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一个名字叫知青

老宾

此文献给离我们远去的赵元吉同学

　 一九七五年冬，我们高中毕业了。那个年代没有工厂招工，也没有大学可上，高中毕业后除了到农村去插队和在家待业基本上别无选择。记得我们北大附中高二（5）班的近40名同学毕业，参军的三人，其余基本上都插队了。在北大附中，当年我们这一届的同学插队有两个地方可选，北京近郊的昌平县和远郊的延庆县 。

赵元吉（去世）、胡斌、黄少军、傅世民、周序中、李鸿建、崔京生和我本人，还有班上的两名女同学，响应党之号召坚决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去 ，于是被分配到了北京市延庆县最偏远的花盆公社 。我至今还清楚的记得，很少做针线活的妈妈，知道我要去延庆插队，听说那里非常的寒冷，用了两天时间给我赶制了一件厚厚的棉裤，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

　 一九七六年的三月，天寒地冻。我们这一届插队的同学乘大轿车从北大附中出发，出南口，过八达岭长城，到延庆后换乘花盆公社接我们的大卡车，我们一行人坐上接知青的大卡车，车走到永宁镇不久就进入了山区 。 当年去从永宁到花盆公社的公路还是黄土路，山高路险，卡车在盘山路上爬行。车辆驶过带起的黄尘飘岀数里，久久不能散去 。车厢内的同学们十分的安静，大家蜷缩在一起在，望着茫茫的群山，心中充满对前方那个未知世界的好奇 。

取消人民公社已是八十年代的事了，我们插队的花盆公社距北京有150多公里 。虽然只有百拾来里，但七十年代路途还是很辛苦的，当年北京去花盆公社要两天时间，中途需在延庆县留宿一晚，而回京一天即可。花盆公社所属地区北、西、南三面环山，千沙公路是唯一一条通向山外的公路。黑河在大山之间静静的流淌，公社下属的各生产队的村庄依山而落，环境十分幽静 。据说早在8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花盆公社一带就有人类生活了。

我们插队的生产队叫道豁子生产队，距花盆公社所在地还有十多里路，距最最近的千沙公路要走五里山路才能到达，道豁子生产队在大山深处，从公社到村里的交通基本靠走，十分不便。而道豁子生产队又分成四个小村落，座落在山洼之中 ，共有21户 。其中，前道豁子十一户（含台上的两户）；后道豁子四户；四道洼加知青点六户。每个小村落都有山梁相隔，到达只有步行，当然幸福的时刻是骑着驴行走于各村之间。

需要解释一二，现在卫星标识的道豁子称为＂道虎窝子＂，和我文中称呼不同 。但当年插队时与家中的书信往来，地址都以道豁子生产队相称，并无异议，此中原由在这里就不再考究了 。

　 插队的同学中赵元吉、黄少军、李鸿建、周序中、胡斌、崔京生和我七人被分配到花盆公社、平台子大队、道豁子生产队 。市府当时有规定，知青点八人以上的可留1人做饭不用出工。我们班到花盆插队的同学八男两女，共计10人 。两名女生分配到花盆生产队，男同学中傅世民一人到了古家，只留得七人分到道豁子生产队 。为什么不把我们一个班的同学分到一起？难道说朴实的贫下中农是为了不让我们留一人做饭，才安排七人？我们实在不愿意往此处想 。

道豁子生产队的庄稼地很分散，山下的黑河边有个叫南湾的地方，那里有生产队唯一的几十亩好田。因可以用黑河水的浇灌，田中可种水稻、小麦 。村里的人每年凭此也能分得细粮若干。其余的土地就是山里开垦出来的大小不等、形状各异梯田和坡地，山上的土地只能种些高梁、小米、地瓜等耐旱的作物。至于收成的好坏，那就要看老天爷的＂脸色＂了 。 到南湾干活，从知青点一路下山，走上30分钟左右才能到达 。而山上干活最远的一块田地要翻三道山梁 。每天早上生产队的老队长会在广播中给社员和我们这些知青派活。不在家门口的农活，我们还需带上中午的干粮 。都用庄稼把式来形容有经验的农民，我们的老队长绝对称得上＂老把式＂。道豁子生产队的农田东一块、西一块分散在各各山坡，每块田中种的什么，节气到了应干什么活，如何分配干活的社员老队长总是心中有数；播种、做垄、施肥、除草也是安排有序，从未失误 。

当年农村壮劳力每天可挣10个工分，每分值几分钱。我们知青也分了三六九等，黄少军、李鸿建每天10分，其他几人八、九分不等 。说句笑话，因为生产队没有给我一天10个工分，为此心中愤愤不平，几日难消 。

那几年很苦，我们知青和老乡一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道豁子村的老乡在这深山老林已生活了几辈子了。为什么在大山之中会有这么几户人家，这些老乡从何地来？又为何在苦寒之地落脚？这些疑问探寻了这么多年未得正解 。

　 道豁子生产队水田、旱地都有，北方能见到的农作物都能生长，生产队也多有种植。所以插队这几年我收拾过小麦、小米、稻米、玉米、高梁等各种农作物 ，开山凿石，放羊赶车各式各样的农活都上手干过，可以比较自信地说农村的这些农活，干着虽不熟练但也看的过去 。

在农活中，我最怕的是挑水点种和间苗，我曾经因挑水时又累又饿，竟虚脱的快要晕过去，好在老乡递给我一块贴饼子充饥，缓了过来 。每年春天雨水不足时，为了不耽误农作物下种的节气，生产队要组织人往山上田中挑水，浇灌下到地里的种子。每天一上工大家挑上满满的两桶水一步一步的爬到山梁上，往地里浇完水后下山再挑，周而反复一天下来腰酸腿疼，肩膀红肿，整个人累的烂泥一般。至于间苗练就的是＂蹲功＂，春天播下的种子发芽后，因为机械播种苗长得比较密且没有规矩，需要按庄稼成长合理的间距除掉多余的苗和杂草，这就是间苗 。谷物的间苗是需要蹲着干的农活，试想一下，百米来长的一垄地，地头蹲着＂走＂到地尾，就这样从早蹲到晚，腰酸腿麻的劲儿没有三五分钟人是站不起来的 。

拉耧播种用的农具＂耧＂现在已很少见了。而我们插队的年代播种基本都是用耧 。一般拉耧播种时由牲畜牵引，后面有人扶着，种子放在形状像斗一样的木盒中。由于道豁子生产队的梯田和坡地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用牲口拉耧耍不开。替代牲口拉耧这一光荣的任务经常由我们知青承担 。拉耧也有技术，为了播下的种子均匀，拉耧时步法不能一窜一窜向前走，要求稳步慢行。否则播下的种子不均匀，搞不好坏了一年的收成 。一直想不明白牲口干的活，换成人干怎么就成技术活了。

也有不累的农活，放羊！道豁子生产队养了20多只山羊，这可是宝贵的集体财产。当年虽然没有听说过＂薅社会主义羊毛＂这种事，但生产队还是重视，放羊时的标配是两人：一个羊倌跟一个＂放羊娃＂。放羊娃＂重任＂经常由知青承担 。羊群有头羊领着在山中漫无目的地吃草，放羊娃手拿羊叉随＂羊＂而行，看护着羊群不让它们跑散或偷吃庄稼 。一日，轮到赵元吉放羊，也许前一天晚上饭菜太咸，放羊时一路叫水 。口干舌燥实在忍不住了，找到飘着羊粪蛋小水洼喝了几口 。不日，拉稀不止，从山上一路＂拉＂回知青点，留下＂记号＂比当年地下工作者做的还明显 。

　 生产队里有可怜的几棵杏树，每年产下的杏核卖出去是生产队一笔可观的收入 ，五月前后杏熟了，看杏（不让人偷杏）就成一份重要的工作 。村里的贫下中农，乡里乡亲的抹不开面儿，所以生产队把看杏这份得罪人的工作交给了知青。一次轮到周序中看杏，在山中他突然发现一个偷杏的小孩，小孩也发现有人看杏，撒丫子就跑。周序中盯住那厮追将下去，一口气追了十里多山路，终于保住了集体＂财产＂。可是抬头一看已到了别的村子，为了防止别村有寻事之人，老周同志迅速安全撤退 。我们常开玩笑的说，正是插队练就的＂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本事，才有周序中数十年后登珠峰、渡长江的成就。

都说别拿村长不当干部。当时我们几个同学中黄少军是生产队副队长兼民兵连副连长，那可是我们中最大的＂干部＂了。那个年代，经常要组织民兵训练 。生产队民兵连长是当地的老乡，副连长就是黄少军 。一次民兵连的连长带领着民兵进行投弹训练，我们插队的一名同学由于太紧张，投弹时用力过猛，手榴弹没有飞出去，直接落在了身边。身为民兵队连长的老乡大概是想起了英雄人物是怎么恓性的，此刻毫不犹豫地抛开大家，窜入防护沟中自保 。还是副队长黄少军眼急脚快，一脚踢飞的手榴弹，随着手榴弹轰的一声黄烟升起，大家平安了。这时从防护沟爬出来的连长训斥了大家一顿，民兵们作鸟兽状散去 。

　 在我们保留了几张当年知青的照片中，大家还能看到我们身后不远处的知青点（我们的住房），也能看到房间土炕上杂乱的物品 ，这是真实的生活印迹 。

虽然北京市给知青都有安置费，各生产队用知青的安置费给知青建住房。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到道豁子生产队快一年了，才住进专属的知青点 。之前，我们七人分别在两个老乡居住，赵元吉、李鸿建、黄少军住赵永瑞家，周序中、胡斌、崔京生和我住刘振江家。记得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我们居住的房子相距不足百米，但震感天地之别。地震当天住在赵永瑞家的赵、李、黄被地震惊醒，房屋晃动，山上巨石轰隆隆的滚落而下，惊恐中他们想起了邻户而住的＂阶级兄弟＂，于是撒丫子就往刘振财家跑，想通知我们四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李鸿建他们神色慌张踹门而入时，我们几人还在磨牙打呼噜，根本不知有地震之事。当然，我们也错过了亲身感受地震的机会。不日，我们几人都请假回京，加入到北京搭建地震棚的劳动大军之中 。

我们的知青点建在四道洼，房子背靠山坡而建，房后山坡一条山路通向平台子大队，房前十米开外就是山沟 。房边还另有两条小路，一条可下山到南湾、一条爬过山梁是后道豁子，也算四通八达 。我们的住房应该算四开间 ，灶台居中算为一间，可称为灶台间，灶台上大锅一口，做人饭和熬猪食共用 。进得房内，左边一间堆放杂物，是杂物间 。右边的为两开间，房中砌着大炕 ，是我们睡觉之处。房间外一边建有猪圈，另一侧挖有一坑，坑上担上木头两根这就是我们的厕所了。门前还有巴掌大的一块菜地，是我们的自留地 。说来可笑，当年在四道洼，我们在几户老乡家东跑西窜，并没感觉有特别之处 。40年后当我们再回四道洼时，突然觉得四道洼地界儿极小，一时立锥之地都难寻到。

山里的生活主要是缺水，村子里的饮水就靠山中一股小小的山泉形成的一个小水洼。春季干旱，小水洼的水变成了一滴一滴的水珠，凌晨四、五点钟起床，拎着水桶到水洼处等水，泉水一滴滴的滴满水桶后，挑回知青点，这就是我们一天的饮水了。那些日子，洗脸刷牙是多么奢侈的享受，而洗澡要到山下的黑河才能洗个＂野澡＂。现在我姐姐还常常提到，当年每次她从杭州回北京，看到屋外堆着满是虱子跳蚤的衣服，就知道我回北京了。在多雨的季节我们的饮水不成问题，但遇到大雨山洪爆发，山洪夹带着泥沙将泉水和河流染成了黄色，我们挑回家的生活用水成了＂泥汤＂，需用明矾净化后才能饮用，喝完水后桶底留下厚厚的泥土和漂浮物 。

到了冬天生活更艰难 ，首先是我们没有菜吃，在冬天想吃到绿色的青菜可以用痴心妄想来形容，最苦的时候我们只能用咸菜疙瘩就贴饼子充饥 。深山高寒，取暖就靠烧饭后的一点儿炭灰，取出来放在一个泥盆里，当地把这种泥盆叫炭盆，也是早年间北方农村主要的取暖方法 。做完饭后炕就热了，但炕头热的烫屁股，炕尾冷得像冰窖。到了晚上坑烧热了，炭盆中也有了炭火，剩下的事就是赶紧钻被窝取暖 。那时晚上能安排在坑头睡觉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厕所是露天的没遮没挡，冬天上厕所前的思想斗争是必修之课。每上一次厕所回来得缓半天下半身才能暖和过来 。为了防止寻味而来猪、狗，上厕所时常常需备着石头和棍棒 。

　 知青的生活还是苦中有乐的。近三年的知青生活，我们养过叁头猪，还养了鸡、兔，养了一条狗 吓跑了我们养的一只猫 ，还有一只鸟陪我们生活了一年多。李鸿建绝对是这方面的能人，我们养的这些动物大部分是他淘换来的 。记的我们养的鸡就是李鸿建从北大生物系找的试验用鸡，好像还是英国引进的品种，那鸡长得个子大、全身白色无杂毛一根 。老乡们见了好生的羡慕。但这些鸡不老老实实在窝里下蛋，害的我们隔三差五的满山沟子找鸡蛋。可惜是我们养的十多只鸡在黄鼠狼的＂关照＂下，最后只剩七只担惊受怕的活着 。挺好玩的一件事，在我们养鸡之前道豁子从来没有白色羽毛的鸡 。自从鸡蛋丢失，我们惊喜的发现老乡家的老母鸡孵出的小鸡中，居然也出现白色的小鸡 。一部分丢失鸡蛋的流向找到了。

当然也有我们不喜欢的＂小动物＂，虱子和跳蚤。人畜不分、鸡狗同屋加上卫生条件极差，使得我们知青点虱子跳蚤成灾。当年我们晒着太阳挤虱子的功夫比农活学的还快 。一天忍无可忍，我们决定对虱子和跳蚤开战，村子里的农药敌敌畏很方便拿到，于是加水稀释后，喷洒在被褥和衣服之上，杀死虱子跳蚤的同时，也把我们各位熏出了二里地，半天不敢进屋。为了打扫身上的＂小动物＂，我们几人决定到南湾黑河中一个叫王八坑的地方洗野澡。洗漱一番，正当我们准备享受着日光浴时，突然发现黄少军身上一＂小动物＂居然躲过了毒杀和水淹，还坚强的活着。为了防止这只虱子成精，我们毫不留情的将其杀死。

冬天是冬闲时节 ，也是我们最容易向生产队请假回北京，看望父母的时候 。说到回家，不得不提一次特殊的经历。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去世，心情十分沉重的我们立刻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想法：回北京参加主席逝世纪念大会。怎么回去？当时形势严峻，对人员流动管理也很严格，花盆公社根本开不出知青回京的证明。偷偷的跑回去！就这么定了。周序中、崔京生和我（还有没有别人记不清了），没有和生产队请假，早上为了迷惑老乡还特地穿上下地干活的破衣服，神不知鬼不觉的出了村，村外从接应我们的人（忘了是谁）手中拿上干净衣服换上 。翻山越岭跑到了公路边，乘上班车直奔延庆县城。到了县城为了分散目标，我和周序中单独行动了。问题想简单了，当我们到达八达岭时，被两个带红箍的人拦住没让我们通过。说话天就黑了，这可如何是好？周序中想起他父亲的一个同事在八达岭附近的一个村子蹲点，我们就寻他而去 。那位叔叔很热情地请我们吃了一顿饭并安排住处 。吃什么忘了，饿了只记得饭莱很香。看来想回北京要跟他们玩点计谋了，战术布置如下：八达岭走不通；估计走110国道进京，交通要道也会有卡点 ；于是选择了当时很少人走的昌赤路，同时采取了障眼法，车票没有直接买到北京，如遇检查的人就说我们不是去北京 。此招果然奏效，几番努力我和周序中终于回到了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当然，鉴于私自回京的行为是出于对伟大领袖的一片忠心，生产队就没有追究了。

春夏秋季节每当下大雨时队里也不会下地干活 。在家里休息时是我们打牌、侃大山的时候，更是我们做恶作剧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抓了一条蛇（死了），用吃完点心的油纸包好，放在房后的路旁，不一会儿，房后传来了一声尖叫，一个脸色惨白老乡冲进了我们的知青点。有肉吃是百年不遇的事情 ，每当生产队的羊死了或牛从山上摔下而亡，我们就能吃肉了。记得一次生产队分了羊肉，我们包了一顿羊肉野菜饺子吃个肚歪，剩下半盆放在房中，第二天发现一盆饺子全被屋子的老鼠偷吃光了。当晚躺在炕上，听着老鼠在用报纸糊的顶棚上来回窜动，难道说老鼠也有庆功会 ！当下我们就决定购买老鼠夹，开展了灭鼠工作 。

　 北大附中和清华附中的知青多集中在延庆县的千家店公社、花盆公社、沙梁子公社插队，这些知青多为北大、清华和科学院的子弟。1977年恢复高考时，人们发现延庆县录取率在北京市各区县竟然最高，后来又发现高分主要集中在千家店一个考场上，其中原因不言而知 。千家店也是我们当年参加高考的考场。

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方圆几十里的考生都要到千家店公社参加考试，很有点儿早年间学子进京赶考的意思 。我和胡斌两个人背着背包，从知青点出发走后道豁子、前道豁子，爬到台上后穿越现在的千家店硅化木公园，就这样翻山越岭走了几十里地的崎岖山路赶到千家店。我们到千家店已是晚上十一点多钟了，路上还淋了一场雨 。黑灯瞎火，我俩和其他生产队来的几个同学一起在村中挨户敲老乡的门，寻找住处 。找到一户人家住下时已经是半夜了。记得一起的有位同学为了能休息好安眠药吃多了，结果早上醒不来，只好找当地村里的赤脚医生想办法，结果那老兄好像给打了一针强心针参加的考试。

考试第一天中午考场监考老师发给我们每人一个饼、菜是一道汤，酱油膏加葱花用开水一冲就算是汤了。那个饼硬能把人打晕，胡斌吃了两天，考试结束回家感觉一点力气都没有，连路都走不动直接病倒了。

　 生产队种的稻米，玉米，小麦 ；这么说吧，只要地里收了农作物，都会分给每户和我们知青，这些食物折价后会冲抵工分的钱 。有些老乡家里劳力少，一年下来分的食物折价还要倒赔生产队的钱，这时我们知青常常伸出援手，借钱给老乡们平账 。那些受过我们帮助的老乡，至今心存感激。而我们与老乡的感情也延续到今日，逢年过节必重返农村看望乡亲。

从一九七六年初来到道豁子插队，到一九七八年年底我们七人陆续回城。我和崔京生是知青点最后离开的知青 。周序中因为生病，到农村一年后就回北京养病了。赵元吉比我和胡斌早一年考上大学，算77届的大学生。李鸿建、黄少军、傅世民78年夏天招工回京。胡斌是78级的本科生，我上学时间比胡斌晚了半年左右。崔京生最后也回到了北大上班 。

现在道豁子村早已不存在了，经过两次搬迁，原来道豁子的老乡都已定居在收粮沟村 。山上的田地退耕还林，人们住过的房子只剩得断壁残墙，荒凉之处难寻人迹。为了保护黑河的水质，南湾的几十亩好田，北京市对种植的农作物做了严格限制，不让水稻、小麦生产。同样为了环境保护，牲畜放养包括养猪、养鸡也不被允许。没有了牛羊、没有了鸡鸭猪马，没有了五谷杂粮的田地，没有了柴火贴饼子，现在农村的味道一天天的变得淡了许多，但老乡们的生活确一日日的美好起来 。

当年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如今已两鬓斑白 。那段知青生活的记忆慢慢离我们远去，但上山下乡使我们得到浴火重生般的历炼，带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一辈子也享用不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