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吴晗《朱元璋传》小记

金钟腊梅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吴晗的《朱元璋传》以丰富坚实的史料、平实蕴籍的文字为我们展现了多面立体的朱元璋。

朱元璋智力极高，长于计谋，看得远，见得大处，当机立断。元末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朱元璋25岁投军郭子兴，28岁已能独当方面。夹在陈友谅、张士诚两大之间，却能正确决策，逐个铲除。他看准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好生事，要争取主动，器小没长远打算，总是被动，决定先攻友谅。鄱阳湖决战以少胜多，士诚果然没有驰援，友谅完蛋，自己很快也被吃掉。北伐对付元军时，也是先取山东，次下河洛，不急攻秦陇，战略正确。知己知彼，善于机动地争取主动，敏捷地利用对手弱点，转变形势，集中兵力使敌人处于被动地位。

空拳起家，当上皇帝时，父族只剩三个侄儿，母族妻族死绝，诸子幼弱，基业未稳，一个人高高在上，周围没一个人可交心，得撑持着，时刻警惕着，不让别人暗算，精神永远集中在怎样保持那份大家当上。于是得了高度的紧张、猜疑、恐惧症，性格变得更加残酷、横暴，动不动就打人、杀人，用别人的痛苦减轻自己的恐惧，典型虐待狂。
皇帝做得很辛苦，大大小小的事务一定亲自办理，天不亮就起床办公，一直到深夜，没有休息和假期，更谈不上调剂精神的娱乐。平均每天要看或听两百多件报告，处理四百多件事。

遗嘱里有一段话：“朕膺天命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说出了一生在恐慌猜疑中过日子，用全副心力保持大家当的辛苦。

害怕与他一起打天下的功臣们恃功而骄，不愿宰相分权，硬生生走上皇权极权化道路。宋朝前三公坐而论道，贾谊奉召宣室，与汉文帝可以促膝谈心；到宋太祖，三公群卿立而奏事；到明代，得跪着说话了，从坐而站而跪说明了君臣关系的变化。科举制度实行之前，门阀制度下，士大夫与皇家是合股关系，合作才能共赢。宋太祖扩大进士科名额，平民出身的进士在数量上第一次压倒了残存士族，官僚绅士和皇家是伙计和老板的雇用关系，宋朝优礼士大夫，就是要让伙计忠心卖力。到了明代，士大夫不仅由股东降作伙计，又跌作卖身的奴隶。

军队和官僚是皇权这辆车子的两个轮子，军队负责武力镇压，国子监用来训练新官僚。元璋下令国子监撤去孔庙中的孟子牌位，因为孟子有反动言论，诸如“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国子监用严苛刑罚，以死亡威胁造就绝对服从、无思想的、奴性的官僚。强迫知识分子乖乖为皇帝服务，用廷杖挫损士大夫的气节。

隋唐以来的三省六部制，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封驳，尚书省执行，可防止臣下擅权、皇帝滥用权力，凡百政务由政府首长——宰相负责，皇帝不负行政责任，有过失，臣下担罪。元朝合三省作一省——中书省，到洪武十三年，杀胡惟庸之后，废去中书省，并取消了一千多年的相权。皇帝除了是国家元首外，又是事实上的政府首长，相权皇权合一，加上军队的指挥权，立法权，司法权，任意加税或减税权，无限制的货币发行权和财政支配权，法外用刑权，都集中于一人之手，不对任何个人或团体负责，皇权之极权化前所未有。
 

颁定《大明律》，强迫全国人民守他的法，自己却绝不守法，全凭喜怒杀人。用检校和锦衣卫侦伺官民，布成全国性的特务网，栽赃陷害，诬告攀连，法外用刑，接连不断制造大狱。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和郭桓案株连被杀的人超过12万，几乎都是社会上层精英人物。开国首相李善长全家被诛戮，奠定王业的大功臣亲侄儿朱文正被鞭死，幕府智囊、奠定大明帝国规模的主要谋臣刘基被毒死，开国功臣第一的徐达也被害。吴兴财主沈万三是全国第一富户，有数不清的钱财产业，为着保身家，自动捐献家财修建南京城三分之一，城修好了，还是不得安稳，被充军云南留了一条命，但家产全变皇产了。在位三十年，开国功臣、谋臣策士都被杀光了；对豪民“尽行枭令，抄没其家”，浙东浙西的故家巨室几乎被肃清，全国上下各阶层的人吓得胆战心惊。朱元璋大动杀手，只为死前替儿孙斩除荆棘，以保证皇基永固。

 

明初的文人们为了几个方块字，很多人被屠杀，很多家族被毁灭，这就是源于皇帝自卑护短的禁忌而兴起的文字狱。朱元璋从小穷苦，当过和尚，对光、秃、僧禁忌，进而连和“僧”同音的“生”也不喜欢。早年他当过红军小兵，红军在地主官僚士大夫嘴里叫做红贼红寇，当上皇帝后跟他们成一伙了，就最恨人提起贼寇盗，连音形相近“贼”字的“则”也受了牵累。读各级官员庆贺表笺居然可以读出满纸的和尚盗贼，句句都在骂他损他，一怒之下，把做这些文字的人都拿来杀了。“取法”作“去发”，“法坤”作“发髡”，“有道”作“有盗”，“为世作则”作“为世作贼”，文人于是遭遇无妄灭顶之灾。

朱元璋认为，开创基业的君主，吃尽苦头，通达人情，明白世故，办事固然妥当。守成的君主，生长于富贵，锦衣肉食，如非平时学习练达，办事怎能不错。对诸子期望大，管教严，不姑息。征聘名儒轮班讲授，挑选才俊同学伴读，时时赐宴赋诗，谈古说今。师傅中最著名的是大儒宋濂，十几年专负教育皇太子的责任，朱元璋也亲自教导太子要做到“仁明勤断”。二十六个儿子除第九子、二十六子早死，诸子都封王建国，第四子燕王朱棣后起兵篡了侄儿朱允炆的皇位，是有大作为的永乐大帝。诸王成年后都很能干，会办事。有军事才干彪悍的，如秦王、晋王、燕王，在北方防御蒙古残部；有文史著述成就斐然的，如周王、宁王；还有文武全才的湘王等等。 
 

最恨贪官污吏，各衙门公座旁摆一张贪官人皮，里面塞稻草，叫新官触目惊心，不敢做坏事。
 

出身穷佃户，做过游方和尚，四处化缘。投奔郭子兴从军后，多和儒生文人接近，勤学苦读，沾上了书卷气，能谈古论今，写通俗白话文，也能作诗，品鉴文学。理想中的模范人物是汉高祖，着意研究他的个性和作风，下意识地养成模仿的癖好。
 

穷出身，对饮食起居，生活享受，不肯穷奢极欲。南京宫室建成，朴素无装饰，车与服用诸物，该用金饰的，用铜代替。
 

对皇族待遇优厚。皇族的禄饷一律由政府支给，分级别定年俸，到明亡时，朱元璋的直系子孙有十几万人，国家的租赋竟不能供养皇族。他收复了沦陷于外族四百三十年的疆域，建立了中华民族自主的大帝国，是大明帝国的主人，也是几十个属国和藩国的共主，他被后代人称为“民族英雄”，也是有史以来权力最大、地位最高、最专制最独裁最强暴最缺少人性的大皇帝，是暴君独夫民贼的典型人物。
 

65岁时，着力培养的太子朱标病逝，太子嫡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16岁），亦如朱标一般忠厚仁慈，直到朱元璋71岁、在焦虑中离世时尚未训练好怎么当皇帝。为劝诫藩王忠心扶持新主，元璋编了《昭鉴录》、《永鉴录》，可惜一番心思全白用。雄武有野心的秦王晋王都不肯安分，父子兄弟间不免勾心斗角，对老皇帝也是精神上的打击。
 

　　朱元璋天资过人，审时度势，有军事谋略。出身佃农，做和尚时略识得些文字，凭聪明勤学，在从军打天下、结交儒士过程中学识进步很大。但他终究缺乏世族大家子弟的底蕴熏陶，做事缺乏分寸感、包容心，没有含蓄和等待的回旋艺术，任喜怒生杀。41岁当上大明帝国的皇帝，不知道权力是什么，该怎样掌控。好比乡巴佬闯入华室，行事莽撞，精美器物破碎一地，自己也被划伤了。

元璋的相貌不很体面，晚年尤其难看，一脸凶相，可能久经猜疑病、迫害狂侵蚀，貌由心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