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 （六）家受其害
文革中两派斗争和所谓路线斗争中我的家庭也深受其害。我是县联总观点，我的堂叔、堂兄大都也是，我的姑姑、姑夫也是，九一四后，也受到了迫害，我的姑夫当时在县财政局任职，县联总掌控时期参与管理全县的财政收支，九一四时撤退到璜山化泉晓居村被包围，好是我家山里亲戚（我家亲戚就在晓居旁边的村庄）上山把他救了出来，在山里亲戚家躲了一段时间。红总清算时受到了批判。我的姑姑文革前担任县文教卫生局分管教育的副局长，算是当权派，因为是县联总的观点，吃的苦头更多，作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被关押被轮番批斗，关押在诸暨剧院和红旗中学时遭受非人折磨。四人帮倒台后，我姑姑恢复职务，她坚决不肯回到教育部门，后来到县卫生局任职。说明当时教育界那批造反派对她进行了毫无人性的虐待。我家因为姑姑是走资派被抄家，我姑姑婆家在同一公社，但只有婆婆一人，造反派觉得抄那个家没有意思，一天，县里、公社、大队一大帮造反派把我家团团围住进行搜查抄家，我祖母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我的父母在外地工作的，家中老的老小的小，孙辈中我最大，也还是学生身份，我的几个弟弟几个表妹（我姑姑的几个女儿）都还只有五六岁十来岁。我祖母当时气得也吓得血压升高，怒问：我们家犯了什么罪了。解放前有土匪来村，也只是敲打门窗威吓威吓，没有闯入。这次一大帮如狼似虎的造反派闯入家园翻箱倒柜，令人气愤。我当时也责问领头人：凭什么抄我们家？那个人拿出一张纸对我说，这是搜查令，其中有一项有两个字：“顽资”，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赵XX是顽固不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下面也有红印章，也不知出自什么组织，当时的形势其实即使没有什么手续照样可以乱斗乱批乱查乱抄。我们心里知道是造反派的险恶用心，查抄我姑姑的娘家，主要也是通过抄家折磨我姑姑的老母亲，折磨我们这些侄子，从而折磨打击我的姑姑。这是县里造反派和公社造反派勾结商讨安排的。查抄过程进行了好几个小时。翻看了所有有文字的东西，连我家里父母亲戚写来所有信件都一封封拆开来一字字看过。他们多么希望能从中找出一点问题出来。其中有几封信是我当兵的表哥写给我的，在信中劝导我：“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当然中间也有同情我的话。那个领头的造反派问我：你发了什么牢骚？你有什么不满？你的表哥是哪个部队的？他的思想觉悟也不高嘛！好像我成了被审查的对象了。当时的怨愤和屈辱无法言表。我回答说：我没有说什么反革命的话，我的表哥是二十军的，二十军可是支持省联总县红总的。那位造反派也就无话可说了。但是把我姑姑放在我们家里的两张储蓄存单被搜去了，说走资派的资产要没收。这两张存单是过了好几年才辗转还给我姑姑的，差点儿找不到了。当时对我家对我祖母来说打击很大的还有是：我祖母心目最贵重的一件珍品被搜走了。那是一臧《经》，是我祖母化了不少心血，用好多年时间念出来的一臧《经》，我小的时候我祖母已经开始念这臧《经》了。一张黄纸上中间印有观音像，四周有数百个小圆点，念好一遍经才能在小圆点上点上一点红。要把四周的小圆点全部成了红色的小圆点才算这臧《经》念好。我也曾经为祖母点过红点，我曾想多点几点，我祖母说这绝对不可以的，心要诚，心诚则灵，上天菩萨不能骗，做人也要诚实的。要念好长一会儿时间经后才能点上一个红点，曾经请了好多老太太到我们家里来念经，这样红点会快一些点好，到一九六六年时差不多点好了，也就是说这臧《经》差不多完成了，谁知道文化大革命来了，破四旧时，我也没有敢交出来，我知道，这臧《经》交出的话，我祖母会心痛死的，我祖母把《经》藏在很隐蔽的地方。但还是在这次抄家中作为迷信品被抄去了，这对我祖母打击太大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行动”摧残到普通老太太身上。此次打击以后，我祖母的身体日渐虚弱，高血压心脏病经常复发。我家的生活更加艰辛。对于被抄家我一直愤愤不平耿耿在怀，后来从另一角度想，当时还算庆幸的。造反派在抄我们家时搜查的书籍图片信件中没有发现有什么污损红太阳，什么反动的，攻击文革，不满现实的文字和语言。若当时被查到这些，批斗的不单单是我姑姑，连我和在外的父母都会受到迫害。<br></h3> <h3> 我的父母文革时在湖州，父亲在嘉兴地区地专机关工作，当时嘉兴地区地专机关是在湖州，嘉兴与湖州同属一个地区。我父亲参加的革命群众组织先前得到军队的支持，他曾担任革命群众组织所办《红嘉湖》报主编。后来军队支左方向转变，我父亲所在的群众组织被定为保守组织，我父亲遭到了批斗，下放到“五七干校”后又被关进“牛棚”，“牛棚”的条件比牛住的地方还差，是在一块烂泥地上用毛竹临时搭起来的茅草棚，用毛竹片铺成一张通铺要挤十多个“反革命分子”。冬天到了，一九六八春节来了，还不让回家，精神肉体饱受摧残。后来被清理出干部队伍下放到湖州农村。四人帮粉碎后，父亲平反，还提拔担任了嘉兴地区文化局副局长、文联副主席。我的姐姐当时作为知识青年也下放回老家诸暨务农。我也回乡务农，几个弟弟的学业都中断了，一个弟弟初中也没有毕业，一个弟弟不到十七岁就进厂做学徒，我们全家都受难。不过，我们家的遭遇不过是文革中千千万万普通家庭中普遍性遭难的一个缩影。文革对每一个人每个家庭对国家对整个民族的的确确是一场浩劫。<br></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