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伴同行》2⃣️0⃣️红四军前委旧址

勁草

龙岩

　　2019年4月17日按计划游览完洪坑土楼民俗村，回来半路上又去抚市镇游览了永隆昌土楼群，所以就回来晚了，战友小林按约定时间安排我们参观龙岩博物馆，一看我们没按时赶回来，马上和博物馆领导协调，博物馆领导特别照顾，亲自交代接待部门等我们参观完再下班。

这位是接待部的领导在门口迎接我们。

　　大家知道龙岩地处闽西革命老区，“闽西老区‘二十年红旗不倒’，从这里走出了千千万万共和国的将军、元勋、共和国的建设者、创业者。对全国的解放、新中国的建立、党的建设、军队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贡献。”所来到龙岩就必须上这一课。

龙岩博物馆

龙岩博物馆建于1975年11月，是利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共红四军前委员会旧址即毛泽东旧居”设立办公地点和辅助陈列，属社会历史和革命纪念类综合博物馆。

战友小林与我们在博物馆门前合影

接待部领导听说我们是从东北来的，亲自为我们担任解说员。

介绍罗怀盛烈士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红四军三打龙岩城战役胜利后，龙岩人民在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全面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在政权、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建设。1929年9月，龙岩县苏维埃政府成立，标志着龙岩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红四军党代表毛泽东、军长朱德、政治部主任陈毅

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旧址——新邱厝（就是我们现在参观的龙岩博物馆馆址），毛泽东在此领导龙岩的土地革命斗争，并修改邓子恢起草的《土地斗争纲领》。

　　毛泽东与贺子于1929年6月19日至7月8日，在此居住。

贺子珍（1909年9月28日-1984年4月19日），原名桂圆，又名自珍，江西永新乡绅贺焕文长女，贺子珍与毛泽东生三子三女。李敏是贺子珍和毛泽东惟一在世的孩子。

大革命前后入党并投身游击战争，是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县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建国后，任杭州市妇联主任，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的妇女先驱。

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贺子珍同志逝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1923年4月，湖南军阀赵恒惕下令通缉毛泽东，他只身去上海，那时杨开慧已怀了第二个孩子岸青，不能随行。毛泽东12月底又从上海去广州，取道长沙。惜别爱妻，在南去列车上用铅笔写下《贺新郎》一词向杨开慧倾诉：

挥手从兹去。

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

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凭割断愁丝恨缕。

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

重比翼，和云翥。

1930年11月14日，开慧被捕的第二十天，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板仓乡下一群老乡，冒着危险，偷偷地赶到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找到开慧僵硬的尸体，用一块白布裹着，用滑杆悄悄地抬回板仓。按照开慧生前的嘱咐，“不作俗人之举”，没有摆流水席，没有请道士和尚念经做道场，只买了一副薄皮杉木棺材，将开慧收殓后，掩埋在棉花山。后来立了一块石刻墓碑。

杨开慧烈士就义时间是1930年10月25日，贺子珍和毛主席结缘是1928年5月底。前后交集差了两年五个月？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在本篇最后有“附录”做详细说明。

毛泽东与贺子珍

1929年6月19日，红四军第三次改编后，毛泽东、贺子珍在此住了20余天后。毛泽东亲自指导了中共闽西特委中共龙岩县委的工作。7月中旬，毛泽东前往前往上杭蛟洋参加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此居住时毛泽东36岁，贺子珍20岁。

墙上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合影是长征到达陕北后的1936年拍摄于陕北保安。

照壁上红地黄字是毛主席手书《清平乐·蒋桂战争》 1929年秋

毛泽东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梁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诗词赏析：

首句“风云突变”，起笔突兀凌厉。不仅渲染了形势的突然变化，制造出一种浓重的气氛，而且十分形象地写出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指出当时蒋桂之战给社会带来的动荡和混乱局面。

接着诗人以强烈的感情色彩浓墨一点：“洒向人间都是怨”这一句写得非常有力，坚定，“洒向”这个动词用得完美无缺，而收尾一个“怨”字搭配浑然天成，意象突出；接着又一个大对比，坏人只能是一枕黄梁美梦，这在诗之技巧上也可以说是转换切入都准确、快捷，从人民之恨陡地转到了坏人必败，两个鲜明画面并立，空间广阔但又一目了然。

下阕开头两句红军进入闽西的描写，一变上阕沉重、激愤的笔调，充满欢乐和喜悦的气氛，在读者眼前展现出一幅雄伟壮丽、气氛热烈的图画。

用红旗借代红军，突出描绘了鲜艳的红旗在队伍前头开路的情景，写出了高举红旗进军的神速和红军战士龙腾虎跃、冲锋陷阵的战斗英姿。最后两个描绘了红军在新开辟的根据地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的动人景象。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红旗”指红军。用“跃过”、“直下”两个动词极其生动形象地描写了红军迅速、快捷地越过汀江，快速地开辟了龙岩、上杭等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情景，反映了人民革命战争所向披靡的现实。红军到达这里，打土豪、分田地，穷人翻身，一派热火朝天的气象。

“收拾金瓯一片”中的“金瓯”，毛泽东在这里沿用典故，不过，这个金瓯已经破碎，因为军阀割据使中国四分五裂，故作者把自己用工农武装割据战略思想建立起来的革命根据地比作收拾金瓯一片。“收拾”一词，看似口语，却有来历。收拾，收捡、收复、整顿之意。岳飞《满江红》中有句：“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分田分地真忙”又是毛泽东作为诗人一贯的大气坦然，无拘无束，而且写出祖国的真欢喜，写出了中国农民的真欢喜，尤其是“分田分地真忙”极富有动感和画面感，亲切、快乐，对祖国乡村朴实浑厚的喜悦之情跃然纸上。貌似平淡，却极为精当。恰如宋代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中所说：“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平淡而到天然处，则善矣。”

全词的叙事、议论和抒情交相混融，既有写实之动，又有抒发之妙。显示了一代领袖目睹人民富足而自己也感到无比的乐趣，同时也反映了贫苦农民当家作主的伟大历史变革，蕴涵了十分深刻的历史内容。

1929年6月19日红四军攻打龙岩胜利后，（左起）朱良才、谭政、毛泽东、陈毅在龙岩城合影。

下图左一：1929年6月23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公民小学兴学祠召开，会上就红军成立两年来暴露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毛泽东前委书记落选，陈毅当选书记。

下图左四：1929年6月21日，龙岩县革命委员会在中山公园成立，主席邓子恢。

　　上图中：林野(1902～1934)，又名文杳，中城中街人。1924年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龙岩最早的中共党员，同年参加北伐战争。1929年7月参加红军，12月参加古田会议，曾任红12军参谋长、福建军区参谋长等职。1934年10月因肃反扩大化在瑞金被错杀，后被平反。

右下图：1930年11月7日在龙岩成立了闽西工农银行。这个建筑现在还在，后面我们能看见。

1930年4月，红九军(后改12军)在龙岩城成立;5月，闽西成立红军第20军，约3000多人;6月，间西整编红军第21军。仅半年时间，闻西苏区先后成立了红12军、红20军、红21军三支地方红军，总兵力达1万余人，为壮大红军作出了极大贡献。

1930年3月《红旗》在龙岩东碧斋印书馆印刷

战友小林在给我们介绍闽西工农通讯社秘密交通图

　　中央主カ红军长征后，龙岩人民转入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在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克服了种种因难，与敌人展开了英勇、灵活艰苦的游击战争，保存和发展了革命カ量。龙岩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区域，是中国革命在南方的重要战略支点。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

图中张龙地（女）解放后曾受毛主席接见

　　1937年2月7日毛泽东在延安听取方方汇报时指出：

“你们竖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保留和发展了部队、保留了20万亩土地、保卫了苏区广大群众的利益，你回去代问候张、邓、谭等同志好，告诉他们、你们三年的苦斗很有成绩的。”

1957年5月27日，邓子恢陪同毛泽东在北京怀仁堂亲切接见革命老妈妈张龙地。

龙岩县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十个第一

　　龙岩，这片充满红色基因的土地，是一部厚重而壮丽的革命史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龙岩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奋战，前仆后继，党的组织和武装斗争从未间断，革命火种从未熄灭，土地革命胜利果实得以长期保存，创造了中国革命史上“红旗不倒”的奇迹。追忆红色历史，在历史中汲取力量，为的是进一步传承好红色基因，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龙岩建设成“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山水文化名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为了别耽搁工作人员太长时间，我们也都知趣，匆匆茫茫看了一遍就出来了。

从博物馆出来顺路进入著名的“中山公园”，战友小林刻意的安排我们步行一段路，顺路浏览一下龙岩市的革命历史遗迹。

龙岩“擎天塔”

擎天塔位于龙岩中心城区东城的中山公园内，建于1927年。

擎天塔坐西朝东，通高13.50米，底层直径4.25米，建筑面积9平方米，为七层六角楼阁式空心砖塔。擎天塔二层东、南、北嵌石额“擎天塔”各1方，每层错位设二个拱门，塔檐用砖垒叠三层，葫芦刹顶。塔內设木梯可至顶层。1949年后多次修复。

擎天塔是龙岩中心城区唯一民国时期塔式建筑，体现了民国时期塔式建筑艺术特色。

　　这桥亭还是省级保护文物。1929年，毛澤东曾在这亭子里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龙岩第一个红色政权。

　　中山公园设计者是民国时期軍阀陈国辉留学俄罗斯归来的侄儿。故园中建筑有中西结合的风格。现保留的有五亭、一山、一桥、一池、一塔、一树洞、一吉祥物。

中山公园的具体建造者是共和国的将军，来自上杭才溪的“九军十八师”。这是有依据的，据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地区文化局长张性回忆:“1980年我陪同刘忠中将重访故地，他抚摸着龙岩中山公园莲花池的虹桥栏杆深情地说:这都是我们当年建造的，毛委员代付的大工钱。”那那是1929年，毛澤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次攻克龙岩城后，一天，毛澤东在新邱厝后厅里，看到打地铺橫卧的十多位上杭才溪泥水匠不肯走，他们辛辛苦苦刚建成中山公园的莲花池和猴洞，还没有拿到工钱，他们等着新政权的长官。毛泽东对他们说，陈国辉被我们打跑了，我毛某人是胸怀天下，身无分文。这样，我指给你们一条路，你们回到老家去分田闹革命。为首旳刘忠听了，向毛委员鞠了一躬，带领大家回上杭，欢欢喜喜地领着大家回去发动才溪暴动。1932年红军东路军攻克漳州打败张贞师时，刘忠已是团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以后，刘忠被授予中将军衔，当年同他在一起的泥瓦匠还有多人被授予少将军衔，这就是上杭オ溪乡“九军十八师”的来历。

龙岩中山公园在岭南园林建筑中很有地位，它与厦门鼓浪屿“淑庄花园”齐名，为岭南园林建筑的典范制作。近代园林学家称赟龙岩中山公园是兼融俄罗斯风情的岭南园林建筑。

大王椰子树

1930年九月成立的闽西工农银行旧址，刚才在博物馆里有图片介绍。

走到这里，小林和朋友开车把我们带到宾馆楼下的饭店，为我们践行。

战友小林携夫人，和同事为我们践行。

品尝龙岩当地特色美食

一个字：干

战友小林在餐桌上安排我们明天的行程，酒不醉人，思路清晰，干净利索，有领导范，更富战友情！

这是酒店墙上挂的一张宣传图片。

2019年4月18日宾馆自助早餐。

　　我们本来想从龙岩去厦门，在小林一再推荐下，决定去一趟长汀，而且小林在那边已经安排好了接待。长汀是红色旅游胜地、又是古代客家首府。2019年4月18日，早饭后，战友小林开车送我们去龙岩火车站，我们乘高铁去长汀瞻仰革命老区风貌。

请看第2⃣️1⃣️集：《长汀红色旧址群》

附录一：

　　《毛泽东贺子珍婚姻的三个内情。何时得知杨开慧遇害》

作者：刘晓农

2013年05月10日10:15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本文原载于《世纪》

毛泽东与吴福寿成了忘年交

对于毛泽东与贺子珍1928年5月底结缘于井冈山的史实, 有一个如何看待的问题，即毛泽东在当时情形下为什么要与贺子珍结合? 笔者在从事井冈山斗争历史研究40余年过程中, 曾经采访了龙灵、谢梅香、苏兰春、刘克犹等七八位历史当事人或知情人, 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姻, 有着世人知之甚少的三方面内情。

一是“山大王”袁文才、王佐为自身利益, 共同策划了保媒联姻的计谋； 二是毛泽东贺子珍在实际接触中产生互为仰慕的恋情，毛泽东对才貌俱佳的贺子珍爱得很深； 三是毛泽东在得知杨开慧已是遭敌杀害的确讯后， 由朱德、陈毅等的热心促合而最终结缘。对于前两方面的内情， 资料上的依据较为充分， 足可立论。而对于第三方面的缘由， 在资料上一直较为笼统，缺乏具体的可信力。这个在笔者心头悬挂已久的问题， 却于最近得到一位老人的证实。这位老人十余年来生活在茅坪的八角楼旁边，我们却没有掌握这一情况。

2011 年10 月，井冈山市政协的一位退休副主席告诉我：茅坪的谢美华老人了解毛泽东在井冈山的许多事情，特别是当年毛泽东派人找过杨开慧的情况。获知这样的信息，我与井冈山会师纪念馆的几位同志，来到了茅坪谢美华家里。1926年出生的谢美华，系井冈山茅坪人，为八角楼的房东谢池香的堂侄。

谢美华于1941 年考入吉安师范，1945年2 月参加“青年救国军”在瑞金入伍。1949年3月，谢美华随部队投诚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9月，回到宁冈参加工作，分配在县粮食局，任大陇仓库主任。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谢美华转入原宁冈县教育界任中学教师，1990年离休。

在对谢老的相关情况作了询问之后，针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即毛泽东当年派人去湖南找杨开慧一事，谢老对我们谈到这样的情况:

谢美华有个亲姑姑叫谢桂莲，19岁那年嫁给大陇乡中村村民吴福寿为妻。吴福寿于1864年出身小康家庭, 青少年时读过私塾, 有一定的古文功底，并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他从18岁起投师学打银子，出师后成了一名行艺四乡的银匠。吴福寿正是在茅坪一带行艺期间，由人撮合与谢桂莲结为夫妻。

成婚后的吴福寿为了在茅坪一带行艺方便，向妻子的堂弟，即八角楼的房东谢池香借房子住，住在八角楼天井左侧的房间里。不久，吴福寿夫妻从八角楼搬出，搬到谢池香的另一幢私宅，即茅坪村口小拱桥旁边的一幢房子里，开设了一间小伙铺兼银匠店，挂出了“吴义盛号”的招牌。

1927年10月初，向来宁静的山乡茅坪发生了自古至今的大喜事：井冈山的“山大王”袁文才洞开寨门，将秋收起义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迎进山里，在茅坪“安家落户”。吴福寿也加入在袁文才农民自卫军和茅坪群众迎接部队到来的行列中。

在袁文才的安排下，谢池香腾出全村最好的宅房八角楼，让毛泽东居住。从此，八角楼成了毛委员在茅坪的固定住所。当年的茅坪只有十几户农家和小店铺，几分钟就可以走个遍。一则吴福寿与谢池香的亲戚关系，二则毛泽东多次到过“吴义盛号”，没过多久，吴福寿与毛泽东互相之间熟悉了，两人常常在一起交谈。一来二去，比毛泽东大29岁的吴福寿，与毛成了感情融洽的忘年交。这里面的原因是毛泽东发现吴福寿的社会阅历甚广，与他交谈可以了解到不少事情, 而且吴福寿对诗文字画也很懂，一手毛笔字写得很好，因而感到合得来。毛泽东有好几次请吴福寿帮助抄写材料。

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安了家，袁文才觉得有必要加强对外的侦察联络，于是布置谢池香的儿子谢甲开等人，成立了一个秘密的交通站，挑选了几个善于外出打探消息的人充当“坐地探“，吴福寿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且交通站就设在“吴义盛号”。吴福寿担任了秘密交通员后，曾多次以银匠的职业为掩护，到酃县、茶陵一带打探敌情。

毛泽东委托吴福寿去长沙找杨开慧

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的毛泽东，在立足扎根的大局得以稳定之后，心中记挂着远在湖南长沙的妻子杨开慧，曾于1927 年11 月下旬，从宁冈龙市邮局发出一封信，信是写给杨开慧的，寄信的地址为“湖南长沙市西长街“生生盐号”,由店主转“板仓杨霞姑”收。这位盐号的店主系杨开慧六舅父的一个亲戚。毛泽东在信中写的是早已与杨开慧约定的暗语，大意为“我在这里做生意，初时不顺，到现在买卖兴隆，赚了钱，堪以告慰。”但信上并未标明回信的地址，这是毛泽东从防备反动当局循着地址追查的谨慎之举。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杨开慧是无法给毛泽东复信的。还有一点是毛泽东的发自龙市的这封信，是否送到了长沙“生生盐号”？或者说盐号店主是否转到了“杨霞姑”手上，都是不得而知的。

毛泽东在得不到杨开慧复信的情势下，自然放心不下，想到派人去长沙寻找妻子，探实情况。他所物色的合适人选就是吴福寿。

吴福寿受毛泽东之托前去长沙的时间，是1928 年1 月下旬。过去曾常去酃县、茶陵打银子的吴福寿，赴长沙去了多久？怎么样按照毛泽东告诉的地址寻找杨开慧母子？这些情况均难以得知。谢美华老人的讲述是这样的：

吴福寿自湖南长沙回到茅坪，当夜来到八角楼向毛泽东复命。在毛泽东几次心情急迫的询问下，吴福寿才又说了一句：“毛委员，看来你们很难相见了。”毛泽东闻言大为吃惊，又问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吴福寿只是难过地摇头，并不言语。毛泽东心里明白了，不再问什么，只是内心痛苦得流下了眼泪。两人在楼上默坐了一阵，毛泽东忽然起身走到窗前的桌子旁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细毛边纸，坐下来用毛笔填上一首词，默默无言地交给吴福寿。吴接过在手，见毛泽东所写的是抄录南唐后主李煜的《相见欢》一词，词文如下：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吴福寿读罢诗词，自是明知毛泽东的心情，想到应该回填一词，以为慰藉。粗通诗文的银匠向毛泽东要过一张细毛边纸，坐于桌前对窗外凝思少时，照着毛泽东抄录的《相见欢》，写下这样一词：

霜染层林叶红，总匆匆。

无奈朝沐寒雨晚穿风。

关山重，心里话，恨难穷，

长夜梦念亲人难觅踪。

毛泽东接过吴福寿填写的词，默读了两遍，将目光落在对方面脸上，用力地点点头，然后轻声说了一句：“福寿，知我者算你呀。”吴福寿听了为之感动，以安慰的语气对毛泽东说道：“毛委员，不要太难过了，也许是我打探得不准。”

说罢起身打算告辞。而这时的吴福寿转念一想，又对毛泽东说：“毛委员，这字留给我作纪念吧。”毛泽东听后点首回道：

“不见弃的话，你拿去吧。”吴福寿受毛泽东之托去长沙找杨开慧，以及他与毛泽东在八角楼交换诗词一事，是谢美华从吴福寿那里多次听说过的。谢老回忆说：1941 年7 月，他考入吉安师范后去上学的前夕，特地来到中村向姑姑、姑夫道别。吴福寿对已是初中毕业的外甥讲起这件事，并从衣橱里找出一本《辞海》，取出珍藏了13 年的毛泽东手迹，给谢美华看，谢美华对此事印象很深。

关于吴福寿后来的情况，谢美华老人在接受采访中讲到：这个当年投身于革命，与毛泽东有一定交往的银匠，于1941 年冬，在中村因病去世，终年77 岁。谢老还谈到：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964 年，他去过中村吴福寿家，向姑夫的家人询问夹在《辞海》中的毛泽东抄录《相见欢》的字条，可惜找不到了。今年86 岁的谢美华老人，身体不是那么硬朗，但脑子清晰，记忆力较强，而且有着几十年来笔记大事的习惯。从谢老拿出的十几年前的笔记本中，我们翻看到了他记下的“忆记姑夫与毛主席对词”一节。至此，我们原先存疑在脑子里的“长夜梦念亲人难觅踪”一句，算是从文字上得到了印证。

毛泽东于1928 年1 月委托秘密交通员吴福寿前去长沙寻找杨开慧，而吴福寿到了长沙后找不到杨开慧，所打听到的消息是杨开慧已经遭敌杀害。这样使得毛泽东确信杨开慧已经遇害于敌手，引起心中的不胜悲痛。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到后来他才考虑到与贺子珍的恋情，以至于在袁文才、王佐的竭力保媒下，得到朱德、陈毅等人的热心催促，才决定与贺子珍结婚。（作者为井冈山市委党史办副研究员，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兼职教授）

附录二：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六个孩子：

   大家知道毛泽东与杨开慧育有三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下面通过资料查阅一下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生育的子女。

生下来便分离的第一个女儿

   1929年3月在红军第二打下龙岩时,贺子珍生下一个女孩,第一喜得千金,毛泽东很喜欢这个女孩。孩子刚生下,毛泽东就托人为孩子找到一个可以寄托的人家,他对贺子珍说:“把孩子寄养出去,今天我们只能这样做。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再把她找到身边。”

有报道说：图上这位衣着朴素的女子就是毛金花，她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长女。1929年3月，毛金花在龙岩爱华医院诞生，因为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行军打仗带着孩子不方便，最后经毛泽东与贺子珍沟通决定，将不到满月的女儿毛金花交给补鞋匠抚养。哪知这补鞋匠前怕豺狼后怕虎，红军部队刚走不久，他担心自己抱养毛泽东女儿的消息不胫而走，被国民党特务知情后势必会惹祸上身，便将毛金花转送给他人，就这样，在毛金花5岁之前，因为种种原因，她一共在五个家庭中生活过。最后一次，毛金花被开煤窑的窑主邱应松收养，直到长大成人。

毛泽东公务繁忙，但是对于这个流落民间的女儿还是念念不忘，贺子珍更是日夜思念，迫切想要得知女儿的下落。建国后，毛泽东让邓子恢替他到龙岩寻找当年的补鞋匠，这个补鞋匠怕再次受到追究，一口咬定毛金花已经去世了。毛泽东得知后脸色凝重说了七个字：“可惜啊，真是可惜”！可想而知，作为一个父亲，毛泽东的内心是多么的悲痛。

作为妻子的贺子珍却不相信女儿毛金花去世了，她认为这是个谎言，再加上坊间传闻补鞋匠说假话，毛金花至今存活在世。1973年在多方人员的一起努力下，这位流落民间多年的毛金花终于被找到了。为了确认毛金花的身份，贺子珍说她的右脚有颗黑痣，膝盖处也有两个小黑痣，如果这些特征吻合，那么就不会错。

罗万昌女儿在会见毛金花时突然说有跳蚤，说罢卷起裤脚翻看，在场的人也跟着她一起翻裤脚找跳蚤，毛金花不知是计，也卷起裤脚，只见她的膝盖果然有两颗小黑痣，毋庸置疑，这位毛金花就是贺子珍失散多年的女儿。

当毛泽东知道毛金花还存活在世时，十分的兴奋，急忙命人将毛金花送来北京，以叙父女之情。但是第二天毛泽东立马改变心意：“还是民间来民间去比较好，让贺敏学照顾就好了”。毛泽东为何会改变初衷了，很大的原因是当时的江青对于毛泽东要将流落民间的女儿带回来有成见，为了让毛金花平安快乐的成长，还是不要住到北京来比较好。而贺子珍也因特殊时期被“多方原因”阻扰下，也未能见到毛金花一面，真心让人唏嘘不已。

毛金花选择平平淡淡的过着一生，生活朴素。她与粮食局干部郑焕章结为夫妇，成家后的她一共有六个孩子，孩子长大成人后都属于工薪阶层，默默对社会做着贡献，至今没有一人从政！

失踪的毛毛是第五个孩子

    1932年11月贺子珍在福建长汀生下第二个孩子。因为是个男孩,毛泽东把他与杨开慧的孩子并列,取名毛岸红。当时贺子珍正患痢疾,毛泽东托人给孩子找个奶妈。奶妈便把孩子叫毛毛。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夫妇商量,把孩子交给留下来坚持游击活动的毛泽覃和贺怡。很快,瑞金和苏区敌人之手,毛泽覃怕走漏消息,小毛毛会遭毒手,就把他秘密转移到瑞金一个警卫员的家里,以后毛泽覃不幸牺牲,小毛毛从此下落不明。

在1949年11月21日，贺怡在寻找毛泽东和贺子珍于长征出发时寄养在江西的儿子毛毛时遇车祸身亡。

早产儿

1933年贺子珍又怀孕了。当年,红军正在进行反围剿的艰苦斗争贺子珍怀着孕随红军从瑞金出发进行转移,当时生活条件非常艰难,贺子珍的身体又十分虚弱,结果早产,这个先天不足的男孩连名字也没留下,便夭折了。

无法寻找的第七个孩子

1935年2月下旬,红军长征来到贵州白苗族的一个村庄,贺子珍生下一个女孩,前面的路程遥远而艰苦,对这个婴儿的处置方法只有一个,就是送给当地的老乡。后来,贺子珍曾设法查访,但没有下落,她后悔当时没有留下个什么东西,以便日后寻访。毛泽东得知贺子珍把孩子送掉了,赞同地说“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干革命是为了造福下一代,而当时为了革命,又不得不丢下下一代。”

小名姣姣的李敏

1936年冬,红军到达陕北后,贺子珍生下一个女孩,邓颖超抱起婴儿说:“真是一个小姣姣。”站在一旁的毛泽东听邓颖超这么一说想起了《西京杂记》中:“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如芙蓉。”就取其意,起名叫毛姣姣。1937年10月,贺子珍去苏联治病和学习。1940年,四岁的姣姣从延安来到莫斯科。1947年,姣姣从苏联回到毛泽东身边上学,毛泽东给她取名为:李敏。姓李,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用李得胜的化名;单名敏,是取自《论语》中的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客死异国的第九个孩子

贺子珍到达莫斯科不久,又生下第一个男孩,这是毛泽东的第九个孩子。孩子在10个月的时候,得了感冒,没有护理好,转为肺炎,还没来的及抢救,就夭折了。

附录三：

　贺子珍，原名桂圆，又名自珍。1909年出生在江西永新，1926年毕业于永新女子学校，大革命前后入党并投身游击战争，与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一起被称为“永新三贺”，而贺子珍更因才貌出众被誉为“永新一枝花”。1927年秋，18岁的贺子珍参与组织“永新暴动”，不久与兄长贺敏学随部队上了井冈山。贺子珍和毛泽东初次见面是在1927年10月。当时，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部队进驻茅坪时，威震湘赣边界的“山大王”袁文才领着包括贺子珍在内的农民自卫军一班头领前来迎接。当袁文才向毛泽东介绍贺子珍时，毛泽东有些惊讶了。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一个身材匀称、秀美清丽、热情活泼、落落大方的年轻姑娘。

对于毛泽东，贺子珍早有耳闻，她读过他主编的《湘江评论》、《政治周报》和不少文章，对他在湖南领导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更是敬仰不已。同毛泽东握过手后，她也在一旁细细端详着毛泽东。毛泽东身材颀长，身着一身破旧的灰布中山服，脖子上系了一条红色识别带，一头乌黑的长发自中间往两边分开，面颊带着一些清癯和疲惫，但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眉宇间洋溢着一股勃发的英气。由于长途行军，脚疾发作，走起路来略显不便。初次见面，毛泽东和贺子珍彼此都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井冈情缘

进驻井冈山之后，在袁文才的安排下，毛泽东住进了茅坪袁家附近的谢氏慎公祠后面的八角楼。事有凑巧，贺子珍也因患疟疾留在茅坪养病。贺子珍与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相处甚好，常去袁家串门。毛泽东出出进进，与贺子珍见面多了起来，有时候不忙，还坐下来和她聊聊天。从她的口中，毛泽东不仅了解到边界各县的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也了解到当地党团活动和群众工作的情况。言谈中，毛泽东发现，贺子珍不仅貌美，而且内秀。后来，贺子珍被选为前委秘书，住进了前委机关驻地茅坪攀龙书院，帮助毛泽东处理日常事务，同时协助毛泽东在宁冈、永新等地作社会调查。

毛泽东很快发现，贺子珍善于鼓动人心，发动群众的能力很强，还写得一手娟秀端正的好字。工作时风风火火，泼辣干练；闲暇时谈吐优雅，温柔贤淑。这种刚柔相济的女性气质，无疑是毛泽东所看重和喜欢的。

相处久了，贺子珍也逐步了解毛泽东的抱负和性情，渐渐被他广博的知识、深邃的眼光、超凡的胆略和刚毅的性格所吸引。她还以女性特有的敏锐，隐隐感觉到毛泽东喜欢上她了。有一次，毛泽东外出前，特地来叩她的门，告诉她说，我要出发了。贺子珍当时还云里雾里的，心想，你要出发了，来告诉我做什么。后来，毛泽东每次临走都来敲敲她的窗，贺子珍这才知道他对自己有心了。1928年2月下旬，为了整理宁冈、永新两县所作的社会调查，毛泽东携贺子珍来到茅坪东去约7里的一座明代古庵——象山庵。他们一个整理，一个誊写，忙乎了好几天，整理出了一本足有一寸厚毛边纸的调查报告，这就是毛泽东平生最为珍惜、称之为“比丢掉任何东西都痛心”的《井冈山调查》。

在象山庵整理文稿的日子里，这对相互倾慕的青年男女朝夕相处。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们毫无拘束地交流，谈革命，谈斗争，也谈身世，谈家庭。他们有时一起到田地里捉泥鳅，有时一起到山上捡松菇采野蕨，一起烧菜做饭。生活过得既紧张又温馨。心与心的撞击与交融，使他们之间的情感从同志式的友谊渐渐转向了纯洁的爱恋之情。正是在象山庵的白果树下，毛泽东以凝重的心情对贺子珍讲起了杨开慧和他的几个孩子，讲起了对她们的思念和牵挂。贺子珍的心被他的至真至诚重重地撞击着，一种激动和怜爱的情愫油然而生。多年以后，贺子珍曾这样说道：“那时候，他并没有骗我，把杨开慧及几个孩子的情况都告诉了我。”

尽管毛泽东和贺子珍的情感日渐升温，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阻碍着这种情感的发展。且不说两人在年龄和党内地位上相差悬殊，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和杨开慧感情甚笃，而贺子珍虽未婚配，但也有了自己的心上人。这个人叫欧阳洛，是江西地区的中共早期党员、永新县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也是贺子珍的入党介绍人，后来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1930年被捕牺牲。当然，那时他们天各一方，失去联系，贺子珍并未对他表露过。

毛泽东和贺子珍最终得以结合，与袁文才和王佐的极力促成分不开。自从毛泽东率部进驻茅坪以来，一向疑心、戒心很重的王佐，不相信工农革命军能长久地呆在井冈山，一直对毛泽东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在随后几个月的工作中，袁、王二人发现毛泽东的确是一个“中央才”，很想将他长久地留在井冈山，就商量出一个联姻的妙法。他们认为，贺子珍是袁文才的义妹，不仅人可靠，而且品貌俱佳，要是毛泽东娶了她，就成了井冈山的女婿，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于是，他们联手向毛泽东提出了这桩婚事。英明睿智的毛泽东，深知团结袁、王对开展边界武装割剧的重要性。上山伊始，他就采取了旨在取得袁、王信任的各项措施。当袁、王向他联手保媒时，他立即觉察到，如果拒绝这桩婚事，对袁、王是一个刺激，他们将对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坚持长期斗争的方略产生怀疑。经过再三权衡，加上他和贺子珍也已相互钟情，毛泽东同意了这桩婚事。

一切水到渠成。1928年5月下旬的一天，在袁文才的张罗下，毛泽东和贺子珍在象山庵举行了婚礼。当时，毛泽东35岁，贺子珍19岁。婚礼很简单，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是热心的袁文才为婚宴弄了几道好菜，带来两壶老冬酒和一些花生、糖果之类的点心，朱德、陈毅、宛希先、龙超清等一起热闹一下，就算是喝了喜酒。

毛泽东与贺子珍就这样走到了一起。井冈山的岁月是艰苦的，但却是他们一生中最浪漫的时刻。贺子珍晚年曾这样说道：“物质生活虽然贫困，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富有的。毛泽东博览群书。夜深人静，他写累了，就给我讲他读过的故事，讲他的诗文。他的话，把我带入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常常是一个讲着，一个听着，不知不觉迎来新的一天。”

“从此诀别”

从1928年至1937年，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姻保持了十年。这十年，毛泽东历经了政治上的起起落落，在他最艰难的时期，贺子珍始终伴随着他，同生共死，不离不弃。这十年，贺子珍还“年头一个年尾一个”地为他生了十个孩子，在极其恶劣的战争环境中尽着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也是这十年，贺子珍的精神和肉体承受了太多的伤痛：与父母和儿女生离死别，惨失弟弟，艰苦条件下频繁生育带来的病痛，还有长征中为掩护战友被敌机轰炸留下的十几块常让她阵阵作痛、刺激神经的弹片……

然而，世事无常。人们没有料到，毛泽东和贺子珍这对在政治风雨中荣辱与共、在万里征途上艰苦相依的患难夫妻，在毛泽东“有发言权了”的时候，却突然发生了婚变。熟悉他们的战友都知道，他们夫妻矛盾起源于性格方面的原因。

毛泽东虽性格有时很温和，但火气大的毛病在他身上也是明显的。而贺子珍，这位18岁就骑马挎枪走天下、历经万里长征的传奇女杰，虽外表温柔，但性子急躁，“说话快，走路也快，那个刚直、爽快劲在女同志中是很少有的”。当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曾和她大吵一顿，事后还诙谐地说：“你是铁，我是钢，碰到一起响叮当。”

到了陕北后，延安成为了中国革命的圣地。已经开始走向权力顶峰的毛泽东，他的舞台更加宽广，责任更加重大。他除了要主持党政军重大决策外，还需要和社会各界建立广泛联系，尤其需要加强和冲破重重封锁来到延安的大批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交流和沟通。由于他的博学和外向，他也特别喜欢同他们交往，因为他可以从中得到知识、启示和快乐。因此，毛泽东日渐忙碌，和贺子珍的交流却自觉不自觉地减少了许多。

而这时的贺子珍，经历长征战火的伤害和频繁生育的折磨，身体满是伤痛。想多做些工作，却深感力不从心。随着越来越多的男女知识青年和爱国学生涌至延安，要强的她知道自己肚子里有限的几滴墨水已经显得落伍了。而毛泽东和自己的交流越来越少，这更让她陷入一种莫名的危机感之中。

在这种情势下，夫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多了起来，感情渐渐出现了裂痕。而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和漂亮女翻译的到来，更成为他们夫妻感情破裂的导火索。毛泽东曾和陶铸夫人曾志说起这件事。毛泽东说：“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而且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1937年8月，同毛泽东怄气的贺子珍一气之下，离开延安，前往西安，准备再从那转赴上海，“去治病”，“去学习”，“去休息”。她没理会毛泽东的劝阻和召唤，当她在西安见到毛泽东派来送信并接她回延安的勤务兵时，她只是请他给毛泽东捎回了一块手帕，上面写了四个字：“从此诀别。”

当贺子珍准备从西安去上海时，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成了抗日的战场。尔后，性情倔强的贺子珍，拒绝了毛泽东几乎是一路不停的挽留，义无返顾地转道兰州、迪化，最终搭上了去苏联的飞机。到莫斯科后，贺子珍生下了一个儿子，取了一个俄文名字——廖瓦，然后隐名埋姓开始了学习生活。然而，不幸的遭遇却一桩接一桩地降临到她的头上。

1938年，十个月大的廖瓦染上肺炎夭折。正当她沉浸在痛失爱子的哀痛中，国内又传来毛泽东同江青结婚的消息。消息并未得到证实，回心转意的贺子珍仍然想着学成归国，夫妻团聚。尽管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为一年前的冲动和任性付出沉痛代价，她还是深情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的近况，并附上自己在兰州拍的一张照片，托回国的战友捎了过去。但她没有得到回音。

1939年8月，贺子珍收到毛泽东托前来苏联治疗臂伤的周恩来带来的一封信：“自珍同志，你的照片已经收到。我一切都好，勿念……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直到这时候，贺子珍才明白，自己一时的轻率行为，铸成了多么大的错误！她已经永远失去了日夜思念的丈夫——毛泽东。这一年，贺子珍30岁。

1941年，为了安慰贺子珍，毛泽东托朱德之女朱敏将4岁的娇娇（即李敏）送往苏联探望母亲。但身处异国的日子，对贺子珍来说，是孤独而无望的。她的外孙女孔东梅在其著的《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一书中把贺子珍这段异国生活用两个字概括——煎熬。由于苏德战争爆发，物资骤然匮乏，娇娇险些丧命。而贺子珍因娇娇的身体原因与她们所在的伊万诺沃市国际儿童院发生冲突后，竟然被莫明其妙地强行送入了精神病院，长达六年之久。

1947年，倍受异国煎熬的贺子珍，在老战友王稼祥夫妇和罗荣桓夫妇的帮助下，并经毛泽东同意，带着岸青、娇娇回到阔别十年的中国。

久别重逢

回国后的贺子珍，先是住在哈尔滨，后因身体原因借住在哥哥贺敏学上海家中。陈毅从上海市长岗位赴京上任后，安排她住进了自己在上海的住所——湖南路262号。后来，贺子珍在此住了近30年之久。

1948年，在妹妹贺怡的建议下，贺子珍和娇娇分别用中文和俄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贺子珍在信中说，我已经回到中国了，身体不太好，还在休养，并参加一些工作。在苏联的日子，比长征还要苦。最后她感谢毛泽东对自己母亲和妹妹的照顾。

毛泽东没有回信，只是给娇娇拍了一封电报。一个月后，毛泽东派人把娇娇接到了北平西山，让她在自己身边生活、读书。

1950年，毛泽东给贺子珍回了一封信：“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你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显然，贺子珍要回到毛泽东身边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了。由于对毛泽东的思念有增无减，女儿又不在身边，贺子珍承担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1954年的一天，贺子珍在上海贺敏学家中休养。她偶然打开了收音机，听到了毛泽东洪亮的声音正在宣读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词。贺子珍顿时呆住了。毛泽东的声音对她的刺激太大了，她终于崩溃了。广播播了一遍又一遍，她就听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第二天，嫂子李立英才发现她僵坐在椅子上，已经神志不清。收音机开了一夜，也烧坏了。

得知贺子珍病倒的消息，毛泽东在女儿李敏面前第一次流下了泪水。他托李敏给贺子珍带去了一封信，要她遵医嘱治疗，按时服药，不要抽那么多烟。毛泽东的关心胜过任何良药，痴情的贺子珍听了毛泽东的话，身体很快就得以好转。

此后，李敏就成为了家庭的“特命全权大使”，来往于北京、上海之间，充当起父母情感交流的“星空雀桥”。对女儿的每一次探母之行，毛泽东都要亲自为她打点行装，备好各种北京的土特产。同样，每次回京，贺子珍也总是让女儿大包小包地捎上毛泽东当年爱吃的时鲜蔬菜。春去秋来，秋去冬至。历史的车轮终于转到了1959年。

这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曾志也随同其夫陶铸来参加会议。在南昌看望贺子珍之后，曾志一回到庐山就去见毛泽东，并告诉他贺子珍的情况。毛泽东满怀深情地说：“我想见见她，毕竟是十年夫妻嘛！”

根据毛泽东的意愿，在时任江西省副省长汪东兴的安排下，在陶铸夫人曾志、杨尚奎夫人水静和方志纯夫人朱旦华的帮助下，7月9日晚，毛泽东与贺子珍在“美庐”再次相见了。

贺子珍是在水静和毛泽东卫士封耀松搀扶下走进“美庐”二楼客厅的。22年阔别，22年等待，她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时刻。见到毛泽东的最初一刻，贺子珍有些恍恍惚惚，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哭。毛泽东劝慰道：“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老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百感交集的贺子珍更加哭得不行……短短90分钟的相逢匆匆结束。事后，毛泽东告诉水静：“不行了，脑子坏了，答非所问。”此后，他们再也没有相见。

由于这次会面，贺子珍对庐山特别眷恋。其后的1962年、1965年、1975年的夏天，她都曾上山休养。也许，在这片清凉世界里，除了能够消去来自大自然的暑气之外，她还可以找到一些情感上的慰藉。

阴阳永隔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北京逝世。在举国悲恸的时刻，贺子珍表现得出人意料地冷静，她只是叉着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自言自语：“主席不是身体很好吗？怎么，一下子就走了？”

1979年9月3日，中央用专机把贺子珍接到北京。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来到北京。这个日子离毛泽东逝世3周年纪念日还有6天，离10月7日贺子珍70岁生日还有一个来月。

9月8日，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毛主席纪念堂迎来了一位最特殊的嘉宾——毛泽东的患难妻子贺子珍。贺子珍坐在轮椅上，在女儿女婿的陪同下，在北大厅向毛泽东坐像献上了一个心形花圈，左右缎带上分别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 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轮椅的缓缓推进，升降机的缓缓托起，曾经与她生死与共、相守十年的战友和爱人，再次出现在她的眼前！10年的相濡以沫，42年的思念与期盼，如今却是一生一死，阴阳永隔。泪水悄悄地滑落，但她没有哭泣。这位历尽人间至乐、至苦、至恨、至爱的英雄女性，紧紧地咬着那块精心挑选的白手帕，强忍着把眼泪和呜咽，把一生的痛与快乐，一起吞进了肚子里。

5年后，饱经风霜的贺子珍走完了一生坎坷不平的路。她带着满身的创伤和疤痕走了，她的遗产只有一张记录她一生荣誉和清白的革命残疾军人证和十几块伴随她数十年、已成为她身体一部分的沉甸甸的弹片！

斯人已逝，史迹永恒。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十年婚姻、撼人心魄的爱情故事和几十年的悲欢离合，留给自己的是深深的伤痛和遗憾，留给后人的却是无限的感慨和启迪，吸引着人们去追寻、去探究、去品味、去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