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安作家协会作业（散文专业委员会 第一期）

暖暖的笑

姥爷的算盘

文/张继会

  如果不是分田到户，姥爷这把破算盘可能会一直挂在墙上。据说这把破算盘有年月了，也曾伴随主人辉煌一时，土地改革时期，就是因为品像不佳才得以保存下来，几十年来默默无闻地与灰尘为伍。也是的，在那个三根肠子闲两根半的年代谁还有心情拨弄它啊。

    改革开放如一场春风，迅速蔓延到这个古老国度的每一个角落。让这片肃寂多年的土地又重新焕发出生机，在寒冬里挣扎多年的人们又看到了春天的曙光。尤其是那些早年出身不好的人，在摘掉压在头顶各色帽子的同时，更是别有滋味在心头。

    分田到户不是一步到位的，是建立在以自然屯落为单位的生产队基础上，先分成若干大组实验，再逐步分田到各家各户的。分田到户，对渴望拥有土地的农民来说自然是一件喜事，几年来的实验推进，农民也有心理准备。不过也有持怀疑态度的，姥爷就属于这一类人。早年的土改对他与其说心有余悸，不如说现在已经麻木了，随大流儿是他这几十年的心得。当这患得患失的焦虑一旦真的成为现实，内心深处还是不免出现一份惊喜，对土地的渴望，他可能比这些农民更迫切。那个几十年无人问津的算盘也在分地的前夕，被请到了桌面上。

土地可以按人口入亩核算，生产工具的分配就相对复杂些，几人一匹马，几户一挂车，姥爷的算盘打的叮当响，对于这方水土，他太熟悉不过了。姥爷家在当地不属于大户族，几个舅舅再捎带几家近邻，一个新的生产组合诞生了。

     一个全新的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个全新的社会生产模式，自然也会产生一个全新的社会气象。当一个人负重前行，突然减负走向坦途的时候，那份心情可想而知。哪块土地适合种什么，要施多少肥，下多少种子，这把破算盘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姥爷也似乎找到了当年的感觉，指挥大伙忙这忙那。一分汗水，一分收获，这是古往今来的真理。几年后，四间带走廊的瓦房取代了栖居几十年的土坯房，一台二十一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也出现在家里，这对于当时尚在贫困线上下徘徊的人们来说，可是一件不敢想象的奢侈品。在人们艳羡的同时，也带来一片啧啧称赞的声音:“早年的大户人家就是不一样啊!”

竖典型、立标杆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生产能手、劳动模范、文艺标兵等明目繁多。在当时中国又出现一个时代感很强的名词“万元户，”姥爷就是第一批“万元户”。披红挂彩发奖状，还会根据乡政府的需要到各村屯做经验介绍。与现在经验介绍长篇大论不同，姥爷基本上都是大实话，当然，他的文化水平也决定他论不出什么。恰恰是这种大实话赢得的掌声不断，世代务耕的农民更喜欢的是实话实说，尤其是姥爷的手中的算盘，现场的核算更证实了数据的真实性。

    “万元户”这个算不得什么荣誉的荣誉还是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为了鼓励“万元户”向更高的目标发展，乡里也进行了大力扶植。一时间村里未处理的磨米厂，鱼塘也都落在了姥爷的名下，这也符合当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与舅舅们欣喜若狂的心态相比，盛名之下的姥爷却有了一丝忧虑，至于为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国有工矿企业也在进行试点改制，一些地方性的集体企业首当其冲。有一天，乡里负责农林牧副管理的领导主动来到姥爷家，代表乡里传递一个信息，乡里的林场要对外承包，承包期三十年，乡政府鼓励有能力承包的人积极参与竞标。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在舅舅们围绕如何参与竞标，构想将来经营发展的时候，姥爷的一盆冷水浇灭了所有人的热情。

"出头的椽子先烂，现在我们已经不错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谁知道将来政策会啥样，万一世道变了呢？我可不想第二次再被，哎——。"

一声轻叹，五味杂陈……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姥爷开始迷恋起打牌了，就是农村早年常见的纸牌。姥爷年轻时就是此道高手，豪赌之名远传四乡八邻，据传说最多一次赢过六千大洋，至于真伪，也无从考证。虽然几十年没有摸牌，重操旧业牌技丝毫未见生疏，对付这些晚生后辈信手拈来。家里人索性给他单独腾出一个房间，让这些人玩耍，免得他闲起来时唠唠叨叨，也不知怎么了，随着年龄的渐渐增大，胆子越来越小，这也顾忌那也怕的。

在那个商品市场尚未建立起来的年代，打小牌也就成了刚刚摆脱贫困的农民农闲时的主要乐趣。时间长了，手头略有余钱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干磨手指打发时间了，自然会带有一些彩头。

赌博就像一个人干渴时喝海水一样，越喝越渴，越渴越想喝……

搁置多时的那把算盘又被姥爷给激活了，每天晚上，玩耍的人走后，姥爷便会坐在炕沿前拨弄起那把算盘，时而闭目沉思，时而露出微笑，有时还会从兜里拽出几张大票，让家人第二天改善一下伙食。时间久了，姥爷的口袋里又多出一个红色塑料皮的日记本，隔三差五的老爷会从笔记本里抽出一些小纸条，坐在炕前噼里啪啦的算起来，至于纸条上写着什么，他不说，也不让人看，算完了，微微一笑，又塞进笔记本的夹页里。我们这些孙男外女，如果赶上运气好，有时也能顺便揩点油。

日子就这样向前过着，没有了早年刚分田到户时的气象，不温不火，不咸不淡。姥爷的年纪越来越大了，但是还把持着家里的财政大权。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初那些经常来家里玩耍的乡邻，要么随子女进城，要么外出打工，来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倒是有一些不明身份的外乡人却时常光顾，不管农闲农忙，风雨无阻。玩的方式也变了，由看小牌到牌九、麻将花样翻新。

看热闹的人也少了，他们也不让外人进屋。

不知道是年纪大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姥爷的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有时还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不玩的时候，就会坐在炕沿前的方凳上，双手抱着脑袋，把头深深地浸在硕大的条形枕头里，大口地喘着粗气。常年吸食的二手烟，在不断地侵蚀他那原本就不算健康的肺。那时我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了，偶尔赶上他不玩的时候，姥爷也是三言两语的说几句，便再无下文。或是趴在枕头上咳嗽，或是拿起那把破算盘拨弄起来，紧缩双眉的盘算着，然后拿起笔，哆哆嗦嗦地记在那个红色的日记本上。这个时候，我们也会知趣的悄无声息地离开那个房间。

渐渐地，那个房间成为了禁地，烟雾缭绕之余，就剩下姥爷的咳嗽声和偶尔响起的噼里啪啦算珠撞击声。直到有一天，舅舅回到家里，走进那个禁区，看见姥爷倒在地上，口吐着白沫，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气息，手里紧紧地拽着那个红色的日记本。

算盘珠子散落了一地。

父亲的石磨

文/刘秀兰

　　父亲执拗得很，当附近好多豆腐坊都陆续改用电磨做豆腐的时候，他却还是一直坚持着用他那副老的就要掉了牙的石磨。几十年如一日，父亲的这副石磨，还是嘎吱嘎吱地转个不停。

每天凌晨，白公鸡开始第二次引颈高鸣时，父亲便准时地从温热的被窝儿里坐起来。他总是一边伸着懒腰，打着哈欠，一边穿衣下地。也总是，一边像是对母亲、一边又像是对自己似的说着：“今天的豆腐能不赖，石磨刷的干净，豆子捡的彻底，洗的也透亮，还用温水泡到现在。”几十年了，父亲的动作，父亲的“台词”好像从来没有变过，正如他那执拗的个性。

父亲的说话声，随着他的脚步声，伴着白公鸡的啼鸣渐行渐远，终于悄悄地、袅袅地融入进了青灰色的晨雾里去了。

母亲此时也麻利地起身，蹑手蹑脚地推门出去，和父亲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这时候，父亲吆喝着那头灰骡子的声音，灰骡子绕着石磨一圈又一圈嗒嗒嗒跑动的声音，石磨吱呀吱呀碾开黎明的声音，奶白色的豆浆叮咚叮咚跌落木桶的声音，一并交织着，缠绕着，愉快地上演着一支豆腐坊交响曲。

父亲和母亲做豆腐已经很多年了。而且，一直以来父亲都是用的这副石磨，那匹立下不朽功勋的灰骡子便是这场历史的见证。尽管远近许多做豆腐的都把石磨换成了电磨，尽管石磨笨重的劳动远被大功率的电磨劳动排挤着，尽管石磨磨豆腐既费时又费力，但是父亲，我的执拗的父亲，还是坚决不换掉石磨，不换掉灰骡子，不换掉陪伴着他一路走来的卤水缸。父亲说，石磨磨的豆浆做出来的豆腐味道正宗，最有豆子原来的味道；父亲说，电磨把豆子磨得太碎太细了，虽然出的豆腐多，但是豆腐里裹进去太多的渣滓，豆腐的味道都丢了；父亲说，人啊，在取巧的时候总会丢掉好多好东西；父亲还说，他每天用石磨磨豆子的时候，总好像能听到列祖列宗语重心长的嘱咐；父亲曾经多次说起，我们是淮南王刘安的后人，因为据说淮南王发明了做豆腐，而父亲也做豆腐，碰巧还姓刘。我对父亲的说法深信不疑，对父亲的做法更是绝对的赞同。父亲告诉我说，他不能给先人丢脸，不能改了豆腐的味道，更不能坏了祖宗的规矩，做人要厚道，要不怕吃苦，不可以占奸取巧。父亲说这话的时候，俨然淮南王就立在跟前，父亲的话语伴着一脸的严肃，语调很是一丝不苟。而且每次说完这话，父亲都会拍拍灰骡子的脖子，然后一声长叹。

许多次，那些前来买豆腐的，没事儿来闲坐的，都劝说父亲要适应新形势，父亲只是笑笑，然后就继续忙他的活计。

父亲不换掉卤水缸，不换掉灰骡子，更不换掉他的石磨。尽管我常听母亲唠叨用石磨起的太早，用石磨还得贪黑喂骡子，用石磨做豆腐不仅出豆腐少，而且做的量也小，供不上卖。但父亲依然还是坚持着，坚持不换掉他的这副石磨。

父亲的这副青灰色的石磨，可是很有些来头的。

据父亲讲，这副石磨来自东山里，是父亲的爷爷当年亲自去东山里寻的。当年，父亲的爷爷在东山里寻了好久，才在一个不起眼的山窝窝儿寻到的。当然，寻到的也只是石料，是一大块牢牢地长在大山上的青灰色石料。据说，父亲的爷爷一眼就相中这块青灰色的石头，这样的石头很不好找，它质地坚硬，耐磨，不掉灰粉，最适合做磨盘和碾子，磨面碾米。可见，当年父亲的爷爷寻到这青灰色石头得多兴奋啊。接下来，父亲的爷爷就在当地找到了据说是最好的石匠，花了大价钱。石匠们，又是錾子錾，又是锤子锤，又是锥子锥的，经过好一番波折，终于把石头从大山上挖下来，最后搬到山下，然后一点一点，叮叮当当地凿了两个多月，这副青灰色的石磨才算打磨好。

听父亲讲这些的时候，我总是想象着父亲的爷爷在山里的情形，想象着这副石磨是怎样地经风经雨，想象着这副石磨怎样地饱餐天地间的灵气，想象着这副石磨自问世以来磨出了多少奶白色的豆浆，想象着那豆子味儿十足的豆腐温暖了多少乡亲们的一日三餐……

父亲不断吆喝着灰骡子，母亲不断向磨眼儿里添着豆，石磨吱吱呀呀地转着，豆浆不断地从石磨的凹槽挤出来，顺着磨沿儿流下来，流到底座的胶圈里，汇聚成小溪，然后一股脑儿地顺着出口拥挤着向外奔跑，像极了调皮的孩子，翻滚着，跳跃着，撒够了欢儿，然后再一跃，跳进木桶，溅起浓稠的、奶白色的花朵。

木桶里的豆浆越积越多，多得快要溢出的豆浆不断地被父亲舀到大铁锅里。

这时，母亲在灶膛里架起了火，准备熬豆浆了。母亲熟练地把柴草送到大铁锅下，火势越来越旺，袅袅的白色气体从锅里升腾起来。豆浆的温度在提升，母亲手里的大勺子搅动豆浆的速度在提升，父亲挪动工具的步幅也在提升。

 “开锅了！”听到母亲的这一喊，父亲应声而到。一瓢接着一瓢的煮好了的豆浆被舀出，又转而倒入过滤包里，伴随着悬在房梁上的过滤包架子与铁链相咬合的吱嘎吱嘎声，过滤掉渣子的豆汁儿，散发着云气缭绕的浓香，白净得像乳汁一样。

每每这时，刚刚从睡梦中醒来的我便微闭着眼睛，数着父亲操动过滤包的频数。当木杠与铁链的纠结较量宣告结束的时候，父亲最拿手的技艺就要上演了，舀卤水、点豆腐、泼包、加压力…… 熟练而又熟悉。

一切声音稍息片刻，一方方白白嫩嫩的大豆腐，就颤巍巍上了架子车，紧跟其后的干豆腐，也收起了裙袂，羞涩地钻进了车厢。

“豆腐——”

一声清亮的吆喝，伴随着刚露头的太阳在村子里响起，叫醒了一个又一个睡眼惺忪的村庄。

父亲的西瓜地

文/甜蜜七儿

　　每到秋天西瓜上市。一车一车的西瓜被拉进城。看着一车车碧绿的西瓜和一张张粗黑的脸膛，听着高昂欢快的说话声。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父亲，想起父亲的那片西瓜园。那片把六口之家从贫瘠中拉向希望的碧绿。

  集体所有制时，爸爸是个不爱出工的懒汉。家中只能依靠妈妈从牙缝中省出点余粮，再悉心地喂两口猪过日子。土地个人承包了以后爸爸改了模样，为了四个逐渐长成的孩子，他费了思量。那一年决定，种西瓜，在我小学二三年级的光景。

  道南道北对着的两片土地，有五六户人家。决定一起种西瓜。种西瓜在那时是需要魄力的一件事。买籽投肥不是简简单单地种玉米就可以比拟的。贫穷覆盖着大多数，都希望通过种西瓜来博一下命运，缓解沉重的外债。

  撒星星一样，撒下希望的种子。我家种下的是两样西瓜籽。黑美人和新红宝。黑美人是一种无籽西瓜，需要人工授粉。但是长得黑黑大大的份量足。爸爸自己选择了它，别人家种的都是新红宝。

  当玉米苗都已经一寸高了，绿绿地迎风飘扬，我们的西瓜地还在静静地沉睡着。一行行白色的波浪在阳光下跳跃闪闪发亮。我们耐足了性子去等待。直到在别人家的瓜地看见了，顶着瓜瓣长出的嫩芽。也焦急地在自己的瓜地细心的寻找着。树几丛假人在风中舞着手臂。向飞翔的鸟雀释放危险的信号。颗颗粒粒都想要孕育希望。

  终于种子破土，吐出四五片叶瓣，要冲破薄膜。我们快捷地为小苗戳破那层白亮亮的薄膜。爸爸说，在阳光下，里面的温度太热，会把小苗烤焦。有不用心的人家损失了秧苗。憨厚的黄牛也加入了这片希望。拉来一桶桶水把全部的小苗灌溉。爸爸又说，水灌足了，小苗引出压上土，只需要它快快地生长了。红彤彤的希望，眼前仿佛一个个圆溜溜的大西瓜在动。更不怕鞋儿手儿脏乱，不怕一棵棵秧苗前的跪倒爬起磨破了膝盖。抚摸着柔和的牛头，寻刀为它割来嫩草，看它贪婪咀嚼的模样，生活如此美好。

从直立到匍匐。秧苗改变了模样。它们快速地生长。每四五天就发出一个大叶。我们严阵以待呆在地里。听从爸爸的教导。每一颗瓜秧留下三个枝蔓。一主两副顺延而下。这棱形的枝蔓有卷曲的触角。为了怕它不牢靠我们又压上泥土。默默地为它加油鼓劲。抓牢了地面，向前冲啊！雨来雾散，绿油油的叶片在雨水的冲刷下更加碧绿，我们的希望也更加靠近。

  西瓜结瓜了。嫩黄的花蕊，一边是小小的珠子大的绿色颗粒。晶莹的透过阳光有茸茸的细毛。像新生儿的笑脸，又像可爱的刚刚出生的还没睁眼的小狗。小狗可以碰可以抱的，可是这绿色的珠串只能在眼睛里喜悦着。爸爸没有在意这绿色的果实，告诉我们第一颗和第二颗这样的都要摘掉。要把最后结果的希望给第三颗，那个才能长出最大的瓜。怎么会呢？但是我们坚决执行爸爸的命令，连着顺枝蔓，连着拨掉一棵秧苗的前两个瓜。爸爸为我们留了两棵做首个瓜的秧苗。我们最早吃到了熟的西瓜，可是它俩的个头真是差强人意。

  最令人兴奋的是那些黑美人西瓜了。它们是无籽西瓜，为了长出最完美的果实，爸爸决心人工授粉。听着就是非常神圣的工作。我们也决心参与。眼见着爸爸在瓜地里选择颜色黄亮花朵大片的雄花，放在容器里，等它自然开放。然后待最晴朗无风的晨，用柔软的笔刷在中间主蔓的第三朵雌花处。雌花的柱头有三个花瓣，均匀涂抹，不要出现偏瓜的现象。那是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们在碧绿的瓜蔓中做着蜜蜂与蝴蝶的工作，恍惚间自己真的成了它们，褪掉了泥土和餐饭的负累，在绿丛中像个精灵。

只要做住了第三个瓜，其它的瓜就自然消融了。优胜劣汰，爸爸说瓜和人一样都需要努力。

  放眼望去，一片碧绿的瓜地。幼小的瓜由淡绿色变成了深绿色，最后变成了光滑的墨绿色。瓜瓤由淡白色变红润到鲜红。期间的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默默地有多少。还有黑美人，黑黝黝地粗粗大大，它的肚皮还有着黄色的斑纹。都均匀地睡卧在枝蔓旁边，在差不多的位置，风吹草低现西瓜。大大的椭圆的这片西瓜得值多少钱啊！路过的人们纳罕。霎那间，仿佛是富裕的国王，四个月泥土中的辛劳都揉碎在了那声声赞叹里。

  爸爸找来了锈迹斑斑的扎枪。我们向妈妈央来鲜艳的红布头，扎在枪头。我们扛着它在西瓜地里从南走到北，那骄傲像将军对着士兵。

  路过的人渴了爸爸拿西瓜给人解凉，还有我们姐弟的老师从路旁过，爸爸追赶着送去最大的黑美人西瓜。名声一传十十传百，乡里镇里的领导开着小车专门要黑美人西瓜。在那个清秋，我们的西瓜最后一个卖完，卖了最高的价钱。

  如果回忆可以给人力量，那还有什么困难是不能度过的呢？那片碧绿的西瓜地在幽暗的岁月中曾无数次地入我的眼。在山穷水尽中总会有一片绿荫将你覆盖，在辛劳中给予最温暖的回报。更是听说瓜农现在已不像以往那样。

母亲的自行车

文/高宏宇

　　那个年代在农村，女人一过四十，基本上就给划入老年人的行列，这时候要学骑自行车，那可是一件新鲜事。不过母亲学习骑车，可不是图一时的新鲜，那是她长远计划的一部分。

那些年父亲身体不好，又赶上连年水患，家里愈发拮据。祖母年迈，我们读书，不能节流只能开源。于是父母商量之后决定，父亲把前园改成果园，母亲去市里批发货物，然后骑自行车走乡串户售卖。

四十三岁的母亲开始学习骑自行车了！

村里人像看西洋景一样，都出来看。可是母亲不管那些，她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做成。尽管每摔一次跤，都是场“重大事故”，常引村邻大笑。然而一次次摔倒，爬起，再摔倒，久了，他们也便习以为常。终于，在村人张大了嘴巴的注目礼中，母亲乐悠悠地骑着自行车回来了，时不时的还按一下车铃。

母亲开始骑着自行车走乡窜屯卖货去了。毕竟是刚出道的新手，驾驭的又是负重前行的自行车，两个笨重的大提包挂在车把上，总是试图把车子往沟里带。可是每个清晨，一个离了歪斜的影子，还是在家人们关切的目光中渐行渐远。

  母亲不在家，仿佛锅灶都是冷的，我们一边忍受着饥饿，一边担心着不识字的母亲。直到夕阳的余晖中，母亲的自行车歪歪扭扭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一家人悬挂的心才算放下。

吃过晚饭，母亲把剩余的货物摊在炕上，一样一样清点，父亲拿个小本子，一样一样的记录。这样衣服卖两件，那件衬衫卖三件，还有两瓶洗发水，这些都是给的现金，还有……

“王乃仁家大姑娘的二伯嫂子拿了件小碎花线衣，欠十二块钱。”

父亲不高兴了：“这乱七八糟的咋记啊？你不问问她大名。”

“人家就赊了一件线衣，还得问大名，让人脸上不好看。”母亲倒是替人家着想。

“妈，那就不赊给她呗。”我忍不住插嘴。

“那咋行啊，赶上手头没钱了，又看上那件衣服，别说是赊账，就是不给钱也得让人家穿。”

我嘟着嘴不说话，父亲就继续按母亲的描述往小本子上写。

      从老秋到深冬，再到年关，母亲的车技越来越熟练了。除夕夜，餐桌上也罕见的有了绿意，望着父亲的酒杯和热气腾腾的饺子，我仿佛听见了风雪中自行车的铃声。

开江鱼、下蛋鸡是北方难得的美味，我家就在松花江南岸，每到春季开河时，父亲闲暇之余就会到江边撒网打鱼。这时母亲的自行车又会派上新用场，与以前卖杂货不同，一个大鱼篓和一杆盘秤代替了提包，好在母亲骑车的技术熟练了许多，这样不平衡的负重也能轻松驮走了。

     秋季硕果飘香，父亲的果园也收获颇丰，母亲便用她的自行车一次次的运果子到远点的村子去。

早晨我们收拾起满满两大花筐果子。那是用打包带编织的长方形大筐，一边一个，用大木棍担着挂在自行车货架的两侧，稳稳的很是伏贴。可是母亲的腿回不过弯来，不能从前边上车，就只能推着车子慢慢走。每天早晨，母亲推着她的旧自行车，后边挂着重重的两只大花筐，车把上挂杆盘秤，弓着背，吃力的出去，傍晚时候，再拖着沉重的步子回来。

母亲和她的自行车，就这样进城出城，走乡串户，风里来雨里去，虽没有攒下什么钱，却也供给了我们一家七口的吃穿用度。

  总感觉母亲和村里的其他母亲不一样，也许是和母亲会骑自行车有关系吧。村里的其他母亲多数节省，母亲不仅自己有追求，也纵容我们有追求。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受大穷。”

      可是，这追求背后的付出与辛酸，也许只有母亲自己知道。

   记得有一年暑假，临近傍晚时候，响晴的天忽然阴沉了起来，奶奶焦急地一次次向房后的大道上张望，雨可就下来了。这下我们都慌了，这个时间了，母亲多半是在回来的路上。父亲扯上一大块塑料布，披在头上迎了出去。终于，父亲和母亲连拖带拽的把自行车和两个大提包都扛回家了。母亲的头发贴在脸上，不住地淌着水，衣服湿答答的粘在身上，半条裤腿都是泥。我们赶紧打水，拿干毛巾，母亲擦着脸上的水，却笑我：“哭啥啊，就当洗了个澡。”

十五岁生日的前一天，母亲进货回来，兴冲冲地从提包里变出一件漂亮的白毛衣和一双白色运动鞋。我不好意思接受这样奢侈的礼物，母亲又说了：“没事的，我一次进五件衣服，卖出四件，本儿就回来了，老姑娘这件等于没花钱。”那个年代，穿着白色运动鞋，白色毛衣，走在同学们面前，别提有多神气了！更重要的是，当我问起其他同学的时候，他们竟然不知道过生日还会收到母亲的礼物。这让我小小的虚荣心很是膨胀了一阵子！

在那样的年代，母亲就用一辆半旧的自行车，让一家人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我们渐渐长大，那辆经历了太多风雨的自行车也到了退役的时候，同时老去的，还有母亲不再挺拔的身影。

      长大了的我们，当然不肯再让母亲外出奔波，母亲虽然惯于忙碌，这次却也没有坚持，竟然真的闲了下来。

    闲下来的母亲，抚摸着退休的自行车，眼里常常闪过一丝落寞。我们知道母亲喜欢自行车，就给她买了一辆弯梁的新车。有了新车的母亲，精神状态好了许多，经常会骑着自行车到镇里的姐姐家去。

每当我们坐在姐姐家里聊天的时候，母亲却总是跑出去，一会儿去给这家买炕革，一会儿去帮那家买农药。因为块八毛钱的去和人家讨价还价。傍晚时又大包小包地驮着回村去。

每每这时，骑在自行车上的母亲，仿佛就又回到了二十年前。说也奇怪，母亲捎回去的东西，无论是价格还是质量上，总会赢得大家的满意。

岁月流逝，昔时不再，生命中的许多美好，我们都无力挽留。就连我们的父母，也会在不经意间渐渐地远去，甚至来不及道一声别，只留下无尽的惆怅和遗憾。

如今，故乡、老屋、果园，和那条曾经泥泞不堪的的乡路，都在我们日渐忙碌的生活中慢慢褪色，唯有母亲和她的自行车，却如一帧剪影，在夕阳下，愈发的轮廓分明，暖暖的，洒一路清脆铃音！

母亲和老屋

文/张红秋

　　老屋建成的时候，我才四五岁，那是小村里盖起来的第一家砖木平房。离村口不远，三间正房，连着两间仓房，前后有宽敞的大园子。右边与二姑家为邻，左边是通往村里的小路，小路对面是一片小树林。

母亲总是把老屋收拾得干净亮堂，并在门口种上花花草草，在院子里栽上葡萄树，在园子里种上瓜果蔬菜。夏夜在院子里纳凉时，凉风怡人，瓜果飘香。

母亲烧得一手好菜，父亲也时常领他的同事来我家品尝母亲的厨艺。在那个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年代，一般人家平时也就是吃咸菜、萝卜汤之类，即使家里来客人也没有什么好菜招待。母亲总是想方设法用自家菜园里的蔬菜，花样翻新地加工，馋得我们直流口水。后来，老屋陆续迎来我们的亲朋好友，大家寒暄过后，必然要再尝尝母亲的手艺，母亲又忙着张罗饭菜，饭桌从一张到两张，桌上的菜从三四样到十几样，母亲都乐此不疲地忙着。席间大家谈工作、谈人生，交流想法、 阐述经验。觥筹交错间，我们也学会了为人处世的道理。

我想，我的待人待物平和的心态，哥哥处理事情的游刃有余，都是受了家庭的影响吧。老屋，给我们带来了欢乐，也给予了我们人生的智慧。

记忆中，老屋的房顶每隔两三年就要修一次，那是个大工程，每回抹房子都要好几天。春天大地化冻之后，父亲从甸子里拉回一车车碱土。母亲需要将地上的土活成泥，运到房顶上去。我看她拿着铁锨，在土堆中间扒出一个坑，倒上水，放上我们找来的干草和树枝，再把周围的黄土收上去，拌匀，再收在水桶里。母亲挎着一桶泥，时不时用腿顶一下桶的底部，再慢慢登上梯子，在梯子最后一阶，父亲的手能够到了，母亲就一股儿劲，举过头顶，父亲顺势拽到房上，再把泥摊开、抹平。母亲经常说，“那时候干活儿，怎么不知道累呢？” 说这话的时候她的眼光是温柔的，没有一点哀怨，我知道，那是她的骄傲，是她凭借自己的双手修葺的爱的小巢，在那小巢里，她无数次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老屋承载着父母对儿女的雨露滋润，也留着母亲辛劳的脚印。母亲头脑灵活，别人家把玉米作为主要作物的时候，母亲就搞起副业来：养鸡，栽蒜，种胡萝卜，栽白菜。

母亲每年都要在园子里栽上白菜，打出来的菜籽背出去卖。白菜是要深秋的时候就要选出来的，贮存要精心，弄不好就会烂掉。1000多棵白菜，她每天都要搬出去晾晒，晚上运回屋里。冬天要留出底帮，其余切掉，开春的时候，把底帮栽到后园的大棚里。撤掉大棚，一园子金黄的菜花，是我见过最美的风景。卖菜籽的钱，让我拥有了人生中第一把雨伞，哥哥拥有了第一台自行车，看我们那样欢喜，母亲说，再累也值了。

在这老屋里，母亲靠着自己的勤劳、智慧、节俭，养育了哥哥跟我长大。求学、工作、成家，我们人生的路越走越平坦，母亲的路却越走越艰辛。

我上班那一年，父亲得了重病。我上班，父亲病休，临近村子的小学校，我和父亲没有共事过一天。我每天盼着下班，这样就可以奔回老屋，护理父亲，也能让劳累一天的母亲歇一下。辛劳大半辈子的母亲，刚要享福的时候，父亲却要撒手而去，那种万念俱灰，是旁人不可理解的。

父亲临终前，和母亲说，俩人住惯了的房子，剩下一个人怎么住呢？把老屋卖了吧，去城里买栋楼，这样孩子照顾还能方便些。母亲哭了，说什么也不肯，就想守在这里。我知道，老屋是一个梦，是她用最美的青春年华织就的梦，怎么能说丢弃就丢弃了呢？

母亲在这里又住了三年，为了让老人家忘记失去亲人的痛苦，我和哥哥轮流通勤陪伴她。有时回来晚了，就看见老屋后面，残阳映着一个孤独的身影，向村口张望着。时光漫漫，晚上我们能回来陪伴，但是白天，母亲怎么度过呢？也可能母亲在这老屋里，每天都会无数次的翻看儿孙们的照片，每天都会回忆父亲在时的美好时光，每天都会忧虑儿孙们日后的生活……其实，也只有这老屋时时刻刻陪伴她，一如既往地守护她。

母亲终究还是离开了老屋。因为哥嫂都忙，大侄女上小学了，每天要接送，要做饭，需要老人去照顾。我是怀着复杂的心情，做通母亲的工作的。锁上家门的瞬间，她的眼泪簌簌落下。

老屋有母亲对父亲的思念，有太多的酸甜苦辣，有太多的留恋了……

经常听母亲念及老屋，房顶好些年没抹了，也不知漏雨了没有，园子里的杏树，今年的果该结得多了，没时间给村邻们送了，熟了告诉她们都来吃，院子里野生的红菇娘，得摘下来，泡水喝，能治咽炎呢。

偶尔在大侄女学习不忙的时候，我就把母亲拉过来，在老屋呆上一天。 踏上小村的土地，老人家的脚步变得格外轻快。在老屋里，她热情地和村邻们唠家常，有时乐得合不拢嘴，好像她从来没有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的人一样。

母亲常念叨着，等孩子再大一些，就回老屋去住。可是，多大才算大呢？大侄女从小学到中学，再到高中，把她拴得牢牢的，刚要毕业，小侄子又要上小学了，她还得周而复始地照顾着，回老屋终究成了梦。

老屋真是越来越旧了，墙体绽开一条条深深浅浅的裂缝，中间的水泥有些已经脱落，窗户外面钉着的塑料布早已风化了，都裂开了花，门锁早已生锈，大门也因为门框下沉，开着费劲。房梁也有些弯了，遇到连雨天，屋顶的一角淌下一道道水道，屋里到处铺了厚厚一层灰尘。老屋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就像一个濒临暮年的老人一样。

年前二姑来串门，说雪化了，老屋又漏水了，把老屋拆了吧，房基地还能卖些价钱。我和母亲异口同声地说：“先不卖，以后再说吧”。

历经三十几年的岁月沧桑，老屋已经不止是母亲的依托，也是我一生的眷恋与情结，我们要一直守护它。

至今，老屋仍在，仍然是我，是母亲的牵挂。

编辑:郭振宇 张红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