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青春篇 (二) 山上乡下 (补遗之四 小鲤鱼跳龙门)

秋韵

<p class="ql-block">山上乡下 (补遗之四 小鲤鱼跳龙门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初到农村,懵懂年纪,在上山下乡洪流裹挟之下身不由己,并不知道为此生的未来担忧。1971年,党和国家第二号人物林彪忽然叛逃苏联,飞机在途中摔落在蒙古温都尔汗。这震惊全球的消息,我是在农村听到广播看到报纸的。随之而来,知青的命运开始悄悄改变:城里的工厂开始招收下乡知青,如招收本厂退休工人的子弟,称之为“退休顶替” ;如招收本厂员工子弟,则称之为“内招”。 同车下乡的知青30多人,陆陆续续消失,使得剩下的人(记得有12人)不由不“军心动摇”。</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一次,公社通知我们参加德阳东方电机厂的招工体检,一群知青被告知将有两人被录用。我注意到一个负责体检的女医生对大多数兴高彩烈的知青们颇不耐烦,脸上时而闪过鄙夷的目光。没等通知揭晓,一个女知青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将招工内幕合盘托出:原来这次招工是“内招”,她的表姐,该厂的播音员为她“活动”到这次招工机会,另一名内定者情况不知。于是,女医生的表情有了合理的解释,但那目光却让我一生难忘。作为陪同者参与游戏的我们,是那么无奈。东方电机厂是国营大厂,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 年代,当工人是那一代青年的梦寐以求。哎,谁让我没有生在工人家庭,与工厂没有“关系”呢。</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离开者是幸运的,留下来的,日子还得过。但心,已经难安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第二次来招工的是成都市饮食服务公司,这次是成都市公开招工,当个餐馆服务员应该没有问题。奔波十几里,从县里体检后回到生产队,远远望见表姐出现在茅屋前的院坝上,笑嘻嘻的脸上似有喜讯。“你怎么来啦?!”我惊讶道。表姐受我母亲之命专程从成都赶来,带来大中专学校即将招生的消息及一些书籍,说母亲让我放弃招工,准备考学。</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此次招工之后,全公社留下的知青已寥寥无几,而成都火车站国营餐馆里,“赖汤元”、“钟水饺” 等各名小吃店里,却有了我们知青“插友”的身影。数年后的冬天,大学毕业后已参加工作的我与男朋友回到成都,在火车站餐馆受到知青插友大勺款待,尽管和这些插友彼此过去仅有点头之交,但此情毕竟难忘。</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看书做题的自学开始了,主要是学数学(语文政治颇有自信,呵呵)。收工晚饭后,在忽闪的煤油灯下,随手拿过筷子,掉转,用方头一端画几何图形。每晚都涨新知识,其乐无穷。有时鼻孔被油烟熏黑,一抹成花脸,更觉好玩。</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要说那时的教科书,写得简单明了,练习题目也是直接了当,为的是让学生学懂掌握基本概念,自学完全没问题。而当今的一些教科书则似以难倒学生为目地,“拐弯抹角“、”脑筋急转弯“,这否是历史的进步?</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不久,母亲通过她所在学校的老师,竟然找到连山中学的一位数学老师为我辅导。十二里外的连山镇,是周日赶集的去处,赶集加求教,多么美好!记得老师是位留着齐耳短发中年妇女,住在学校进门靠近门房的一间木板房里。老师让我和她一起坐在挂着沙布蚊帐、铺着草席的床边,翻开我的习题本,一道一道批改:“你比我们这里的学生还学得好!” 她没有讲解过什么,但却给了我极大的自信。时间流逝,我已然记不清她的姓名,2016年,43年后我曾回到过连山镇,当年木楼石板路的小镇已经消失了,我怅然若失。</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随着高考的临近,我提前一月回到成都家中。母亲请四川大学数学系雷教授为我临阵磨枪。雷伯伯身材高大,声如洪钟,他以教授高等数学的深厚学识,提纲携领地为我讲授中学数学,使我自学的成果大大加强。当得知我以数学99分的成绩被清华录取,老人激动了,还好我没有辜负他。</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文革中大学全面停办之后,根据毛泽东要从有经验的工人、农民中招收大学生的指示,一些大学在1970年、1972年小范围由单位推荐招收了学生,名额分配及推荐过程应该是不透明的,我所在的农村知青们没有听说过相关信息。1973年,邓小平复出任国务院付总理后,8年来首次试图恢复高考。也许是考虑到当时学生失学已久的普遍状况,考试科目为数学、语文和政治,程度是初中毕业。招生章程全国公开,有2年工龄或下乡龄的知青,本人报名,单位批准即可参加考试。大学中专统一招考。多年失学,让很多知青对考试望而却步,记得我们公社几次招工后剩的知青中只有4个女知青报名。</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那是1973年夏天,考试时间临近,我却感冒发烧,在病床上听到母亲对父亲说:“她身体不好,不能走远了。” 父亲没有说话。在报名的自愿表上,我填中专在前:成都师范学校、四川省纺织工业学校,大学一栏却不知填什么好,在德阳耐火材料厂工作的八姨是1965年四川大学化学系高分子专业毕业的高材生,在她的建议下,我从可以选择的招生院校里选填了中山大学有机化学专业。</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考试前一天,我从成都乘火车来到德阳县城,到考生入住的德阳县高中报到。天空下起蒙蒙细雨,而我却没带伞,浑身淋湿。感谢宿舍邻床、同公社的一位成都女知青借给我她的一套备用衣裤,于是,一个梳两条短辨,穿着别人粉红色短袖上衣、天兰色长裤的乡下女孩儿出现在了考场上。</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考场中一眼望去,多是老高中生模样的考生,顾不得想什么,赶紧答题。准考证和参考书放在桌子右前方(按规定可以带书,但如果不熟悉考题内容,是没有时间查书的),我的准考证掉到地上,来回走动的监考老师弯腰为我拾起。做完考卷,不着急交,还有时间静下心来检查了两遍。出得考场,只见路的两边好多人围观,我奇怪:难道他们是来看热闹的?在我脑子里,完全没有后来出现的“陪考“的概念。据说这次考试的录取率是百分之一,真正的百里挑一。</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笔试结束后,因为报考了师范学校,我需要参加口试。二楼的一间教室里挤满了考生,一位女老师抬头看了看我:“叫什么名字?” 然后指着桌上的报纸说“读一段吧。” 哈,原来上师范的不能是结巴!我认真地朗读完一段,老师却未被我的朗读所打动,平静得好像有点心不在焉,说“好了。” 正在此时,有人拍拍我:你叫XXX吗?你跟我出来一下。跟随他走到教室外的走廊,我注意到他的腿有残疾,似乎是小儿麻痹的后遗症那种。那人开门见山“我是清华大学来招生的老师,我看了你的考卷,你考得不错,愿意上清华吗?” 意外!震惊!!于是我们有了几分钟的对话:“愿意……学什么呢?” “焊接,就是电焊。” “好吧。” “清华今年从东北招的学生年纪比较大,清华喜欢年纪小的,你今年19岁,毕业正好。” “你父亲的问题解决没有?” “我不知道,你去他单位了解吧。” 老师点点头,我告辞离去。激动的我直奔邮电局,我知道老师已经看过我的档案,父亲的“问题”会不会成为我上学的“问题”?长途电话的那一端是父亲气喘吁吁的声音,对于是否上清华,父亲的回答是“好嘛”,对于“政治审查”,父亲回答“知道了”。因为父亲的努力,也因为邓小平复出后相对缓和的政治形势,文革中父亲单位的“当权派”对我的升学有了“不影响子女“的承诺。不知情的我很担心,曾经两次放声大哭,把沉重的压力加在了灾难中的父亲心上。现在想来,那也是多年来压抑在心中悲情的宣泄。</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考试后回到成都。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辽宁省铁岭考生张铁生的一封信,这位“白卷先生”抱怨自己因当生产队长而无暇准备考试而交了白卷,酸溜溜地把认真备考的知青们讽为“大学迷”。下乡知青各有选择,交了白卷又抱怨,他才是个投机取巧的大学迷。曾为新华社记者的陈苡珠阿姨嗅觉灵敏:“辽宁的毛远新又搞什么新名堂。” 她的判断正确。当天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对“白卷先生”大加赞赏,掀起了上层政治斗争的又一波澜:这是在辽宁当政的毛远新利用张铁生的信,配合四人帮打击复出的邓小平“右倾翻案”,发动的攻击。文革结束时,张铁生被判刑入狱。</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乾坤颠倒,高考录取工作全面推到重来。县里组织了工作组下乡调查,查出勤率、劳动工分、开社员座谈会了解知青表现,并要求发言者在会议记录上按下手印。这些调查要求背靠背,而我考完回了成都,事后很久才有人透露给我。感谢计分员几年来的如实记载,感谢社员们的好评,“白卷先生”的风波就这样过去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是在公社领到的,只是“焊接”专业,变成了“放射化工”。后来得知,县城附近的公社有个开拖拉机的青年学了“焊接”。</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能够上大学,得益于邓小平对文革的“拨乱反正”政治环境,也有一些保驾护航的长辈必须铭记。在耐火材料厂作保卫工作的八姨夫托请德阳县公安局一位刑侦处长关照;原川西地下党员,县商业局的张伯伯留我在家吃饭,领我去像馆拍申请表所需照片。他们怎样支持了我,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他们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更有一位现役军人的县委副书记,恰巧在考试前不久带着县宣传队到成都学习,借住在母亲工作的学校,母亲那时已经被“解放”,经人介绍认识了这位副书记,请他给予我关照。记得那天我正好在县里开会,副书记来我学习的教室找到我,转达母亲的关心。提到这件事,母亲笑说:“运气来登了。” 想到下乡3年半以来,这些“关系”在关键的一刻忽然出现,我不得不对掌管命运之真神肃然起敬。</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像儿时读过的童话图书“小鲤鱼跳龙门”一样,我这只顺水漂游的小鱼,为看到传说中的灯火辉煌,在母亲的陪伴、鼓励支持下,逆流而上,奋力跃过“龙门”高坝,从此开始了多彩的新生活。</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山上乡下三年半,扣除口粮,我共得到30元人民币的收入(大约是1角2分/工分),孝敬给了父亲买药。</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后记:</p><p class="ql-block">走在清华园的林荫道上,我曾幻想与那位招生老师不期而遇,邻县来的同学却告诉我,来招生都是清华绵阳分校的老师。我知道我不可能遇见他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2019年5月,一位成都七中学的同学、清华绵阳分校毕业生在朋友圈贴出参加毕业40周年校庆照片。我突发奇想: “她会不会认识那位招生老师呢?” 如有神助,经过她的努力和她同学的帮助,我得知那位腿有残疾的老师叫应根裕,曾在绵阳分校教授无线电学,现居北京,还在工作。更幸运的是,我居然得到了应老师的电话号码!迫不及待,我准备马上给老师拨电话时,又犹豫了。说什么呢,当年也只有几分钟的对话啊。定了定神,不能错过这次机会,我拨通了电话,太平洋的那头,是爷孙俩温馨的对话。应老师终于和我说话了,46年了,那声音依然没有忘记! 我强压内心的激动:“应老师吗,您一定不记得我了,您在德阳县招过生吗?” “是的,我招过生。” “好像有一个考生报了工物系。” 显然,应老师已经不记得我和我的故事了 。一番自我介绍,应老师高兴地重复着我所说的要点:“ 喔,工物系,又拿了学位…… ” 略有点结巴,我总算如愿向这位改变了我命运的应根裕老师表达了感激之情。</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秋韵</p><p class="ql-block">2020.1.6 完成于美国诺城</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