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普洱市(五)思茅“战疫”记。

春祥

&nbsp; &nbsp; &nbsp; 如今、今天、刚刚、现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全国肆虐,普洱市已经有了4例病例的报告,全市也早已进入了全城戒备抗击新型肺炎的阶段,“非典”流行期间,也没这么紧张、也没这么严,可见此次战“疫”的艰巨及全国人民的决心!然而,对于普洱市的思茅城在历史上来说,致命性流行疾病并不陌生,当时的科学防范知识及医疗技术水平远非能与今日可比,导致严峻及惨烈程度远远超乎您的想象,当时的思茅城经历了些什么?以前遇到流行疾病的思城人民又经历了些什么?反正您哪也去不了,静下心来,看完这篇文章后,您会很庆幸现因预防疾病政府出台的让您暂时感觉“不便”的政策,并庆幸生活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br>&nbsp; &nbsp; &nbsp; 所以,这篇文章我们就不聊冠状病毒了,春节以来,大家从各种新闻及各种资讯中,至少已经成了冠状病毒预防的半个专家,宗旨就是:治不了它,我们熬死它!反正没传播途径的情况下,据说它最多只能存活5小时(央视说的,昨天又有新的说法),5个小时,是大多数人正常工作日时,每天的空闲休息时间,只够我们刷两部半电影、只够从普洱坐车跑一趟昆明、刚好够我睡一觉…….呃~跑题了!好吧,不聊热点,我们聊点什么呢?请压低嗓门,放慢语速,跟我读后面这两个字——“瘟疫”。<br> &nbsp; &nbsp; &nbsp; &nbsp;说起瘟疫,思城人民并不陌生,然而,现今思茅人所提的“思茅大瘟疫”,其实大多是指1919年起至解放初发生的那次,从一开始的爆发至1958年底宣告基本消灭瘟疫,历经了近40年!可以说,几乎整个“民国”期间思茅城都是在与瘟疫做斗争中过来的,导致曾经商贾云集,被称为云南省“银思茅”和“东南亚码头”之称的思茅城,一片荒芜,最繁荣期常住+流动人口接近10万之众的思茅城,在瘟疫结束之时,只剩不到2000人!当然“瘟疫”是那个时代人民对流行性疾病的统称,那么这场瘟疫是因何而起,其致病源是些什么疾病呢?我们就先从1919年的这场“瘟疫”说起。<br>&nbsp; &nbsp; &nbsp; &nbsp;民国七年(1918年),澜沧新营盘少数民族闹事,普洱道尹从思茅派兵镇压,征调了许多城内的青壮年作为民团壮丁一同前往,然而他们将去的地方却是疟疾的流行区。士兵和民团壮丁去到当地以后感染疟疾,导致大量死亡,但是当时的医学知识水平对疟疾还不了解,都认为是感染了“瘴气”。事平之后,幸存的体内携带疟原虫的士兵和民团返回思茅,在他们庆幸“终于活着回到家了”的同时,却不知道他们同时带回的传染病源将对家乡及家乡人民的生命安全造成极大的危害! (这回知道了吧?——专家整天抓着自己的头发叫你们别乱跑!这是用千万条生命换来的忠告)<br>&nbsp; &nbsp; &nbsp; &nbsp;民国八年(1919年)6月,思茅学生联合会成立,积极响应“五四”运动号召,发动全城的工商界参加反帝反封建,提倡新文化运动,捣毁了城隍庙,然而也是正处于这夏秋交接之季,气候炎热,居民入寝时又多不关闭门窗,给叮咬了带病回来人员、携带疟原虫的蚊子以极大方便,疟疾也开始在思茅城及周边村寨爆发!<br>&nbsp; &nbsp; &nbsp; &nbsp;但因刚巧遇到捣毁城隍庙不久的时间点,加上当时人们的科学知识和医疗技术水平有限,很多人以为是受到了“天谴”,且疟疾流行之初,当地的医生多为中医,他们虽大多都尽力救治,然而,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实在感到陌生,只是根据发病时的症状,按寒热病来医治,导致几乎没什么效果。<h3>&nbsp; &nbsp; &nbsp; &nbsp;于是百姓们到处求神拜佛,“相通”乘机大行其道!(相通——当时当地人对“巫医”的一种称呼,取可以和鬼神相通信息的意思)他们往往在神堂里挂一幅画像,作为自己的招牌或标志</h3>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收藏于宁洱的彝族巫医悬挂的医神图——普洱府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永灿老师供图)</h5> <h3><font color="#010101">病人来求医,一不问诊,二不探脉,就摇动着手里的小神铃口中念念有词,“请来”各路神仙附在自己的身体上,说出病人的病情,然后看卦、烧纸符灰给病人服下,由于基本都能猜得准病人的病情,所以,当时的柏木桥、小衙门一带就有3、4家“相通”的生意十分兴旺,在思茅疫情严重的那些日子里,服药无效而转求“相通”的病人非常的多。</font></h3>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笔者收藏的两个手持铜“神铃”)</h5> &nbsp; &nbsp; &nbsp; &nbsp; 在那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和医疗条件之下,思茅城的疫情是怎样一种情况呢?当时的一句话是这么说的:瘟疫流行当年,每户可以不死人,但不可能不得病;往后则每户可以不死绝,但不能不死人;再往后则每街每巷可以不死绝,但不可能一户都不死绝!思茅城内外多的是全街人口死绝,少的也死绝一半以上,令人毛骨悚然!<br>&nbsp; &nbsp; &nbsp; &nbsp;1921年,在疫情爆发两年之后,当时的民国政府才开始派人来调查病亡情况,其来人回去向省政府报告说:“……城区回梓街、小石桥、珠市街、财神庙(今洗马河路口红绿灯大榕树一带)等居民死亡三分之二强(以上);架龙是个多百户人家的大寨,只剩7户;高家寨、唐家寨两百户人家,只剩高小生一人在城中当伙计未死;新寨33户,百余人,只幸存张从德1人……”。<div>&nbsp; &nbsp; &nbsp; &nbsp;省政府终于派人来,也摸清了这里的疫情情况,思茅的疫情应该、可能、或许有转机了吧?然而、但是、But!当时的省政府未采取任何措施,致使疾病继续肆意蔓延,以至于县城附近的很多乡村都全村死绝,水稻收割季节,田里的水稻没人收割,任由腐烂在田里。这是现今的任何疾病科幻电影都拍不出来的恐怖景象,却真实地发生在100年前的那个思茅城。</div><h3>&nbsp; &nbsp; &nbsp; &nbsp;也是在1921年,瘟疫正烈之时,一位15岁的当地少年在其姐夫吕志伊<i>(有不认识这位“思茅历史人物第一哥”的童鞋,可以点击我的头像,进全部文章里选择思茅历史专栏,复习一下《你不知道的普洱市(二)天民街上》)</i>的资助下,离开了那个被疟疾蹂躏下水深火热的思茅城,辗转于昆明、广州和上海立志习医求学,13年后他的回归,将开始改变思茅城的命运,他名叫:后晋修。</h3> &nbsp; &nbsp; &nbsp; &nbsp;1919年——1930年,是近代思茅城疟疾爆发的第一个时期,思茅全县登记在册的原有人口40000多户,1931年仅剩4000多户,全县损失户数十分之九!城区人口则仅剩三分之一。1921年以前,城里有中小学生1000多人,至1931年只有100多人,100多人是什么概念——现在小学两个班的人数!当时的省政府不管,那么地方政府呢?当时的地方政府更没能力管!1926年,普洱道尹为了躲避疟疾,将官署直接迁出了思茅城,搬到了疫情相对较轻的宁洱,而思茅县府则搬到了倚象区。直接弃民众而不顾,任由生死!<br>&nbsp; &nbsp; &nbsp; &nbsp;在这场瘟疫斗争中,思茅人民更多靠的是自救:1921年地方民众筹资在南正街商会内成立了防疫事务所。由中医石云根负责,中医中药治疗为主,兼售进口的黑药、金鸡纳霜、班必腊、大药水等。但之前说过,中医治疗的效果并不好,而极为有限的西医药又很贵,所以几乎没有什么成效,死亡率仍然上升,因此又在龙王井街头成立了养病院和施棺会,其主要对象是一般贫穷孤寡的劳动人民,免费看病给药,死后施给薄棺材代为埋葬。民众的自救也仅此而已!<br>&nbsp; &nbsp; &nbsp; &nbsp;然而,这还不是思茅病亡最惨的阶段!<br><h3>&nbsp; &nbsp; &nbsp; &nbsp;1930年秋,传染性更强的恶性疟疾又开始在思茅大地上肆虐,思茅城开始出现天天抬死人的景象,给本来就早已不堪的思茅城火上又浇了一桶油:有的人家父母死了还停尸堂上,儿子又相继死亡, 丈夫死尚未葬,妻子又接着死亡,晚上聚在一起的亲朋好友,早上起来死讯就突然传来,距离较远的亲友久不见面,一旦想起看望,谁知全家已经死绝。城外山区的农民来城内住上一夜,第二天回到家中,忽然一阵急病而亡。甚至有人睡时好好的,天亮就成了死人——这段描述,是当时的真实写照,记载在《思茅镇志》上。</h3> &nbsp; &nbsp; &nbsp; &nbsp;而前文提到的10年前仅15岁就外出学医的思茅人后晋修,此时正在上海东南医科大学留校任教并兼任上海直甫医院外科医生,这段时间的工作经历,让他积累了很多的临床经验。1934年4月,后晋修接到云南陆军军医学校校长周明斋来电,邀请其到该校任教。为了家乡医学事业的发展,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上海的高薪职位,返回云南,任陆军军医学校内科教官、云南大学医学专修班内科教授。正是他这次的欣然回滇,思茅人民才知道:居然还有这么一位懂得医学的本地人在昆明就职!于是在本地督办杨益谦的倡议下,1934年底本地士绅40余人联名给后晋修写了一份求援信,信中说道:“……家乡十余载来瘟疫猖獗。一家死绝,一街死绝,一村死绝,人口骤减,市场萧条,目前还在继续!民众皆存有今天无明天,知今年不知明年的恐惧心理。思茅迫切需要医药。学医、能医者只有你,希望你能速回思茅,以拯桑梓不至毁于一旦!”。<br>&nbsp; &nbsp; &nbsp; &nbsp;那么,是不是后晋修收到了这封信后马上就回了思茅?——没有!!“What?!难道剧本不都是应该这样写的吗?”一收到信,马上就连夜打点行装回家乡,那是小说和电影中才会有的桥段好不啦!<br>&nbsp; &nbsp; &nbsp; &nbsp;他没马上回来的原因可能会让您大跌眼镜,下面请拿好手机,注意别被原因雷到哦!——“瘟疫”至此已经在思茅横行了10余年,却还没有人知道这次的瘟疫是:疟疾!!<br>&nbsp; &nbsp; &nbsp; 但后晋修根据病人的发病症状和自身所学的医学知识判断:“可能是疟疾”。可传染病并非他之前的所学,所以他先花了4个月的时间,自费到越南“法国巴斯德学院”专攻疟疾防治。四个月后,经人介绍到北京协和医院拜访冯兰洲和许雨阶两位数授,学习“寄生虫病流行医学”的调查方法和“实验流行病学"的检测方法,并在图书馆阅读了一些日本在台湾进行疟疾调查的文献。医学理论准备就绪后,又从北京去到上海,将乡亲们汇来的四千银元买成急需药品、器械邮回思茅。最后回到昆明,告别家小,并说服了叫他回滇的云南陆军军医学校校长周明斋,同意让他带着两位云南陆军军医学校毕业生王迎春(寻甸人)、陈晓苍(贵州人)又携带着一批药物和医疗器械直奔思茅而来。<br>&nbsp; &nbsp; &nbsp; &nbsp;正是后晋修收到信后没有马上回思茅的举动,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医生对医学态度的严谨!他收到信后近半年的一系列操作,让我们对当时的思茅城终于看到了希望!后医生等人来到思茅的时候已是1935年的5月。不要觉得半年很长,这半年他先后去了越南、北京、上海、昆明(那个时候没有飞机哦!只有出行条件并不好的公路),学习新技术并且买了必须器械和药品,当时从昆明走茶马古道来思茅也要大半个月的时间,试问,现今有谁能在半年的时间掌握一门新的医疗技术并完成这些事情的?!所以,他已经极尽力了,足见其对家乡的拳拳赤子之心。何况,思茅城已经足足等待了16年,又何足挂齿这半年?!<br>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为思茅抗击疟疾做出过突出贡献的思茅人后晋修医生)</h5> &nbsp; &nbsp; &nbsp; &nbsp;后晋修及其助手来到思茅以后,当时的督办杨益谦四处筹款,并利用柯树勋(1862.9.13——1926.5.29最后一位思茅厅同知)公馆成立了思茅第一家现代医院,成立那天,召开了大会,当地的绅商各界前来庆贺,后晋修作为院长,医院取名:“思普医院”(非现在市医院的前身)。那一年,后晋修29岁。<br>&nbsp; &nbsp; &nbsp; &nbsp;后晋修接手了思普医院的同时,也接手了思茅的疫情防治。当时,他面对的疫情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城区回梓街下段、大佛寺、窑房脚、小石桥、财神庙、龙王井、珠市街下段及朝阳巷等,死亡最多,多者全街死绝,少者也死绝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至于附近的乡村,更不堪言,如三家村、嘎龙、乃党、土桥、新寨、虎荒、高家寨、唐家寨、梅兰村、土谷村、新庙街等则全村死绝者颇多。”<br>&nbsp; &nbsp; &nbsp; &nbsp;他与同他一起前来的两位医生分工了门诊和出诊,人手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最多的时候,一天居然要看200多号病人!为了解决人手和后继有人的问题,医院刚成立不久,他便办了一个培养初级医护人员的“练习生”班,学员大多是刚由县中毕业的初中生(这已经是当时思茅能培养的最高学历)。为了让预防和治疗更准确,必须先弄清楚“打摆子”到底是不是疟疾的问题,于是他带领着学生从诊治过的2900多人里分别统计了发病率和病死率。通过血检,统计了血检的阳性率,从而确定流行范围和流行强度;通过发热病人的血检和携带虫调查,确定了疟原虫的虫种。他们冒着酷热,白天在水塘边、水沟边、草丛中,晚上在患者家中,捕捉了蚊子上千只,分类为十七种,制成标本,在显微镜下进行解剖,在蚊子中发现了疟原虫,最终确定了思茅的“瘟疫”是由疟疾而起,传播媒介主要是蚊虫叮咬,于是制定了蚊子叮咬的防治措施和效果评价。全县由此开始了第一次全民打扫卫生、填充水塘的灭蚊活动。此时,疟疾已经在思茅城肆虐了16年!<br>&nbsp; &nbsp; &nbsp; &nbsp;然而,百姓们是否就开始全民动员起来积极主动地开展卫生灭蚊活动了呢——并没有!!这个也不难理解,这段时间以来专家天天说:“要戴口罩、勤洗手、待在室内”仍然还有人往外跑不是?何况当时文化落后民众普遍相信鬼神不信医的时代!<br>&nbsp; &nbsp; &nbsp; &nbsp;为了动员民众积极参加抗疫,医院利用各种场合向民众宣传蚊子是传染疾病的媒介及灭蚊的重要性。一九三五年十月十日,是中华民国国庆节,照例要举行“提灯会”在夜间提灯游行,以示庆祝。后晋修亲手制作了几只疟蚊模型彩灯,交给医院职工每人手提一只,并率队参加游行,沿途呼喊灭蚊口号。您能想象在当时满街游行的莲花、五角星等各式彩灯之中,突兀地有几排大家从来没见过的,扎成蚊子样子灯笼的情景吗?!从此,他在思茅城除了“后院长”的称呼以外,在民间又多了一个“后大蚊子”的绰号!<br>&nbsp; &nbsp; &nbsp; &nbsp;然而,正是他的这一波非常规的操作,群众被发动起来了,大家铲除杂草,清除泥潭污水,喷洒药物消灭蚊虫。短短半年,治疗和预防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br>&nbsp; &nbsp; &nbsp; &nbsp;可是,当抗症工作逐步深入时,碰到了很多困难:医院职工每月总额四百银元的工资不能保证;本来就贫困的就诊民众,绝大部分交不起医药费、医院董事会不准免费或减费;按计划招收学习抗症的青年学生,报名时遭到校长反对,等等。最大的困难还是经费问题!对此他提出:“为了家乡的抗疟,我宁愿不要工薪,只要求供给我家庭的基本生活费,但医院其他职工的工资必须按月全额付给。”为此他多次向思茅议会、议长、县长奔走呼吁,都得不到结果。又凭与云南军医处长周明斋、富滇银行行长缪云台(他曾任过缪的保健医生)的关系,向省主席龙云呼吁,请省、中央给予支持,也都石沉大海。思普医院最终因经费短缺,抗疟工作实在坚持不下去,只得留下王迎春医生一人维持。无奈之下,后晋修黯然离开思茅,返回原校任教。<br><h3>&nbsp; &nbsp; &nbsp; &nbsp;让我们极为遗憾的是,由于经费的原因,后晋修只在思茅呆了两年,而这两年却可视为思茅疫情的转折!他的到来,很及时,16年来,终于确定了思茅的“瘟疫”是因疟疾而起,并在他的带动和宣传下,懂得了基本的治疗和防护的知识。1939年他撰写了2万余字的《思茅之疟疾及其流行的初步研究》,在《西南边疆》月刊发表。这是云南第一篇关于疟疾防治研究的论著,成为以后研究云南疟疾的重要参考文献。从1930年恶性疟疾开始在思茅蔓延至1937年后晋修离开以后的1940年,我把这个时间段列为思茅疫情的第二个时期。</h3> &nbsp; &nbsp; &nbsp; &nbsp;那么,在这个时期,思茅的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了吗?——又没有!根本原因是药品缺乏且药价太贵,平民百姓根本买不起。<br>&nbsp; &nbsp; &nbsp; &nbsp;当时思茅能买到的有效的西药几乎都产于南洋,辗转运到思茅交通不便、路途遥远,而且还要经过若干道的转手,到思茅商人手中已是奇货可居,故药品的价格便成倍地上涨!民国时期思茅的教育局长苏以升在四十年代的时候,向省政府写过一篇《思茅现状》原件现藏于云南省档案馆,其中写到:“……现在人们对疟疾病已有科学的认识,疟蚊虫的为害大家都知道了。但现有的卫生院又在地方贫病交加、经济枯竭的情况下,医药异常缺乏,不能担负如此艰巨的任务。思茅医药费之贵,恐甲全球,奎宁针水须七八十元(指“半开银元”,当时一个小学教员的月工资也才10个左右半开银元)以上,贫穷者何敢问津?只有束手待毙!思茅的疾病日见增剧,实由于有病无医,有医无药所致!”而此时思茅百姓中仍有80%以上的人,体内携带疟原虫!<br>&nbsp; &nbsp; &nbsp;&nbsp;<br> <h5>(半开银元即清政府所批准的银铸币中的2号银元,每两枚抵1号银元一枚使用,最初由湖北运入。到1907年11月,清政府批准设立的云南造币分厂,在今昆明市钱局街建成投产,云南开始由本省机铸银币。云南造币分厂铸造的银元,以2号银元为主)</h5> &nbsp; &nbsp; &nbsp; &nbsp; 但是由于疫情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人口还是有增加,思茅县从以前的4000多户,增长到5573户。 &nbsp;&nbsp;<div>&nbsp; &nbsp; &nbsp; &nbsp;可是,思茅城的劫难远还没有结束!<br>&nbsp; &nbsp; &nbsp; 这次却与抗日战争中的缅甸战役有关,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日在缅甸的较量,著名的滇缅公路、驼峰航线就是在这一时期,然而很多思茅人不知道的是:这场战争对思茅的巨大影响。<br>&nbsp; &nbsp; &nbsp; 1942年,日军占领缅甸,切断了我国出国作战部队的退路,国民党中央军以军长甘丽初为首的第六军,四十九师、五十五师及九十三师一部,不得不绕道宝山、澜沧,撤退回国。途经思茅,思普茶马古道顿时千军万马云集,败军绵延数千里,络绎不绝于途, 历时月余撤军始告完毕。思普人民沿途供应柴草粮秣和民夫马帮等,任务极为繁重和紧张,因为大军集结,粮食和蔬菜供不应求,特别是蔬菜的生产顿时陷入瘫痪,菜园里的菜秧才出土不久也被拔去供应军需了,甚至连郊外的野菜也被一扫而空,部队虽然回国,仍然处于食不果腹的状态,特别连日的军旅劳累,再加上水土不服,以至于部队中的病员聚增。<br>&nbsp; &nbsp; &nbsp; &nbsp;当时,部队的临时医院设在石屏会馆内。在石屏会馆内,白天死尸堆积如垛,未死的放在死的身上,因为伤病士兵死亡太多,棺材供应不上,只好每天下午黄昏用担架抬出去,运送尸体的担架队,鱼贯出城,抬到城郊“乱坟园”(现思茅胶合板厂附近),实行“软埋”(即没有棺材)。而因为尸体太多,墓穴来不及挖到一定深度,大多都草草浅埋了事。因此,夜间野狗豺狼刨尸,大雨冲刷坟土暴尸,再加上会馆内一时无法运出埋葬的尸体,就任它腐烂,最下层的腐尸断骨,撒上灰就当垃圾拿去倒掉,导致全城一阵阵臭气冲天,居民深居屋内也能闻到一股令人作呕的腐肉恶臭。这样,又促使疫情进一步传散,士兵死亡日益增多,后来波及全城居民也感染上疫病,原已贫病交加的老百姓,也大多缺医少药、死亡相继。出现了一场全城居民病疲流行的惨状,一发而不可遏止!<br>&nbsp; &nbsp; &nbsp; &nbsp;而导致这次疫病流行的病毒却主要是思茅人以前从未见过的新病——“斑疹伤寒”。在当时思茅的医疗条件之下,一旦得病,诸医束手,百药无效!1944年做了一个调查,全县人口由本来恢复的5573户骤减为3017户,城区人口由1046户减为457户!<br></div> &nbsp; &nbsp; &nbsp; &nbsp;致命性传染疾病导致的居民大量死亡,让商旅望而却步,思茅的商业贸易,江河日下,一落千丈。原西南联大学生姚荷生,在40年代参加了云南省府种植调查,路过思茅,他写了一本书,名《水摆夷风土记》。其中有一篇为《不堪回首话思茅》,在该文中他写到:“许多地理书上都说思茅是云南迤南的大商埠,我们总以为它是很繁荣的。可是到这里以后,才知道有些书中的记载完全不可靠。思茅的兴衰和普洱(现宁洱县)一样,可是现在残破衰败的样子,还要超过普洱几倍。”<br>&nbsp; &nbsp; &nbsp; &nbsp;民国思茅教育局长苏以升在其写给国民党省政府的《思茅现状》(实为求救信)一文中的《结论》篇则这样呼吁到:“思茅确实残破极了,危险极了!所谓‘十室九空,十人九病,十事九难。’这个地方,我们就让它自生自灭吗?不能的。它是富有历史性的一个地方, 它的位置居云南西南沿边名县的中枢,地理的价值还是具备得有的,我们需要设法使之复兴。复兴之道,让地方自谋吗?不能,它实在是挣扎不起来了。”有效了吗?——并没有!!<br> &nbsp; &nbsp; &nbsp; &nbsp;然而,随着1949年思茅城的解放,一声春雷响!(这里应该配上《东方红》的背景音乐,请大家自配一下,“哎~真诚一点,不开玩笑的”)思茅城才真正迎来了希望。<br>&nbsp; &nbsp; &nbsp; &nbsp;是不是解放了,共产党就派了医生进来了?——是的,但没那么快,最早的“战疫”是由进驻思茅的部队打响的。<br>&nbsp; &nbsp; &nbsp; 思茅城是在1949年2月由“边纵”游击队解放的,而第一支进驻思茅的部队是解放军39师的教导大队,然而,他们最早进驻思茅的原因、理由、because却是——“那里的空房子很多”!<br>&nbsp; &nbsp; &nbsp; &nbsp;1950年,39师教导队随师部到达普洱(今宁洱),驻扎在城南的一个村子里,地方狭窄,又无操场,训练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队长赵治华找到了黎锡福师长汇报情况,并提出希望另行安排驻地。黎师长问:“你的意见到什么地方去?”,因为教导队刚有人从思茅侦查回来报告说:“那里的空房子很多”,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到思茅去!”黎师长惊讶地问到:“去思茅?思茅可是个瘴气严重的地方”,赵治华笑着回答:“我听说过,有人说那里的蚊子很大,4个就可以炒一盘菜”黎师长哈哈一笑说:“有人还说,要去思茅得先把老婆嫁呢!” 赵治华知道师长的担忧,考虑了一下说:“我们只要把环境卫生搞好,加强疟疾防治工作,我认为不会有大问题,反正迟早都要派人去的。”黎师长听后说:“那好,你们就去吧,教导队是咱们师保存和训练基层干部的单位,要做充分准备。”<div>&nbsp; &nbsp; &nbsp; 这段对话生动吧?!是不是就像我在旁边听着一样?我怎么知道的?好吧!摘抄自赵治华的回忆录。<br>&nbsp; &nbsp; &nbsp; &nbsp;第一批解放军部队就这样进驻了思茅城。部队进驻后,就开始带领思茅人民与疟疾展开了斗争,与今天我们描述与“冠装病毒”的斗争完全一致,那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然而因医疗条件等的客观原因限制,比今天显得更艰巨、更困难!部队到来以后,就发了一招红军时代就保持下来的优良传统大招:首先开展了大扫除,把城里的百姓家里院里、大街小巷全都打扫得像过年一样,部队卫生员帮民众看病,战士帮因病失去劳动力的家庭上山砍柴,并同时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教导队在思茅两年多的时间里,因疟疾牺牲的战士有一人,而教导队在和瘟疫的斗争中,只算打了一个前哨战。<br></div> &nbsp; &nbsp; &nbsp; &nbsp;随着部队的进驻,1950年思茅县人民政府在南正街商会馆(今中医院址)组建了县卫生院,1955年全院为思茅县城乡培训卫生防疫人员168人,1956年与专区医院合并,迁入今振兴路中段,既为今普洱市人民医院的前身了!<br>&nbsp; &nbsp; &nbsp; &nbsp;解放军进驻思茅以后,把思茅的疟疾情况报告给了中央,周恩来总理亲自委托卫生部邀请印度“中央疟疾研究所”所长辛格博士来思茅指导抗疟工作, 1955年6月28日辛格博士由国家中央卫生部防疟司陈司长、国家著名专家钟惠澜、省卫生厅杜副厅长、省防疫站站长郑玲才陪同,到思茅城和郊区三家村等地考察指导抗疟工作,从人力、物力上加快了消灭思茅疟疾的步伐。思茅疟疾防治站站长郑祖佑、指导员苏明责等一大批医务人员奔赴疫区救死扶伤,经五年大规模开展疟疾防治,发病率逐年降低。1958年,发病率由后晋修所在时调查的73%以上降到3.7%,短短数年内,消灭了危害思茅40年的疟疾,思茅城终于翻开了新的篇章。<br>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部队入驻思茅城后给全城喷药消杀病毒.李黎明摄)</h5>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部队医务工作者在南门外的池塘灭蚊.李黎明摄)</h5>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给当地民众分发疟疾防治药物.李黎明摄)</h5> <h3><font color="#010101">&nbsp; &nbsp; &nbsp; &nbsp;看到这里,大家都已知道 1919年“瘟疫”爆发后,思茅残破的景象了!而瘟疫爆发前的思茅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1915年云南省迤南道巡阅使庾恩旸到思茅视察时看到的情景。</font></h3> <h5>&nbsp; &nbsp; &nbsp; <i>&nbsp;</i><font color="#39b54a">P.S:</font>说到庾恩旸这个人,这里可以专门另起一段叉吧一下,可能知道他的人不多,但我说一个人,你可能就熟悉了——台湾音乐人庾澄庆,对!就是唱《情非得已》的那一位:“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这里应该配背景音乐,大家自己哼一下)庾家有4兄弟,今云南普洱市墨江县碧溪镇人,庾恩旸排行老三,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曾和唐继尧在昆明发动反清光复云南的“重九”起义。在视察思茅3年后,率部行军到贵州毕节行营,遭勤务兵枪击而死(这里省略1万字),时年仅35岁。死后民国政府追认他为陆军上将,孙中山为其题字“应为雄鬼”4字。</h5>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孙中山为庾恩旸的提字)</h5> <h5>其四弟庾恩锡开有一个卷烟厂,为了纪念兄长庾恩旸在重阳节云南起义中的功勋,庾恩锡为自己生产的香烟取名“重九”牌,云南人俗称其为“大重九”。直到今天,“大重九”还是中国知名的香烟品牌。而庾恩旸在世时,有一个下属叫龙云,后来当上了云南省政府主席,成长为“云南王”。龙云为了感激庾恩旸生前对他的提携和帮助,特请其四弟也是当时的资深商界人士庾恩锡出任昆明市市长。这位庾恩锡就是庾澄庆的亲爷爷了。——历史好玩吧!!不但顺便扒了扒明星的家底,还可以让烟民朋友们知道“大重九”是怎么来的,记住这一段,下次和别人一起抽大重九的时候可以分分钟让你提升B格。(名词解释:B格——装X的格调)</h5>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你懂的)</h3> &nbsp; &nbsp; &nbsp; &nbsp;好了,说回我们的正题,大瘟疫前,庾恩旸到思茅视察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思茅城:<br>&nbsp; &nbsp; &nbsp; &nbsp;思茅南门街(今南正街)、珠市街商店林立,南门街以南的珠市街自古以来由于翡翠、珠宝的交易规模形成了专业市场;南门街以北的宝鑫街(今过街楼)整条街几乎都是打银饰品的银匠店,当时,在思茅城里,靠以银饰品加工为生计的商铺就有40余家!茶肆酒馆人出人进,生意兴隆,饭店里除当地口味外,还有专设的川味、广味菜肴,有通宵达旦营业者,客商虽深夜到达,也很快就能找到吃处住处,称之为“不夜市”。随着商业的繁荣,戏院、赌场也应运而生,昆明等地的滇剧艺人到思茅借庙宇、会馆开设戏院的,前后有三、四个班子;四川的杂技团(当时称为大把戏) ,皮偶戏团也在每年春、冬两季到思茅演出。滇西中甸、维西、德钦等地藏族人民, 每年农历二、三月份和九、十月份, 两次成群结队,从家乡运来中药材到思茅出售,再买回茶叶。藏族商人在思茅进行买卖期间, 全部在东北郊选择有草有水的地方,搭起帐莲,露宿郊外。由于商贸的繁荣,致使思茅成为商贾云集的重要商埠,当时的人们拿其经济与腾冲相提,称为:“金腾冲,银思茅”!<br>&nbsp; &nbsp; &nbsp; &nbsp;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大瘟疫前思茅繁荣时期街上来往的行人)</h5>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繁荣时期石屏会馆前的上九会活动中涌动的人群)</h5> &nbsp; &nbsp; &nbsp; &nbsp;然而,那个曾经繁华的思茅城,仅仅就是因为致命性传染病,后来导致衰败得不堪!影响深远,以至于现在。<br><br>&nbsp; &nbsp; &nbsp; &nbsp;一个地方的兴衰,是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的!1950年开始,人民政府派遣医疗队伍,购置大量药品,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关心与共同的努力,短短几年就解决了困扰思茅大地几十年没解决的瘟疫问题,与民国政府管理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思茅从此走上了一条复兴之路,所以后来才有“复兴镇”的名字由来! &nbsp; &nbsp; &nbsp; &nbsp;如今、今天、刚刚、现在!中国又遇到一场新的“战疫”——新冠状病毒。面对又一次的疫病流行,中国政府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不自夸,看看外国人是怎么说的:日本长崎大学医药学综合研究科临床研究药学研究室准教授北里海雄在1月份的时候曾经这样评价:“疫情发生后在中国国家卫健委的主导下,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军事科学院医学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们积极配合,共同努力快速有效地对病例样本进行了平行实验室检测,在排除了多种已知病毒的可能性后,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迅速完成了从收容患者到病毒分离,完成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并确诊新的冠状病毒,开创了世界新兴病毒感染症快速确诊的新纪录。为国际合作共同快速应对人类新兴感染症疫情,树立了国家典范,受到WHO的充分肯定。”<br>&nbsp; &nbsp; &nbsp; &nbsp;现在我们的手机也每天可以接到病情发展救治情况、预防方法等的提醒,然而这不仅仅是政府的“战疫”,这是全国人民的战役,我们坚信,这场战役一定能胜利,只是需要一点点时间,加一点点耐心,再加一点点盐……“哎哎!盐不需要吧?”——当然需要!不然每天关在家里没盐怎么做饭?<br><h3>&nbsp; &nbsp; &nbsp;<font color="#39b54a">  2020年欠我们一个春节,但相信2020年会给我们一场胜利!</font></h3> <h1><b><font color="#ed2308">——我们都在经历和创造历史,只是大家身在其中,不知觉而已!</font></b></h1> <h5 style="text-align: center;"><i><font color="#39b54a">~~~~~~~~~~我是优雅的分割线~~~~~~~~~~</font></i></h5> &nbsp; &nbsp; &nbsp; &nbsp;后记:其实关于思茅“战疫”的历史故事在这篇文章里并没有讲完,篇幅的原因,还有很多为此付出的人和发生过的事没讲(要全讲完,得写一本书),在这段特殊时间写这篇文字,只是为了让普洱市人民知道: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面对过更难的问题,经历过更难的时期,目前的困难与当时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以前的思茅过来了,现在的中国更能轻松过去。<br>&nbsp; &nbsp; &nbsp; &nbsp;今天是很多单位正式开始上班的第二天了,大家要戴好口罩、勤洗手、别去人多的地方、下班就赶快回家家、回家用酒精消毒后再洗手、保证营养、别着凉……好吧!不叨了!!总之请记住,<font color="#b04fbb">有人等着你回家!</font><br><br><h1><b><font color="#ed2308">谨以此文:</font><br><font color="#39b54a">&nbsp; &nbsp; &nbsp; </font><font color="#ed2308">&nbsp;纪念这片土地上因致命性传染病夺去了生命的人们;<br>&nbsp; &nbsp; &nbsp; &nbsp;向曾经为了这片土地与疫病战斗过的前人致敬!</font></b></h1><h1><b><font color="#ed2308">&nbsp; &nbsp; &nbsp; &nbsp;献给奋战在冠状病毒防治第一线的所有人!</font></b></h1> <h5>参考文献:<br>《思茅镇志》<br>《思茅县文史资料》1989年<br>《父亲后晋修抗疟记》——后永年、后桧年。<br>《守卫在祖国滇南边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39师戍边纪实》<br></h5>