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香灯影里的小时光

何以笙箫默

<h3>2020年的春天,疫情肆虐。为防传染,家家关门闭户,杜绝交往。宅在家里,静心读书,也是一件惬意的事。回顾这几年来阅读收藏的一些书籍,心中充满了喜悦。</h3><h3>01林纾和他的《林译小说丛书》 </h3><h3><br></h3><h3>周末,在孔夫子旧书网看到一套商务印书馆的林纾《林译小说丛书》,11册,封面设计颇为精美,海蓝色,甚吸引人。本欲收入箧中,但摊主开价四百,坚不肯还价。马上孔网上捜寻一下,价比摊主低的只有一家,要价二百八十元,卖主是山西太原的,于是赶忙下订单付款,一星期左右书到,拆开包装,果然爱不释手,于是如获至宝,大快朵颐,如同饕餮。</h3><h3>林纾自幼嗜书如命,五岁时在私塾当一名旁听生,受塾师薛则柯的影响,深爱中国传统文学,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但由于家境贫寒、且遇乱世,他不得不为生计终日奔波。闲时他也不忘苦读诗书,13岁至20岁期间校阅残烂古籍不下两千余卷。1882年对于林纾来说是关键而又具转折性意义的一年——从一个穷秀才一跃成为江南赫赫有名的举人。在摆脱贫困窘境的同时,他广结师友、饱读诗书。爱国心切的他,虽已过而立之年,却不辞辛苦,七次上京参加礼部会试。原本一心报效祖国的林纾“七上春官,屡试屡败”因而从此绝意于仕途,专心致志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897年,已步入不惑之年的林纾捧着《闽中新乐府》和一时洛阳纸贵的《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开始了他迟来且丰硕的著译生涯。然而,林纾涉入译界却是极为偶然的事,他的译作如此畅销也在意料之外。当时恰逢林纾母亲去世,接踵而至又是妻子病故。魏翰、王寿昌等几位好友为帮林纾走出消沉的困境邀他一同译书。林纾起先再三推脱,最后才接受了这一请求。《巴黎茶花女遗事》得到国人相当的认可,从某种程度上激励着林纾沿着翻译文学作品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在之后短暂的27 年生命里,他不仅用一腔爱国热血挥就了百余篇针砭时弊的文章;用犀利、恰切的文笔完成了《畏庐文集》、《讽喻新乐府》、《巾帼阳秋》等40余部书,成功地勾勒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人生百态;而且在不谙外文的特殊情况下,与魏翰、陈家麟等曾留学海外的才子们合作翻译了180余部西洋小说,其中有许多出自外国名家之手,如英国作家狄更斯著的《大卫·科波菲尔德》、英国哈葛德的《天女离魂记》,俄国托尔斯泰著的《恨缕情丝》,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法国森彼得的《离恨天》,英国司哥特著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笛福著的《鲁滨逊漂流记》等。这些西洋小说向中国民众展示了丰富的西方文化,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它们牢固地确立了林纾作为中国新文化先驱及译界之王的地位。至此,林纾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的开山祖师及译界的泰斗,并留下了“译才并世数严林”的佳话。</h3><h3>说是11册,其实只有10册是林纾的翻译,另一册是钱钟书、郑振铎等对林纾及其翻译的评介,马泰来汇总了全部林纾译著,光看题目就令人神往。心里想什么时候才能读到林纾的所有翻译小说,我在网上寻找。</h3><h3>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林纾选集》小说卷(上下)买来了,结果没有一篇翻译小说。</h3><h3>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近代名家名人文库”《林纾左宗棠》卷收录林译小说《三千年艳尸记》一篇。</h3><h3>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由林纾的女婿李家骥编选的《林纾翻译小说未刊九种》尽管都是短篇小说翻译,我仍爱不释手。</h3><h3>此后再也找不到简体字横排林译小说。</h3><h3>渴读的心让我买来了复印本《孝女耐儿传》(上中下)三册,因是繁体竖排,读起来兴味大减。多年求之不得,火热的心慢慢冷却下来。就像一见钟情的女孩,你再怎么付出也得不到她的回应,随着时间的推移,爱之火焰也会渐渐熄灭。 </h3><h3>2018年1 月 ,上海书店出版社精装本《林纾译文全集》(全47册)影印出版了,林纾所有的翻译都在这套书里面,我很想购买,一看定价,再便宜也都在一万六左右,这对于我来说属于天文数字,目前不敢考虑。 </h3> <h3>02蒋光慈和《丽莎的哀怨》</h3><h3><br></h3><h3>喜欢蒋光慈是从喜欢他的小说《丽莎的哀怨》开始的。</h3><h3>花城出版社 2009年8月版《丽莎的哀怨》买来了。</h3><h3>新世界出版社 2003年11 月出版的平装本《丽莎的哀怨》买来了。</h3><h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版《丽莎的哀怨》买来了。</h3><h3>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版《蒋光慈文集》3卷本买来了。</h3><h3>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版《蒋光慈诗文选集》买来了。</h3><h3>上海书店复印本《少年飘泊者》买来了。</h3><h3>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版“名人情结”丛书吴腾凰、杨连成著《蒋光慈 宋若瑜》买来了。</h3><h3>爱屋及乌,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版吴似鸿著《我与蒋光慈》、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版吴腾凰著《蒋光慈传》也都买来了。</h3><h3>蒋光慈(1901-1931),原名蒋如恒,又名蒋光赤,字号侠僧。安徽金寨人。1920年至上海参加社会青年团。1921年至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秋归国后至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25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新梦》。1926年中篇小说《少年飘泊者》问世。1927年中篇小说《短裤党》出版。1928年与钱杏邨等人成立太阳社,主编《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海风周报》等文学刊物。1929年出版小说《丽莎的哀怨》。1929年11月因病曾赴日疗养,主持成立太阳社东京支部。1930年“左联”成立时,被选为候补常务委员。同年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完稿。不久,因对当时党内“左”倾冒险主义不满,自动要求退党。1931年4月,肺病加剧。8月31日病逝于上海同仁医院。</h3><h3>《丽莎的哀怨》作于一九二九年,主人公丽莎原是一位纯洁、善良的俄罗斯贵族女子,在十月革命的风暴里被迫流落上海,沦为脱衣舞娘和妓女,经历灵魂流浪与肉体漂泊的双重磨难,最终投身海底。小说揭露了革命与人性的冲突,传达出深沉的人性悲悯。加上蒋光慈采用了独特的叙事方式,即通过丽莎第一人称的视角,向读者敞开心扉。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有很多优势,例如小说中,由于国内政治的巨变,给丽莎的生活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她一次又一次地被放逐到天涯,从彼得格勒到海参崴,再到上海,一步步地远离了祖国,成为无根的人。在人生的每一次挫折面前,读者都会感受到丽莎在面对苦难时,汹涌澎湃的内心世界。但是,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也很容易模糊界限。因为,作品中的“我”,大大地缩短了作家与作品人物之间的距离。关于这一点,有一篇文章《再论蒋光慈的〈丽莎的哀怨〉》里有这样的分析:丽莎首先哀怨苏联十月革命的暴力革命让她没有了舒适安逸的生活,然后哀怨自己背井离乡、被迫漂泊的屈辱生活,最后哀怨自己回国无望、客死他乡的命运以及生不如死的心情。很多读者在看到这些时,常常会身不由己地同情被革命的对象——白俄贵族,甚至情感战胜理智,忽略了丽莎的特殊身份,被她的坚强、纯洁深深吸引,产生同情心。当时的左翼文坛,评价文艺作品的最重要的标准是政治标准,其次才是艺术标准。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下,《丽莎的哀怨》的悲剧命运也就不足为奇了。《丽莎的哀怨》一发表,立刻引起了当时左翼文艺界的激烈争论。冯宪章认为此作“采取反面的表现方法……表现了俄罗斯贵族阶级怎么的没落,为什么没落,并且暗示了俄罗斯新阶级的振起!”华汉却认为“《丽莎的哀怨》的效果,只能激动起读者对于俄国贵族的没落的同情,只能挑拨起读者由此同情而生的对于‘十月革命’的愤怒”。1930年10月20日,党的机关刊物《红旗日报》刊登了这样一段话:</h3><h3>“他曾写过一本小说《丽莎的哀怨》,完全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出发,来分析白俄,充分反映了白俄没落的悲哀,贪图几个版税,依然让书店继续出版,给读者的印象是同情白俄反革命后的悲哀,代白俄诉苦,诬蔑苏联无产阶级的统治。”</h3><h3>蒋光慈因此被开除党籍。</h3><h3>现在看来,正是《丽莎的哀怨》冲破了左翼文艺的规范,将革命话语的个人追求尽情展现,从而引发了两极分化的评价。《丽莎的哀怨》是蒋光慈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次大胆的突破,具有非常独特的艺术风格,主要表现为小说人物身份与叙事方式的独特。在蒋光慈之前的作品中,小说人物大都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正面形象,而在这部作品中却大胆采用了苏联十月革命的对立面——白俄贵族少妇作为主角。“白俄”,指上世纪20年代流亡到中国的俄罗斯难民。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大批沙俄贵族逃往海外。其中,很多人逃亡到上海生活。他们的到来丰富了上海的海派文化。但是,随着时间流逝,很多白俄贵族在上海穷困潦倒以至于沉沦。蒋光慈早年在翻译苏联作家谢廖也夫的《都霞》时,经过比较,意识到很多中国革命文学的创作手法是教条死板的,他认为“《都霞》白色圈中所悟到的党人的崇高,比在‘红’的环境中觉悟的更有价值,这种从侧面表现的方法感动人的地方,比从正面写来得深刻。”所以,作者塑造“丽莎”就是尝试做出改变,通过表现沙皇贵族的衰败和苏联无产阶级的兴起,探索出一条新的创作方法。但是,其他左翼作家的评论和作家的创作动机出现了巨大的隔膜,作者对丽莎的态度却受到更多的关注与批评。事实上,在对这部小说的阅读中,我们会隐隐感受到蒋光慈在表现白俄贵族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性时,间接表现出对丽莎的肯定与怜惜。特别是小说中具体展现了丽莎的哀怨内容,是出于对俄罗斯故土以及家人们的乡愁,念念不忘的是一去不复返的美好的青春时光。所以,通过对丽莎这类对立面人物的塑造,小说内涵变得更加真实、丰富,甚至带有不确定性,由此提供了另外一种对革命与生活的认知。</h3><h3>蒋光慈曾说过:“我虽然对于群众运动表充分的同情,但是我个人的生活总是偏于孤独的方面。我不愿做一个政治家,或做一个出风头的时髦客,所以我的交际是很少的,我想做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这才是他内心真实的声音!</h3> <h3>03唐弢的《劳歌行》</h3><h3><br></h3><h3>劳歌本指在劳劳亭(旧址在今南京市南面,也是一个著名的送别之地)送客时唱的歌,后来遂成为送别歌的代称。</h3><h3>唐代许浑有《谢亭送别》诗: </h3><h3><br></h3><h3>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 </h3><h3>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h3><h3><br></h3><h3>北宋诗人张耒写有《劳歌》诗:</h3><h3><br></h3><h3>暑天三月元无雨,云头不合惟飞土。</h3><h3>深堂无人午睡余,欲动儿先汗如雨。</h3><h3>忽怜长街负重民,筋骸长彀十石弩。</h3><h3>半衲遮背是生涯,以力受金饱儿女。</h3><h3>人家牛马系高木,惟恐牛躯犯炎酷。</h3><h3>天工作民良久艰,谁知不如牛马福。</h3><h3><br></h3><h3>唐弢,原名唐瑞毅,常用笔名晦庵,浙江镇海人。少年时由亲戚资助,念书至初二即被迫辍学。16岁考入上海邮局当拣信生。1930年后,在底下党领导下参加工人运动,与邮政工人、店员等组织读书会,业余从事文艺活动。1933年起在鲁迅的影响下,开始写散文和杂文。同年6月在《自由谈》上发表散文《故乡的雨》,为其处女作。杂文则写得简明而富文采,师法鲁迅。抗战爆发后,参加了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校工作。后编辑《文艺界丛刊》。1942年后一度离开邮局。抗战胜利后,重回邮局,并与柯灵合编《周报》,参加反内战、反饥饿的民主运动。《周报》被禁后,开始编辑《文汇报》副刊《笔会》。解放后,曾在上海邮政工会、全国文协上海分会、复旦大学等处任职。1953年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并任《文艺新地》、《文艺月报》副主编。1956兼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1959年起调北京任中国科学院文学院研究所研究员至今。 除散文写作外,致力与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史研究,成果甚丰。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论带史,从作家作品分析中找出规律,将文学的历史发展线索清理清楚,总结了近30年的文学史研究成果。逝世前从事《鲁迅传》的写作。</h3><h3>1986年10月花城出版社出版唐弢的散文诗集《劳歌行》,初版印仅1250册,我在孔网以78元购得。</h3><h3>卷首有“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题词。</h3><h3>出自先秦《越人歌》:</h3><h3><br></h3><h3>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h3><h3>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h3><h3>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h3><h3>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h3><h3>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h3><h3><br></h3><h3>唐弢的旧体诗写的很好。他在《&lt;劳歌行&gt;序》中说过:  </h3><h3><br></h3><h3>我写旧体诗最多,时间最长,从“少年行”到“白头吟”,前后相望,晴川历历,不是绝句便是律诗,叫做“短歌”名副其实。有人说这些旧体诗受有黄仲则的影响,那恐怕是从情调格律上着眼的吧。我的确反复读过《两当轩集》,但我没有黄仲则的哀怨和凄苦,情绪方面有点忧郁是实在的。  </h3><h3><br></h3><h3>唐弢明确表示他的旧体诗与黄仲则的关联。1985年春,唐弢应陈子善之请,写下了文情并茂的《记郁达夫》。文中坦陈他“并不十分爱读”“名震一时的《沉沦》”,“爱读的是达夫先生的散文”,“再就是他的旧诗”,“十分心折”达夫旧诗尤其是感时诗的“情真意切”。唐弢认为达夫的诗“受黄仲则、龚定庵影响最多,这两个人都以七言见长,郁达夫的好诗大都也是七言”。当时他和达夫两位黄仲则粉丝每逢见面,“没有一次不谈黄仲则”。</h3><h3>1982年唐弢写有七绝《偶成》真挚地表达了这位新文学大藏书家的书生情怀:  </h3><h3><br></h3><h3>平生不羡黄金屋,灯下窗前长自足。</h3><h3>购得清河一卷书,古人与我说衷曲。</h3><h3><br></h3><h3>1985年书赠陈子善的七绝《书生》:  </h3><h3><br></h3><h3>钿合钗分信未真,如磐夜气压轻尘。</h3><h3>书生不作名山想,好掷黄金买美人。</h3><h3><br></h3><h3>妙句浑成,体现了黄仲则、郁达夫一脉的流风遗韵。</h3><h3>2007年7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晦庵书话》是含有专业知识的随笔或杂记,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h3><h3>我书房中原本藏有唐弢先生的两本书话集——《书话》和《晦庵书话》,近日又添了一本《唐弢藏书》。闲暇时对照着翻阅,顿感阵阵书香扑面而来。  </h3><h3>唐弢一生爱书,他不仅收藏了许多晚清和民国初年的稀见书、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绝版书,还动笔撰写了不少书话佳作。1945年,唐弢开始以“大手笔写小文章”,精心经营书话文字。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的书话写作步入了高潮,在人民日报上刊发的书话不但数量多,而且更加引人入胜。1962年,唐弢的40篇书话被北京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就叫作《书话》,堪称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本书话集。1979年,唐弢对《书话》做了增补,总篇数达到177篇,更名为《晦庵书话》,次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书话》和《晦庵书话》皆以开阔的眼界、独到的视角、精炼的文笔、雅致的趣味令读者心仪,刚一问世便成为爱书人珍视的藏品,在书市上早已是一书难求。唐弢辞世后,于润琦先生编著了《唐弢藏书》,介绍了唐弢藏书203种,附书影、内容提要和作者简介,可以说是《书话》和《晦庵书话》的辅助读本。   </h3><h3>唐弢于书话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即为这种特殊文体作了一个基本的界定——“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这样,我以为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唐弢关于书话的见解,今天已被大多数书话写作者认同。当年唐弢先生撰写书话时,曾得到叶圣陶等名家的支持,赵景深先生还帮助他寻找有关资料。这说明唐弢书话虽短小,其影响却不可小觑。当代书话家姜德明先生写道:“《晦庵书话》至今是我案头的常备书,时常随便翻翻,不是为了查对什么资料,而是享受那书香的氛围,就像别人疲倦时听抒情音乐一样。”姜先生此语,道出了爱读书、爱读书话者的心声。就风格而言,有的雍容,有的峭拔,有的明丽。读这类书,除知识性趣味性之外,还能给人以生活的启迪和美的艺术享受。</h3><h3><br></h3><h3> 2020年2月10日上午</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