哥、大姐、二哥、小妹对文章提出的中肯建议；可能文章中个别地方仍有不当或不准确提法，还希望大家见谅，多提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